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小街典故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具有深刻的构成性影响。陕西三大代表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在气质个性、创作理念、叙述主题、人物形象、文本风格等方面所凸显的种种歧异性，均可从他们所成长的不同微观文化环境，即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两方面找到原因。相反地，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并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键词：自然地理；精神气候；生存文化；礼俗文化；多元文化Abstract：Environmental ethics，namely，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has deep formative effects on literature. Lu Yao，Chen Zhongshi and Jia Pingwa，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Shaanxi writers，differ prominently in personality，idea of writing，narrative theme，image of literary character and textual style，which can all be accounted for from the different micro-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y grew up，that is，division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difference in spiritual climate. Accordingly，various literary texts of regional features demonstrat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literary culture，which stands out as a striking contrast against the stereotypical westernized experience of urban narration.Key Words：physical geography；spiritual climate；culture of existence；customary culture；diverse culture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作家所属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力量，这就是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三元素”说。其中，“时代”特征，被用来从宏观的角度解释一些文学现象的“整体变化”是颇为有效的，但生活于不同微观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其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规范带有明显的歧异性，这种差别性给出生于不同地域的作家及其文本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我国也有不少评论家提倡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和文学批评的地域文化视角。比如“五四”时期，周作人便最早注意到文学的地域特征：“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有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1]在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地域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释，特别是由严家炎任主编，王富仁、钱理群、凌宇任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研究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以集束炸弹的形式，呈现了当代学人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所达到的较高学术水准。这样的研究方法，有人称为文学地理说，有人称为文学地缘说，还有人称为作家地理说的，但不管名号如何变化，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关注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的构成性影响。凡此种种，均为笔者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批评实践方面的借鉴。在这个前提下，用种族、环境的不同来解释一些整体文学格局中明显带有地域色彩和独特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及其成因，应该说是比较可靠和科学的方法。陕西境内从北向南由横贯东西的两大山脉乔山和秦岭分为三大地理板块，这三大地理板块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人文伦理，分别孕育了三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从而也使陕西的文学地理呈现出清晰的三大板块结构。三作家中，路遥和贾平凹分别来自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山区，陈忠实则是关中人。自然地理分野不仅给他们提供了迥异的山川风物、四时景致，也先天地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生理和遗传因素。但原生质的第一自然元素，给人们的精神影响只是浅表层次的，而生发于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的“第二自然”(文化景观)如风俗习尚、心理定势、思维习惯以及道德标准、审美趋向等这些意识评价性元素，才是更为根本、潜隐的制约因素。“第二自然”也被称为某一地域的“精神气质”，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称之为“精神气候”，认为精神气候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社会环境包含“时代”因素)，也即环境和气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层面，笔者对此深表赞同，而这正是本文所有分析论证的出发点。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西部是陇东、宁夏，东部为黄河、晋西大峡谷，北接毛乌素大沙漠和蒙古草原，处于黄土高原向蒙古草原过渡地带，再加上年降水量极少，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类型，因此，人们选择了适宜生存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处于这种过渡地带，使陕北“既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前沿阵地’，又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2]历史上，由于战争的作用，陕北曾出现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经考证，“对塑造陕北群体人格影响较大的民族应有三支：商周时的戎狄，秦汉、魏晋时的匈奴，唐宋时的党项羌”[3]。这种多民族的杂居和交融，使陕北文化在其构成上，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陕北在历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如周、秦、汉、唐时代，一直作为都城的屏障和军事要地而被统治者经略，但在战争结束失去边关作用后，统治者便无心治理与经营了。