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对于国产的电视剧，我一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涉案剧和武侠剧以及那些哭哭啼啼的爱情剧，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可是一些描写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我还是偶尔会看一下的，这和我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关，因为那个时代崇尚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崇拜的是革命英雄。这种崇拜不同于当今社会上年轻人对电玩和动漫上英雄的崇拜，也不同于当今社会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发自内心的，神圣的一种精神寄托。 偶尔一次机会，听同事说起《亮剑》这部电视剧，他说这部电视剧很特别，不同于以往看过的国产战争剧，尤其是主人公的性格，根本就不像我们所了解的那些英雄，简直就是个土匪。有了同事的这句话，我决定去看一下这部特别的《亮剑》，在现在工作忙的情况下，也许我只用看一下，没必要把他看完。 剧情开始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一团在完成阻击日军的任务后，接到总部撤退和转移的命令。然而，团长李云龙却让话务员关掉了对讲机，命令部队发起冲锋，目的只是让全团剩下的唯一一发迫击炮弹能够打到日军的指挥所，这一炮不仅炸死了日军的联队长，也打懵了敌人，使得新一团能够从日军的正面冲出了包围圈。正是这发炮弹，不仅让日军、国军和我军的将领感到震惊，同时也让我对李云龙的指挥艺术和人格魅力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促使着我一集一集不停地看下去。我完全融入了这部电视剧，也深深地他所感动。 李云龙由于阵前抗命而被撤了团长的职务，新一团由李云龙在红军时的老战友丁伟接任团长，而三八六旅独立团在一次日军特工队的偷袭中莫名其妙地做了冤大头，李云龙又被起用任命为独立团的团长，原独立团团长孔融后被调任为新二团团长，于是就形成了当时晋西北的所谓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成了华北日军的一个恶梦。当然还有国民党山西晋绥军的楚云飞团也功不可没。本剧就是在这四个团的恩怨纠葛以及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军人携手抗敌的故事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说句实话，这部电视剧在一些战争场面的叙述上仍显粗糙和简单，可是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军人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强者气势，实在让人敬佩和感动。这种气势也正是敌人所害怕的。 李云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就是：“做为军人，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无论是百团大战还是伏击日军的车队，不论是反“扫荡”的突围战还是xx县城的攻坚战，甚至在最后他做为师长的淮海战役中，作为指挥员，李云龙很少想以前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指挥员一样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人物，但正是他的这种作风凝成了独立团无坚不摧、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犹如政委赵刚所说的，他的整个人已经融入独立团每一个战士的心中，即使他不在了，他的魂依然存在。 剧中那个骑兵连的故事让人难忘。在一次突围后，独立团骑兵连和主力失去了联系。他们且战且退地牵制着日军的一个骑兵联队，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所剩无几的骑兵连战士调转马头，齐齐拔出锃亮的马刀，连长高呼着“骑兵连，进攻！”带领着战士们迎着敌人冲了上去。几个回合下来，连长调转马头，身边已经没有其他的战士，他的手臂也被砍去了一只，鲜血从他的断臂处喷射而出。他稳住自己的身子，高擎着马刀全力呼喊：“骑兵连，进攻！”再次冲向敌阵。日军的马队过后，在夕阳的余辉中，大地上留下了阵亡八路军骑兵的遗体和死伤的骏马。没有音乐，也没有歌声，惟有战马的低鸣在山谷中回荡。面对这样的场面，一向飞扬跋扈的日军官兵也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日军少佐脸色凝重地说：厚葬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军人。 在XX县城的攻坚战中，一个区小队和一个县大队组成的一支地方部队，用最原始的武器和他们的血肉之躯，阻击了八个小时，硬是把敌人的增援部队挡在了路上，为独立团的攻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他们却全部牺牲在了阵地上，没有一人生还。看着这样的战斗，阎西山的晋绥军官兵无不肃然起敬。楚云飞对他的手下说：八路军这样一支所谓的区小队县大队竟然能阻击装备精良的日军长达八小时之久，真是惭愧啊。随即，楚云飞的部队也投入了阻击日军的战斗。 在XX县城外，面对着城楼上被日军绑架的新婚妻子，李云龙悲愤地点燃了炮火。战斗结束了，荒野上垒起了一座孤坟。李云龙独自坐在坟前，请求妻子的原谅。他娓娓地述说着，看似那样的平静，可我们作为观众却深深地感觉到李云龙此刻内心的痛楚。 在剧中，编导并没有简单地把李云龙描写成一个只会打战的武夫，而是用很多的篇幅描述了李云龙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魅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李云龙。通过描述他对两任妻子的爱，通过对他和赵政委之间个人友情的描写，通过叙述他和晋绥军团长楚云飞两人之间难以说清的恩怨情仇，尤其是他对“和尚”、张大彪以及段鹏他们兄弟般的战友之情，让人无不动容。 现在的影视剧能让我流泪的几乎没有，可当我看到“和尚”被土匪杀害，李云龙不顾丁伟已经要收编土匪的事实，率部端掉了匪窝，遭到上级处分的那场戏时，我的思维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李云龙。随着李云龙在政委面前的挥泪发泄，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觉得这场戏是全剧李云龙感情最丰富，描写最好的一场戏，使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 剧中还有一个能更好体现李云龙情感世界的重要人物，便是楚云飞。楚云飞毕业于黄埔五期，又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可他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八路军的指战员会如此勇敢和拼命，不明白没读过一天军事院校的李云龙会让日军如此地害怕。