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孙中山为题目的论文

孙中山，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这是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给他的评价，也是所有中国人对他最为忠实敬意的表达。在一百多年前，那个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愚弄人民的满清王朝被西方列强侵入，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有天朝大国转入衰落的下场。我中华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来，未尝受过如此奇耻大辱。然而，当时所谓的救国志士又提出了什么主张呢？一般文人报守着“祖宗之法不可变、圣人之言不可违”的说教，宁愿亡国灭种也不变法图新；康有为打着“君主立宪”的旗号，一厢情愿的向封建王朝妥协，力图变法改良而求自强。义和团人群起而“扶清灭洋”、满国之人皆连所谓仙术、膜拜祖先鬼神以求刀枪不入。亦如此愚昧之人、愚昧之国人而求败西方列强、图民族更新。岂不是痴人说梦吗？而孙中山不拘泥于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教，变法务在因时、因事而异。在上书请求变法不遂之后，遂明白晚清已是不可救药的腐败没落王朝，于是，奋而组织政党、灭晚清而求三民主义之民国。中华民族因此而得一大转变，否则，亡国灭种之日为期不远矣。后人之评价不足怪。曹操曾经说过，非常之人，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只要一人尽一事、无愧于自己身为国民一份子之责任，则一生无憾了。如果凡事在乎他人之评价，则言行举止皆不得如意，而终生一事无成。

《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一书认为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可以把孙中山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简称“平民革命家”）。可以佐证这一观点的是“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 。

正面评价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中正、汪兆铭（汪精卫）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中正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负面评价清末的革命团体普遍只有松散的组织，多数革命起义事实上并非直接由孙中山所领导，而是由黄兴筹划与统帅，时人也多将孙黄两人并列。至于革命党内，认同黄为实际领导革命的党人也不在少数。可惜的是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黄的人马被逐渐排除在中国国民党之外，黄的贡献则长期遭到忽视，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受到两岸三地重视。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此外，孙对革命的奉献也许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说般远远超过其他革命人士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以后，有多次作为未能贯彻民主、自由、法治等精神，例如：二次革命时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国出现分裂。当时宋案未有证据证明是袁世凯指使，袁黄也力主有司法途径解决。惟孙文一口咬定袁为元凶，指非用武力不可，从此开展了民国多次内战的先河；护法战争时召开非常国会的合法性；组织中华革命党采行秘密会党形式，皆存在曲解、损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现。“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诸如此类的规定，充斥著整个党章。而后孙中山因为不满西方列强不支持其广州政权，党内实行集权之外，转向师法列宁俄国，推动联俄容共，国民党组织机构采行列宁式体制，遭到党内反共右派与党外西化民主派颇多批评。孙中山逝世时有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乃是致函苏联。中国国民党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甚至考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是未为莫斯科同意。另有一些研究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有权宜投机的嫌疑。孙中山为换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张把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洲，让给日本。此种看法与内地十八省“驱除鞑虏”后放弃满蒙西藏的情绪相契。（革命党在长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帜即为十八星旗)然而此类主张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组织中相当普通。孙中山为讨袁，企图争取日本反袁。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私函中提出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不利条件。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但许多学者同意，当其时之中国落后，几不具备对外进行平等互利外交的谈判资本，许多权宜之计实为不得已的作为。历史上例如李鸿章的中俄密约，重庆与延安对德苏互不侵犯、雅尔塔协定、苏日中立友好条约、外蒙古争议性的公投独立等等的沈默，国民政府为求美国支援的让步，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证苏联支援的让步，皆为类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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