宋明以后，大规模的砍伐森林使这里的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日益荒漠化，形成了黄土高原山荒岭秃，沟壑纵横的地表特征，这种地表特征使得陕北道路崎岖，交通不便，成为封闭的块状结构，很难与外界及时沟通信息，因此“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儒家文化在这里的禁锢相对松弛。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碰撞与重组，儒家文化渗透力的相对轻浅，使这里的原初文化具有古老性、浪漫精神和诗性气质。我们从陕北剪纸和年画的用色(强烈、饱和、艳丽、明快)、安塞腰鼓的惊天动地、信天游的悠远抒情中均不难感受到这点。这种过渡地带的精神气候使陕北的民性具有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既充满了自由、勇毅、野性、剽悍等外向型特点，又有由地缘位置所导致的保守、内向、封闭等质素。这种性格中的矛盾在路遥的个性中有突出的表现：路遥的性格中，既有理性、保守的一面，也有浪漫、奔放的特质，因此，评论界公认路遥是个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从总体上讲，路遥能够对叙事进行理性运思，但那种热烈的感情还是会时时按捺不住地胀破理性框架，流溢出来，极大地影响着路遥在文本中对爱情关系的处理和情节的设计。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让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以及医学院大学生金秀先后爱上了煤矿工人孙少平；让金波长久地痴心等待一个只有短暂的精神关联的藏族姑娘。这些对爱情故事的设计，很难使我们轻易信服，因为它不太符合生活的真实逻辑，经不起理性的推敲，是天真的梦幻和一厢情愿，但是却充满了浪漫气息和诗性气质。再就是，路遥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以柳青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进行一定的突破，但总体上在创作手法、创作理念和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方面的保守性，是很明显的。草原文化中张扬、率性的一面，使路遥的潜意识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结，外化为文本中一系列坚强、阳刚、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这种冒险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在路遥作为一个作家，为自己树立高远的文学理想，甚至以身殉梦的人生历程中也可看出。同时草原文化不像儒家文化那样歧视和压迫女性，女人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很高，也影响到路遥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人生》中的刘巧珍、《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都带有“母亲”这一情感和形象原型，使路遥的爱情描写包含着母性爱的文化心理内涵。追溯原因，当与游牧文化对女性的尊重与推崇有关。当然，对这一现象进行原因探寻，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比如，有人认为这种现象与儒家文化心理积淀有关：“在长期封建意识因袭之下，中国广大妇女处于重重压抑之下，尤其在爱情心理上缺乏舒展的自由，……而文学终究要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我国旧小说、戏曲中很少对女性性爱心理的坦率描摹，却常常以仁义道德为思想背景，表现母性的所思所爱，即为证明”[4]；也有人认为这与陕北生存文化和路遥由童年不幸经历导致的特殊心理需求有关：“陕北农村贫穷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陕北农民的婚姻观念中，女性应该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角色，在田间地头是一个好帮手，在家中要承担抚养孩子、做饭、缝衣服等家务活。而且由于丈夫在体力劳动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妻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男人像娃娃一样疼爱……在路遥深层意识世界中，也多少受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他笔下爱情描写的整体面貌。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家庭出身、生活遭际对路遥心理的影响。路遥是一个天生情感极其丰富的人，但他心灵深处强烈的感情要求和现实的感情亏欠又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在他七岁那年，由于家里十分贫穷，孩子太多，父母无奈把他过继给延川的伯父，没能充分享受母爱、兄妹爱。……他所描写的那些充满母爱色彩的美好温馨的爱情，或许就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5]也许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因为一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在此聊备一说。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的自由、随意的生活方式对陕北人的生活观念也产生了深层的影响。陕北人不像关中人那样安土恋家，而是对土地有一种叛离的心理倾向(这与陕北自魏晋以降战火连绵、灾害频仍，自然环境格外严酷，当地居民生存超常艰难这一现实处境有很大关系)，这在信天游对“出走”与“寻梦”这一族群的集体冲动的反复吟唱中已得到清晰的呈现。这种“出走”与“寻梦”意识同样也在路遥的意识深处有所积淀，由此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高加林那颗欲挣脱土地而不得的痛苦心灵以及为逃离土地而不惜牺牲爱情的决绝心态；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抱着闯荡世界的雄心壮志，历尽艰难，对命运不屈地进行抗争，宁肯当揽工汉和煤矿工人，过飘泊不定的生活，承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肯回家，在哥哥的砖场过较为容易的生活，也与这种族群的“出走”与“寻梦”冲动不无关系。此外，陕北的地力对陕北人的文学创作和陕北的原初文化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它孕育了陕北独特的民间艺术：信天游、唢呐、秧歌和腰鼓。这些民间艺术的共同特色是极富抒情性和力度。这些对路遥小说的民俗描写、取材习惯、甚至叙述风格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信天游的两大主题：生之艰难和爱之痛苦也是路遥小说一以贯之的两大主题；信天游的精神姿态：对生存苦难的正视和面对苦难的豁达态度也转化为路遥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文化姿态；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路遥常常情不自禁地站出来，对笔下所涉人事进行坦诚和毫无保留的议论，使他的叙述声音充满激情。即使在景物描写中，也不像陈忠实那样不动声色，理性客观，而是情景交融，夹叙夹议。这种粗犷奔放的风格，与陈忠实所体现出来的温柔敦厚的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路遥小说的雄阔大气和诚挚、浪漫，极富感染力的审美效果，均能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特质中得到相当的说明。另一方面，土地的贫瘠、气候的干旱、生活的苦焦，使陕北原初文化带有鲜明的生存文化、民间世俗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使路遥的创作无法超越对现实生存苦难的专一关注。