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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anne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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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生京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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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文明的源头要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由于不能抵挡来自北方异族的入侵而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突然陨灭,在此后漫长的四个世纪(从公元前1150年到公元前750年)里,古希腊始终都没有恢复到迈锡尼文明的高峰,史学家因而称这段时间为“古希腊黑暗时代”。由于没有什么其它文字的记录,后人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大多是从荷马史诗中获得的。 和其它古老文明没有太多区别的是,“古希腊黑暗时代”在政治制度上也是王权统治。王权是建立在神权基础之上的,虽然古希腊社会中存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样的机构,但在职能上它们仍只是附属的,不足以对王权形成约束,甚至间接地成为王权的支持者,它显然不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到了公元前750年左右,古希腊地区出现了许多我们今天称之为城邦 (the polis,or city state) 的政治结合体,城邦的形成可能与爱琴海沿岸多山,彼此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由于为了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和土地稀缺而形成的“分裂繁殖” 和自由殖民有关。虽然诸多城邦的发展各具特色,但雅典在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基本上能作为大多数城邦的代表(斯巴达当然是一个例外)。 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的雅典,王权已经基本上由少数贵族所取代,由四百人贵族院选出的九个行政执行官实际上掌握和操纵着国王的行政、军事和宗教权力。这种贵族统治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多数社会地位地下的农民生活窘迫。为了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冲突,行政执行官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开始推行比较温和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农民的债务和赋予他们一些重要的政治权利,公民大会也有权审议和修改由贵族院起草的法律,并能听审和监督行政执行官。不幸的是,梭伦改革并没有完全让富人和穷人都满意,改革政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公元前560年,社会矛盾重重的雅典贵族政权终于被僭主(tyrant)所推翻。僭主起初得到了大多数穷人和新兴商人阶层的热烈支持,但是随着偕主的日益残暴,雅典的贵族们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夺回政权,并在贵族克利斯提尼的领导下进行了有效的改革,贵族的权力被削弱,由抽签产生的五百人议事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并制定法律,到公元前500年前后,雅典城邦建立起人类社会第一个民主的政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古希腊没有受到周边强大帝国的侵略,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时期,这其中又以居住在小亚细亚和阿提卡半岛的伊奥利亚 (Ionia)诸城邦最为繁荣,雅典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伊奥利亚诸城邦虽然臣服于吕底亚(Lydia)王国,但诸城邦除了要向吕底亚交纳贡赋之外,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人口和文化的交流也很频繁。公元前547年,强大的波斯帝国征服了吕底亚,臣服于吕底亚的伊奥利亚诸希腊城邦也就跟着遭了殃,它们的海上贸易遭受巨大冲击,经济状况日趋恶化,对于波斯的统治和波斯任命的僭主们的不满也因此而逐步加深,终于在公元前499年爆发了反抗波斯统治的伊奥利亚起义,那些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建立起民主政权,并寻求雅典的支持。不幸的是,波斯王大流士 (Darius) 率军在公元前494年击败伊奥利亚起义军,摧毁伊奥利亚希腊人的首都米利都(Miletus)。 叛乱虽然平息了,但大流士深知雅典和西部希腊其它城邦仍然是潜在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军跨越爱琴海,大举进犯雅典及其它周边希腊城邦。