他从开始对李云龙的漠视到后来的重视，从对李云龙的敬佩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以至最后两人战场上以死相拼，病床上又各自对对方备加赞赏。 在最后军事学院的论文中，李云龙为他的这种作风作了精辟的论述：古时候的剑客在遇到对手的时候，即使明知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也要拔出自己的宝剑，就是死在敌人的剑下也毫无怨言，这就叫“亮剑”。做为军人就应该具有这样的“亮剑”精神，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军魂。或: 电视连续剧《亮剑》的热播，给中国电视剧上了生动而深刻的一课。央视年度收视调查数据显示，该剧平均收视率10.3％，稳坐2005年的冠军宝座，力压呼声很高的《京华烟云》、《大宋提刑官》等剧。据网上说，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该剧的VCD、DVD一时脱销，甚至租碟也较为困难。这样的空前盛况，让我们联想到近几年出现的另外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军事题材的电视剧，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军歌嘹亮》（2003年）、《历史的天空》（2004年）。它们在播出时同样引起过轰动效应，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北京电视台曾重播七次，首播收视率12%，重播收视率4.7%。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是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收视率，并受到观众如此热情的追捧？为中老年观众定位的电视剧，为什么青年人也能喜欢？ 应该说，这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根据当代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欣赏心理，进行了准确的市场定位。 一、《亮剑》等电视剧市场定位的成功，首先在于它们对观众的价值取向的准确把握 把握观众追求真实性的价值取向，还原历史的真实。近年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往往大受欢迎，而一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却被观众冷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所谓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往往是反现实、伪现实的，是鲁迅所批评的“瞒和”的艺术。现实题材反映时代生活，其中的虚假更容易为观众一眼识破，因此，这些反现实的所谓现实题材电视剧被观众冷落和抛弃也就在情理当中了。当然，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同样不容乐观。但是，在“瞒和”的问题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相比，距离观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较远，因而更具有欺性和迷惑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戏说”历史，甚至走向“反历史”。《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是对这几年电视剧反历史倾向的一种反拨，它们采取现实主义手法，还原历史的真实，满足了观众对真实历史的心理期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片中，对战争的描写往往是浪漫化和非现实化的，有时甚至非常“小儿科”，我军勇敢善战、足智多谋，总是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敌人则貌似强大，实际上愚蠢而无能。即使写牺牲，也仅是战争的“花边”而已，用来证明胜利之不易。这些反历史、反现实的“战争童话”早已为观众所厌弃。而《亮剑》描写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敌人并非如此愚蠢，我军也不是战无不胜，如骑兵连的全军覆没。这就打破了用谎言编织的“战争神话”，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把握观众对野性精神的寻求和心理补偿意向，强化民族精神的生命元阳。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造成了中国人个性上的柔弱和精神上的奴性，中规中矩，谨小慎微，中庸保守，男人女人化，女人病态化。因此，《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中具有野性精神、反抗精神、叛逆精神的英雄形象，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同时也成为了人们反抗现实的精神源泉。近年来，中国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片的盛行，正是这种心理需求的反映，同时也是对柔弱、怯懦民气的某种反拨和平衡。《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历史题材电视剧，极力张扬这种雄性的精神、野性的精神，暗中切合了观众潜在的价值取向和隐蔽的心理补偿意向。这在《亮剑》中被概括成“亮剑”精神，也就是李云龙的那句名言：“古代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明知不敌该怎么办？是转身逃走还是求饶？当然不能退缩，要不你凭什么当剑客？这就对了，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啦。”现在，人们处于和平时代，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在呼唤这种“亮剑”精神、硬汉精神和野性精神。正是这种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以及民众价值取向和心理的需要，“亮剑”一下成为流行语，被广泛使用。这种野性的精神其实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生命元阳，甚至是我们的“精神伟哥”。 对观众平民化和反英雄主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把握，塑造平民化英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的普及，人们的精神追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平民化成为新的价值取向。