陈忠实的出生地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迄潼关，东北有黄河、渭河蜿蜒于中部，南有秦岭山脉阻隔，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又称渭河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降雨丰沛，自然条件相当优越，适于农耕生产；从宏观地理条件来说，关中处于四关之内，东西南北分别有潼关、散关、武关和萧关，四塞强固，被山带河，一马平川，既利耕作，也便交通，因此“秦中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这里建都，长期处于政治文化核心区域，农耕文化积淀深厚。在农耕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是在帝王之都，这种主流文化具有极强的整合功能和渗透力。在漫长的历史迁延中儒家文化逐渐发育成熟，对整个民族文化都有深远的辐射性和统摄性，相当长时期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和主体而存在，带有根性文化特色，同时其宫廷式的贵族文化、官方文化、经典文化的特色也相当鲜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地域的精神气质也包括地域日常生活的格调和品质，而官方文化、贵族文化如果不能民间化、日常化，是无法传之久远的，因此，在关中地区，官方文化经过充分民间化和日常化之后，以宗法家族文化和礼俗文化的面目、乡约、族规的具现形式出现，并且渗透于关中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中，制约着他们的风俗习尚和日常生活，形成了民性之中礼让、淳朴、厚道而又不失古板、僵硬的特质。陈忠实的《白鹿原》对此进行了非常到位和详尽的描写，其中，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便是典型的宗法家族文化陶养出来的理想人格的具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乡约、族规起着无处不在的规范和威慑作用，并常常对生活于白鹿原上的人们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既保障着一方的稳定与秩序，又不时露出它残酷和戕杀人性的一面。关中文化从周秦时代开始便洋溢着一种务实、进取的精神气质。周人和秦人作为弱小部落，能够最终完成政治大业，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依凭的是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这使关中人形成了重功利、崇实效的实用型价值取向模式。北宋时哲学家张载和其弟子创立了“关学”，探讨了一些理学命题，提出了“气本论”学说。但“关学”并不以理学思辨见长，而是以其重视实际、躬行礼数的朴实学风著称，在关中民间素有“家遵东鲁百代训，世守西铭一卷书”的家训，将张载和孔子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张载在关中民间的地位之高。“关学”的广受欢迎和深刻渗透，加剧了关中文化务实、功利的特点。陈忠实自从走上文坛以来，一直致力于书写他所熟悉的关中农民及其乡土生活，面对文坛各种思潮、主义波起云涌、眩人眼目的热闹景象，不追逐时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甘于寂寞，终于写就巨著，这种稳健、成熟的创作心态，极其显著地体现了关中文化的这种务实特点。此外，在陈忠实的文学观念中，非常看重文学的社会意义，他前期的创作自不待言，就其表面看，超越了阶级和历史局限的《白鹿原》，其史诗追求、宏大叙事以及作家对本文“死后可以当枕头”这种接受效果的预期，都带有不言自明的功利性。关中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和务实的文化精神传承，使关中人形成了以农为本的“重农”和“土地崇拜”意识。“重农”意识对陈忠实影响很大，多年以来，他一直以关注农民，以书写农民的遭际、命运与心态为己任，创作题材始终没有宕开土地和生活于土地之上的农民，而“土地崇拜”在《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白嘉轩生活的目标和乐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尽量多地占有土地。为了巧妙地以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几亩水田，白嘉轩用尽心机。对土地的崇拜和相对殷实的生活，使关中人形成了安土恋家、重在守成的心理倾向，与陕北人“出走”与“寻梦”的集体冲动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心理倾向同样在《白鹿原》中有细致入微的展示。关中文化由于长期存在于政治中心区域而带有权威性和正统性，因此儒家文化对人的控制也比较有力。儒家文化的理性色彩、秩序感和对现世的关注给生活于此一地域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以极大的影响：陈忠实属于理性——感情型作家，性格特征明显地带有关中文化的印记。他不似路遥那么热烈、直率甚至一览无余，他含蓄蕴藉、内敛深沉，能够极有分寸地以理性统驭自己的感情流动，在叙述风格上，客观沉稳，全知全能。陕西民间戏曲“秦腔”，因为曲调舒朗，唱腔高亢粗放而被称为“高腔”。秦腔作为生发于秦川沃土的戏曲，最能充分体现秦人性格，其道德伦理化叙事，说教劝诫、扬善惩恶的功能模式，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的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均有明显影响。《白鹿原》中花费了不少笔墨写到麦收后各个村庄轮流请秦腔戏班演出的风习，文本中不仅有对秦腔曲目的熟稔介绍和人们争相观看秦腔的热烈气氛的渲染，而且白孝文观看秦腔还直接为鹿子霖策划、田小娥实施的圈套得以实现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由此使观看秦腔这一风习成为文本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力量。秦腔中有相当部分是历史故事，对陈忠实的历史关注和历史思考也有一定的影响。贾平凹来自陕南商州山地。商州居于关中和陕南之间，属过渡地带，也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纵贯商县、丹凤、商南的丹江经荆紫关流入汉水，再流入长江，属长江水系，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足，年均气温较高。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商州兼具四方风脉，又别有气韵。山岭拔地而起，湾湾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分明，山川地形、朝夕阴晴变化极大。商州的山水结聚精光灵气，虽然没有关中的淳厚、朴拙和陕北的粗犷、辽远，却自有一种清奇和钟灵毓秀。山水的灵秀最能培养人的灵气，因而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最有灵气，悟性最高。这种环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想象力最为丰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如《高老庄》、《怀念狼》中表现最为明显，虽然有不少批评者认为这是贾平凹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学习的结果，但地缘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很多地方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这里的人们野性未泯，性意识比较自由、坦荡，这在贾平凹不少作品中都有体现。这种过渡地带使商州的民性既有关中人的质朴、淳厚，又比较灵活、通脱，潇洒、浪漫。正如贾平凹研究者费秉勋先生对贾平凹的性格、气质的评价：“贾平凹有着文秀温雅的南国气质，也具备关中人厚道的一面。商山丹水培育了他诗人的气质，经黑龙口流入的关中民俗也制约着他的情思。”[6]9实际上，这种婉约派词人的才情，究其地缘上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商州属南方文化圈，因此商州人更多南人的阴柔之气，男人较细弱，与北方人的刚健、质朴不同。这样的群体性格特质，折射到贾平凹身上，便是他比较擅长、也更有兴趣书写一己的喜怒哀乐，艺术感觉细腻生动，情感丰富柔婉，属主观型、表现型作家。