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杂志

1、《中国日报》它是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也是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 1900年1月5日在香港创刊,由陈少白担任社长兼总编辑.早期宣传内容集中在：（1）揭露和声讨请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宣传反清反封建；（2）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介绍英国、法车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赞美民主共和,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自由；（3）报道革命党人和留日学会的革命活动,宣传声援义和团反帝反侵略的行动；（4）宣传反帝救亡,谴责八国联军侵华的罪行和沙俄侵华的野心,号召人民起来救国；（5）批判资产阶级保皇派.《中国日报》仿日本报纸采用短行排印,这对传统的竖行长行版来说是一项业务革新.《中国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阵地,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据点,这种既是舆论机关又是联络机关的组织形式是资产阶级报,其最大特点是把办报和武装起义等紧密结合在一志.2、《开智录》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留日学生团体开智会的机关刊物.1900年11月 日在横滨创刊出版.由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创办,郑贯公主编.《开智录》以“开通民智”为宗旨,印刷、发行要依附《清主报》,内容和《清主报》相似.3、《译书汇编》由我国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的成员创办的刊物.1900年12月在东京创刊.该刊“专以编译区美法政名著可宗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4、《民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由宋教仁、田桐等主办,程家柽任总编辑.该刊为大型时事政论月刊,宣传“三民主主”的政治纲领是其办刊宗旨.其宣传内容主要有：（1）宣传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2）宣传以建立共和政体为中心的民权主义；（3）宣传以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主主义.此外,它还大力介绍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介绍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5、《清议报》保皇派报刊中最有影响的两份报刊.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后来成为保皇会的第一个机关报.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主编.该报以时事评论为主,其办报宗旨是“主持清议、开发民智”.该报于1901年12月21日因火灾而停刊.6、《新民丛报》它是一份保皇派报刊,是仿效西方大型综合性杂志创办的一份半月刊.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刊.由梁启超主编.该报内容丰富（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编辑严谨,印刷精美.其宗旨在于“开民智”、“造新民”,政治倾向总体上是保皇立宪.该报虽未站在时代前列,但该报对西方政治学说,科技文明的介绍和提高民族素质的倡导,客观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新民文体”也同靡报界和文坛.7、《时报》戍戌政变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也是改良派在国内重点创建的舆论阵地.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狄平子、罗普分任经理与主笔.该报从创刊始,就以执中公允的姿态出现,既批评顽固派,又批评革命派.因此,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我大影响,而是在报纸的评论、编辑、出版方面敢于大胆革新,为我国的报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8、《大公报》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由英华创办,自任社长,总揽经营和编务.该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由莫华主持,是一张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的报纸；（2）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亲日倾向的报纸；（3）由新记公司接办、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4）成为一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9、《京话日报》一张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用通俗的北京话出版的报纸.1904年8月创刊于北京.创办人兼社长彭翼仲.该报政治上主张保皇立宪,从一创刊就宣传它是中国人办的报纸,“作报人的心是中国的”,极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大胆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反映人民的疾苦,与读者保持密切联系,热心为读者服务,因而保受读者信任和赞许,但是也因此得罪了官僚和权贵.10、《东方杂志》中国近代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期刊.1904年3月11日在上海创刊.先后有孟森、胡愈之等人负责编辑工作.该报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对外主张联日抗俄,对内提倡君主立宪,教育救国.内容除自己的社论外,还经常选录多种报刊的时论、记事、要闻、奏折等,资料性较强,类似文摘性刊物.1911年改革后,逐渐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兼容包的编辑方针,仍坚持改良主义,但它宣传欧美,也译载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新文化的运动后,保守反动.五四运动后又进行改革,社会科学论著增多,科技文章减少,介绍时政.1948年停刊.11、《大江报》文学社机关报.1911年1月3日创刊,其前身是《大江白话报》,由詹大悲投资创办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有两大特色：一是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宫为主要读者对象；二是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12、《中华民国公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机关报.1911年10月16日创刊于武昌.由牟鸿勋出任第一任社长.该报主要内容是刊载军政府和下属各部门以及各革命团体的公告,报道有关武昌起义及各省光复消息,评论革命形势和军政府的政策法令等,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逐成为黎元洪控制下的舆论工具.13、“竖三民”报名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创办人 主编人《民呼日报》 1909.5.15 上海租界 于右任《民吁日报》 1909.10.3 上海租界 于右任《民立报》 1910.10.11 上海租界 于右任《民呼日报》是在《神州日报》被焚后,由于右任重新集资在上海租界创办的,后因揭露贪官污吏罪行,于右任被逐出租界,报馆被封,该报只办了92天.《民呼日报》被封20余天后,他又在上海租界创办《民吁日报》,后存在48天被查封,一年后,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下,他又创办了《民立报》.“竖三民”的创办发行,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有力地宣传了革命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竖三民”在上海地区为革命派的舆论宣传作出了很大贡献.

