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的研究与分析论文

2．如何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分析我国当今的社会思潮？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出发，考察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具有能动作用。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指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内容的客观来源，社会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的主观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变化。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是指社会意识可以指导人们的实践，并通过实践转化为一定的物质力量，作用于社会存在，影响历史的发展。当前，我国社会思想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各种社会思潮应时而生，正确的与错误的彼此交织，积极的和消极的相互激荡。如何认识这种状况是值得人们思考的。第一，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理解社会思想多样化。我国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趋多样化，决定了社会思想的多样化，这是一种正常状态。应该看到，社会思想的多种多样，不同观点的争鸣切磋，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平等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创造活力，促进社会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也在滋长。比如，有人国家观念淡薄，集体意识淡化，追捧极端个人主义；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理想信念动摇；有人宣扬指导思想多元化，主张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等。这些错误思想虽然不是主流，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否则会扰乱人们的思想，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第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一个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对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任何国家，不管其经济结构和社会思想多么复杂多样，总会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发挥着强大的引领和整合作用。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树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有利于引领整个社会文化、思想健康发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人说，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产生于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呢？其实，一种理论要不要坚持，并不在于它产生时间的长短，而是决定于它正确与否。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19世纪，但绝没有停留在19世纪。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实践同步。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不断地吸收、借鉴和融和各种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在创新中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才会兴盛；反之，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厦就会倾覆，人民将失去前进的方向。第三，如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健康发展。一是要坚持和发展好马克思主义。要把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一条最根本的政治原则，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新的实践，总结新的经验，不断作出新的政治概括。二是要对社会思想状况有全面准确的把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分析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各方面的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加强对社会思潮的超前预测，研究社会思潮的基本内容、表现形式和演变规律。三是要根据各种社会思潮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措施，引导其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紧紧围绕社会生活中的热点，作出深入分析和回答，把疑惑说明白，把道理讲透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对错误的思想要予以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努力消除各种错误思潮对人们思想的消极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次经由传统向现代过度的思想文化运动，具有其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股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构建出各自不同的话语权，并最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的演进及其政治价值取向，然而在这三股冒似迥异的思潮底下，暗藏的却是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的活力因子。新文化运动从其直接的历史起因来看，乃是为了批判民国初期袁世凯在文化领域发动的一场“尊孔复古”运动。从其长远的历史渊源考量，则是继承了中国近代始自林则徐、魏源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外力的挤压下开始从挽救民族危亡的情感立场出发，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对中华文明的再思考。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种认识和思考由于受到强大的外力作用而必然出现持续稳定的传统价值取向系统，也决定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变革和转型的艰难性。这使得保守主义在此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有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在殖民地现代化语境中，当本土文化价值主要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外部压力而不是传统自我变革的内在挑战时，这种价值变革的驱动力往往是有限的。外域强势的西方文化可以冲击传统文化的表层价值规范，却难以触动其深层价值原则。即便在最激烈，最自觉地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本土文化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仍然显而易见。”[1]这种外力作用下的殖民地语境同时也催生了作为审慎渐进式的自由主义和作为狂飙短时式的激进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便在这三股思潮的相互交错的论战中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短暂然而却意义重大的思想启蒙。保守主义以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黄侃、刘师培主编的《国故》以及吴宓主编的《学衡》为主要阵地，在不同阶段分别做出了他们具有相对保守倾向的阐述。在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第一阶段中（1915《新青年》创刊——1919五四运动），杜亚泉以伧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论战。他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指出：“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砺如蔬，而中酒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2]强调中西文化之间只是性质而非程度的差异，由这种性质差异又导出所谓“以中济西”论。他还认为，东西文化根本观念之不同，是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的不同，即一个是所谓“静”的社会，一个是所谓“动”的社会。李大钊针对杜这种以东方“静”的文明济西方“动”的文明之“穷”的主张，反向地力主“以西方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他还力倡青年学生全力以赴研究西方文明，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对“从来静止的观念，惰性的态度实行根本的扫荡”。陈独秀则在这场论战中打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与封建文化相抗衡。1918年7月，他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3]从而开了“全盘西化”的先河。第二阶段（1919年五四以后）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保守派提出了所谓的“新旧调和论”。章士钊声称：“调和者，社会进化之精义也。社会无日不在进化之中，即社会上之利益希望，情感嗜好，无日不在调和之中。”[4]他指出，宇宙之进化，只能是“移行”的，而不能是“超越”的，世间万物都是新旧杂糅的。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理由是“旧是新的根基，不有旧，绝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必不能迎新”。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初步运用唯物史观针对章士钊“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观点进行的了驳斥。他指出：“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5]张东荪则针对所谓的“移行说”指出，社会的进化并不是“移行”，而是一个经由“潜变”到“突变”的过程。经过“突变”便成了新社会，突变后的“新”不等于之前的旧，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别。新旧杂存的现象是存在的，但那只是“共存”，不是“调和”。一些学者认为而笔者本人也认可这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说的回潮。在这一阶段的论战中，保守主义者们力图从论证文化连续性的角度，说明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和谐共存的可能，从而模糊了新旧之间的界线。在过分强调本位文化的同时，保守主义者们忽略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也混淆了文化发展过程中“共存”与“融合”的关系。一战爆发所导致的对西方文明的幻灭感更强化了这种本位文化心理，以二梁（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在第三阶段的论战中发表了令人注目的见解。梁启超站在欧洲战后的文明废墟上发出了“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一片阴沉沉的秋气”的感慨，梁漱溟则从“人生哲学”的角度论证了自己的本位文化观。