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思维与意识形态研究论文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因学科门类庞杂、研究范式多元，论文的质量判断始终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人们通常容易接受自然科学研究的严肃性，对于人文社科研究的规范和创新往往不置可否，人文社科学术论文是否拥有明确的质量判断标准呢?本文就力图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论文质量的判断建构一个基本的框架，以利于论文质量的判断更加理性和专业。一、论文的基本质量特征人文社科论文背后事实上隐藏着遵照不同范式进行的人文社科研究。虽然如此，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的人文社科类论文仍然会有一些通用的一般性标准，我们可以视之为此类论文的基本质量特征。基于人文社科研究的学术属性和该领域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论文的基本质量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两个方面：1、学术特征学术既指系统的学问，又指研究学问的过程，因而学术作品一方面含有作为名词的学问信息，也必须内含学问产生的规范过程，我们所面对的论文则是学术过程的产品。人文社科类的论文，有的是显现研究过程的，有的则只是呈现结论及相关的论证和说明，即使显现研究过程的论文，也不可能展现研究过程的全部信息，因而，我们所面对的论文基本上是以文本方式存在的研究结果。面对这样的学术作品，我们需要把握以下量的和质的特征。信息量、知识量和学术含量学术性论文具有天然的求真倾向，其作者要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遵循学术的规范为读者贡献新的信息和知识，只有包含一定的信息量、知识量和学术含量，才会具有公之于众的价值。信息量指一定篇幅的文本所能提供的有意义的内容，它可以是事实性的、概念原理性的，也可以是方法性的，但无论是哪一种性质的信息，都需要具有经验上的或者逻辑上的可靠性，这是一个文本有意义的基本保证。经验上的可靠，首先意味着文本信息具有经验上的可能性，其次意味着信息来源的真实性。这样的信息可以让读者间接地获得关于世界的真实。逻辑上的可靠，则指文本所提供的信息是我们的理性可以想象的。不真实和不符合理性逻辑的信息是没有意义的，学术文本需要避免这样的内容，相反地，应该提供与文本规模相称的具有经验和逻辑可靠性的有意义内容。这是我们从心理上接受一个学术文本的第一条件。知识是一种信息，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知识。学术研究的求知本性决定了作为学术作品的论文必须提供比例较大的知识性信息，否则，该文本的报道性质就会大于认识论的性质，其背后的研究劳动是值得怀疑的。学术文本中的知识信息，不可能是全新的，更多情况下是较少的新知识信息与较多的旧知识信息之间的联系在文本中得以呈现，给人的阅读效应是充实、宏阔和连续。这样的论文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的良好学养。学术含量，是学术作品在结论上的创新程度和得出创新结论的研究过程规范和高明程度。学术研究旨在探索未知、修正已知、追求真知，其结论的底线是具有一定的新意，如果没有新意，一个学术文本要么是“科普的”，要么只是用丰富的资料示范了一个学术过程。真正的专业研究者所提供的论文在他们自己看来通常是有不同程度创新的，在此基础上，更为深入的考察即是论文所内含的“研究过程”的规范和高明程度。学术作品的质感离不开足够的信息量、知识量，但更为本质的还是作品的学术性，即创新性和创新的规范和高明属性。基础性、思想性和文化性换一个维度，还可以从质的角度判断具体的学术文本。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这一领域研究者长期的经验，一个学术文本所内含的研究的基础性、思想性和文化性是其质量高低的重要特征。一般学科都存在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其中的基础研究是认识取向的，应用研究是实践取向的。即便是基础研究的内部，也存在着更为基础的研究，这样的研究通常是贴近一个学科领域核心问题的研究。由于原创性的研究最容易发生在基础性的研究领域，也由于基础性的研究难度相对较大，所以一个学术文本所含研究的基础性程度通常也能反映出其高深的程度。应该说越是基础性的学术文本，其思想性的潜质就越大，因为思想性意味着具体的专业研究成果可以对专业领域之外的人们产生明显的启示作用。显然，越是基础性的研究，因其可迁移的程度较高，其启示的范围相对也是较大的。人文社科类的学术研究应具有思想性的追求，这是使最终的学术文本具有灵动感的重要前提。我们需要意识到专家实践导致的专家人格很容易造成学术文本的局促与狭隘，这样的论文即便在专业意义上精巧，其更大范围的意义是不可想象的。学术文本的文化性与思想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思想是文化的灵魂。除此之外，学术文本的文化性还指文本作者把所研究的主体与人类历史文化总体相结合的状况。孤立的专业探讨表现为写作上的就事论事，由此而来的论文难有恢弘、广阔与厚重气象，即使把专业的问题说得通透，总是少了一些质感。论文的文化性取决于作者的学术视野，宽广的学术视野有助于论文的文化内涵提升。单从研究的角度讲，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只有既懂得人性，又有文化的兴趣，才能把自己要说的专业问题说清楚。人文是社会的人文，社会是人文的社会。