1900年1月25日，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报》、《大江报》、《国粹学报》等，极大的宣传鼓动了革命。

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及北洋政府对内压榨对外妥协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是由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十月革命的影响；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这些为学术界所公认并多有论述。另外还有一点，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那就是留日学生爱国斗争对国内的影响，也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就所见到的史料来说明这一问题。一1918年5月，留日学生归国后发起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在广大学生中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怒潮，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留日学生“从日本人学到的近代知识，和从他们得到的轻蔑对待，混合了他们自己对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政策的愤恨，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注:〔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28页。】。因此，在当时的爱国运动中，他们很自然地走在前列，“‘五四’前夕几次大规模的学生斗争，就是由留日学生首先发动的”【注: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早在1915年初，当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后，留日学生便怒不可遏，当即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2000多学生集会抗议；随后500多人组成归国请愿团，开展爱国救亡运动。留日学生总会干事李大钊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印发全国，呼吁“举国一致”，“众志成城”【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页。】，督励政府，不许卖国。5月7日，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表示承认，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征祥在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总会又立即开会表示反对。李大钊再写《国民之薪胆》一文，编入《国耻纪念录》中广为散发，要求全国上下“永永世世勿忘此五月七日”。这些活动对当时及以后国内爱国运动的开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1918年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如同郭沫若所评价的那样：“当时在国内留下了不小的影响。公平地说来，这当不失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之一。”【注: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8页。】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日本也参与干涉并趁机扩大在华利益。1918年初，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不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5月16日和1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签订该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苏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日本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中这样写道：“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1册，第594页。】这里，日本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侵略野心，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交涉过程中，其部分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纸所探知披露。留日学生听到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连日晚间举行集会。5月4日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的联合会议，一致通过留学生全体归国问题；5日的联合会议讨论了救国大纲，宗旨为“一致对外”，拟组织“先发队”归国。5月6日，留日学生各省各校代表46人（内有女生3人）在东京神田维新号中国饭馆集会，议决归国程序、方针等问题。日本警官数十人与侦探数人持刀闯入，不问情由，对学生拳脚交加，并全部逮捕至西神田警署加以审问、殴打和侮辱。学生们毫不畏惧，慷慨陈词。署长理屈词穷，次日黎明不得不将其全部放出。日本警察的暴行，进一步激起了留日学生的愤慨，加速了他们的罢学归国。据5月17日《朝日新闻》报道，截至16日有390多人回国，“这一骚动，使历来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一时无法继续上课，大多要停课”。而实际归国者比日方报道的数字多得多。当时留日学生共约3000人，其中95％以上参加了罢课抗议斗争。据中国“五月十七日报载，仅至上海者已达一千四百余人”【注:彭明：《五四运动史》，第195页。】。到8月为止，“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注: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留日学生归国后大部分滞留上海。他们组织了留日学生救国团，颁布了数条工作方法，旨在唤起全国民众，拒签《中日军事协定》。救国团总部在上海创办发行《救国团日刊》、《救国日报》，以激烈的言词，鼓吹救国；组织演讲队，通过幻灯、电影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派代表往见军政各界人士，并通过谈话会等形式促进各界民众的交往与合作，使上海市内很快出现了国民救亡会等群众团体。5月31日，上海13校2000余名学生前去淞沪护军使署请愿，要求召开各界联合会，得到允许。经过留日学生筹备，上海各界联合会议于6月23日开会，后来它成为上海民众联合进行爱国活动的半合法组织，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分赴各省区的留日学生，先后组织起本省或本市的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近20个，基本上遍布全国，他们发动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日爱国活动，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的掀起打下了基础。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北京学生的请愿斗争。留日学生派到北京的代表是李达、龚德伯、王希天和阮湘4人，由阮负责。1918年5月15日，李达等到达北京之后，立即去北京大学进行联络。第二天，北大学生积极分子邓中夏、许德珩等便到其下榻的湖南会馆，共同商定在北京学生中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经过几天的奔波，很快得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高师”）、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简称“高工”）等校学生的热烈响应。高工学生张传琦曾断指血书“亡国条件不取消不达目的，勿限于五分钟之热血”，以此激励他人。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等闻讯“慷慨握拳击案，促速图之”【注:《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1日出版。】，不遗余力地参加救国活动。5月20日晚，由阮湘等人发起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学生大会，除北大学生外，北京其他各校学生代表也应邀出席。会上留日学生代表首先发表了要求废除卖国的《中日军事协定》的演说，许多人在会上痛哭流涕，纷纷表示和留日学生一致斗争，并定于次日去总统府请愿。5月21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两千余人，集合在新华门大总统府前游行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学生们情绪十分激昂，出发时高工学生夏秀峰当众断指血书“条件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的誓言，表达了坚强的决心。学生们推举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等8名代表，手捧清愿书，去见当时北京政府大总统冯国璋，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冯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由于学生们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事前没有组织，听信了冯国璋的花言巧语。“几个被推去见冯国璋的代表被冯一场园滑而兼恐骇的话出来；所有同去的学生也就不得不各自跟着代表回到学校里去了。”【注: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第二天便宣告复课。后来，由于政府当局的阻挠压制，在京的留日学生只好南下或北上继续斗争。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也是留日学生到达后才大规模开展起来的。阮湘离京赴津后，立即同各校学生建立联系。5月22日，1200名学生赴省长公署请愿，要求省长向北京政府转达学生们不承认卖国条约的意见。6月8日，近千名学生在老西开集会，留日归国学生代表和北京学生代表均到会。会后又召开了京津各校代表联合会议，决定协同行动，分步进行。留日学生的爱国举动，在山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等地的学生中，也产生强烈影响并得到响应。这在实际上已形成了初步具有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它为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实为五四运动的预演。二1918年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不仅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密切关注和各种社团的大量涌现，从而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留日学生发起的这场斗争，虽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北京学生的请愿也以失败告终，留日学生除极少数留在国内外，大部分重新东渡扶桑，但是它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及影响。学生们从中受到了锻炼，增强了团结，激起了对国家命运的进一步关心，也取得了深刻的教训。“他们初步认识到两点：第一，就整个国家的情况说，在军阀的统治下，这种丧权辱国的事总还会不断地发生的。第二，事先没有准备，没有核心的组织，单靠临时由激于义愤组织起来的队伍是没有力量的。”【注:刘熏宇：《忆工学会》，《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25页。】“觉悟到作事以前，大有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的必要”【注: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2页。】。自此，学生们更加关心议论国事，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如北京的部分学校联合成立了“学生爱国会”，并派代表许德珩等经天津、会同天津学生代表南下济南、武汉、九江、南京，最后到上海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河海工程学校、南洋公学等学校的学生及在沪的一些留日归国学生取得联络，随即诞生上海学生会。此间，上海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及天津来的刘清扬，拜会了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民国领袖；并与史量才、黄炎培等知名人士取得联系。经过一番奔走、联络，各地学生纷纷加入救国会，使之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到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的学生救国会会员均加入了学生会。留日学生在救国会组织过程中起了较重要作用，这从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档案中可以得到证明。1918年7月22日《内务部取缔留日学生抗议中日军事协定回国组织救国团爱国会咨稿》中写道：“留日学生代表阮湘等前因抗议中日军事协定条件，废学回国。业经本总长多方开导，谕令刻日东渡，继续就学。乃倾闻该生等出京之后，有仍在天津以救国团、爱国会名义，招引校生徒集会、结社，并将遍设支会、分会于各地方等事。该生等此种行动，实属轶出教育范围，亟应查禁。”【注:《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反动政府对留日学生的恐惧，恰好说明了留日学生的功绩。为了加强联系和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学生救国会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其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注:《国民杂志社组织大纲》，《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7页。】。0把不同阶级立场和不同觉悟程度的青年学生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反帝爱国的统一战线组织。其中既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谢绍敏、顾颉刚、周炳琳、李泽彰等；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分子、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易君左、曾琦、吴载盛等。1919年1月，他们创刊了《国民》杂志，主编为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等。黄日葵也是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而回国的留日学生，1918年8月和留日同学易君左报考北京大学。黄日葵与李大钊认识，并取得李大钊对《国民》杂志社的帮助与支持，李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就是在《国民》杂志上发表的。另外，北大校长蔡元培、《京报》主编邵飘萍也曾对《国民》杂志社予以援助，蔡亲自为《国民》杂志创刊号作序，称赞“学生之牺牲其时间与心力，以营此救国之杂志”，并提出“正确”、“纯洁”、“博大”三项办刊要求【注:见《国民杂志序》，《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24～25页。】。这个刊物的突出特点是公开谈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其中有些是许德珩、黄日葵撰写的。