梁漱溟首先假定存在欧洲文明“意欲向前”，印度文明“意欲向后”，中国文明“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三种路向，然后导出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既要排斥不切实际的印度文化，又要反对把西方文化全盘搬过来的“新文化运动”，走中国从前走的那条“适宜的第二路人生”。梁漱溟的这套哲学带有浓重的个人理想化色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十四岁进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何处去。”[6]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梁漱溟哲学的两个中心命题，而对于这两个问题，梁本人是有所侧重的“我年少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澈。”[7]梁漱溟的这种侧重人生问题的哲学取向致使他更多地从伦理学而不是从政治学，从生活而不是从生存的角度去思考当时的中国问题，这种思想极大影响了张君劢等一批新儒家。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批评梁漱溟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性质归结为不同的三条路是笼统的“闭眼瞎说”，指责他把三种文化的差异归结为一偏于理智，一偏于直觉，一偏于现量，是把任何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差异，说成各民族之间根本不同的特性。胡适尖锐地指出：“我们要认清梁先生是一个爱寻求一条‘准道理’的人，一个‘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人。懂得这两层意思，然后可以放胆读他这部书，然后可以希望领会他这部书里那‘真知灼见’的部分，和那蔽于主观成见或武断太过的部分。”[8]《学衡派》派实际上延续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有人以为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场新文化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9]吴宓认为新文化运动就“精神舒展”而言的确有其价值，但它同时排斥了“中西旧有之文化”，即孔教、佛教、古希腊罗马的哲理和耶教，而这恰恰是“中西文明之精华”，因此新文化运动舒展精神的启蒙并不能导致“真正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我们在回顾新文化运动中这些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和见解时很难说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守旧或反对变革，也很难说他们在文化上因袭传统或一成不变，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从严格的政治层面入手讨论中国的问题，在处理文化问题时也表现出了反传统的倾向。现代新儒家提出“返本开新”、“三统并建”，试图从儒家道统中开出“民主”新正统和“科学”新学统，这实际上是在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儒家思想再诠释。然而这些保守主义分子必然要受到他们持守的本位文化情结的支配，把对传统的肯定作为自己的文化观念的底线，从而表现出相对的保守性。“这批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是全盘否定既存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保守主义者，而只是文化保守或文化守成主义者。他们需要的是在纯粹的文化层面研讨文化的价值，他们对文化——道德的保守态度也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态度。这种冲突与对峙，说到底也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表现。激进分子认识到工具理性的发展是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但把这种动力当成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全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以工具理性为推动力。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以维护价值性为自己的天然使命，他们并不是不要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是认为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价值理性。”[10]对此，余英时也曾说：“实际上，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因为没有人建立一种理论，主张保守中国传统不变，并拒绝一切西方的影响。从所谓中体西用论到中国文化本位论，到全盘西化论，再到马列主义，基本取向都是变，所不同的仅在变多少，怎样变，以及变的速度而已。因此接近全变，速变，激变一端的是所谓‘激进派’，而接近渐变，缓变一端则成保守派。”[11]五四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大可不必对保守主义过于苛责。从单纯文化的角度上看，这些留守在传统阵地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做出了许多新的诠释，这些诠释潜移默化地影响五四以后直至当代企图复兴中国文化的所谓现、当代新儒家。而在外力作用下而产生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中，保守主义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自由主义从20年代以后创建《努力》、《现代评论》、《新月》,到30年代创办《独立评论》,再到40年代后期发刊《独立时论》、《观察》等刊物,为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做出了艰苦的探索。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争议的一股思潮，自由主义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上走得最为艰难。在崇尚西方文明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方面，它受到了保守主义者的非难。尤其是在战后，西方文明的弊端暴露无疑，让曾经生机勃勃的自由主义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似乎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抵御保守主义者的攻击，而他们自身也不得不从对西方文明的全面崇拜转向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在主张个人解放，政治上渐进变革方面又受到激进主义的抨击，自由主义在双重压力下蹒跚前进，直至最终淹没在革命话语权的激进大浪潮中。然而，我们无法忽视，自由主义在它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中依然表现出和传统之间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在对待国学研究方面，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开拓了诸子研究的新领域，而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实就是一部先秦诸子的哲学大纲。在五四后期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一再声称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他一方面继承今文经学的疑古精神，一方面接受古文经学的求实考据方法而摆脱其信古的局限，并将其与西方学者赫胥黎的怀疑主义、杜威的经验主义相结合，为整理国故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属于“闲书”，不能登大雅之堂。胡适则把古小说的整理和研究作为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同时还指出：“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儿女情长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12]胡适人生观中传统的因子也颇为显著，他强调，个体“小我”依赖于社会“大我”而存在，“小我”是有限的，“大我”是无限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不朽的。“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个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不贻害了那‘大我’的无穷未来。”[13]易白沙在《我》一文中，既阐述了自我的个体人格意义，又强调了“大我”重于“小我”的思想。他认为：“有牺牲个体小我之精神，期有造化世界大我之气力……故曰二者相成而不相悖也。由先后之说，必有我而后有世界。由轻重之说，必无我而后有世界。有我者，非有我，亦非无我。我与世界无须臾离。无我者，非无我，亦非有我，个体之小我亡，而世界之大我存。”[14]很显然，这种主张融“小我”与“大我”，崇尚社会集体的人生理想，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儒家的印记。激进主义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由于其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目光的超越性脱颖而出，并最终以压倒性的革命话语权取得了五四以后中国思想领域、政治领域的领导权。林毓生曾经指出，五四时期具有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但他在分析陈独秀的全盘反传统时也不得不承认“陈独秀肯定孔学的积极价值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最小公分母，所以也就是未明言地承认孔学中有些成分不带有它的整体性质。这种矛盾虽然在逻辑上破坏了他全盘性的反对孔学的全部整体观的论据，但陈独秀似乎从未察觉出来。即使他觉察到，由于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他的思想中占有支配地位，使他不可能正视这一点。归根结底，他的普通常识敌不过铸造他的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15]在对待孔教问题上，陈独秀说：“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而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应绝对承认者。惟吾人今日之研究，乃孔教果能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之问题。”[16]他还说：“其实孔子精华，乃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至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17]在人生观问题上，陈独秀主张“个人之在社会，好象细胞之在人身”，“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18]在他看来：“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人生底一大问题。”[19]李大钊也曾就个人与社会，“大我”与“小我”的问题发表看法：“以其（大我）绝对统其（小我）相对，以其空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穷，即自我无尽。”[20]在政治取向问题上，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激进主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源于传统文化的乌托邦理想的映射。恽代英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不是知识上产生的，是从情感上产生的”[21]美籍学者张灏在《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一文中也指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重知识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22]对五四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的魅力首先在于其平等和谐的道德价值，而不是其经济上的进步与效率，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幻灭之后，五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第三种文明”，以求获得一种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世界观，社会主义无疑正对其胃口。