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需要体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特征。2、意识形态特征自然科学研究在现代社会基本上无涉意识形态问题，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不大相同了，原因是人文和社会现象总发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总与该背景下的主流价值观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意识形态特征在论文中的体现通常被理解为政治标准问题，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落实到具体的学术文本，就会发现意识形态标准的把握是一个特殊的学术问题。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论文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对每一类论文的认识和把握总体上是一个学术理性过程。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学术文本不难遇到明显有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论文，极端者会走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反面，这也就是无需争议的政治标准问题。此类论文一般是表达文本作者所推崇的政治观念和制度，虽为学术文本，但字里行间能够流溢出作者的情感和态度。客观地说，凡存在此类问题的论文，在学术发展上通常并无新意，只是表达了不同于主流的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已，因另一种意识形态已经经历了理论的和历史的过程，其学术的价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学术文本有一类论文并不反对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所论及的问题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会具有间接的意识形态效应，这是人文社科学术领域中较难把握的。以宗教问题为例，众所周知，我国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但当我们面对论述欧洲历史上的宗教宽容问题时该如何决定取舍呢?笔者觉得，虽然宗教宽容是一个历史现象，但在启蒙运动时期，它主要表达了要求国家允许个人选择并非国家认可的宗教信仰形式的诉求，这与当下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是有偏差的。从学术的角度看，宗教宽容问题只是一种历史学信息，并无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增长。西方批判理论研究类的学术文本对现实的批判是西方现当代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取向，在这一潮流中，出现了很多发展性的研究成果，增益了人类的知识。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比较典型的批判现实的经济哲学著作。被称为批判理论的流派起源于192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除了方法论上的贡献，这一流派的理论家重在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支配结构和文化构成。应该说批判理论是具有极强学术性的，但也不可否认对现实社会支配结构和文化构成的揭示，会与现实的批判运动具有现实的逻辑关系。二、论文的具体质量判断人文社科研究拥有不同的研究范式，不同范式的研究成果，其学术质量判断标准是有差异的。因而我们只能就不同的范式来谈论论文的具体质量标准。现实地看，人文社科类研究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哲学思辨类、人文解释类和经验实证类，在此作具体说明：1、哲学思辨类论文哲学思辨类论文不只是指哲学学科的思辨类的论文，而是指包括哲学在内的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本理论研究成果。此类优秀论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我国学术教育和研究传统历来不重思辨。加之学术从业者对于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的钟爱，哲学思辨类的研究成果数量上较少，质量高的不多。由此还带来人们对此类研究价值在某种程度的怀疑和轻视。质言之，思辨即以思来辨，它发生在经验辨别的边界，要依靠研究主体的直觉和逻辑能力，在概念与概念之间寻觅意义，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新的理解。对于哲学思辨类的论文，我们首先要判断思辨对象的价值。因思辨发生在经验辨别的边界，经验世界的事物是无需思辨的。对于经验以外的东西，原则上都能思辨，也只能思辨，但并非一切的对象都有思辨的价值。如果我们承认进入思辨范围的对象仅是经验世界在思维中的自然延伸时才有意义，那么，一切关于与经验世界平行的、主观设置的思辨对象，至少在学术研究中是没有价值的。所谓经验世界在思维中的自然延伸，我们可以借助哲学本体论中的“存在”概念加以理解。