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论文研究方向

呵呵，大家说的都是武侠小说啊……我说一个：十三妹，《侠女十三妹》，也就是《儿女英雄传》不过，我特讨厌这部小说……

太多了吧黄蓉\小龙女都是啊还有,那个梅超风算不算

武侠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大众文化，深受全球范围内华人欢迎。该文化通过各种艺术和文学作品得到广泛传播，甚至影响至欧美日韩等国家，尤其电视、电影和电子游戏等以武侠故事为题材的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一度受到热捧，甚至影响至今。国内民众对武侠文化也有着深厚的民族情节，武侠文化中所宣导的侠义道德深得民众之心。所以谈论当前的影视与游戏等文化作品，不得不谈到这些作品中的武侠文化情结的影响。武侠文化包括：处于主体对象的武侠、作为文化载体的武侠文学和作为文化内核的武侠伦理三部分组成。武侠文化可以寻根至春秋战国时期，历代文人墨客对该文化都有不少的文字评价和著书立说，甚至还把武侠文化中的侠士根据表现出来不同的文化观念划分为：偏重儒家体系的儒侠，体现佛家修为的佛侠，以及道家观念的道侠甚至无所倾向的无侠等等。这种分类明显地体现出武侠文化的思想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和佛之间的渊源，关于该类层面的研究在国内武侠文化研究圈内不乏少数，例如：对武侠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的王立教授的《武侠文化通论》，在此本文也不再赘述。武侠文化中所建构的侠义世界是中国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对生与死的觉醒和思考，并在传统文化的儒、道和佛文化的滋润下孕育而成的完美形象之范式，是世代民众对自然以及社会生活的抗争和愿景。所以，尽管华人身处全球不同的地域或文化，但凡受过中华文化影响的人大都会对武侠文化情有独钟，尤其武侠文化中的侠义心肠、除暴安良、知恩图报、诚实守信、义薄云天等等武侠精神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效仿。

众人凑近看时，只见鸳刀的刀刃上刻着“仁者”，鸯刀上刻着“无敌”两字。“仁者无敌”！这便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武侠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而搬上荧幕。不能否认，武侠小说影响了更多的人。它已不只是一种文学形式，还是一种新兴的文化。 若要问武侠小说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武侠迷们会告诉你，因为它的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因为它的精彩激烈的打斗场面，更因为它所塑造的伟大的人格形象——这就是“侠”。 新武侠小说的开山宗师梁羽生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武侠小说有武有侠，侠是第一位，武是第二位。“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可见武侠小说家对侠的重视。 侠有二重相关的含义：在事, 是指正义的行为；在人, 则指正义的代表，或“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语）这是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但金庸的小说却有例外。纵观金庸小说的创作道路，不难看出，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有以下四点趋势或特点： 1人物个性越来越突出，侠的共性越来越少，离“侠”的典范越来越远。 2人物的侠气与正义的品质有一条明显的曲线，可谓“侠气渐消，邪气渐涨”。 3人物的侠义典范的理想性越来越少，而人物的现实人性表现越来越多。 4人物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弱，心理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冲突也越来越重要。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也越来越强。 从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从陈家洛到韦小宝，正体现了从侠到“反侠”，从伟人到小人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他不仅托起高大的侠，还深刻地刻画了一个个真实的“人”，哪怕是小人。 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人格类型可分为儒侠、道侠、佛侠、浪子及小人五种。 儒家之侠 自古至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支柱和核心，它的影响遍及文化领域和世道人心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对武侠小说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早期的武侠小说中的侠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一是有着强烈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为已任”，三是“自我”的牺牲。 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几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这种儒家之侠的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 陈家洛本是一个儒生，后来成为侠士，正是对国之家存的责任感及对前朝的忠诚使他成了侠士的领导人——反满抗清组织红花会的总舵主。然而他的“儒侠”风范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他的“牺牲一已之私，以成千秋大业”的思想。