“曾经发起一场伦理革命的启蒙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幻灭之后复返向伦理寻觅价值资源，他们不仅以道德理性阐扬西方社会主义，而且重新肯定中国的价值理想。五四后期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潮既光大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资源，也助长了好高骛远的乌托邦精神。”[23]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股思潮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传统文化的因子，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场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运动，恰恰相反，它们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传统文化深层次的影响。而它们之所以表现出或激进或保守或温和的态度，乃是基于其各自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角度的思考和对于西方文明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不言而喻，五四发展和强化了两种观念：“革命”与“民主”，但由于其不可避免地搀杂了传统因素而显得理智不足浪漫有余，从而让整个五四以后的思想呈现出愈发不可收拾的激进态势，完全湮没了五四前期多元文化取向之间对话的可能。诚如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哈定所说：“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

都是嘉华的？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在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指路明灯，他以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为最终追求，在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证明其正确性和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第一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专业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研究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主要研究方向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 第一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1、物质世界和实践 2、事物的普通联系与发展 第二 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 1、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 2、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3、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第三 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1、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2、意识的能动作用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我国社会当前的各种社会思潮是和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各种社会现象出现密不可分的。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在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指路明灯，他以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为最终追求，在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证明其正确性和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第一个二级学科。

论文关键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全球化 一、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概况 所谓社会思潮，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并适应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状况和要求，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思想潮流。其实质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学术文化观点和实践在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相互制约的总和或总体特征。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是指产生于西方社会，发生于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思潮。它派系庞杂、学说众多，首先就学科领域而言，社会思潮可表现为政治思潮、经济思潮、文化思潮、哲学思潮等。具体到各个领域，诸如政治自由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属于政治思潮；诸如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货币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属于经济思潮；诸如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抽象主义等属于文化思潮；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属于哲学思潮。当然这种区分也只是大致性的并非绝对化的，有些社会思潮同时涉及多个领域的内容，像全球化思潮既包括经济全球化，也包含了文化全球化，同时又涉及一系列政治问题。各种思潮内部还存在许多派别，这些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理论体系，而且又都有其符合社会心理的情感内容，在社会的某一层面占有一席之地，在各自领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而言之，这些思潮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因而又有如下共同的特性。 第一，非理性主义色彩浓厚。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l9世纪末2O世纪初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流派——意志主义。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引发出以无意识、泛性论等非理性的“欲”为主要特征的弗洛依德主义，以及以个人的情绪体验为核心的存在主义，影响到以社会批判为核心，鼓吹“爱欲解放”论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影响又从哲学波及到众多其他领域、文化形态史观、宗教社会等也有浓厚的非理性倾向。 第二，相对主义的流行。相对主义最先冲击的是科学上的绝对主义，主要依据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是从反对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哲学开始的。以晚年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和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新相对主义思潮，目前正深层次地影响着西方社会思潮的各个流派。 第三，人本主义倾向明显。西方社会人性异化的事实乃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普遍关注人的问题的根本原因。人本主义强调以人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给人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人性的解放等等“属人的问题”以合理的说明。在现象学、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和哲学人类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看来，思想家们不应关注科技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成果，而应力图关心现代人的困境、痛苦、恐惧和迷惘的现实。 第四，注重全球问题，关注人类未来发展。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世界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特点。它既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前景，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许多全球性问题。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产生了未来主义。未来主义从全球角度探究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并探讨新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体现了理论的超前性、预测性。

一、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新的认识。这些认识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中。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从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统一中，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中，从现实任务与奋斗目标的统一中，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作了科学的概括，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进一步的探索中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所有这些认识，对我们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的特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根据已有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根据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可以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作如下的概括： 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一定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先进的社会制度，能够适合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够创造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建立和完善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但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结构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单一的公有制，更不应该实行单一的国有制。