“存在”不是“是”，它与“时空”这一经验框架保持着关联，所以，“存在”与“是”相比较，不是最抽象的概念，可与具体的“存在者”相比较又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显而易见，“存在”概念处于经验世界的边缘，再向前抽象，就到了“是”，也就只剩下纯粹逻辑的规定性了。原则地说，类似“存在”这样的思辨对象是有重要价值的。各个具体的人文社会学科，都有基础研究领域，其中不乏需要思辨的对象，知晓了思辨的旨意，就容易判断具体论文思辨对象的价值。其次，要判断具体论文的思辨水平。这是一个与逻辑有关又不只是纯粹逻辑学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能够言说的却又只是关联逻辑的部分。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思辨就是以概念为元素、以判断为中介的推理过程。那么，面对哲学思辨类的论文，要先寻找文本中的关键概念，看其意义是否清晰、界定是否恰当以及前后意义是否一致；再寻找文本中的基本判断，尤其是作为前提和结论的判断，看其是否具有经验的和逻辑的可靠性；最后，也是很核心的是析出文本的逻辑理路，即推理路线，看其是否合乎思维形式的规则。其实，这只是判断论文思辨水平的初阶，再进一步还可考察文本的辩证水平，这就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范围。不仅如此，高水平的思辨文本通常能够反映出作者“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逻辑功夫和思维浪漫。再次，要看思辨结论的新旧与正误。一个学术文本必须提供新的结论才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有学术追求的作者通常都力图做到这一点，因而他们通常会自认为有新的进展。这就需要读者具有较好的学术视野和学养，要能判断具体论文的结论是否在已有的最先进的结论基础上有所进益，具体地说，要看其结论对原有认识是否有补充和丰富、是否有纠正和完善。若发现结论确有新意，则要进一步判断其正误。新，并不意味着真，仅意味着不是旧有。对正误的判断又要回复到论文思辨水平的判断上，可见对哲学思辨类论文的质量判断在实际工作中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2、人文解释类论文中国传统学问以人文解释为其要务，以致中国学者多乐于并善于做人文解释的功夫，此类论文也比较多。然而，对于人文解释类的学术研究质量判断却是最难形成共识的，笔者以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此类研究的性质缺乏到位的认识。人文，以文、史为主要领域，兼及一部分哲学的工作，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用“做学问”来表达。既是做学问，功夫当在学、问之间，学者虚心涵泳，析万物之理，判天地之美，借助对经典(或重要)文本的训诂，使人明白文本之义，也可借此阐发研究者的新意。其效用主要在于唤醒历史，彰显人文的活力，传承优秀的文化。从此意义上讲，判断人文解释类论文的质量，不可以创造新知为标准，而是要评估其所释文本的价值、解释的水平及所阐发意义的新旧与启发性。所释文本的价值是人文解释类论文学术质量的基础。历史遗留下来的文本是巨量的，虽然每一个历史性文本都具有自身的意义，但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就大相径庭了。人文历史的残酷性表现之一就是只选择和留存可以为时代代言的重要文本，此外的文本客观上充当了重要文本产生的背景，正如“一将名成万骨枯”，无数的学者被湮没，无数的文本被搁置，名垂青史的只是有数的节点性人物及其作品。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本着创新的立场，存在着对重要历史性文本的解释性研究，也有把目光转移到较次要文本的做法。然而，文本的确有价值上的差异，如果一个论文所选择的文本少有价值，整个后续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一种体力的劳作，整个论文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是不可取的。假如文本的选择合适，读者则要审视其解释的水平。说到解释，中国传统学者所作的基本上是考据释义之事，他们忠实于文本，慎言言外之意，讲究无一念无来历，上乘者能够博学、慎思、明辨，其人可温文尔雅，其文能条理不紊。这样的学者有学养，这样的文本见功夫，这样的研究比的是学问的见识和功力，若言思想的创新和知识的增进则乏善可陈。考虑到人文学科的价值主要在于通过对经典文本的不断解读延续文化的血脉，弘扬人文精神，读者是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判断此类论文的，但考虑到解释一事在西方已由技术而方法论以至成为一种哲学的思维，又使人无法不面对传统解释作为人文学科研究手段的局限性。且不说当代伽达默尔(1900-2002)已将受到人们关注的历史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文本化，狄尔泰(1833-1911)早已把历史世界这一人的经验的整体实在视为解释学的对象了。中国人文学科有悠久的历史，却进步缓慢，看来需作哲学方法的文章，否则，高水平的学术作品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解释文本以喻人为要义，但绝不仅仅使人明白文本自身的意义。当我们把解释视为人文学科创新方法的时候，解释已经不是教书先生的一种本领了，它必须转变为人文学者阐发、挖掘人文新意的途径。在对经典的无限阅读、解读的过程中，人文世界的新思想才能不断涌现，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这也正是人文学者的应然使命。