雅典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雅典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壮大了雅典的军事力量,打破了波斯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十年之后的公元前480年,波斯军在薛西斯(Xerxes)的率领下从海陆两路再度大举进犯希腊。温泉关(Thermopylai)战役和阿提密西安(Artemision)海战之后,波斯军继续进攻,攻陷阿提卡,雅典全民撤离雅典城,雅典城随后被毁。此后,希腊诸城邦以雅典海军为主力,在著名的萨拉米(Salamis) 海战中大获全胜,波斯海军全面撤退回小亚细亚。公元前479年,希腊军队又在布拉的(Plataia)战役中击退波斯重装步兵,希腊本土从而全境解放。这就是西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中所记录的希波战争。雅典由于在这场保卫希腊的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和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而与斯巴达一起成为希腊的领袖。 雅典人民受到希波战争胜利的极大鼓舞,在剩下的整个公元前五世纪里面,雅典人“比任何国家,无论其大小,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所尝试过的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多,都要广泛。” 在伯里克理斯(Pericles) 执政时期(公元前461-429年),雅典继续推行民主,由选举产生的十将军取代了由抽签产生的行政执行官,公民大会对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都要讨论和通过。为了使雅典最穷的公民都能参与政府活动,伯里克理斯提出付给由抽签产生的陪审员成员和公民大会成员薪金的措施,并解释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被称为民主是因为政府掌握在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手中。雅典人不允许由于私人事务的繁忙而妨碍他们对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关注。我们认为不关注公共生活的人是毫无用处的,而别的国家则认为这样的人只是安静罢了。我们之所以当面仔细地争论并参与决定所有公共政策,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这样,政策多半会失败。” 有一点需要注意,雅典的民主并不是普遍的。一方面,从雅典内部来看,雅典的大多数居民,包括妇女、奴隶和外邦人,都不是雅典公民,因此他们不能参与雅典民主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希波战争结束以后,雅典因为害怕波斯的再次侵犯而和爱琴海沿岸的其它一些城邦一起建立了一个防御性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同盟建立初期,各城邦之间可能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不愿意看到同盟的逐步解体,反而更希望成为一个对其它城邦具有统治权利的雅典帝国。雅典经常帮助镇压别的城邦发生的贵族叛乱,并强行推行民主制,实际上,雅典已经成为一个践踏希腊自由的暴政的城市。但伯里克理斯却这样解释道:“我们[雅典] 是为了捍卫盟国的安全。。。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赋予盟国免于恐惧的自由。一句话,我们的城市就是整个希腊的典范。” 顾准将这段政治演变总结为“城邦自治与民族统一的矛盾”。 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及其同盟势力的急剧膨胀最终导致了雅典和斯巴达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这样写到:“我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 真实原因在于雅典势力的膨胀,致使斯巴达产生警惕,从而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斯巴达企图依靠它强大的陆军包围并摧毁雅典,而雅典则依靠它的海上优势获取补给,并不断袭击斯巴达沿岸地区。战争第二年,雅典突发瘟疫,三分之一的雅典居民由此丧生,这恐怕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雅典不仅国力大伤,而且失去了最受人尊敬也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伯里克理斯。从此以后,雅典领导层内部的矛盾造成一系列决策上的失误,不仅错失了停战的契机,而且盲目出兵西西里而大败。最后,雅典海军在公元前404年被斯巴达击溃,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和雅典帝国的崩溃而告终。修昔底德这样总结说:“一个帝国不可能靠民主制度来运作。”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支持雅典贵族建立寡头政体,对雅典施行异常血腥的暴政。热爱自由的雅典人不能忍受这样的统治,很快就以革命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民主的政权。但不幸的是,长期战乱造成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希腊境内全面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那些没有参加战争的无业者成为极权主义者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他们要求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有钱人则更加激烈地反对多数人的民主统治,社会矛盾变得异常尖锐。