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投稿经历

朱大可 （1957~），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2006年9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编辑本段]著作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已出中文版六卷，日文版四卷）、《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等。 [编辑本段]主要经历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大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独惯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朱大可今年50岁。“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编辑本段]人物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已故）朱大可(1898—1978)，名奇，别署莲垞。祖籍南京，因祖父曾为秀水(今嘉兴)巡检，遂寄籍嘉兴。父朱丙一，清末任宣平县知县。大可少时负笈南京农学堂，毕业后一度曾任上海《新申报》主编，并先后在上海务本女中、爱群女中、正风文学院、正始中学、大经中学、比乐中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南通学院等院校任教师、教授。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退休。朱大可毕生勤于治学，博览群书，而不囿于旧说。对国学的研究，融经学、小学、训诂、辞章于一体。对古文字的源流辨识，尤多迈越前人的独到见解。早年著作散见《东方杂志》等刊物。三四十年代，国家多难，上海的社会情况更是诡谲复杂。大可身处此时此境，淡泊明志，从不攀比牵附，俯仰于人。抗日战争初期曾多次拒绝日伪的种种压力和诱惑，坚贞自守，不惜失业家居，后来又坚决拒绝伪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之聘。这一时期，不再发表诗文，而闭门钻研国学，益臻宏博。建国后，更是专心治学。朱大可兼擅书法，曾学曾熙(农髯)、李瑞清(梅庵)，所作行楷，摈碑体的矫揉，脱帖书的软熟。晚年专作古籀，兼谨严秀拔之长，为人所重。以诗鸣世。名诗人陈衍在20年代末曾选清末民初旧体诗佳作，辑为《近代诗钞》，入选的诗人中朱大可最年轻。他的好些名篇佳句，为人所传诵。陈鹤柴在《静照轩诗话》中赞誉：“朱十以后，复见此才”(朱十即朱彝尊)；名词人朱祖谋更赠以“莲垞”之号，以莲垞与竹垞(朱彝尊号)相比拟。妻孙慕征学蚕桑专业，能诗，人评为“饶有唐音”。朱大可著作已出版有《古籀蒙求》等。遗稿有《周易复古篇》、《石鼓文集释》、《耽寂宦自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