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宋词的论文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活色生香，呼之欲出 ——论宋词中的女性形象 词作为一种文体，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以“阴柔美”为其显著特色，而代表词体发展最高成就的宋词，更是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女性形象，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每每让人为之倾倒。 一、宋词女性形象的类型分析 我们不妨先“浏览”一下宋词女性形象“画廊”，看看都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若按所描写女性的身份分，宋词女性形象大体上可分三类，即歌舞妓、闺中少女少妇和民家采莲女。 宋词中描写的女性形象以歌妓舞女为最多。因为词从隋唐诞生的时候起，就主要是“应歌”而作，由歌妓在酒筵樽畔歌唱，用于娱宾遣兴。词在五代西蜀、南唐宫廷中得到畸形发展，“花间”词人着力描写女子的面貌、服饰等外部形象，脂粉香泽，秾艳绮靡，刻意追求一种感官享受的美，形成盛极一时并影响深远的“花间词风”。宋初此风犹盛，作为一代名臣的晏殊、欧阳修等也乐于创作。发展到柳永，出入于秦楼楚馆、歌台舞榭，为歌妓们写心。晏几道作为贵族王孙，更是生长于歌儿舞女之中，待家道衰落，遂借回忆往昔与歌女相处的生活，寄托其失落感。以后写此题材者很多，且热心创作，乐此不疲。歌妓舞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是供统治者任意驱使取乐的工具，生活不自由，没有独立的人格，更谈不上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她们的身份是“艺妓”，词中多描写她们的形象，写她们“永弃却、烟花伴侣”（柳永《迷仙引》），追求爱情、婚姻和人身自由的良好愿望；写她们“兰心蕙性”（柳永《玉女摇仙佩》）、“心性温柔，品性详雅”（柳永《少年游》）的美好品质；写她们“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晏殊《山亭柳•赠歌者》）的高超技艺。词人以同情的态度，写她们的所思所感，表达她们对忠贞爱情的向往和执着，对轻薄王孙的憎恨，反映了歌女们真实的感情和心理，从侧面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多少带有欣赏的态度和眼光来描写，有轻佻的意味，甚至还有“色情味”，如“若是朝云，宜作今宵梦里人。”（晏几道《采桑子》）“阳台路迥，云雨梦，便无准。”（陆淞《瑞鹤仙》）等，这是此类词的一大弱点。 刻画闺中少女少妇春愁闺怨形象的作品，晚唐五代就大量出现，如王建的《调笑令》、温庭筠的《梦江南》等。宋词人也喜写这类人物，写离愁别恨、刻骨相思，“秀色侵人春帐晓，郎去几时重到。”（李从周《清平乐》）“意中人，从别后，萦系情怀。良辰好景，相思字，从不归来。”（晏几道《于飞乐》）写“寻思难觅有情人，可怜虚度琐窗春”（晏几道《浣溪沙》）的孤独寂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片悲悲切切声中，有时也出现轻松欢快的格调，欧阳修《南歌子》“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的妖声憨态，为我们塑造了天真调皮、机灵多情的新婚少妇形象。刻骨相思，离愁别恨，是宋词人最喜吟咏的主题。封建社会中，在家长制的淫威下，怀春少女独处闺阁，行动不得自由，婚姻大事全掌握在父母手中，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少妇的丈夫为生活所迫，或经商，或从军，出游在外，长期不归，她们独守空房，默默忍受着一个个孤独寂寞的漫漫长夜。这些形象都有着普遍的社会意义。 民家采莲女的形象最早出现于中唐李康成的《采莲女》，晚唐皇甫松写有《采莲子》二首。宋词中也多这类题材的描写，写她们的采莲生活，乘兰舟，唱菱歌，天真活泼，纯洁无瑕，无忧无虑，娇情憨态，呼之欲活，再现出江南农村相对富足安定，人民怡然自乐的景象。有时她们也有烦恼忧愁，“花心多怨，妾心多恨，胜似莲心苦。”（陈允平《青玉案•采莲女》）这是采莲女形象的又一侧面。 