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研究中的情感转向论文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 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 [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 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 [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 。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24]

现在“创新”作为一个提倡的概念，变得流行了，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看，它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具有推进意义的，因为我国处于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许多思想观念需要创新。如果说新闻学和传播学也要创新，那主要应表现在总体观念的更新和研究的深化上，要防止将“创新”解释为添加几个新名词、添加几个“新闻××学或××新闻学”、“传播××学或××传播学”，这种庸俗化的现象现在有所抬头，我们不能为此捧常现在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原有范畴的研究发展很缓慢，而许多边缘领域却在不断地扩张，如果能够研究出扎实的成果也好，但真正有创新的不多。凡是打着“最新”、“高级”、“核心”名义的论著，几乎都是不新也不高级的东西，无法读下去。这种风气研究生中也有所表现，本来有一点思想火花，但一炒作就成了完全的泡沫。最近几年关于网络的研究，一轰而起，虽然有所成绩，但泡沫也太多了，惊人的预见、过分完美的想象、IT产业的广告宣传替代了严肃的研究，普及知识被抬高到学术研究的份上。鉴于这种情形，我认为深化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就是我们学科的创新。创新就在于深化研究，而不在于统计又增添了几个“学”和几个新名词。就新闻学而言，原来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例如新闻、新闻价值、客观性、新闻真实、新闻媒介的职能、新闻法、新闻职业道德等等，虽然还有些论文谈到，但这方面的文章逐年减少，好象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即使是世纪之交出版的新的新闻理论的教材，虽然努力想加些新东西，但新的毕竟不多。原因在于我们对传统新闻理论的系统研究跟不上。有些新的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成绩，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这方面的“研究”，能否成立都成问题，但是“新就是好”的观念（这个话并没有说出来）走红，管它呢！结果，出来的东西不过就是把新闻学常识重新组装一遍。深化新闻学，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和新现象外，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应该重新赋予较重要的地位，近年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减少了，但是从已发表的看，多数是有深度的，由于文章较为分散，发表的时间也不集中，尚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如果一个一个地做全面的考察，能够提出许多深入的思考。例如新闻真实，业界把它概括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样一句比喻，现在它几乎成了套话。如果学界也停留在用比喻做学问的水平上，那是不能原谅的。如果学界将新闻真实停留在“报道人物、事件、思想观点，不仅言语和细节上要准确可靠，而且发生事实的原因和对事实的解释也必须以事实为准绳”等等这样的要求上，这不是研究。新闻真实与时效相关，与记者的认识能力和个人观点相关，与媒体制度和新闻运作模式相关，与即时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氛围、民族传统、宗教信仰、意识形态都有一定的联系，与新闻源和受众接受时的误读也有关，对真假的判断与价值判断、利益关系也紧密相关，这些绝不是使用一二个比喻，例如正面的“生命”比喻或负面的“妖魔化”比喻就能说清楚的。如果每个新闻学的基本范畴都能有几本确实深入研究的专著，那么我们的新闻理论教材在“新闻真实”的章节上，才能真地说出几条让人看了感到若有所悟的认识。我们现在是把新闻理论的地犁了多遍，但缺少的是在地里的一个点上挖下去，掘一口井，涌出水来，然后再向四面扩散。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学科进步的一个标志。把我们司空见惯的新闻现象看透，这才是创新。例如新闻为什么同质化、礼仪化，研究一下不断变化的新闻内容和基本不变的报道模式，仔细想想，原来它给予人们的主要不是新鲜的东西，其实质是不断加固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既定看法。这是现代新闻生产组织的标准化造成的。而这种标准化在不同的国家和意识形态下，表现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这方面，只有个别文章谈到，深化研究也没提上日程。《文汇报》去年7月18日发表一篇文章《“势利眼新闻”》（张金铃），从尊重人权的角度，批评媒体只用几十个字报道一堵墙倒下砸死三个民工，而却用半个版报道一个海归博士在深圳遭毒打。8月24日该报另一篇文章《新闻眼并非势利眼》（周靖竹），则用新闻价值的基本理念为媒体的正常报道作了辩护。其实，这个问题就可以成为深化新闻价值研究的一个起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深化，除了及时引进最新的研究成果外，重点也在于研究已有的传播学基本范畴。有两方面我觉得应该深化：第一，深化研究人家能够得出这论那论、这模式或那模式的方法和视角。我们太不看重研究过程，这方面的译著也很少，倒是教材性的书出了一大堆。这种书当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一种意料外的不好的后果，这就是人们接触到的全是结论，如何得出的结论不清楚，当然也就会看轻研究过程了，大学生知道结论就够了，但仅仅知道结论不利于研究生养成理论思维的习惯。