屈原论文的参考文献是什么

“纳西索斯情结”这一术语源于古希腊神话。纳西索斯是一位美少年，拒绝了所有女人的求爱，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影子。因为始终得不到所爱的对象而憔悴，最终溺水而死，他落水的地方长出了一株美丽的水仙花。在现代西语中，“纳西索斯”引申为“孤芳自赏的人”。纳西索斯代表了西方社会人类已经初见端倪的自恋情结，也成了西方社会自恋者的代名词。后人将人们心理上与纳西索斯相类似的顾影自怜状态称为“纳西索斯情结”。奥地利医学家弗洛伊德在1914年《论自恋》中把严重的“纳西索斯情结”称为自恋症。现代心理学的实验表明，这种自恋情结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其中的德才兼备者。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篇，“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1]，千百年来受到无数人的景仰与追慕。他以政治家的社会身份行事，却以文学家的名义成就了不朽。屈骚之所以千古流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品唱出了诗人灵魂深处的声音，彰显了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屈原的作品大多创作于诗人被顷襄王流亡到汉北以后。汉北山川奇丽，有峻峰幽谷之美，但更多的是水气波光。沅、湘、澧、洞庭、云梦等水曲沟泽星罗棋布。面临滚滚江水，孔夫子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喟叹。屈子临水自鉴，自然也呻吟着凝思者的叹息。《离骚》云：“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湘夫人》云：“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涉江》云：“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抽思》云：“望北山而流涕，临流水而太息”。在放流的九年时间里，屈原肯定无数次地舟行水上，行吟江畔，凝目以思：为国家的生死存亡担忧，为黎民的饥寒温饱担忧，还有对自我价值、个人命运的思索。他发现：贤主明君只是理想的神话。自己所处的环境，君主出尔反尔，利令智昏；群芳随波逐流，纷纷变节；奸佞沆瀣一气，蝇营狗苟。“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溷浊我独清”。四海之内，没有赏识自己、理解自己的知音。这种深沉的孤独感，将屈原推上了顾影自怜的境地。他只有对着水中的倒影，自我欣赏，以此获得心灵的满足，达到人格结构的平衡。所以，屈原是东方的纳西索斯，他的作品也是自恋者的沉思。学者周宪也指出：“屈原不是神，他的愤世嫉俗不过是基于个人不幸遭遇挫折的必然反应而已，不过是他的自恋倾向的另一种表现而已。”[2] 屈原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深远的。贾谊、陶渊明、李白……皆视屈原为自己的精神避难所。屈原的人格蕴含了中国传统文人所有的“根源特质”，他的人生际遇预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历史命运，他的作品也带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普遍特征。“文学与神话一样，都产生于共同的心理内驱力。这些内驱力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们是一切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3] 在人的心理结构中，意识处于表层，犹如冰山露出海面之上的那一小部分，可以用语言表达。屈原心理中的确存在自恋倾向，但还尚未达到班固所诋毁的“狂狷之士”的程度。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屈原的感情是内敛的。在意识层面，屈原认为他有足够的自恋资本。 首先是先天因素。《离骚》开篇称道自己的族系、诞辰、名字，“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带有明显的炫耀意味。关于帝颛顼高阳氏，《大戴礼・五帝德》曾有这样的描述：“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敬。”[4]可见是一位显赫、尊严的大神。至于屈原的诞辰，蒋南华根据古代天文学、历法学的科学推算，认为是寅年寅月寅日，这是一个日月交汇、千载难逢的祥祯之日。而“灵均”，灵，即是神灵的意思，也可谓不同凡响。先天的优势是他的自恋心态最基本的起点。 其次是外在风采。屈原对自己的外貌也是很自信的。《湘君》云：“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水中倒影，是一位身材颀长的美男子。因此，有时屈原索性以“美人”、“佳人”自谓。如“恐美人之迟暮”（《离骚》），“惟佳人之永都兮”，“惟佳人之独怀兮”（《悲回风》）。对于自己的美貌，屈原重点突出的是自己的服装与配饰。《离骚》最为集中。诗中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在《涉江》、《招魂》中还有类似的赞美。他对自己的服饰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实际上所有的衣着都着复杂的代码。“在日常世界中，衣着所起到的正是这样的作用：它总在设想中看到自己被别人注视。”[5] 另外，屈赋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诗人丝毫不加掩饰地赞美自己的美德和才能。对于自己的美德，诗中有直接赞颂的，如“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有比德之颂扬的，如“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还有在历史追忆中以前贤来标榜自己的，如“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等等。诗人给后人最深刻的印象也是他高蹈绝尘的德行。