当然，我们说，路遥是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陈忠实是理性——感情型作家，贾平凹是主观型、表现型作家，也许有些失之于简单。比如，李建军认为，陈忠实的性格特征是“宁静”[7]；费秉勋认为，贾平凹的心理特征是孤独内向，性格特征是羞怯与执拗的统一：“……这样说来，他该是怯懦而少刚气的了，其实不然，他有着内在的顽强和坚韧，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的性格是外柔内刚，并善于以柔克刚”[6]11。是的，每个人的心理和性格都是复杂的，有着多面性和多重性，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归纳都有可能流于简单，挂一漏万，我们如此评说，也同样不能避免这样的局限。贾平凹曾对川端康成作出剀切的评价，其中不乏夫子自道的况味，用来说明他自己的特点反倒是最为准确的：“拿手的是写日常生活中微妙的感情的东西，靠的是感觉，靠的是体验，而不是靠横的即知识面广赢人”[8]。且不说他那些真诚倾诉自己的人生感悟、命运遭际和心灵起伏的散文，就是极力追求客观性的小说这一文学种类，在他的笔下也成了以实写虚的载体，极具象征性、写意性、表现性和寓言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确如此，这种较多柔性的气质，使贾平凹的小说和前期散文以妩媚、清丽、细腻为人称道(贾平凹后期散文超越前期散文的唯美幼稚，走向憨拙大气，追求“汉唐气象”和浑然天成，与他在关中长期生活，受汉唐文学艺术精神浸润与启发有关)。商州的地形与气候特征似乎培养了人的善变。与路遥的固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有限度的改进与调整不同的是，贾平凹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坛的风口浪尖，意欲穷尽一切可能地进行形式探索，他的多变，被一些批评家概括为多转移、多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这种形式探索的幅度还不够大，但与路遥、陈忠实相比，还是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由于在铁路开通之前，商州是关中通往东与南的主要通道，贾平凹家乡的县城龙驹寨是个水旱大码头，很早沿丹江河人民就有商贸往来，因此较之关中、陕北“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百姓较有商业意识，善于经营。这种商业意识在贾平凹文化心理的根子上种下了胚胎，一旦时机适宜，就会破土而出。这也是贾平凹的《废都》之所以开中国当代文学商业化写作先河的族群文化原因所在。三省交界之地，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在商州的交汇，实质上意味着中原文化、秦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因而商州文化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直接导致了贾平凹文本中文化成分的驳杂。文本中多元文化的交织、并存，既给他的作品景观带来多重维度和丰富内涵，也使文本意蕴和作家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暧昧不明、游移不决，这说明贾平凹还缺乏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消化，从一个超越的角度来批判、质疑、审视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气度。楚文化中道家的老庄思想、浪漫奇诡的屈骚传统、阴阳家的五行术数思想等对贾平凹影响极大。老庄思想对贾平凹的影响非常之大：“庄周梦蝶”的典故不仅直接化作了《废都》中主人公的名字，其颓废、虚无的心理感受更是打上了道家的思想底色。贾平凹在90年代以后，非常注意创作前心境的澄澈、空明，反复强调“虚静”、“坐忘”等养气和体道方式，并有意识地以此作为自己的审美观照方式，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道家思想的浸染之深。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使贾平凹能够以万物平等的观念来看待万事万物。在《怀念狼》中，这种平等观念化作了叙事视角的多重出入与变化，打破了人与动物、自然界之间的畛域，使得文本中人物的活动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种万物平等观念引申到哲学层次，便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伦理，与路遥、陈忠实所信奉的本质主义有明显差异。此外，道家的淡泊精神用来解释贾平凹后期创作的边缘化态势和文学观的非功利特质应该是相当有效的。楚文化中的崇巫尚鬼之风，表现在民间，便是这里迷信鬼神之风甚炽，人们普遍相信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感应，神秘文化盛行。贾平凹曾自述：“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禳治、求雨、观星、再生人呀等等，培养了我的胆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9]这种民间风习不仅培养了贾平凹的一些上述性格特点，而且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来源，强化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也直接影响到他小说的氛围与风格。这种心—物�交互感应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超常认知的思维方式，它根源于原始巫术思维，又与现代民间信仰思维的灵—实(心—物)交互感应相互联系，它使思维主体能够敏锐感受和直观把握认知对象，减略无需认识的概念、推理和判断过程。”[10]贾平凹的思维方式也有这种特色，这使他对蒲松龄“谈狐说鬼”类故事容易产生情感契合，并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文本中一再描写各种超自然现象，使文本极具神秘色彩和诡魅格调。李建军先生曾经分析过陕西三大地域板块的精神气质差异：“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纯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的精神气质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灵、通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11]笔者以为这样的论述基本上是准确的，有助于我们更加到位地把握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的神髓。这三大地域板块造就了风格迥异的三大乡土文学作家，反过来，各具地域色彩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其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这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成为乡土文学大放光芒的重要魅力源泉。[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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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们的物质生活往往是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更加重视文化生活。茶馆由于其自身独有的功能和文化性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因此，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茶馆的空间设计作为茶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体现文化性，但现有的茶馆装修却逐渐大众化。本文中，笔者以此为着力点，探究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中的传承与体现。