究竟应该怎样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应采取怎样的形式，必须从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状况出发。比如中国根据自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探索了包括股份制在内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 第三，对个人消费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制度，表明劳动既是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也是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当然，究竟应该建立怎样贯彻社会主义原则的分配制度，应该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而定。我国经过多年的探索，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政治特征。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第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全社会形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发展文学艺术等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博采世界文明之众长，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第六，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共产党人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诸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理解中，最重要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是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 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具看客观的历史条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胜利。但同时又使社会主义事业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产生的一系列严重的困难与问题，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 (一)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是以高度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的。但是，革命的实践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期，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在生产社会化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而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相继取得了胜利。为什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人社会主义呢? 第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是由革命的客观形势和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是通过革命实现的。无论是当时的俄国还是中国，劳动群众所受的多重压迫和剥削格外深重，使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出现了很好的革命形势。反动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也不能照旧地生活下去了。革命的主观条件也成熟了，集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能够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正确地分析革命的客观条件和革命队伍本身的状况，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斗争策略，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运用各种斗争形式，直到发动武装起义，进行武装斗争，夺取革命的胜利。 第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并不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一定的社会形态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不可能出现先进的生产关系长期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也不可能出现落后的生产关系能够长期容纳先进的生产力的现象。但是如果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来看，则又会出现参差不齐、相互交错的现象。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情况下，生产关系的变更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方面了。从历史上看，封建制取代奴隶制、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也有不是从最发达的地方开始而是从薄弱的或不发达的地方开始的先例。 总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也是历史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那种把首先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看做是“反常现象”，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看做是“畸形的早产儿”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必须充分认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政权，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广阔前景。但是，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状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状况的制约，受到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等，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然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 第一，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制约。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的甚至落后很远。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努力完成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完成这个任务，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疑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奋斗。 第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状况的制约。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胜利，发展公有经济，改造小农经济，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就意味着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民主。但是，这并不就是说这种民主一开始就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受到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严重制约，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面临许多困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要进一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改变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和平等，从而为人类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准备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同样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 第三，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就处于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遏制和扼杀，面临异常严峻的国际环境。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初，国际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进攻主要是武力方式，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有了长足进步之后，进攻的方式则往往转变为以和平演变为主。 第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提供了可能。然而，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又并非易事。在社会主义进程中，发生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相当程度上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和掌握规律。实践已经表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试图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执政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同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任重而道远。它面临着崇高宏伟而又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无产阶级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00多年来一些国家已经找到了各自成功的道路，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是，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尚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探索。 (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原因 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国国情的特殊性，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差异性，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无产阶级政党自身成熟程度的不回，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构成状况的不同，革命传统不同，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必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第一，各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不同的特点。