雅典的战败也使得其它希腊城邦对民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它们认为雅典的一切错误都是由于民主所造成的。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因为从此以后,希腊诸城邦大多都由民主制转向寡头政治。同时,随着斯巴达势力的日渐消弱,希腊出现了群雄争霸的局面,城邦内部政治动荡不断,外部的战乱也时常发生。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当时希腊的大多数知识精英们,当然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已经对民主丧失了信心,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带给希腊持久和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政治制度。 雅典从领导希腊获得希波战争的胜利,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彻底失败,一个辉煌的世纪就这样结束了。到公元前四世纪,雅典仍然是希腊的思想和文化的中心,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首的知识精英们对民主的反思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其间,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王统一了希腊诸城邦,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最终征服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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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无痕Sky

浅析斯巴达教育古代希腊最强大的的城邦中,雅典第一,斯巴达第二。 斯巴达的教育以培养凶悍的军士著称于世。 斯巴达是公元前8世纪左右建立的古希腊奴隶制最大城邦国之一,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和异邦的侵袭,斯巴达把每个城邦变成了一个大军营,每一个斯巴达人都将通过长期严格的军事体育训练而成为士兵。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国家,它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是乡镇。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拉哥尼亚三面环山,中间有一块小平原。“斯巴达”原来的意思就是“可以耕种的平原”。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一批叫做多利亚人的希腊部落,南下侵入拉哥尼亚,他们毁掉原有的城邦,在这里居住下来,这就是多利亚人的斯巴达城——不过它既没有城墙,也没有象样的街道。斯巴达人就是指来到这里的多利亚人。 斯巴达人在征服拉哥尼亚的过程中,把原有的居民变成奴隶,称作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又向邻邦美塞尼亚发动长达10年的战争,最后征服了美塞尼亚,将多数美塞尼亚人变成奴隶,并为希洛人。希洛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每年将一半以上的收获缴给奴隶主,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牛马不如的生活。有一首诗中写道; 像驴子似地背着无可忍受的负担, 他们受着暴力的压迫; 从勤苦耕作中得来的果实, 一半要送进主人的仓屋。 斯巴达人经常对外发动战争,因此希洛人的军役负担十分沉重。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人一次就征发了3.5万希洛人随军出征。他们被迫去打头阵,用自己的生命去探明敌方的虚实,消耗敌方的兵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希洛人忍受不了斯巴达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暴行,经常举行武装起义。再加上希洛人在数量上比斯巴达人多得多,斯巴达人就用一种叫“克里普提”的方法来迫害和消灭希洛人。克里普提是秘密行动的意思,史诗中记载:“长官们时常派遣大批最谨慎的青年战士下乡,他们只带着短剑和一些必需的给养品。在白天,他们分散隐蔽在偏僻的地方,杀死他们所能捉到的每一个希洛人。有时,他们也来到希洛人正在劳动的田地里,杀死其中最强壮最优秀者”。在斯巴达和雅典的一次战争中,2000希洛人立下战功,斯巴达人答应给他们自由,把他们带到大庙中给神谢恩。但他们被埋伏在大庙中的奴隶主屠杀了。希洛人作为所有斯巴达人的公共财产,个别斯巴达人无权买卖希洛人,但可以任意伤害希洛人。在节日里,斯巴达人常用劣酒灌醉希洛人,把他们拖到公共场所肆意侮辱。希洛人既使没有过错,每年也要被鞭笞一次,目的是要希洛人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为了维持对希洛人的压迫与剥削,镇压希洛人的反抗,斯巴达人需要一只强壮的军队。斯巴达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整个社会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军事训练。为了防止斯巴达人内部贫富分化,斯巴达人不许从事工商业,不用金银做货币,而用价值低廉的铁币。