上述三种都是写自己以外的“人物”，用的是第三人称，是“小说家”的手法。这三类人物形象只是大体上的划分，难以概括宋词全貌，但基本上可作由是观。 二、宋词女性形象刻画的艺术分析 小说、戏曲塑造人物形象往往要刻画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神态、心理，这些描写的手法也常常为宋词采用，以表达词中女性形象的思想感情。以下且列举数端： 1、比喻。以物喻人，连类相比。写美女，以柳喻腰，以花喻貌，以燕喻举止轻盈，将沦落风尘的女子喻为“章台柳”，任人攀折。如“肌肤浑似玉。”（柳永《合欢带》）“白似雪花，柔于柳絮。”（向子諲《殢人娇》）写美女“花样精神月样清”（毛滂《减字木兰花》）、“黄莺水上精神”（侯寘《西江月》，如花似水似月，花美艳，水轻柔，月平和，写出阴柔之美。以具体可直接感受的物体来描写女子的外貌、精神，生动鲜明，形象逼真。 2、对比衬托。“红花还要绿叶扶”，对比衬托，可突出要描写的对象。如“自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消。”（柳永《合欢带》）“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飞燕妒。”（柳永《木兰花》）“妾貌如花被花妒。”（陈允平《青玉案》）正如传统小说形容美女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一样，陪衬正能突出所刻画的人物，这是“同性”对比。还有以“异性”对照起来描写，“一点芳心在娇眼，玉好空恁肠断。”（柳永《荔枝香》）“曾何止、倾国倾城，暂回眸，万人肠断。”（柳永《柳腰轻》），美貌使王孙肠断，使万人肠断，倾国倾城，其美丽无比可想而知，这是汉乐府《陌上桑》描写“罗敷”的手法。这些都是传统的写法，简明易晓，能有效地达到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 3、“道具”的运用。戏曲中常用“道具”刻画人物形象，如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谈笑自若，便表现出运筹帷幄的儒将风度。“道具”中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是它的妙用。宋词人熟谙此道，故乐用之。如“娇多爱把齐纨扇，和笑掩朱唇。”（柳永《少年游》其四），扇掩朱唇，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娇情媚态。“起来花影下，扇子扑飞萤。”（李石《临江仙》）写“佳人”与情人约会后，轻拈罗扇，追扑流萤。一个天真活泼不知愁的闺中少女形象便活现出来，是一幅美丽的花影扑萤图。“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晏殊《山亭柳》）“卖笑”的歌女，以笑语欢歌博得客人的欢喜和报酬，内心悲哀，不禁落泪。“重掩罗巾”，以巾拭泪，屡加掩饰，故用“重掩”，以巾掩泪又不让人发现，而强颜欢笑，写出歌女深沉的悲哀，细节刻画，“罗巾”正如戏曲中的“水袖”，这时已不是一般的“罗巾”了。“闲弄筝弦懒系裙。”（晏几道《浣溪沙》）青春虚度的怅恨之情通过弹筝弄弦表达。“闲抱琵琶寻旧曲。”（谢逸《江城子》）回忆往昔相聚的时光，只有琵琶能解语，借弹奏旧曲婉诉离别相思之苦，这里，“琵琶”就成了感情表达的“道具”。这是刻画人物形象最的手法。 4、白描。表达人物真实的感情，用自然浅近的语言，不加雕饰和堆砌辞藻，甚至说尽说透，用不着含蓄。“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晏几道《生查子》）思春少女，思慕意中人，相思无处说，只好背面秋千下自言自语，淡淡一语，形象鲜明。如唐画家周昉笔下的背面美人。晏几道《浣溪沙》全词皆是白描。“不将心嫁冶游郎”、“一春弹泪说凄凉”，大白话，通俗易晓，却写出娇美可爱的艺妓形象。欧阳修《南歌子》写一新嫁娘，一组戏剧性的语言构成一组活泼、轻松的电影似镜头：走来窗下、笑相扶、问画眉深浅、弄笔偎人、描花试手、笑问双鸳鸯字怎字书。语言简洁明了，富有情趣，绘声绘色，生动真切，成功地塑造了天真而又机灵多情的新嫁娘形象。 当然，宋词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远不止这些，这里只是拈出几点，举其大概，仅此亦可见出词人艺术技法之高明精妙。 