文本启迪学者，学者阐发思想启迪众人，方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常态。面对大量的人文解释类论文，学术期刊的读者作为论文“社会化之筛”的第一关，固然要审视论文所释文本的价值和论文作者人文解释的功夫，也应该关注人文解释的文化效用。不能简单地认为基于经典文本的思想挖掘和阐发是一种主观的随意，在阐发的过程中，新的思想被自然地创造，经典文本也因此不仅是永世诵读的对象，而且成为思想创造的资源。耳闻有的学者表达阅读经典的心得，屡被有功底的专业学者诟病，笔者意识到的是两种对待经典文本的态度和方法。批评的一方自然是坚守传统经学方法的学者，被批评的一方自觉不自觉地实践了狄尔泰解释学的方法。应该说，双方的学术性工作均有其个性化的价值，但相对说来，被批评一方的工作是应该被理解的。在理解的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有义务帮助这样的研究逐渐规范起来，如此，人文学科的研究才能够在延续优秀传统的同时获得新的生命。3、经验实证类论文还有一类论文是借鉴自然科学范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类论文并非来自某个单一的学科领域，几乎分布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中。其特征是接受实证哲学方法论的指导，用经验的方法获取数据，用数学的方法处理数据，在此基础上得出研究的结论并进行相关的讨论。对于这一类论文，长于思辨和人文解释的读者是深感头疼的，一方面对经验实证的方法本身缺乏深透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对此类研究的价值持有怀疑。对此，我们需要具有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固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但的确也存在着一些数量的事实以及可以量化的事实，这也是经验实证方法可以合理移植的基础。要说有问题，主要在于许多研究者对计量研究方法背后的数学哲学思想不甚了了，加上对研究本身的追求缺乏较高的认识境界，实际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借助一个价值不大的问题进行了一番实证方法的演练，不免使人对此类论文感到头疼。事实上，经验实证方法的进入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值得珍视的。对于这一类论文的判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第一，问题与目的。一切研究都是从问题开始的，这一点在经验实证类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按照实证研究的路线，此类学术文本必先交代要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话题(item)，而是研究意义上的真问题(question or problem)。我们可以进一步把question解读为“需要解答的问题”，把problem解读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引发研究过程的问题要么是认识上的困惑，要么是实践上的阻障，不用说，这里的困惑和阻障应该是一个领域的人们共同面临的，如果只是研究者个人的困惑和阻障，由此引发的研究对个人是有意义的，但在具体学术领域是没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只有第一而无第二，因而，发现或触碰到了研究领域的真问题时，其后的研究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审视经验实证类的论文，必先对论文所包含的问题作出真假判断。好的论文还会对问题消解之后的效应作出说明，这也就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很多作者容易把问题的解决本身视为研究的目的，虽不为错，却不彻底。当言明了具体问题解决的后续效应，等于把具体的研究与整个研究领域联系了起来，研究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第二，过程与方法。经验实证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方法意识明确，这与哲学思辨和人文解释类的研究有所不同。从此类研究文本中就可以看到，问题提出后，必有具体的研究设计，具体包括研究的过程及方法。人文社科研究所设计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观察、调查、实验、文献的计量分析等，研究文本通常都会作出操作性的说明。判断研究方法选择恰当与否的依据是研究方法与问题解决之间的适切性。研究方法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复杂越好，原则上最好的方法选择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目前我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方法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所研究的问题意义不大，所得出的结论缺乏新意，整个研究文本基本上在展现研究者(也是作者)的方法修养。这只能说明一部分研究者还没有走进具体学术领域的堂奥，结果是：研究论文层出不穷，我们却很难感觉到学术的明显发展。判断研究过程设计的严谨与否，主要是对研究过程规范意义上的审查。