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将情人喀丝丽献给乾隆，却因此葬送了喀丝丽的生命，也并未达成他的目的。这是一个讽刺。这正是金庸的高明之处——它没有因为理想人格典范而无视、牺牲人物的现实个性。 《碧血剑》的主人公袁承志被写成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儿子，因而他的抱复杀父之仇就同时具备了反明抗清、以天下为己任的功能。因为他的仇人正是明帝与清酋，他要“并诛明帝清酋，以洗千古奇冤”，也就是赐天下和平、为万民造福的大好事。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笔败作。他帮师兄师侄夺回闯王的军饷，化解焦公礼和闵子华的仇怨，发掘大批宝藏，护送宝藏途中与各路黑道枭雄、官军拼斗，组织义军，荣任北七省武林盟主。看似做了不少大事，但却没能很好地刻画出他的性格特征。他像是一个导游似的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只是叙述情节。到最后，他也找不到真正的英雄用武之地，只得逃到海外去了。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因他所受的儒家“仁，忍”思想及 “中庸”的处事态度的影响所造成的。 与袁承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他不仅是儒侠中的侠之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他在《射雕》及，《神雕侠侣》中矗立起真正的大侠形象，突出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宝贵的儒家精神，以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的崇高品格。有一例子：郭靖之女郭襄被金轮法王抓住绑在高柱上逼郭靖投降。郭靖答道：“鞑子若非惧我，何须跟我小女儿为难？鞑子既然惧我，郭靖有为之身，岂肯轻易就死？”又对郭襄说：“襄儿听着，你是大宋的好女儿，慷慨就义，不可害怕。爹娘今日救你不得，日后定杀了这万恶奸僧，为你报仇！”只直至《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郭靖夫妇终于死在襄阳围城之役，城破人死，他的高大光辉的儒侠形象才最终完成。 道家之侠 道家之侠与儒家之侠的区别是明显的，这正如道家与儒家的区别。道侠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神雕侠侣》中杨过。 1、儒侠重在“仁”，道侠重在“智”。通俗说法，儒侠是忠心仁厚的老好人，如郭靖的纯朴质直，厚道无伪；而道侠则是聪明人，如杨过的机智、聪敏。 2、儒侠重在“社会本位”，道侠重在“自然本性”。这正体现在郭靖“守住襄阳，不惜一死，为国御悔，为民造福”的信念中，和杨过不拘于时的作风上。 3、儒侠是积极的，入世的，道家相对消极，有出世倾向或不容于世。古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一分为二，“兼济天下”属儒家， “独善其身”则属道家。尽管郭靖生性愚鲁质拙，但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天下苍生，社稷安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反之，杨过有过人智慧，盖世神功，却无雄心壮志，只求与小龙女隐居古墓之中，他人生死、天下兴亡与之毫不相干。 4、儒家之侠秉持“中庸”，性习“合群”，而道家之侠则更具鲜明个性，追求个性独立与人生自由。看郭靖威震江湖，万人敬仰，却谦虚礼让，深得人心，受人尊重。杨过则从不将世俗放在眼里。他认欧阳锋为父，反出师门，爱上师父小龙女，这等在郭靖等人的儒家正统观念简直是大逆不道之事，但在杨过的心目中却有自己的另一种价值观念。 总之，儒家重群体，重教化、重共性、重社会理性；道家重个人、重人性、重情感气质、重自然之风度。杨过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真理：像他这样的人也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侠。——真诚、情爱、个性、自由、自主的人格与侠侣理想并不违背，虽与传统的儒学精神及伦理规范不尽相符，但正因如此，反倒有一种超常的人格风彩和魅力。从人文主义的观点看，杨过的经历、个性和人格，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比郭靖先进得多，也要可爱得多。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其主体人格的形成，标志着“人”的真正的觉醒，他对真情与自由的执着向往，比起郭靖的儒家道学的迂腐，不但进步，也更可爱可敬。 佛家之侠 佛家之侠的代表作《天龙八部》的书名就是取自佛经。这部小说的“有情皆葬，无人不冤”的人世生活的残酷图景，及其“破葬化痴，苦海慈航”的思想主题，无疑有着演绎佛学思想的明显痕迹。 具体到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就更容易理解了。段誉虽然是书生、王子，但也是一位熟读经书的佛教徒。大理国也是一个佛教昌盛之国。段誉在小说的一开头就从家中跑了出来，原因即不愿练武。大理段氏的一阳指武功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居然有人不愿意学此武功，看起来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而段誉之所以不愿意学武，则是由于他熟读佛经，不愿意学武伤人，违背佛慈悲心肠。这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段誉的形象，也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愿意做的事，谁也无法逼他去干。 虚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徒，他虽然违犯了佛门规定，而被少林寺开除，但他的精神人格，却依然是佛家的。他是一位还了俗的僧人，一位不出家的出家人，这一点想来谁也不会怀疑的。 