关键词： 地域文化；茶馆；空间设计；传承

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高的同时也更加追求文化生活。茶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分不开的。而茶馆作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落地生根。闲暇时亦或是社交时与三五好友，同事客户一同去茶馆坐上一段时间，共品一杯香茗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目前的茶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茶馆是一个文化场所，理应体现深刻的文化内涵。但有一些茶馆片面追求开发，对其文化并不重视。而将地域文化融于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就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性体现。

1茶馆的概念和历史

茶馆是爱茶者的乐园，同时是人们休息、消遣和交际的场所，历史十分悠久，也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茶馆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史学家考证，唐朝时期已有了茶馆。自古以来，品茗场所有多种称谓，茶馆这个称呼在长江流域流传较广。两广地区人们多称其为茶楼，京津地区则多称为茶亭，除此之外，还有茶肆、茶坊、茶寮、茶社、茶室等称谓。不过茶馆与茶摊相比，有经营大小之分和饮茶方式的不同。茶馆设有固定的场所，经营成本较高，除了提高茶品外，一般还会有各种小吃等。人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品茶、休闲，社交，交谈等活动。茶摊则没有固定的场所，是季节性的、流动式的，主要是为过往行人解渴提供方便，在文化性上体现不强。中国的茶馆主要分为四种流派，即川派、粤派、京派、杭派。茶馆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中国古典典籍记载，最早的茶馆出现在唐朝开元年间（713年-741年），称为茗铺。茶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场所，有许多文学作品以茶馆为背景反映社会现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著名作家老舍的《茶馆》。

2中国茶馆的现状

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中华民族对于茶有着独特的情感，由此形成的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随着人们经济能力的提高。茶馆以其独特的文化性，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休闲，文化，社交等功能于一体的场所。茶馆的功能得到不断的扩展，也拥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茶馆除了提供茶品已及其他衍生产品外，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空间氛围，满足人们的实际生活需求。其吸引消费者的卖点一是极具特色的环境和氛围，二是高质量的茶品。其中前者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茶馆虽然得到了不断发展，但在其装修设计上却一直存在着一些问题。茶馆本应反映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有许多茶馆对于这种地域特征却设计得比较模糊。茶馆的装饰与饭馆，快餐点不同，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切忌所有的茶馆都采用同样的装修风格和装修材料，而是应当充分利用地域的区别，地方文化的差异进行设计，适当地使用中国文化的元素，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文化性，茶馆也能充分地发挥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作用。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对把地域文化运用到茶馆空间设计上这个课题进行探究分析才有重要的价值。这首先可以使得设计人员能够更好地运用地域元素对茶馆空间进行设计，其次可以让茶馆的文化性大大增强，此外还能够让人们通过了解茶馆中的地域文化对中国茶文化，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3地域文化运用于茶馆空间设计

地域文化要想充分并且适当地运用到中国茶馆的空间设计中，相关的设计人员必须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各地的案例，使用真正适应自身的合理的方法。首先，设计人员在对茶馆进行设计之前，要确定茶馆空间的设计主题，充分了解地域文化和有关的历史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文化性，历史性，独特性和科学性。比如，从众多的地域元素中，设计人员可以选择几种最合适的茶馆空间设计元素，然后把现代的科学设计技术和文化元素有机结合起来，将各种设计进行组合，营造出一个富有神韵的茶馆内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千篇一律的茶馆环境，使得茶馆能够拥有自己的风格，吸引消费者，达到提高经济利益、传承文化的作用。