每一种研究方法的使用都是以过程的方式展开的，都有自己规范的步骤，如果严格遵循了规范，研究方法就能发挥出其特有的功能，否则，即使方法与问题是适切的，研究的目的也无法彻底达成。单就研究过程本身来说，若不能完全规范，轻者导致研究不到位，重者还可能导致伪研究的出现。事实上，尽管经验实证类的论文在结构上呈现了研究过程与方法的信息，但文字文本的局限性也会使得研究过程信息无法完整呈现，因而，对研究过程与方法的审视必须着重用力。第三，结论与讨论。研究者运用种种方法获得有效数据和资料之后，通常会对数据和资料进行数学的或哲学的处理，以此得出研究的结论，并对结论作理论的分析和讨论。这一部分最见研究者的理论功力，也恰恰是这一部分目前普遍比较薄弱。这样的薄弱在感觉上表现为一篇论文的结构失衡，缺乏美学素质，实质上是因作者的理论功力不足使得研究所获得数据、所作出的结论一定程度上被浪费。三、相关参考因素面对论文，我们主要进行的是纯粹学术性的判断，同时也会考虑一些相对于学术研究本身来说具有边缘性的因素。比如，文本的情况、作者的情况以及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情况，这些因素虽然是边缘的，却非不重要的，应属于对论文质量进行判断的相关参考因素。我们所说的文本情况是指写作意义上文本质量，也可说是写作意义上的文本成熟度问题。说一个人学问好，文章也好，显然把学问和文章分开而言了，这是具有合理性的。文章自身的独立性也是写作学成立的前提。上述三类研究中，经验实证类的论文，其文章的结构通常是格式化的和规范的，越接近自然科学样式的文本，其格式化的痕迹越是明显，以致很容易认为这种研究类型的论文在写作上不需要十分考究，其实不然。要知道，即使在纯粹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专门的科技论文写作的训练。虽然经验实证类的论文的大结构难以摆脱共同的规范，但对研究成果的表达还是有高下之分的。相对而言，哲学思辨类和人文解释类的论文，写作上的质量就非常重要了。由于这两类研究的表达没有统一的格式规范，因而一个论文的质量实际上是学术质量和文章质量的综合体。读者在判断论文质量过程中，还会考察论文作者的情况。这听起来是一个与论文自身质量无关的问题，但有经验的学者从来不会忽略这一方面的考察。其中的道理是作者年龄、学历、专业方向等信息能够为我们提供论文质量判断的辅助性信息。大家知道，研究人员普遍反映论文发表难，站在期刊的立场上看，很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期刊编辑部对优质的论文求之若渴，巨量的论文因不符合期刊的质量要求客观上耗费了编辑们大量的精力。发表难，准确地说是在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难，是不符合发表要求的论文发表难。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人员考核、职称评聘、博士生毕业，都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无疑逼迫了那些尚不具备较高研究能力的人们作自己力不能及的事情。谁能否认作者和作品无法分离这一事实?此外，目前已经普遍实施的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可以高效、直观地发现论文与已发表文献之间的重合程度，牵涉到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问题，无法忽视。数据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减少了劳务，却掩盖了许多学术的具体细节。笔者发现目前的“查重”至少遇到了以下两种情形：与其他作者学术文本的重复问题。这里面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有注释的过度引用，这是学术规范问题，二是无注释的抄袭行为，这就是学术道德问题了。与文本作者自己以往发表文献的重合问题。这中间确有作者心性懒惰的因素，也有作者无法在新的语境中重新表达已有思想的能力因素。有一种情形是可以宽容的，即新的学术文本是过去零碎思考的系统化整理，这样的新文本具有学术价值，感觉上存在着新旧文本的高比例重复，但不属于懒惰或低能问题。综上所述，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质量的判断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问题。正因如此，只有把论文质量的判断与人文社科研究联系起来，才能够触及问题的本质。可以说，把握住了论文的基本质量特征和具体判断标准，加上对相关参考因素的考察，读者对论文质量的判断就能逐渐步入自觉、有序的理性轨道。

一切的动物，之所以能“动”，就必须要具有各种功能不同的组织器官。就像一部机器必备于各种不同的零件。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其中，最重要的零件就是人的大脑，而大脑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有意识的能力。我们知道，生体的一切终端行为表现，皆得受旨于大脑所发出的相关“指令”；否则，我们就只能感受而没有行动。但如果意识之窗也关闭了，包括脑死亡，那么，该个体就就连感受或体会也没有了；如果是脑死亡，则在脑电图上也能显示出证据——原本是曲线的运动，变成一条毫无变化的直线了。因此，我们得像确定太阳的存在一样，首先得确定意识的存在。然而，意识又不同于太阳是个具体的实物，而是大脑这个实物的一种内在的属性；意识有些像磁场，但又有所不同。不过，我认为，意识仍然可形成一种指挥生体的力。而且，意识不仅是那一切“指令”的下达者，也是所有的切割关系之承担者。换句话说，意识不仅是指挥一切行为反应的发体，也是承受那一切的受体。就根据人的意识形态和内涵的不同，与弗洛伊德一样，我也把人的意识分成三类。 