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与资源配置关系研究论文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我国金融业深受大一统管理体制的影响，这一体制造成高度的金融垄断、高度的金融压抑、高度的金融监管，严重制约了地方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导致地方金融监管与调控的缺失，国家高度垄断了金融资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种专业性、管理性金融机构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门分离出来，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的主要特点，从而奠定了近30年来我国金融制度演进的内在基础。中国入世后，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承诺形成刚性的制度约束，我国金融业掀起新一轮横断层面的改革与对外开放。由于改革主线是在分业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上做文章，没有在纵向层面进行放权让利，打破金融垄断，而是中央金融部门进一步集中了各方面的金融资源，成为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金融资源垄断者；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县域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地方金融资源稀缺进一步加剧，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近几年来，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金融，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各种新兴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升了地方金融的服务能力，拓展了地方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成为我国地方金融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地方金融机构中，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长期以来是中小微企业重要的资金供给者，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的现实状况，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的脆弱性。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中央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存在重重的博弈，导致金融运行成本增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成为当前社会各阶层和民间大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建立国家与地方分层有序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必要。国家“十二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责任”，明确指出地方金融发展和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十分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在纵向结构及横向结构均存在巨大差异的现状。2012年1月6日，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意识和责任，有利于坚持发挥中央监管部门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维护金融业改革发展战略、金融宏观政策、监管规则与标准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又能引导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力改善金融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务、预警提示风险、完善抵质押登记、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大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惩处力度；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中央金融业的高度集中垄断、地方正规金融的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的高度脆弱交叠存在，是近30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本文拟从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10个方面的不匹配问题，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推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地方经济金融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保障。一、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不匹配问题（一）我国金融体制纵向层面的不匹配问题1.国家金融政策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经济差异化发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政策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或者金融手段，调节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金融资产的流量与存量的各种行政性行为。金融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汇率等价格机制以及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供求机制，调节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实现市场供求平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对金融法规进行完善和补充，实现一定政策倾斜突破和差异化管理手段是金融政策的重要补充职能。金融政策一般根据经济目标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具有可控性、可测性、灵活性和可变性，才能适应市场调节需求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国家各金融部门高度集中了金融政策的制定权与操作权，有利于确保国家金融政策的权威性与统一性，然而却忽视了金融政策灵活性、可变性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各个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习惯、教育水平、文化传统、信用状况、民族特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地域的差异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对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金融政策形成制约，间接抵消了金融政策特别是紧缩性金融政策的操作效应。在我国金融政策操作实践中，扩张性和紧缩性金融政策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效应。近10年来，我国紧缩性金融调控政策很难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显然，国家相关部门统一制定的金融政策不可能充分考虑各个地方对金融政策差异化的需求，比较难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国家金融政策的有限性与不对称性。地方经济作为金融资源供给主要落实地和金融政策主要调控对象，它的发展需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政策制定权与调控权，形成国家金融政策为主导，地方差异化金融政策为补充的金融政策体系，才能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满足地方经济差异化、多元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2.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法律法规是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主要规范规定各种金融市场活动主体具有长效性行为以及相关经营交易活动。不同的法律法规体系决定了金融业发展的不同路径。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办公厅、一行三会、外管局、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委分别从各自监管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上述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涵盖了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详细规定了各行业在市场准入、持续监管、自律管理等方面的市场行为，成为金融改革、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政策相比较，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是其主要特点。然而，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保证中央立法权的权威性，却对金融业发展形成种种制度性约束：一是全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必然造成金融资源的高度垄断集中，形成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局面，不利金融风险的防范与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其结果必然是银行捆绑财政，中央财政部门成为金融风险最后承担者；二是形成金融资源配置马太效应，加剧了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很难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三是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经营机制，各大金融机构很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造成所谓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发展严重滞后；四是地方民间金融作为地方经济差异化发展主要资金供给者，只能向地下化、灰色化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金融发展的不规范和脆弱性。我国现行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省级人大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这就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空白、缺失与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服务县域经济、“三农”经济、小微企业、民生经济等实体经济质量的提升。结果，发展地方特色金融，成为地方政府被动被逼被迫的选择。地方政府发布各种指导性文件支持地方金融发展，这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金融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的难度，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金融管理混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地方金融机构培育和发展，国家应赋予地方省人大一定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以此推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与完善，加快市场化改革发展。3.国家金融业垂直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缺失的不匹配。金融法律法规决定了金融业监管模式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我国金融机构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业主要特点。国家相关部门集中了我国金融业主要监管权，一行三会一局、财政部金融司、发改委财金司是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监管者。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分业垂直、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系导致监管条条分割，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地方金融信息，导致监管成本增加，经营风险、道德风险的出现不可避免。以国有银行改革为例，金融资源供需失衡导致巨额的三角债与银行不良资产的出现，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第二次剥离不良资产，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剥离水平。同时，由于受到金融监管成本与监管效率的制约，外汇管理局、证监会、保监会大多在州（市）一级设立监管机构；银监会只在经济发达县级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人民银行作为县级唯一健全金融监管机构，由于部门职能限制，很难发挥扶持地方金融发展的作用。显然，高度集中、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系很难真正实现有效监管，还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真空、监管弱化、监管滞后的出现。