3.1充分了解文化，选择适当的切入点和设计思路

茶馆可以说是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茶馆，我们可以一窥茶文化的精髓，得到独特的精神和文化享受，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茶馆的空间设计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试想，如果一家茶馆的内部装修得如同一家快餐店（笔者当然不是对快餐店有成见，快餐店的独特属性决定了其简易自然的设计风格），我们自然无法体会到文化的韵味。优秀的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制定方案之前，应该对地域文化进行系统的分析，仔细探究各类特征，最后确定一个适当的设计主题切入点和设计思路。要想在茶馆空间设计中传承和体现地域文化，首先自然需要全面地了解地域文化，元素和历史等，并进行系统的分析。例如，一个地区、城市的历史、地理因素、名人、民俗等等都应被当做关注的重点。笔者在此以长沙市的一家茶馆为例。白沙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家茶馆选择白沙文化作为茶馆空间设计的主题。并以此为基础，在相关的文化典故，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运用于实际设计中的元素和材料，这家茶馆也被命名为“白沙源”。在空间布局上，这家茶馆主要是南北走向，一眼白沙井开于茶馆的正南面。茶馆共有二层，在茶馆的二楼最高处或是围栏边人们可以欣赏到源源不断的白沙源，这正好呼应了茶馆的主题。古井和茶馆形成了一条中轴线，在这条线上，设计师别具匠心地设计了一个圆池，又在圆池之中放置了一台圆桌，加上桌子的颜色，如果我们从高远处看去，这个圆池就像是一个池塘，在上面漂浮着点点荷叶。这种设计使得茶馆能够和景色相结合，体现了湖湘地区的地域文化。一方面弘扬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传统，例如在建筑材料上，“白沙源”茶馆大量使用透明玻璃而不是传统的砖瓦墙体，营造出了独特的空间立体感，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通透，茶馆空间不再封闭，内部的所有客人都可以看到茶馆外的景色。除此之外，玻璃与茶元素的结合也能产生特殊的效果。综上所述，以及对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如果细致地分析地域文化、历史等因素，可以使地域文化体现得更加深刻，文化界限更加清晰，消费者所得到的感官和心灵享受也更加丰富。

3.2优化地方性元素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的积累，地域文化也是一样。而文化的演变和时代的发展则是分不开的，就如人们的审美标准一样，或以瘦为美，或以胖为美，追求标准都是随着时间的演进产生变化的。现代社会的节奏逐渐加快，技术更新更是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茶馆的空间设计不能局限于传统形式，而是应该对地方性元素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优中选优，此外，还要用新技术来展示地域文化。在设计时，要注重整体性，即在建筑材料，墙壁，空间布局，器物陈设等所有茶馆的组成部分与地域文化有机结合。

3.3空间布局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广袤的疆域为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其中也包括各地独特的地域空间布局特色。例如，北方的高屋建瓴，飞檐斗拱，这是与北方的气候因素分不开的，北京的传统四合院的建筑形式能够起到放风固沙的作用。这些建筑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域内人民的性格特点。南方的园林艺术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也体现了南方人精致细腻的性格。这种原理也可以应用到茶馆的空间设计中，运用空间布局体现地域文化，能够产生优质的融合效果。对于这一点，笔者以北京的“老舍茶馆”举例，这座茶馆非常有名，其设计体现了地域空间布局特色。正如笔者之前所论述的，正是运用了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特点，将整座茶馆变成了一座富有茶文化的四合院。这座茶馆使用的是传统四合院的二进房布局，将传统的地域空间布局特色和现代因素和技术相融合，使茶馆本身既充分地展示了四合院的建筑特色，又体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之前所提到的“白沙源”茶馆则是运用了南方园林的建筑空间布局特色。园林讲究“移步换景”，在这座茶馆的设计中，设计师完全践行了这一原则，将园林的景致引进茶馆，进行精心的布置，再运用玻璃透明的特点，在茶馆中营造出了多层次的效果。

3.4选择材质

不同的材质所呈现出的空间效果是不一样的，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除了需要使用有地域特色的材料之外，还要充分利用手头上的材料，除了好中选优外，也要做到避免铺张浪费。例如，北方的茶馆多使用硬木等材料，南方则多用竹子，藤条等，这都体现了不同的地域特点和地区人民特点。3.5家具、茶具等陈设品的设计茶馆内的家具等陈设品起着重要的实用和装饰作用，家具等陈设品能够充分的体现地域性、艺术性和文化性。例如北京的茶馆多使用明清特色的家具摆设，京剧，花灯等都成为了装饰材料。南方的茶馆则使用一些具有南方特色的器物。