司马迁评其品格，“其志洁，故称其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6]，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自己的才能，诗中有“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的自夸。司马迁对此也作了“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7]的赞誉。 上述的几点，都是屈原自身所意识到的与众不同之处，但在屈原的意识中，尚存在主次先后之分。先天的因素是天赋的内在美质，屈原将它们统称为“内美”。《离骚》中声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楚辞》中的“修”字，大都含有“美”的意义，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重”是“增加”之义。诗人认为，纵使自身的内在美质众多，仍需要德行和才能的提升。屈原之所以能得到楚怀王的重用，也不仅仅是祖上的福荫，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在文学传统里，美貌往往有更深刻的含义。《诗经・卫风・硕人》是咏庄姜的，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庄姜是一位有色有德的女子。《诗经・邶风・简兮》末章又云：“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8]《郑笺》注：“我谁思乎？思周室之贤者，以其宜荐硕人，与在王位。”[9]美貌是贤者的烘托。屈原对此理会甚深。当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服装便不仅只包含御寒遮羞的原始意蕴，而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审美心理的表现，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屈原爱好楚之华丽的服饰，当有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意义。”[10]他对楚国服饰的赞美，也是其爱国德行的一个表征。古人常有佩剑的嗜好。剑既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警示。告诫自己大敌当前，要奋勇杀敌，尽忠报国。关于诗中的香花芳草，前人早有认识。王逸在《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11]所以，屈原选择花草作装饰，是取其馨香以喻己之高洁。屈原对外在风采的展示，目的同样是突出高洁的德行。在其意识层面，屈原的自恋，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所拥有的无人能敌的德才。这也符合儒家“太上立德”立人观的标准。 在人的心理结构中，还包含无意识的部分，它是没于海水中硕大无比的主体部分。它处于大脑的底层，是一个庞大的领域，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弗洛伊德将人的无意识视为一种本能，并主要是指性本能。 《离骚》虚构了三次神游。其目的之一，是“求女”：宓妃、简狄、二姚等。据王逸注，这些女性皆为古代的神女圣妃。屈原对她们恭敬神往，没有实际意义上男欢女爱的亵渎。其实，“求女”也并非屈原的首创，在先秦以至汉代诸子中均不乏其例。《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吸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2]诚如黑格尔所言：“如果哲学家运用神话，那大半由于他先有了思想，然后才寻求形象以表达思想。”[13]屈原糅合远古神话传说，假借虚构的带有神性因素的形象，也是为了寓托自己主观的愿望和理想。导致屈原自恋的无意识，并不是性本能而是另有他情。 屈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又具有高洁的道德修养、杰出的政治才能，属于中国古代的士阶层、传统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信条，“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其实现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从他踏上政治仕途之始，他便时刻不忘臣子的义务，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周王室东迁以后，“楚在短短一百多年内，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社会出现了飞跃的转化，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兴盛的封建社会。”[14]楚先人的开拓进取，国家的经济实力，使他对政治无限热忱，甘愿为社稷苍生效犬马之劳，对国君尽忠，为楚王排忧解难。在内政上，为怀王拟订宪令，“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修明法度，以法治国；重视培养和选拔贤能，“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离骚》），表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外交上，他主张摆脱强秦的淫威，临危授命，出使齐国，联齐抗秦，至死保卫楚国。他的政治蓝图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但是，在传统的社会――政治格局中，传统文人所处的地位相对又是尴尬的：他们是社会理想精神的代表，也是道德良知的体现。然而封建君主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政治理想的实现却又必须借助君主的权势，这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明显依附地位。屈原也不例外。