实践表明，虽然已经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起点的生产力状况都比较落后，但是，各国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就决定了各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性是造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重要条件。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他们进行活动的既定前提和基础。各个民族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按照自己的民族特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他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自己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社会主义植根于本国的土壤之中，才能取得成功。 第三，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是造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现实原因。时代是不断前进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也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从世界范围来说，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具体的国家来说，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应该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适时地改革和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生机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总之，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真理。但是在认识这一真理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实践证明，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某种单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或抛弃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改掉或抛弃社会主义；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不等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多样化的趋势日益突出。这种多样化的趋势，既是科学社会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从世界历史的走向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牛机和活力。 (二)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既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那么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神圣使命和光荣任务。 第一，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说过：一些读者可能会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所采取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新社会制度的思想方法，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未来社会制度的科学方法。 第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以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坚持“走自己的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是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各国的国情不同，情况又在不断地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度的实际运用，也应该不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一根本问题，只有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第三，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充分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的创造性事业。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社会的开放性是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这也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但借鉴不能脱离本国国情照抄照搬。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曾经被神圣化、凝固化，以至于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实践证明，不同国家试图用“一条道路”、一种模式发展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发展社会主义既不能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更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照搬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这是一个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四、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曲折前进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一样，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会发生曲折，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过程。 (一)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的客观性 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每一次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无不经过曲折反复的斗争；每一个新生的社会制度，无不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甚至要经历反复多次的复辟、危机和失败，而后才能站住脚。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是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亦是如此。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并且要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更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社会主义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前进发展。列宁指出：“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发展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第一，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其成长不会一帆风顺。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崭新形态，其产生和发展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体现着人类的未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社会主义的产生和成长，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否定，这就必然要遭到资本主义势力的拼死反抗。社会主义新社会在开始的时候总是比较弱小的，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是不会停止的，时起时伏，有时甚至相当激烈，资本主义还可能会复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还需要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继续进行更加艰苦的工作和斗争。这就注定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展开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体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受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只有尊重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自觉地运用规律，及时研究新情况、有效地解决前进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顺利地向前发展。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和充满矛盾的客观进程。当前甚至今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全球化趋势将仍然处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之下。这种全球化必然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重性的特点。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效应，又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社会主义的发展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国际交往，只能是一个把握机遇、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曲折前进的过程。 (二)社会主义在自我发展和完善中走向辉煌 说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曲折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曲折中持续前进，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扭转的历史趋势。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从根本上克服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能够在改革中不断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社会主义改革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先进的制度，从根本上说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矛盾，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够高，新制度不够完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还存在诸多不相适应的部分，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改革就是克服这些矛盾的最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从已有的实践中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目的是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