4结束语

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中的传承与体现一方面能给消费者提供独特的视觉观感，另一方面可以让人们更好地感受茶文化内涵。时代在进步，为了凸显文化内涵，地域文化必然会被更广泛地运用到在茶馆空间设计中。同时我们还要将传统的文化特色和现代技术相结合，地域文化也能同时得到传承和发展。在本文中笔者列举了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的方式，并分析了具体事例，希望能对茶馆的空间设计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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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汉语典故成语的翻译 代写论文 摘要：本文分析了典故成语的特点和它隐合的比喻意义。同时阐述了它与文化和翻译之间的关系。由于目的语中存在文化空缺现象，为了使翻译的交际目的成功实现，从跨文化角度翻译典故成语时，归化优于异化。关键词：典故成语 文化翻译文化空缺 归化 异化 引言习语足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它包含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等。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都包含着大量的习语。至今为止，国内外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英汉习语(idoms)的文章，但就汉语典故成语(idiom with allusion)的英译来说，还没有学者单独地谈论过它的翻译方法。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汉语中的典故成语， 归化和异化孰优孰劣的问题。一、典故成语1．定义和特点典故成语是习语中比较特殊的语言群体， 是固定的四字结构，它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形象生动、趣味横生、意义深远，如“东施效颦” “名落孙山” “叶公好龙” “邯郸学步”等等，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习惯性地把英语习语(idom)和汉语成语联系起来。成语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它与中图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它是“熟语” 的一种，是习用的固定词组，在汉语中多数由四个字组成。2．隐含的比喻意义典故成语的定义使我们知道，在使用中我们通常注重的足它的比喻意义，而不是从字面上看出的意思。例如：水落石出(苏轼 后赤壁赋》)字面含义是水落F去，水底的 头就露出来了。在具体使用时比喻事情的真相完全显露出来。“于是焉， 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 庄子》)现在， “望洋兴叹”比喻做事力量不够或缺乏条件而感到无可奈何。出自《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四面楚歌”现在比喻孤立无援， 四面受敌的处境。要想确切地弄清楚典故成语的这种比喻义，译者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知识，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二、文化和翻译1．定义英罔人类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 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集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格以及其在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 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虽然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有很大不同，在典故成语英译时有很大困难，但不是说中两方人无法互相沟通，翻译架起了跨文化交际的桥梁。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对翻译作了如下定义： “Translation consists in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first in"terms of mean ingand secondly in term s of style．”(Eugene A Nida，Charles 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1969)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 而且涉及到两种文化， 它是通过语言机制的转换连接或沟通目的语文化(Target Culture)和源本语文化(Source Culture)的桥梁， 足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互相交际的媒介。他 时强调“翻译中，意义是最重要的， 形式次之，对应的形式会丢失源文本(the source text)的文化意义，这是源文本的交际特点， 这样会阻碍跨文化交流”(Nida，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Communication，1996)。翻译是一种交际活动，为了使人们互相沟通，源文本的意义应该被清楚地传达，翻译主要是释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典故成语时，归化应是最主要的策略。2．异化、归化所谓异化、归化是就翻译中所涉及的文化转化而言，前者以源文化为归宿(source language cultureoriented，i．e．culture oriented)，后者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i．e．culture oriented)。即“异化”提倡泽文 。1尽量去适 、照顾源语的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训用字习惯，而“归化”则恰恰相反，主张译文应尽量适应、照顾日的语的文化习惯，为读者着想，替读者扫除语言文化障碍。3．文化空缺“语言词汇足最 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工具”。英汉训’『L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但许多方血存在着不对 现缘。从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来说，它的产生是 为每一种语吉都仃它自身所特有的语言体系和建构，每一个民族都有它[_I己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语 心理、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 两种语言之问的语义和文化的对等是极为少见的。一种语 中的训 另一种语言中也许没有对应或契合的浏，所以 英洋典故成语时必须改变它的结构形式。4．举例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来具体分析典故成语英泽时，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洋方法孰优孰劣。(1)东施效颦(((红楼梦 第3 4章)译文．“Tung Shih imitating Hsi Shih”(Yang)洋文 Zhungzi’S story of the beatutiful Xi—Shi’S uglyneighbour，whose endeavours to imitate the hideous thatpeople ran from her in terror．(David Hawkes)译文．山EJ《红楼梦》，在处理含有文化特色的 故成语时，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的洋法，把“东施”译成了“Tung Shih”，一个两方文化中 缺的人物形象，因此这样的泽文对J：曲方读者来说足毫无意义的。 霍克斯采用地道的英语表达法， 外 读者看来町是妙不可苦。(2)愚公移山(《A Dictionary of Chinese Idioms inEnglish))，Northern Art Printing Company)泽文．“The Foolish Old Man who removed themountains．”(异化)译文 “the determination to win victory and the couragrto surmount every dificulty”(归化)(3)请君入瓮(《A Dictionary of Chinese Idioms inEnglish))，Northern Art Printing Company)译文l"Will you kindly step into the jar?”(异化)译文2“Make a person suffer from his own scheme．”(归化)在例(2)中， 洋文采用l芹化的译法把“愚公” 洋成了“The Foolish Old Man”这样一个贬义的短语，严重误解了成语本身的内涵。例(3)的徉文同样用异化译法无法传达出成语本身所表达的J下确意思。而 例中的译文 都用归化译法翻洋山“愚公移山”和“请君入瓮”这两个成语的比喻意义。使口的语读 理解了原语意义，实现了翻泽的口的。三、结束语翻译的本质目的是沟通，足让译语读者理解懂得原文的意思。这就好比把一个人说的话翻译成哑语，再怎么“说”都没有用， 只有把蜕的话转换或日“归化”成用手势表示的哑语，才能让聋哑人明白。因此，翻译的本质目的决定了翻译典故成语时，归化是更好的方法。但同时， 归化法也并不排斥异化法， 而是两者互为补充。总之，在翻译时， 采取归化占主导，异化从属的方法，使两者相得益彰。参考文献：[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O01．[2]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3]刘玉杰，钱莲生．