总括起来看，宋词描写女子形象（主要指闺中女和歌舞女），喻之以画，似西洋油画，或国画中的工笔画，重逼真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重细节刻画，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故多描写面貌特征，如檀口、樱唇、绛唇、朱唇、柳腰身、黛眉长、浅蛾黛、玉尖、莲步等，写服饰如金翅、双蝶、绣罗裙等，写动作如扑流萤、坐吹笙、弹琵琶，写神态如春睡、揽镜、独倚楼的形象，还有人物的声音、语言描写，如“笑倩整金衣，问郎来几时。”（陈师道《菩萨蛮》）“笑折荷花呼女伴。”（秦观《调笑令》）“歌缓缓，笑吟吟，向人真处可怜生。”（赵师侠《鹧鸪天》）“玉尖弹动琵琶，问香醪饮么。”（米芾《醉太平》）憨态可掬，媚态可怜。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眼前，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类形象真实、具体，是静态的，重“形似”。又讲究色彩，以花喻美女，鲜红艳丽，奇葩异卉，深红浅白，素面、黛眉、朱唇，浓丽香艳，形象直接诉诸视觉、触觉，似乎触之可及。此即这类词的最大特色。这类词语言上多华丽辞藻的堆砌，装饰性较强，形成绮丽香艳、轻柔婉媚的风格。意象群喜用的词汇有玉、绣闺、娇、媚、香、艳、肠断、愁、恨、慵、懒、云、雨、花、燕、柳、檀郎、纤、罗锦等。 值得注意的是写采莲女形象的作品，既写女子的“形”，又写女子的“神”，人物的背景与“渔父”词一样都是山水、小舟，但心态和感情完全不同，它去除描写歌女之词的香艳秾丽，又去除“渔父”词的清空疏放，形成清新、轻灵、素朴、淡雅的独特风格。 三、宋词女性形象描写的背景分析 晚唐五代以来，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宋代积贫积弱，长期被动挨打，国势衰微。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对人生前途大失所望。统治者不安邦图治，君臣上下，宴饮游赏，纵情声色，竞相嬉乐，以“醇酒”“妇人”为务，沉湎和迷恋于世俗的享乐生活，全社会迷漫着一股享乐之风。这种风尚直至金人铁蹄南下，方有所减弱。与“盛唐气象”相较，宋代“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首位”。（李泽厚《美的历程》）文士们显出“老态”，国弱，体弱，心理上也弱，敏感多愁，如欧阳修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而来，遂作《秋声赋》，抒发感秋情怀，故宋词感伤意绪和色彩很浓。宋代文人受到优待，地位很高，行为放荡不羁，对外在事功早已兴趣大减，他们的心态内敛退缩、纤细柔弱，近乎“女性情感”。通达得意时，又逢年轻体壮，有优裕的条件，遂流连于酒筵樽前，征歌逐舞，按板听唱。文人的艺术趣味多在“香闺绣房”，以男性欣赏的眼光去写歌女舞姬的花容月貌、莺声柳姿、娇情媚态，追求心理上、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同时写美女的生不逢时，有才难展，孤独、寂寞、伤感，也是寄寓词人年华虚掷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慨，表达“才人沦落”之悲。 民间文学是文学发展的源泉，优秀的作家无不从中汲取营养。词从民间歌曲发展而来，宋词人尤喜民间歌曲，写了不少“采莲曲”，塑造了“采莲女”这一劳动女性形象，天真烂漫，娇美朴素，灵巧活泼。这种描写充实了文学史的人物形象宝库。这种形象有别于传统“仕女图”、“美人图”式的人物形象，把艺术视角由都市宫廷转向乡村田野，给词坛带来一股清新质朴之风，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宋词中各种女性形象身份不同，个性不同，其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也不同，我们从中可看到宋代社会的一些侧面，这就使得这些形象都具有了一定的典型意义，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值得我们去欣赏和研究