肖峰与佛家也颇有渊源，他是少林寺玄慈大师等人送至少林寺外的农家乔三槐家收养，又由少林高手传授他少林武功。当然这些都还不能证明肖峰就是一位佛家之侠了。相反，小说中的肖峰因为身世之谜被揭开，而要寻找杀父仇人，造了不少的罪恶。他成了满怀仇恨、双手沾满血的“嗔者”，他与中原群雄对敌，尽管由于中原汉人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并不能开脱肖峰自己的罪责。他是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侠士，却也沾满了无辜人的血。直至小说的最后，肖峰见到父亲出家，悟到自己的江湖人生的真象，再也不愿意制造杀孽，甚而为了阻止辽王耶律洪基兴兵侵宋，而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才使他的形象升华为一种大慈大悲的境界。按照现代的解释，他成了一位“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而按照肖峰的真实的思想实质而言，则是一种本能的悲天悯人的心肠。这是一种佛家之侠的典型形象。 他们的人格，有着共同的基因，使三位个性不同、身份地位不同的主人公成为结义兄弟，生死之交。这一种共同的人格基因，正是一种佛家精神。这种佛家精神，是超儒家、道家之侠者的个性、身份及其价值观点之上的。它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核心或本源，使得这三位主人公殊途同归。 浪子 提起浪子，自然让人联想起那位爱喝酒的、豪放不羁的令狐冲，令狐冲的形象是一种全新的人格形象，他具有真正的叛逆性，不仅像杨过那样叛逆传统的儒家礼法，而且是对整个的——儒、道、佛合流的——传统文化的彻底背叛。在令狐冲身上，我们看见了真正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意识，我们看到了现代意识与现代人的人格理想。 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在其伟大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中这样写道：“人类尊严的信仰应和放浪者的理想发生联系，绝不应和一个服从纪律、受统驭的理想发生联系。这样讲起来，放浪者也许是人类中最显赫最伟大的典型，正如士兵也许是人类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样。” 在《笑傲江湖》的第十回中有一例： 风清扬微笑道：“你用这法子取得了一日一夜，竟不费半点力气，只不过有点儿卑鄙无耻。”令狐冲笑道：“对付卑鄙无耻之徒，说不得，只好用点卑鄙无耻的手段。”风清扬正色道：“要是对付正人君子呢？” 令胡冲道：“就算他是正人君子，倘若要杀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卑鄙无耻的手段，也只好用上这么一点半点了。风清扬大喜，郎声道： “好，好！你说这话，便不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大丈夫行是，爱怎样就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是放他妈的狗臭屁！” 今狐冲正是这样一位放浪者，他是聪慧的，又是喜欢胡闹，喜欢一切自由的。然而在他的浪子形象背后却深藏着一个儒家之侠和道家之侠的缩影。为救恒山派弟子仪琳，他与采花大盗田伯光周旋，身受重伤；被逐出师门之后，师父岳不群明里百般刁难，暗中使诈陷害，他不忘昔日师父、师娘养育、教导之恩，绝不反抗。这正体现了他儒家思想中“善、仁、义”的一面。而他与田伯光兄弟相称，与向问天结成莫逆之交，做尼姑头头——恒山派掌门，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不拘泥于世俗的道侠的一面。 在武侠小说的侠中，金庸的令狐冲永远是独占一份儿的，他有着特殊的人格价值和审美意义。那是因为作者将他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儒侠、道侠、浪子的共性的“人”。他的人格和尊严有着巨大的魅力，而他为人格独立与尊严所付出的代价，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搏斗，这些经历，这种奋斗意志和战斗情怀，更是人类希望的永恒的象征。 小人 前面已经提到金庸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也许有人会说：“韦小宝这样一个小人，怎能与侠相提并论？”“然而它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金庸语）。金庸将各式各样的理想人格提供给我们，而在最后一部小说中，却让我们看看在传统文化格局下生存的真实人格——这就是韦小宝形象的意义 。 韦小宝是靠着自己的本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痛苦又麻木，被污辱而又自得其乐。他无疑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并且如鱼得水。在“适者生存“的残酷的现实法则中，他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适应能力，包括利用一切方法，不择手段地自我保护，从而确保自己的生存。确保生存，或生存第一，这成了韦小宝的生存本能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他的人生的最重要的原则。其任何东西与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一人物使我们想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珂德。《鹿鼎记》的意义正如《唐‐吉珂德》一样，是对流行文学、流行形象的反讽、否定和超越。《唐‐吉珂德》是“反骑士小说”，《鹿鼎记》是“反武侠小说”。唐‐吉珂德是一为“盲目的骑士”，韦小宝则是一个“清醒的小人”。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的阿Q则是韦小宝的原形。阿Q是国民性的典型，韦小宝是传统文化性格的典型，而阿Q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思想与韦小宝“为人要讲义气”的思想来自同一文化基础。