第一类，也就是潜意识。这种意识，是一种恒古而来的、最为本能的意识、为自然的生命法则之初设的继承。所以，这种意识，在物种的进化之初就已经被格式化了——格式于生存之目的。因此，潜意识就是无须思维的；不过，这种无须思维的意识，同样也具备有极为重要生存意义——也就鉴于潜意识的诸多生存意义，所以又会必备于该特性和内涵的永久性遗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意外的变力，那么，人类将永远也无法走向潜意识的自我体察；但是，通过思维的分析，我们又将会看到其中的许许多多。 第二类，也就是意识。这种意识，亦即是从低等动物演化至高等动物的这一过程中而来；准确说，当动物的潜意识演化出意识之后，就象征着该动物提升了一个级别。达到此级别的，生体就能自我体察到“我”的存在，以及可体察到“我”与外界的联系。只是当意识进一步演化出足够的抽象思维能力之后，其结果，也就是使我们人类能够从动物界中独立出来。这种意识，自然也可遗传，但所遗传的不是一种格式化的内容，而是遗传一种潜在的、可塑的思维能力。就鉴于以上的分析，也就可以说，无论针对人类的演化史，还是针对我们的人生之途，潜意识都像是意识的母亲，而劳动生活则像是意识的父亲。而人的意识就像个新生儿，但因为冲出了格式化故而可变得极端自由；所以意识也就能够进行主动而复杂的思维，继而具有一种积极的意义，但也因自由而具有虚幻的特性。 第三类，我则称之为中间意识。这种意识，纯粹是一种方便所需，就因为它能够省去思维的麻烦；但我们千万不可小看这种方便，事实上，这种方便之需也会大大的有利于生体的生存——而且，由此可见，这也是遵从于生命的生存法则——所进化出来的一种结果。但正因为其目的就是为了省去思维，所以，中意识也是不承担有思维的任务，而只是相当于一个能储存来自前以上两种意识所捕获到的诸多信息之仓库，也就类似于电脑的数据库，以供随时备用。 以上的这三种人的基本意识，既然功能是如此的不同，就必定具有鲜明的界线，必是分别归属于大脑中的三种不同的脑细胞、或者是不同的脑组织，就像肌肉和肉内的肉筋一样相连——但其性质和作用又都是有所不同；至少也是具有各自独立的区域，而不会毫无区别的混在一起。不过，既然都是在围绕同一个主体而存在——那么，这三种意识又必然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另一种意义的纠葛：人的三种意识不仅可以互相促进、互为催生，还会互相抑制、互相冲突。

看一篇论文的质量，这个需要专业的老师来看来评论。可能第一印象从字上来看吧，或者说再说就是看这个人的学历。

七年级上册政治论文篇二 科学政治与政治科学 摘要： 把科学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独创，正如政治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然而，如同 其它 学科一样，关于政治学的研究，似乎也永无止境。从“半部论语治天下”①伊始，经典的政治学著作便层出不穷，应用者更是不可计数，可我们仍然看不到“永恒的丰碑”，这确乎成了政治学的宿命论。政治家及其研究者们最终能够突破这一“界限”吗?显然，单就政治学本身而言，还无法破解这一命题。 一、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星球上 今天的政治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我们于它总是雾里看花般那么困惑难耐。 人类的政治家们大都是实践家，经常将各种主义的政治学运用于现实，譬如列宁吹响十月革命的号角，把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应用于俄国社会的改造;毛泽东将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②。除此之外，罗斯福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挽救了当年濒临崩溃的美国社会;现代中国的逐步崛起，进一步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还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③，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整个苏联;普金强权政治的回归，使俄罗斯重新回到了世界大国之列。 人地球是一个政治星球，所有的一切似乎均与政治有关，哪怕是一只美洲豹的“意外死亡”，都可能引发政治争端，类似的矛盾无不是人类“创造、发明”的。人类用政治格式化了地球，用矛盾论解析了世间万物，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边缘化自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家园，无论身处七大洲还是四大洋，头顶的天空中政治的云彩无处不在，如幻如影般紧跟着我们，想甩都没法甩掉。 二、科学的发展从没离开过政治 随着人类航天技术的发展，浩渺的宇宙也正在被政治化。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现在已然不是核技术，太空科技的发展逐渐崭露头脚。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国，无不把战略目光投向太空，包括印度也都制定了航天发展计划④，不甘心落后于人口同样众多的中国。航天科技竞争的背后，何尝不是政治家们在角逐与较量? 这就是无论哪一位政治家上台，都会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所在。可以说，科学技术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武器，它有时能起到政治宣言也无法达到的作用。