斯巴达人除了军事外,不得从事其它生计。斯巴达人崇尚武力精神,整个斯巴达社会等于是个管理严格的大军营。在斯巴达,国家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斯巴达人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而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军事训练以备战争,因而他们的教育宗旨就是锻炼强壮的体魄、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培养合格的军人。围绕这一宗旨,他们实行严酷的人种淘汰:斯巴达的男孩子在婴儿时要由烈酒验洗选拔出来,从小训练他们不怕黑暗、不怕孤独、不爱哭、不急躁的性格。 男孩子七岁前,由双亲抚养。 男孩七岁后即进入国家组织的少年团,接受严格艰苦的训练。他们要求对首领绝对服从,要求增强勇气、体力和残忍性,他们练习跑步、掷铁饼、拳击、击剑和殴斗等。为了训练孩子的服从性和忍耐性,他们每年在节日敬神时都要被皮鞭鞭打一次。他们跪在神殿前,火辣辣的皮鞭如雨点般落下,但不许求饶,不许喊叫为了培养其吃苦精神,训练中让他们光头、赤脚、单衣、洗冷水澡、睡粗苇席;为培养其毅力,实行鞭打制度;为训练其敏捷与机智,让他们去行窃,如果行窃时没有被抓住,就会受到赞扬和奖励,否则会被看成是愚笨而受罚。斯巴达男子在18—20岁时接受正规的武装军事训练,参加实战演习,以培养其适应战争环境的能力。20岁时成为正式军人,一直服役到60岁,在这期间结婚的男子只能偷偷地与妻子相会。他们平时整日在军营生活,丧失了个性的活泼与自由,把一生都献给了军营。常年累月的顽强训练,培养出了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为国效忠的品质。在军事训练同时,斯巴达人还向儿童灌输斯巴达人高贵、希洛人低贱的观点。教官常在儿童面前任意侮辱和鞭打希洛人,甚至带他们参加“克里普提”活动,直接屠杀希洛人。男孩到12岁,编入少年队。他们的生活更严酷了,光头赤脚,无论冬夏只穿一件外衣,平时食物很少,但鼓励他们到外面偷食物吃。如果被人发现,回来要挨重打,因为他偷窃的本领不高明。传说有一个少年,偷一只狐狸藏在胸前,狐狸在衣服内咬他,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不动声,直至被狐狸咬死。 满20岁后,斯巴达男青年正式成为军人。30岁成亲,但每天还要参加军事训练。60岁时退伍,但仍是预备军人。斯巴达女孩7岁仍留在家里,但她们不是整天织布做家务,而是从事体育锻炼,学习跑步、竞走、掷铁饼、搏斗等。斯巴达人认为只有身体强健的母亲,才能生下刚强的战士。斯巴达妇女很勇敢和坚强,她们不怕看到儿子在战场上负伤或死亡。一个斯巴达母亲送儿子上战场时,不是祝他平安归来,而是给他一个盾牌,说:“要么拿着,要么躺在上面。”意思是说,要么拿着盾牌光荣胜利归来,要么光荣战死被别人用盾牌抬回来。 斯巴达人轻视文化教育。青少年只要求会写命令和便条就可以了。斯巴达人要求他们的子弟语言简明,直截了当,从小养成沉默寡言的习惯。他们的说话就象军事口令一样。有一次,一个国王威胁斯巴达国王,要斯巴达听从他的命令,否则把斯巴达夷为平地,斯巴达国王的回答是:“请!”这种简洁的回答后来被称做斯巴达式的回答。同样,斯巴达人轻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斯巴达城里,几乎看不到一座宏伟的建筑物,斯巴达人也没有制作出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传到后世。斯巴达人实行“二王制”。两个国王只有在打仗时才拥有无限的权力,一个国王充任统帅,一个国王留守国内。平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30个人组成的“长老会议”决定。有5个执政官协助国王处理政务。一切有关城邦的重大事务,均由长老会议作出决定。然而,名义上还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方可有效。斯巴达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不断加剧对希洛人的压迫和剥削。英勇的希洛人多次举行起义。约公元前640年,希洛人发动长达十几年的武装起义。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境内的希洛人再次起义。他们英勇顽强,直逼斯巴达城下,坚持了长达10年的斗争。斯巴达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给了起义军自由。斯巴达的统治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斯巴达一天天走向衰亡。尽管斯巴达教育有着不足,但是就斯巴达的教育体系,就最切近的目标而言,它是非常成功的。几个世纪里,公民们都是富于服从、节俭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普鲁塔克说,他们象蜜蜂一样,只为公共利益而行动;他们渴望荣誉,行动中带有近乎疯狂的热情,除了他们的国家别无他念。坚定不移的最高价值观念,对痛苦和艰辛无怨无忧地忍受,为整体生存不变的献身精神,这些都是斯巴达人所特有的。在许多希腊城邦丧失独立,以及他们的风俗和观念解体后很久,斯巴达人还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许多年间。斯巴达人始终保持精神观念的统一,即使置身于个人主义泛滥,社会分崩离析的形势下,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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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妮宝贝