但在某些方面，韦小宝的形象比阿Q要深厚德多，丰富得多，甚至也要深刻得多。因为韦小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他不仅能打开民间文化的门，宫廷文化的门，而且能打开更隐秘的文化心理之门。 尽管韦小宝是个标准的小人，但他比那些高大的侠更能深入人心，因为他更具有真实的、贴近生活的现实人格。 自此，我们透过金庸的作品，领略了精彩的“侠文化”中的一部份，金庸笔下的“侠”使我们不仅面对了人物形象与人物个性，也面对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中国人的人格、性格”以及“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等哲学课题。看金庸的小说也不再满足于精彩的情节与丰满的人物形象，而从中悟到许多人生、人性哲理，激起思想火花的碰撞。 “侠文化”不仅存在于武侠天地中，它更深深地渗透到人性中。从伟人到小人，从侠到反侠，正是人类社会由理想走到现实，从人物到人格再到人性的最终体现，“侠文化”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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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精神给风起云涌，快意恩仇的金庸小说写学理性的文字解述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好在金庸的小说并不如同旧文学时期的武侠小说，而有了它独特的文风和思想蕴含。使得今天我要谈得这一范畴能轻易找到一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角度去阐述。金庸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所以就不得不先提及金庸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他们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或是在列强蜂起，武林大乱，民不聊生，外患内忧不断的两宋，或是在时局跌宕，各地为王的明清之交，因而诞生了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等等历经风雨后终成伟名的侠士，所以把《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列为金庸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几部小说中的主角已经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作用不仅限于行侠仗义，更是要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了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着素有的风范，不知不觉中，这样具有一定限制的儒教伦理已经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龙骨，撑起了金庸笔下庞大的武林社会和政治王朝。《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大侠，他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所以从一开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已经有了最原始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侠客是值得尊敬的，但是这个人物缺乏他的个性，这就是儒教的限制所在之一，所以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中，金庸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个偏激、反叛的性情中人——杨过。与传统的郭靖不同，杨过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儒教的观念来看，杨过或许没有郭靖那么值得人们尊敬，但他也有过为了守住襄阳城而奋勇杀敌，为了不违背良心而放下血海深恨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郭靖，虽然易地而处郭靖也会这样做，但郭靖这样做是因为儒教伦理的影响，是最初它的六位师父和丘处机等人帮他建立的一个世界观，而杨过却是情之所至的流露，所以最后他不是像郭靖那样一辈子守在襄阳城，而是与小龙女幽居古墓，不闻人间之事。杨过是一个典型的道家之侠，这样的侠义明显要比郭靖来得更潇洒豪放，不愧称之为“西狂”。从《神雕侠侣》中就已经看到金庸对这种儒教伦理是拒绝的，嘲讽的，所以他的后期小说的思想已渐渐倾向于佛教，这时期中他最杰出的作品《天龙八部》于此诞生了，这是一部“以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无穷冤孽的真正杰作”。（何平语）八部天龙，各属欲界，尽管业报不一，但终入轮回，渐然俱尽。小说中为恶之人必有为恶之因，为善之人必有为善之果，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孽缘，然而业报不一，冤冤相报，最后在佛学的智慧海中落叶归根。小说中的主角萧峰最后却仍然没有从儒教伦理中解脱出来，然而小说结尾处他出于对汉人契丹“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终于从儒教伦理中跨出一步为天下百姓的生命而不得已以下犯上劫持了耶律洪基，但最后他却仍退一步回到了儒教伦理并只能引箭自裁，被扼杀在儒教强烈的汉人中心主义和汉人正统论之下。萧峰之死，为金庸所有的侠者故事打上了句点。“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杨过小时候住在桃花岛的时候，黄蓉就教了他这样一句话，结果这句话最后改变了杨过生命中很多瞬间。然而金庸封笔退隐江湖之后，武林中却很少再出现真正的侠之大者，那些生生死死的悲壮也再未出现过。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