其实最棒的文章莫过于李清照的那篇《词论》了，我不清楚你需要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演讲的话，以《词论》为核心展开谈都可以。尽管不是现代学者的专门论述，但以词人之口论词，最是真切。原文：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全文翻译： 古乐府歌与诗并列发展的最高峰，是盛唐时期。 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一位歌者叫李八宝，唱歌妙绝天下。有一次，刚刚及第的进士们在曲江大开宴席，其中有一位及第的名士，吩咐李八宝故意穿一身旧衣，戴一顶旧帽子，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并装成神情惨淡的样子，一同参加宴席。然后对众人说：这是我的表弟，让他坐末席吧。参加宴会的众人都对他毫不在意。众人边喝酒边听歌，许多歌者轮流唱歌，其中只有曹元谦、念奴二人歌唱得最好。唱完后，大家对二人的歌声称叹赞赏不绝。这时，那位名士忽然指着李八宝对大家说：请让我表弟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吧。众人都晒笑起来，甚至还有人生气起来。等到李八宝一曲歌唱完后，却引得众人都哭了起来。团团拜伏在李八宝周围，都说：你肯定就是李八郎啊。 从此以后，郑地和卫地的乐声在当时更加流行起来，这些声乐的柔糜之处、音节变化也更见烦琐。唐朝时已经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曲调，不能一一枚举。 到了五代的时候，各路诸侯纷纷建国，中华大地战乱不断，斯文扫地，更无人作新曲沿途传唱了。这时只有南唐李璟、冯延巳等君臣温文尔雅，时有新作问世，其中有名的作品有李璟的《浣溪沙》、冯延巳的《谒金门》，“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更是其中的名句。句子虽然很奇特、很优美，但是要灭亡的国家所唱出来的歌声也带着很深的哀伤，就不能算曲子词中的上品了。 到了宋朝，礼仪、声乐、文章、武功都已经齐备了，又休息生养了百余年，才有柳屯田柳永，变乐府旧声为新声，有《乐章集》传世，确立了他在宋词大家中的地位。但柳永的词虽然非常适合于音律，但词句却俗不可耐。又有张子野（张先）、宋子京（宋祁）宋公序（宋庠）兄弟以及沈唐、元绛、晁次等人辈出，虽然时时有妙语传世，但却整篇破碎，不能称为名家。到了晏元献（晏殊）、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这些人，他们学究天人，填这些小歌词，应该就象是拿着葫芦做的瓢去大海里取水一样容易，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细细琢磨他们的词，句子都嫌雕琢得不够。而且他们的词又往往不协音律，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诗和文章只分平仄，但词却要分五音（宫商角徽羽），又分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又分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还要分发音的清、浊、轻、重。比如当世（北宋后期）的那些词牌名叫《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的，既可以押平声韵，又可以押仄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来是押仄声韵的，如果押上声韵则与音律协调，但如果押入声韵，就不能作歌唱了。王介甫（王安石）、曾子固（曾巩），他们的文章有西汉时风格，但如果他们作词，只怕会让人笑倒，因为这样的词读不下去。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词别是一家，但知道的人却不多。后来晏叔原（晏几道）、贺方回（贺铸）、秦少游（秦观）、黄鲁直（黄庭坚）一出，才得词中三味。但是晏几道的词短于铺叙，贺铸的词短于用典。秦观的词却致力于婉约、情深一片，词中却少了实际的东西，就象一个贫穷人家的美女，虽然长得很漂亮，打扮也很时尚，但骨子里却始终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富贵气态。黄庭坚的词内容倒是充实，却有些小毛病，就象一块美玉，却有些斑点，所以价值自然要打些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