汉语成语英译词典[M]．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1 999．[4] 其昌．汉英翻译技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5]工襦祥．文化与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OO0．[6]许建平[M]．“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J]．中 翻译，2002， (5)．[7] 治奄．人学汉英翻洋教程[M]．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8]许 钧． 代美 翻译理论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9]夏征农．辞海[z]．北京：中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0]郭建中．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H]曹雪芹，高鄂．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2]Baker，Mona，In Other Words：Translat／onCours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13]Hawkes，David，The StOng of the Stone[Z]．Penguin Books， 1980．[14]Yang，Xianyi&Gladys，A Dream of Mansions[Z]．Bei 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4．[I5]Nida Eugene A．&Taber CharlesR，The Theory817d Prac 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II，I969．[16]Nida EugeneA．。Language, ， 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相关范文：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探析[摘 要] 21世纪社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趋势。本文从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学评价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论述了培养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商务英语 人才培养 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和商务活动日益频繁。21世纪社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趋势，如何培养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成为目前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构建合理课程设置 1.人才培养目标合理。商务英语专业，作为职业外语应用型专业，其人才培养旨在培养掌握并能熟练运用现代商务英语和贸易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因此，其专业设置必须遵循英语和商务两个知识领域内各自学科设置的系统性，体现语言技能与商务知识的平衡；把有关学科最新成果、理论引入课程，使教学内容紧跟并超越时代发展的步伐，突显人才培养定位原则。 2.课程设置合理。课程设置应根据21世纪国际商务英语外贸交流面临的新任务、新形势，依托英语语言类课程为基础，突出商务英语听、说、读、写、译的应用型训练，合理增设《商务英语口笔译》、《剑桥商务英语考试》、《全国国际商务英语考试》等专业类商务英语课程。同时，依据国际国内外贸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以实现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为目的，将商务知识类课程和职业技能培训类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开设《商务函电》、《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国际金融》等基础课的同时，加大实践课教学力度，聘请国内外知名企业经验丰富的外贸人员或高校专家以具体案例形式，开设一系列讲座，重点传授商务英语实践中所须掌握的《商务谈判技巧》、《报关实务操作》等相关课程。这样，不仅能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获得切身实践经验，增强对社会的感性认识，还能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使课本与实践活动接轨,提高他们日后成为贸易人才的可能性。 二、 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1.开展商务模拟实训。为适应外贸企业对应用型商务人才“工作适应周期短，工作效率高”的具体要求，就必须加强商务实践能力的培养，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加大资金投入,利用高科技和网络资源建立商务模拟实验室开展模拟实训，组建仿真模拟公司，明确工作章程、流程及各部门职责分工，让学生轮流担任进出口商、商务代理,公司老板、秘书、部门经理等角色,对不同角色进行实践训练，能有效地挖掘学生潜力，加强学生商务技能训练，如询、极盘、完单、包装、标记信函等的撰写。 2.培养学生创业设计能力。鼓励学生自己动手设计创业计划参加创业设计大赛，邀请外贸行业专家学者对创业设计进行评估、指导，分析创业设计可行性及操作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学生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提供客观有效的参照体系。 3.加强商务实训基地建设。开展积极有效的创业见习，组织学生到相关外贸公司、企事业单位实地考察,了解商务流程和商品产出环节,增强学生对岗位的感性认识；同时让学生到企业公司等教育实习基地进行实践或外贸公司顶岗实训，身临其境开展业务,检验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让学生切身体会自身专业技能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为以后从事实际工作积累经验。 三、创建科学教学评价体系 1.商务理论和商务实践评价相结合。人才培养应结合社会需求，注重培养人才实用性、创新性和交际性，改变传统考试制度，创建考核学生综合素质的科学教学评价体系。除掌握商务理论外，要求学生熟悉并掌握商务实践操作技能，如各种进出口单证、外销合同等的制作；在模拟商务谈判中，制定学生自我评价、小组互相评价以及教师对学生实训评价的效果评价体系，检测学生自主学习、解决实际问题、小组协作与组织策划等能力。 2.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评价相结合。建立学生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并举的就业制度，鼓励学生参与各种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如《全国国际商务单证考试》、《全国国际商务英语考试》、《全国外贸跟单员考试》等，进一步检测学生商务技能，促进学生早日与社会接轨，成为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加强英语语言教学和商务技能教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务英语教学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目前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高校已达600多家。面对学习者众多而教师匮乏，部分教师语言功底强但商务知识不足, 缺乏实践经验的现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当前我国急需高水平且能熟练运用商务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将英语语言教学与商务技能教学结合起来，便成为商务教学的主要任务。 2.加强师资商务技能培训。除英语语言能力外，还应加强教师商务理论、外贸操作技能及行业知识培训, 派教师进修国内外最新商务课程，参加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外贸业务员、单证员，报关员所开设的寒暑假讲座培训等。 3.加强师资课堂教学技能指导。教学中应以培养学生就业为主导，商务技能为特色开展教学，善于运用鲜活具体商务案例进行情景教学，确立学生为中心，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即启发式互动式的教学模式，锻炼创造性思维和创业能力，将商务英语教学与英语商务教学相结合，采用边实践、边改革、边完善、边总结的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商务活动中人际交往与沟通、协调与共事合作的能力。 总之，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具有较高商务英语技能的应用型人才,我们只有积极探索和实践创新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才能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曾 湘: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陈 益 赵应吉:应用型本科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之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8，（2）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