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博士论文答辩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一批批有志青年外出留洋学习,以求救国之策。他们学成回国后许多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为社会进步做出诸多贡献。那么当年，他们在海外所作的学位论文和潜心研究的是些啥课题呢？因为这是诸位先贤事业起步时的一重要台阶，相信这是许多人，特别是今天校园里众多师生所感兴趣的话题。（注：本文仅讨论当年文史类留洋学生的学位论文）

为此，笔者就专门此查阅了相关材料，想从中发现当年这些学人选择研究课题时，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其中是否有特别之处？在作一番了解后，发现这话题还蛮意思的。其结果与事前预想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般以为，出国留学青年，自然是应该睁大眼睛把西域先进文化和思想理念学回来。其实不然，至少有部分日后成为人文学科领域大学者的朋友,其当年在海外留学时所专注的学术方向和其最后的专业论文选题,恰恰关注的仍在“中国”。

如著名学者钱钟书，当年他是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钱钟书在今天人们眼里，可谓是学贯中西的楷模。而他当时的学士论文题目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冰心女士，她是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完成她的硕士论文。她的论文选题是个让国人多熟到滚瓜烂熟的话题：有关中国宋朝词人“李清照”（注：其硕士学位论文标题是《李易安女士（宋代·李清照）词的翻译和编辑》。

1923年春，冰心是在读燕京大学时，由英文老师鲍贵思(Grace Boynton)决定给予其美国威尔斯利大学两年奖学金——每年800美金的学·宿·膳费，供其攻读硕士学位。冰心1923年8月乘船赴美就读。（注：当年司徒雷登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和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是‘姐妹学校’）

相对冰心笔墨下“李清照”所为人熟知，著名语言学大师王力在赫赫有名的法国巴黎大学所作博士论文，则绝对是个“冷门”。

王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广西诸多方言中之一偏门，论文题目是《博白方音实验录》。这个论题会让多少有点语言学知识的人想起香港吴宇森在美国好莱坞拍摄的电影《风语者》：影片中的“那伐鹤人密码机”，即二战中美军“人体密码机”。

那伐鹤人语言对普通人群而言就对之宛如天方夜谭。而广西方言中有一支：博白方言。博白方言中又有地老话和新民话两支，属粤方言桂南系的次方言，与汉族普通话差别甚大。而王力自己则出生在广西博白，这样说下来诸位是不是感觉非常绕？

图为1931年，王力自费留学法国巴黎，在他读书头两年，其费用全由父亲供给，每月100盾荷币。之后，王力就自己翻译法国的著名文艺作品来解决留法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论述“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论文提交伦敦大学专门考试委员会，其答辩过程被费孝通日后笑谈为是“完全走的形式”：考官只有一个：罗斯爵士。考试地点是其博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家里，过程是喝酒。这篇论文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

图片说明 费孝通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之名提交伦敦大学专门考试委员会。此论文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

大名鼎鼎的学者胡适，当年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做他的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胡先生昔日留洋读书的故事是相当精彩和丰富，且待日后再细说·····

图片说明 胡适先生总是如此潇洒。从这张照片里你我都能读出些其当年物质生活品质的许多信息·····

与此相近的是人文历史学者冯友兰，他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他的学位论文，内容也是有关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损易论》。

对此，有同样留学海外经历的鲁迅先生曾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其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

可别以为，鲁迅讽刺的“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是随便一说。这里且让我们用一真实事例来证明之。

说起乔冠华，可能大家不会陌生，他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上世纪70年代曾担任我外交部门要职。但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是早年党内真正的留洋博士。乔冠华当年是在德国蒂宾根大学（国内也有译“图宾根大学”）（Eberhard-karls-universitat zuTubingen）读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正是研究“庄子”的。

当年，其博士论文发表后几乎没被人关注。之后多年间的德国汉学家也少提及他的博士论文。现据有关学者称，查得他这篇46页的论文是1937年由德国符登堡州的一家URACH印刷厂印刷的。上面记录他博士学位的口试时间是1937年2月18日。他的德国导师后来说，他在匆匆写完他的“所谓”博士论文，交给导师后就投身于他所热心的“抗日救国活动”中去了。

乔冠华在他的论文中认为“ 庄子并非一个体系的创造者，他从来没有有意地创立什么体系”。所以，他总是用比喻和形象的方式来说明，多以对话的方式来概括自己的特点。他的魅力是其对于生活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也必然把他看作是一位诗人。这就是此篇论文的主要观点。

图片说明 这是1952年，马寅初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一国际会议上的照片。

或许，今天的我们仅从上述有限事例中难以得出和当年鲁迅先生相同的观点。但我们还是应该清醒认识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深度，远不及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度。时至今日，我们对西方社会文化和科技的认识和了解还有待好好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