近年来，随着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特别是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等小型微型金融机构的培育和发展，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已无力激发地方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难以完善对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管理。各种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在存贷利差过高情况下，加重了民间金融经营的投机性与风险性，违约破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加大，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参照我国分税制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实施下行、下沉、下放、下移、下调的金融改革，让渡部分金融管理权给地方政府部门，增加地方政府金融管理的话语权，是健全地方各项金融监管制度，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责任，优化金融监管资源配置，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有效途径。4.国家金融资源统一供给与地方金融资源缺失和差异化需求不匹配。金融资源只有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才能实现金融资源价值最大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是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实际控制者，然而与消费、投资、出口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相联系的金融资源需求主要来自地方项目单位，这就造成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不一致。在过去30年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金融资源供给导向和地方金融资源需求导向虽然交替存在，但从总体上看，金融资源需求导向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国家金融部门并没有真正掌握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而是受到地方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压力所趋使。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普遍存在非均衡性现象，导致国家与地方之间、各金融机构总行与分行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成本增加，不利于我国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广。金融资源的过渡集中，国家以权力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必然，各个地方政府只有通过跑（步）部进京，寻求金融资源分配的政策倾斜。结果，权力干预有形之手代替市场无形之手配置金融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同时，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加强对地方金融资源的调控配置，以满足贴近市场、贴近基层的金融资源差异化需求。5.国家信用资金指导性配额与地方项目市场化资金需求的不匹配。1998年，我国取消了信贷计划指标，对银行机构信贷规模采取存贷比例控制，但事实上还存在变相的信用资金计划分配问题。在过去10多年信用资金指导性分配过程中，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直接信用控制如信用配额、存贷比控制以及选择性货币政策如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等手段控制社会信用总规模。以信贷资金分配为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信贷额度发放指导性计划对各大商业银行进行调节；各大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计划限额范围内在内部层层分解，下达各级分行年度信用资金分配计划，实现了通过信贷分配计划对各省级分行进行二次控制。同时，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还监控辖区内信贷资金分配计划，加强对地方金融控制。信用资金计划分配的制度安排造成落后地区信用资金流出不可避免，而金融机构分支式的组织结构则为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由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各种落地项目是按照风险收益的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在利率管制、汇率管制的情况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就促使各金融机构总部通过信用资金跨省市调动，主动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地方金融发展的长期非理性，金融资源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从县、州（市）两级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国各地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更加突出，使得贴近基层、贴近市场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资源更加稀缺。显然，作为金融制度核心要素的金融交易关系依然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配额交易关系，使得落后地区风险较大或者收益较低的项目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支持。（二）我国金融体制横断层面的不匹配问题1.金融分业垂直监管与金融资源横向共享不匹配。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演进路径中，金融业基本上形成了分业监管模式。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金融监管不仅形成条条分割式的监管体系，还存在“九龙治币”的问题，造成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监管效率低下，金融监管弱化、金融监管真空、金融监管滞后成为不可避免现象，这不利于金融风险及时防范与化解，同时还留下了大量金融政策、金融法制的空白。各个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实现金融信息共享，这不利于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以债券发行监管为例，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分别负责非上市公司债券、上市公司债券以及中期商业票据发行的监管权，财政部则代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此，温家宝在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债券市场管理不统一，市场互联互通不顺畅，不利于完善债券市场管理体制，建立统一准入制度和监管标准，落实监管责任，扩大债券市场规模，营造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制与“九龙治币”金融监管模式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存在监管套利，导致监管成本过大，监管缺乏效率。在全球金融业普遍实行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金融监管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从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机构逐步实现综合经营，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和金融资源主要需求者，更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信息资源的优势，主动优化配置金融监管资源，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2.我国金融高货币化与金融发展低效率不匹配。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需要积累一定货币资金。货币资金积累越多，计划投资的规模就越大，经济增长也就越快。M2是用来度量货币资金供应重要指标，它与名义GDP比值（货币化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西方发达国家货币化指数接近1左右时，普遍存在一个倒U的拐点，此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建立了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货币化指数全面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日本水平，货币化指数并没出现历史性拐点，而是继续保持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货币化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攀升到1.8左右，此后一直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并没出现所谓的货币化拐点。高货币化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高度集中垄断的结果，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高货币化是国家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控制满足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货币资金需求，获得了巨额的货币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高货币化没有真正反映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还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金融业运行效率十分低下，计划的货币资金与信贷资金供给仍然是我国信用资金主要供给手段。中央金融存在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存在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存在高度脆弱相互交叠，造就了我国金融的高货币化现象。结果，我国货币政策不对称效应出现了，地方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作为县域金融的重要补充，间接地抵消了缩紧性货币政策的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在我国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限。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形成稳定固定的监管机制，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结合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的现实状况，组建金融国资委是实现超级监管的有效途径。金融国资委不仅将管理财政部、汇金所持中央级国有金融资产，还将使中国人民银行逐步从管理出资人职责及部分金融监管职责中退出，银监会、保监会及证监会三家监管机构将从出资人角色中逐步退出，集中行使金融监管职能。在探索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各省市可以借鉴中央金融国资委以及上海市、成都市等地方成立金融国资委的管理经验，组建地方金融国资委，改变地方金融机构由国资委、金融办等部门多头管理而不统一的现状。成立地方金融国资委有利于理顺地方金融机构出资人管理职能，实现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管理信息的横向共享，促进金融资产保值与增值，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推动地方金融发展。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 古典学关于经济学对象 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关于今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遵循传统，二是要反映现实要求。今天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这二者又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研究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方面是由其面临的任务决定的，现代经济学抽象掉制度分析是由于其研究市场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而市场制度被假定为是稳定的。这两者虽有其合理性也有重大缺陷。因此，遵循传统应该是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要求。我们今天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而且，我国正在处于制度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及其变化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资源配置不能忽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 根据这两个原则，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的结合，但强调资源配置方面。尊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和传统，适应经济学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功能要求，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应当避免单纯研究生产关系和单纯研究资源配置两种极端，而应当是研究一定制度背景下的经济运行，它应当包括生产关系或制度和生产力或资源配置两个方面，而且应当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4.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8.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