美国作为二战中最大的“赢家”，从法西斯德国掠走了一大批科学家，这也成为它若干年后迅速崛起的一股重要力量。过去我们依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在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震憾了当时“世界的两极”。 我们假设一下，离开了当前的政治因素，现代科学还能向前发展吗?或许有人会说西方国家的学术是自由的，不存在诸如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试问他们已经研究出来的一些普世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严禁向其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呢?难道仅仅是所谓的经济利益问题吗? 三、思维的巨变源自科学止于政治 科学不是没有边界的，只是这一边界往往与政治相关，如果法西斯德国先于美利坚合众国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今天整个世界的格局很可能将是另一番景象了——尽管我们可以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是想要得到这样的结果仍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幸好这个假设它不会成立，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科学家没有“越界”。 其实，无论世界哪个国家，有了政治的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自然迅速。美国人老不放心伊朗和朝鲜，表面的根结是怀疑其拥有核武器，对自身和所谓世界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实际上，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斗争，导致了大国对敌对小国的“无比担忧”。为什么?害怕吗?当然不是，一两颗甚至十几颗原子弹，对于美国这样的军事强国而言，是很难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威胁的。道理极其简单，在你的核弹还没发射或者远离美国本土的时候，可能早被其部署在全球乃至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发现并击毁⑤。奥萨马·本·拉登时下遭美军突袭身亡便是另外的例证——似乎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美国人办不到的。 而我们一切思维的巨变，可能来自于科学发现，但最终却会运用于政治。回想人类社会史的划分，无 不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也诞生了与之相适的思维模式：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石制工具，这需要协作才能完成狩猎等活动，思维定格为原始共和;奴隶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青铜器物，这需要突显出地位的不对等关系，思维定格为王权至上;封建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铁制农具，这需要着力于农耕文明兴起，思维定格为土地私有;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开始使用现代机器(以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这需要建立工厂集约化生产，思维定格为民主共和;社会主义时期，人类开始认知剩余价值所在，这需要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思维定格为人民民主。 政治家们曾试图突破这一思维框架，但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科学只是把客观世界存在的规律给找出来，并不能发明和创造出别的新规律出来。所以我们的科学思维一旦变换，最终会停留在政治层面，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四、科学家需要有政治家的头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而笔者更倾向于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的思维总和，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而且仍在不断地生长与漫延，直至伴随人类一起消失殆尽。 事实上，不少的科技工作者并不懂得哲学，不知道为什么事物是对立统一的，更不会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拓展研究思路，甚至十分轻易地就丢弃了“错误思想”。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往往使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把大量宝贵的时间都耗费在一个圆点上，始终转不过那道“弯”。他们明白物理学中的“抛物线”理论，可就是不愿作“类抛物线”或者“反抛物线”式的思考。 