现在正在组织翻译一批传播学经典著作，我想，这对于改变人们重结论轻过程，可能会产生作用。第二，侧重研究已经被西方传播学界的多数承认的各种假设，何种程度上能运用到我国的环境中。真理多迈出一步就是谬误，何况各种传播学的“模式”和“论”均是理论假设，谈不上真理不真理的。我们现在的文章，相当多的结构是：传播学的某“论”说了什么，然后就作为依据论述中国大众传播方面有一个怎样的问题和应该怎样，较少考虑这这些理论假设提出的环境、时代背景与中国的差异。例如我们常用的“议程设置论”，其环境背景是各种新闻媒体可以自由报道任何话题，自行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所报道的事实，因而媒体的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结果，公众也有较多的横向信息的比较。如果媒体的议程设置很大程度上是非自然的，公众只能看到某一类信息源而另一类信息源被封锁，那么根据人家在那种环境下得出的某些论点，分析这种情况下的媒体议程设置，就要对结论作出许多条件的限制。如果一种客观的观察媒体活动特点的假设，被用于主观的宣传目的，颇有些悲剧的意味。再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它确实说明了某种大众传播中的舆论现象，依据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用于什么目的，存在着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传观的差别。提出这一理论的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参加过纳粹党的活动，她的理论带有对纳粹经验总结的成份。作者的这一背景被揭露后，曾引起传播学界的很大震动。应当承认，她对传播学－舆论学的研究是有贡献的，但也要指出她的理论中含有驱逐少数人意见的成份。对于有过纳粹宣传经验的德国和有过“文革”宣传经验的中国，需要特别提醒人们警惕，防止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对人民进行戈培尔式的宣传。引导舆论存在着引导伦理问题，愚弄舆论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就眼前要做的事情而言，我感到较新的传播学研究成果需要尽快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在我国的环境中借鉴，例如“第三人传播效果理论”、“议程融合论”等等。就具体的研究课题而言，诸如“健康传播”，在我国刚刚起步，目前我只看到一篇文章，希望能够成为新形势下传播学的一个多少被人关注的课题。健康传播、大众传播与儿童、大众传播与性别等等研究课题，具有全球的共通性，现在后两个课题在我国有已有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并没有得到传播学界的普遍关注。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人类的贡献可能很大，得到世界关注的可能性也很大。而基础理论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尚无法与别人在世界上竞争。鉴于这种情况，传播学研究我想得分为两个活动空间，一个是加强国内的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提高我们总体研究水平的基础；一个是加强能够与世界对话的具体课题的研究，诸如刚才提到的几个全球共同关心的课题。传播学研究在中国能否研究出几个“论”或“模式”，这是人们很早就企盼的。但是学术研究不是生产工业产品，研究需要一定的相对纯粹的实验环境，而我们缺乏这种环境，因而可能总结出一些尽可能尊重新闻工作特点的传播经验，可以通过具体的量化调查得出某些我国体制下的媒体发展趋势和受众特点，但研究出多少带有普遍性的传播现象的理论假设是较为困难的。现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批判学派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这是可喜的事情。我只是提醒一下，欧美批判学派深刻思考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过于成熟而面临的问题；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处于起步阶段，他们的思考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但不宜直接用来批判这批判那。我国大众媒介的发展，总体上不是市场经济成份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立足于大众传播业的市场化建设（包括法治和职业道德建设），辅以批判，侧重点不要发生偏差。但是，批判学派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方法，现在对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来说是缺乏的，我们现在简单的逻辑推理式的文章较多，给人以深刻思想的东西较少。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思维现在很有市场，我们确实需要一些这方面的分析性文章，但不能都是这些东西。特别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多一些批判学派的思维方法加以平衡。看一下 可以不？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 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 [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 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 [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 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 “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 。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发表《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 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