《亮剑》等剧中的主要人物，都出身于民间，崛起于草莽之中，本身就很具有平民性。他们靠不断努力走向成功，成为将军。毫无疑问，这几部剧中的英雄人物，是以平民化和平民性为基础的。另外，这些所谓“英雄人物”，都具有反英雄的基本倾向。那就是说，他们与我们传统意义中的英雄人物有着非常本质的差别。在作为“主旋律”的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中，这些革命英雄人物，一般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近乎希腊神话中的“神”。而在《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剧中，李云龙、姜必达甚至有点痞气和流氓气，他们讲话粗鲁，夹杂着下流话，李云龙永远歪戴着军帽，姜必达则有一颗丑陋的大牙。他们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他们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但是，他们勇敢、正直、豪爽、血性、讲义气、重情重义，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又确实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些有缺陷的英雄、真实的英雄、平民化的英雄，对于观众来说是如此真实、自然和亲切。 二、《亮剑》等剧的成功还体现在对观众欣赏习惯和心理的尊重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传统革命题材剧在人物塑造上，出现脸谱化、概念化的倾向，人物成为某种抽象的政治符号，或者表达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或代言人。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反人物、反情节的作品时髦一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往往符号化、抽象化，性格模糊，个性不明。这样的作品往往是“速朽”的，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政治的“样板”，或者艺术的“实验”而已。基于此，《亮剑》等剧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可爱人物，如李云龙、姜大牙（姜必达）、高大山等等。他们不仅外部特征各有特别之处，语言往往也别具个性。特别在对敌人的塑造上，《亮剑》具有重大的突破。它打破了传统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中，把敌人妖魔化、漫画化、符号化的习惯做法，细致刻画敌人的性格，并揭示他们在凶残、狡诈之外的人性特点，从而让这些反面人物显得真实而可信、生动而形象。 其次，对故事性与传奇性的刻意追求。这一点，既符合中国观众的传统欣赏心理，同时也是电视剧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曲（如元杂剧、明清传奇）等，都是在故事性和传奇性上取得成功的典范。《亮剑》、《历史的天空》、《军歌嘹亮》、《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正是缘于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这些剧往往引人入胜，让人兴奋，看了上集，还想看下集。这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电视连续剧，故事性和传奇性永远是一对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市场定位中，切中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因此，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共鸣，在取得很好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取得了好的宣传效果。不过，一部电视剧仅仅有准确的市场定位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之以市场运作。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由于市场定位准确，非常叫座，但由于市场运作方面的缺位（比如档期问题），最后仅仅是收回成本，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市场业绩。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另外，有人批评说，艺术在于创造，《亮剑》并无什么创意，只是对《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等几部电视剧的拙劣模仿。这种批评并不新鲜，早在《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播出时，就有人批评它们与《激情燃烧的岁月》题材、人物雷同。这几部剧确实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对大众传媒工业来说，这种类型化并不可怕，倒可能恰恰是中国电视剧正逐步走向市场、走向成熟的某种表现。

作家杨大侠表示，武侠文化在制度和法律不完善的时代，大有市场，但根据时代和科学的进步，却只有消失的一种出路。见解深刻，发人深醒。

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 。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 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 和"后现代化"问题 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 题录总数 重复发表论文 有效学术论文 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 文学专业刊物 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 地方本科院校学报 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 地方社科综合刊物 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 教授 副教授 博士后 讲师 博士生 硕士生 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 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 。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 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