著名学者罗素曾经说过:希腊文化、基督教和工业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的确,古希腊文明一直被世人视为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神话与传说,一直与《圣经》一样,是西方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古希腊的城邦制、民主制度等政治上的首创,影响着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政治改革等,而它遗留至今的各种艺术及艺术品,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任何要了解西方文明的人都无法不先去了解一下古希腊文明。古希腊凭着地理上的优越地位,广泛吸收周边的伟大文明的精粹,同时也因为希腊岛上的陆地地理因素,分别发展成一个个的城邦,人民耕种,城邦间或通过海路不断经商,岛上一片繁荣兴旺,同时随经济发展起来的是独特而且丰蕴的文明。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和我最感兴趣的内容便是希腊人的文化生活。除了在政治上的众多超前举措外,其实,古希腊人各种的文化生活来得更丰富精彩,更吸引我的注意。例如,当讲到荷马时,我会想起他那两部杰出的史诗。我想,荷马游走于希腊城邦的街头,年年岁岁吸收着其他民间艺人的故事,再加上自己的经历,才能写出《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特别是《奥德赛》。另外,希腊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之一——戏剧,也令人遐想翩翩。以往读书所知,戏剧起源于古希腊。但后来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古希腊人在对狄奥尼索斯的崇拜中产生了戏剧,狄奥尼索斯是古希腊神话里代表酒和丰腴的神,希腊人对他的崇拜以及产生的一切仪式活动都是为了祈祷来年丰收的。接而产生了悲剧表演、喜剧和戏剧节。听课和看资料的过程中,我脑海不断地在幻想当时的情景,在那宏伟瑰丽的戏剧场上,篝火四起,座无虚席,观众们聚精会神看着台上的表演,演员们戴着面具在台上忘我地表演。然后我又想起小时候,我还比较走运地看到我国一些比较传统的民间艺术表演。以前每年中的某个时节,具体是什么时候我已经忘记了,广州的文化公园都会有一些类似西方嘉年华那样的文化游行,到处是欢乐的气氛,穿着各色民间服饰和传统打扮的艺人穿梭在人群中。最吸引我的就是踩高跷的人了,他们双脚踩着那高高的木棍子前行,上身又不断地摇摇晃晃,看上去好像快要摔倒在地的样子,而我即使被爸爸高举过头顶,仍比他们矮很多。但这类游行已经没有了,高跷先生除了在看外国的旅游节目时偶尔会看到,在广州似乎也没有出现过了。还有,以前看杂技表演,经常有一个节目是一个小孩蜷缩进一个很小的木桶或箱子,现在的杂技表演中已经看不到了。从小时候开始,每逢吃饭的时候,一家人总是边吃边专心地听电台里的小说连播,当时的电台在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傍晚六点到七点,没有几个不是在播放各种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的连载的。虽然在珠三角地区的声波中仍可听到讲古先生的声音,但保留此项目的电台的数量正在逐年下降,时间也被调整到越来越冷门的时间,我从高中起也很少再听了。把两者放到一块说,并不是只是由此及彼,缅怀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而是,我们应该看到,古希腊的史诗和戏剧是在城邦中流行并发展着的。人类的文化传播大致经历着从口头到书面再到现代传媒的过程,人类文明总体的发展进程大致也是从部落到乡村到城市的过程。虽然处在那时期的文明大致都是这种传统的、口头的、大众的文化样式,如口头传播的史诗、祭祀目的的仪式等,但他们在古希腊的城邦的蓬勃发展说明这些古老的文化表演模式不一定要在原始部落或乡村才得到较好的发展,而不能在城市中发展。这些传统文化能不能在城中生存,关键是看城市中负责发展文化的人怎样看待。我们应该看到,古希腊,特别是实行民主制的雅典,特别重视公民的生活,而雅典人民自己在这种政策下,也特别注重自己的公民身份,所以他们常常聚集在广场商议城邦中的大事,也正是有了这种民主的气氛与制度,和公民自身意识的章显,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大哲人在街头讲述时才会有一大批的听众,并有人与之争论,而戏剧才在雅典得到历久不衰的发展。雅典也因为得益于民主制和公民的存在,其产生出的文化是古希腊众多城邦中最出色和广为流传的。所以,今天谈保护我们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并不是除了用硬性的措施和大量资金的投入保护外没有其它办法可行,说因为这些就是随着人类发展要消亡的东西,古希腊城邦中的文化的发展道路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所以首先最重要的是培养市民真正的公民意识,这是前提和基础,没有人数众多的合格的公民,文化发展绝对无从说起。其次,政府对文化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和态度,社会的观念也应该更加开放对待各种文化,这样对传统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都有很大的好处。第三,鼓励民间搞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正因为已经有了公民,他们就会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又正因为是民间自发搞活动,内容会更丰富多彩,更有利于传统文化在与其它文化进行市场的竞争,自身会努力改变内容和形式,使自身符合发展潮流,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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