他提出了“美政”理想，但也只能感叹“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怀王听信谗言，他便被疏远；顷襄王受到迷惑，便被放逐出郢都：君王的遗弃让他深感报国无门的焦灼。屈原曾悉心培养人才，但结果“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离骚》），事过景迁，他们也纷纷变节与堕落：群芳的凋零让他感到了无人同行的孤独。屈原深爱着楚国的百姓。黎民的流离失所，让他发出了“哀民生之多艰”（《离骚》）的忧虑。当他忧愁忧思之时，渔父却好心地“规劝”他随波逐流：群众的疑惑又让他感到忠贞者的悲凉。他爱国、忠君、育人、恤民，满腔生命的热情，换来的是现实残酷的打击，无人理解，更无人回报。 “现实生活中的失败使屈原把对内心真实和内在神性的顽强执著，转化成了表达这种内心真实和内在神性的创作冲动。”[15]屈原内心的焦灼、孤独、悲凉需要寻找释放的突破口，于是他实现了由政治家向文学家的转换。他需要知音，需要有人欣赏他的道德与才能，所以才有了诗歌中的自恋。因此，在他的无意识结构中，传统文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才是屈原自恋的心理内驱力。 屈原的遭遇是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的共同悲剧，作品所反映的自恋倾向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普遍心理特征。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们对社会、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寻求依附性地位不可得，无奈地转向自我价值的独立性追求。他们不愿苟且，不愿同流合污，秉持着宝贵的人格操守，闪耀着道德的璀璨之光，理性的批判之光。他们执著追求精神自由的勇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第45页。 [2]周宪《屈原与中国文人的悲剧性》，《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第34页。 [3][美]诺曼・N・霍兰德《神话与心理学》，[美]约翰・维克雷编，潘国庆、杨小洪、方永德等译《神话与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05-106页。 [4]王聘珍撰《大戴礼解诂》，中华书局，2004年，第125页。 [5][美]宇文所安著《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程章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页。 [6][7]司马迁撰《史记・屈原列传》，中华书局，1979年，第2482页。 [8][9]《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卷四，《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 [10]毛庆《屈原文化心理初探》，《屈原文化研究论文集》，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编，1997年，第283页。 [11]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2-3页。 [12]《庄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59年，第86页。 [14]《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生平》，杨公骥著《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9页。 [15]冯川著《人文学才的生存方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0-211页。 卜玉香，女，湖北宜昌市三峡大学文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

一、这一幅画作参考的文献是屈原的作品《离骚》和曹植的《洛神赋》有关解释如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多处，大多为宋代摹本）相传是根据曹植的同名文学作品采用连续图画形式画成的长卷。画卷通过反复出现曹植和宓妃（洛神）的形象，描绘他们之间的情感动态，形象地表达了曹植对洛神的爱慕和因“人神之道殊”不能如愿的惆怅之情。以“美人香草”爱情的抒发展示作者的政治追求，本是自屈原《离骚》之后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曹植《洛神赋》正是政治斗争失败以后情绪的传达。《洛神赋图》画出洛神凌波微步的美丽身姿，表露她“若往若还”的矛盾心态，画奇异神兽具有强烈的神话气氛和浪漫主义色彩。二、补充解释这一幅名画：《洛神赋》，是著名的画家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内容画的作品，绢本，设色，纵27.1cm，横572.8cm。其中最感人的一段描绘是曹植与洛神相逢，但是洛神却无奈离去的情景，表露她“若往若还”的矛盾心态，画上的奇异神兽具有强烈的神话气氛和浪漫主义色彩，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是其代表作(宋摹本)。绢本设色、纵27.1cm、横572.8cm 此卷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完整的表现了三国时代曹植的名篇洛神赋的内容，也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新兴文艺理论中 重视感情生活的要求。该画对人物心理刻划的成功及善于表达情感内容的精深造诣，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绘画的新发展。目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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