假如科技工作者涉猎广泛，能在所谓“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分类法带有太大的人为因素，本身并不科学甚至背离了科学，应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予以纠正)间游刃有余，那么他们的科学探索必然会取得难以想像的成就。政治家们的头脑大都不是固化的，它们会随着外在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善于打破常规思维去化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 钱学森老先生临终遗言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⑥当然，他的原意是指科学界。那么，为什么中国就培养不出诸如爱因斯坦与霍金这样杰出的人才呢?鲁迅早年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土壤。现在呢?自然不再是土壤的问题，答案还得从本文中来寻找。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科技工作者缺乏政治头脑和哲学思维，将科学研究逼进了狭隘的“实验+论文”这条死胡同。 唯有此点思维与当下一些政治家极其相似，让学术之风同化于政治腐败之风，大搞效益科研与世俗政治，使我们的头脑渐趋僵直和庸俗，最终摧毁创新的意志与信心。 五、政治家能用科学方法培养吗 英国牛津大学2010年10月宣布，将耗资1亿英镑(约10.4亿元人民币)打造“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它将成为全欧洲首家旨在培育“明日世界领袖”的学院，向哈佛大学挑战。 乍一看，这确实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世界政治领导人，从学科选择的开始便趋向实用性，即使未来领袖们能自如地应对新流感、全球暖化等新兴危机。然而，笔者只能承认这是“天才的想像”。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一计划实现，那我们的世界就从此太平了。 想一想，按照同一种思维模式，培养出同一标准的领袖，他们又照同一方法解决同一问题，那还有什么矛盾可言呢?所谓的新兴危机，不 会是“1+2=?”的问题吧?即便我们不回看人类历史，单独看看现今世界，有哪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同出一门? 政治家们的思维不是培养出来的(无论使用的方法是否科学)，而是在具体政治 实践中打磨而成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政治家是全才，包括领袖。诸如处理疯牛病危机等问题，不需要政治家拿出详细的意见，他只须了解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然后积极调动 社会各方面资源，再难的问题亦可迎刃而解。 六、我们怎样实现二者有机统一 对于政治家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各自拥有的意识形态。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事实上，地球上发生的很多政治事件，人们各自认知和所能接受的真相大相径庭。仍以奥萨马·本·拉登之死为例，且不说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单就其12岁的女儿证实⑦，她的父亲先是被美军海豹突击队活捉而后遭其枪杀的。 节选这则消息的目的，是想说明美军这一做法并不符合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对已经被制服的对手。回想当年抓捕萨达姆，活捉后进行了庭审，并以“反人类罪”处以绞刑。在美国政治家的眼里，此二人都是“恐怖分子”，无非萨氏有国家恐怖之嫌。 而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意欲忽略各自的政治属性。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政治信仰(或者说政治偏见)，于人于事常以客观公正态度自居。 意大利科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因为捍卫和 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众所周知，16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布鲁诺之死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争议，它关系到神权政治地位是否巩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政治家还是科学家，他们都是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手。“科学政治”与“政治科学”二者有相通的理论基础，需要我们不单纯以其一的思维模式来认知。当我们以更加开放、更具包容和更有前瞻的思维来解决问题时，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的作用便已然凸现。 看了“七年级上册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七年级上册梦想政治论文500字 2. 七年级政治论文600字 3. 七年级梦想政治论文500字 4. 初一政治小论文精选范文 5. 初一政治论文范文

看问题有解决没有及解决方案是否可行及实用是经过论证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