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论文

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国际社会发生的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事件，使相互依存现象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发生的危机通过全球化机制的传导，可以迅速波及全球，危及国际社会整体。面对这些危机，国际社会只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把握其宏观经济政策以帮助东盟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出现，都是国家之间在相互依存中通过国际机制建设应对国际危机的例证。可以设想，如果国家之间互不合作、以邻为壑、危机外嫁，这些危机完全可能像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危机一样，引发冲突甚至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灾难。提出背景：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但也面临诸多共同挑战。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与此同时，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已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

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文如下：

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的人民，探索出许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发源地的贸易交流通路。西汉时张骞和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在两汉时期就大致确定下来了，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再次将其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

“一带一路”倡议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促进各地区间的交流，加强了中国与相关国家战略合作，密切和加强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深化了中国与相关国家能源合作，进而保证沿线国家能源安全和促进中国能源进口加速，也是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能源经济联系，推进能源供给渠道和销售渠道多元化，保证中国和中亚国共同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

通过“一带一路”开展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交流、贸易合作和经济建设投资，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引领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

“一带一路”建设是“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传承了“亲、诚、惠、容”的古丝路传统。“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广义上的丝绸之路是从古陆续形成，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就具体的线路而言，可分为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为传播中华文化，彰显大国实力，古代君王派遣使者出使各国，开通陆海丝绸之路。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开创了中外贸易往来不绝的繁荣局面。

百余年之后，东汉班超再次出使西域，重新开通从中国到欧亚大陆的陆路丝绸之路。这条道路从当时的都城洛阳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后来，伴随着陆路丝绸之路的不断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在贸易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从东海起航的航线和从南海起航的航线两条主线路。从东海起航的航线始自周王朝建立（公元前l046年）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

箕子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

唐宋以后，南海成为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起点主要是泉州，故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一带一路”本质上是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倡议，并非实体或机制。“一带一路”倡议本着务实、效率原则，充分利用既有合作机制，根据沿线国家不同的发展优势和自身条件，创新合作形式，灵活推动共同发展，不谋求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实现主导权，遵循因地制宜、项目导向的务实经济合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