青年杂志 创造 文学

那个时候的媒体还是很发达的很多事情都可以表达，例如鲁迅，丝语，大公报，文汇报

生于抗日岁月的报纸：《进步日报》、《奋斗日报》、《救国日报》、《正义报》、《救亡情报》、《复兴日报》等等；以“中”字开头的报纸：《中报》、《中央晚报》、《中国时报》、《中苏日报》、《中国画报》、《中国儿童新报》等等；地域类报纸：《金坛日报》（国民党元老于佑任题写报头》、《澄清日报》（江阴地区，由社会名流叶楚?崽庑幢ㄍ罚ⅰ端毡比毡ā贰ⅰ侗逼狡缆邸贰ⅰ侗逼嚼习傩杖毡ā贰ⅰ渡虾H吮ā返鹊龋?专业类报纸：《晶报》（商业信息类）、《品报》（登载小说连载等文艺作品）、《铁道时报》（孙中山先生长子孙科题写报头）、《常识》（文化名人胡适题写报头》、《小孩报》、《俗文学》、《戏剧报》、《电影报》、《演艺报》、《总统府公报》。另外，军事类报纸有：《军事日报》、《华北解放军报》、《军政报》等。专用上海方言撰文的报纸《奋报》（小开版）；以淡红色粉纸印刷的《幸福报》（颜色与报名及内容吻合）、《世界画报》（铜版纸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