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新闻报道传播效果研究论文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01年的十年，被俄知识界称为“社会转型期”、“民主制时期”或“后社会主义时期”。由此称谓可知，这不是一个单向度发展的自然的过程，而是充满着矛盾与坎坷的“艰难时世”。在这个“艰难时世”中，俄罗斯新闻业经历了一场裂变，死而复生，却又命运多舛：自由了，无权威、无约束了，却也分散了，疏离了，各行其事了……。通过对这一时期俄新闻业种种表象的分析，我们或可探知俄罗斯政治变革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运行的轨迹。 转型十年间，俄罗斯新闻业发生了以下诸方面的变化： 从垂直管理到平行管理 解体前的苏联对新闻业实行的是垂直管理。在这种垂直管理模式下，报刊一般被分为若干等级——中央的；加盟共和国的；边疆区、州、自治共和国的；一般城市和地区的；工矿、学校、农庄等企事业单位的。各级报刊均处于苏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并接受各级党委（或党领导的企事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全苏新闻社——塔斯社为这些报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报纸通过传真传递到全国各个城市。 苏联解体后，这种金字塔式的、垂直的管理模式迅速退位，代之而起的是区域性的、横向的管理模式。到9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的行政管理体系逐渐弱化，加上邮政系统工作效率低下，首都莫斯科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地方上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而此时地方报纸在地方政权的管理和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数量急剧增加（据说地方报纸远远多于联邦区、市的数目）。对地方报刊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报刊的影响“十分积极”，报刊只要与政府有关系，要钱不成问题，甚至可以通过政府预算获得财政支持。地方报纸又细分为“州报”和“市报”（有如城市报纸和农村报纸）。这两类报纸还时常展开竞争，有时甚至相互敌视。不过总的来说，无论州报还是市报，地方报纸总是比中央报纸更受欢迎。道理很简单，地方报纸与当地读者更为接近，因而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的信息（与广告）需求。 电子传媒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苏联时期，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广播网络，有线广播喇叭插座被普遍安装在居民家中，接通后可以收听三套广播节目（两个全国频道和《灯塔》）。这就使得中央政府的信息和命令可以直达每家每户。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命令”的颁布，打破了中央政府对广播媒体的垄断，地方政府以及不同的政党、政治团体和组织开始在体制外独立创办广播电台。1990年8月苏联第一部新闻法正式生效后，各类地方性非国有电台以及商业电台数量激增。目前，俄地区性的广播市场还在不断拓展，首都莫斯科已有各类广播电台62座，圣-彼得堡31座，罗斯托夫29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29座①。显而易见的是，经济状况越好的地区，广播电台的数量就越多，非国有电台的数量也越多。 国家在电视领域里的垄断地位几乎是同时被打破的。联盟解体后，地方上很快就出现了非国有的电视公司和电视节目制作基地。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个经济落后的地区外，绝大多数联邦主体都拥有了非国营的地方电视台。它们与中央电视台是合作与交流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地方与中央最常见的合作方式是，地方台在保证自己节目（和广告）正常播出的前提下，适当安排时间播出莫斯科方面合作者的节目（首都非国有台的情形也是如此）。可以说，在今天俄罗斯电视领域，“前锋”与“边锋”的区别已经不太明显了，“边锋”有时“前锋”的地位更加突出。 总之，经过十年的发展，俄罗斯新闻媒体已由单一的国家成分变为国家的、地方政府的、编辑部集体的、私人的多种成分并存，在媒体管理上也分而治之了，由此形成了多样化的网状结构。然而由于各联邦主体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占有的不同以及传播技术水平方面的差异，其媒体市场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莫斯科的媒体市场不同于圣-彼得堡的；这两个地方的媒体市场又不同于乌拉尔、西伯利亚、塔塔林的。媒体市场的多样性固然可喜，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地方媒体与中央政府渐趋疏离，后者又缺乏主导性或引导性的新闻媒体，因而在一些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很难形成一致的舆论。即便在是在国家以法律形式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性、攻击性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如《土地法》颁布后的一片责骂声）。这给中央决策的贯彻实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俄罗斯之所以出现立法多且快，总统令满天飞却执行不力的现象，与舆论的分散化不无关系。舆论的分散化不但引起上述不良后果，还导致了人心的涣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倾向，使得民族、地区间的各种问题益发突出。俄罗斯一位哲学学者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现在担心的不再是乌克兰、格鲁吉亚从独联体中分离出去，而是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从俄罗斯分离出去。此言虽然有些夸张，但道出了一个隐忧，即俄罗斯本身存在着分离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俄现任总统普京上台后着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整合舆论，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转型期已持续十年，恐怕是积重难返。 第二、从事业单位到商业机构 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不但为其所属报纸（实际上是所有报纸）制定宣传方针、确定组织机构及人事安排、通过行政手段保证其信息来源，而且通过国家预算直接给予财政补贴。可以说，那时的新闻媒体在经济上全无后顾之忧，只需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发挥作用即可。 联盟解体后，尤其是1992年俄政府实行自由价格政策以后，新闻媒体几乎全部被抛入市场经济的汪洋之中。国家起初试图为媒体提供部分补贴（后补贴取消），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媒体四处求援，寻找经济靠山，成为自谋生路、自负盈亏的实体。由此开始了媒体的商业化的过程。 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媒体开始分化，形成了三种所有制形式。 一种是国家所有。国家（俄联邦政府和议会）直接控制的媒体有俄通社—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PT）、俄罗斯广播电视台（PTP）、《俄罗斯新闻》、《俄罗斯报》等。对这类媒体，俄政府通过联邦预算给予拨款，或在其中占有股份。这类媒体虽然仍具有相当的政治色彩，但其职能仅限于传达政府政令、发布政府公告和提供新闻信息，已不再作为新闻宣传工具发挥职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家直接控制的媒体是特殊的一类，故此不作更多的探讨。 二是寡头、政党所有。寡头是俄社会转型的产物。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俄国内形成了数额巨大的私有资本。为了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这些私有资本的持有者通过投资、融资等形式在短期内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体。由于有雄厚的集资金作后盾，这些媒体的规模急剧扩大，成为如俄罗斯人所说的“媒体帝国”。而这个“媒体帝国”的国王就是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为代表的媒体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掌握的媒体有《独立报》、《新消息报》、《生意人报》、《新报》以及电视6频道（TB—6）等；古辛斯基掌握的媒体有《今日报》、《综述》月刊和独立电视台（HTB）。据俄罗斯业内人士介绍，普京上台之前，就影响而言，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控制着俄70%的媒体市场。这些被“收编”的媒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寡头们的喉舌。1996年总统选举中，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联合起来，调动其控制下的全部媒体的力量，最终把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叶利钦推上了总统宝座。普京执政期间，发生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事件（2000年8月12日）。当时普京正在度假，没有前往援救现场。反对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舆论推波助澜，恶意炒作，对普京展开了猛烈攻击。这坚定了普京打击媒体寡头的决心。他一方面利用总统权力对媒体进行整顿，在政策上向国家媒体倾斜；一方面利用经济手段，迫使寡头在某种程度上从新闻领域退位。比如迫使古辛斯基的“桥—媒体”集团让出独立电视台的部分股份，进而让出领导权，摧毁了古辛斯基的媒体帝国；2001年底又把别列佐夫斯基的TB—6作为整肃对象。但时至今日，寡头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他们仍旧利用手中的媒体与政府唱对台戏。 苏联实行多党制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政治利益集团，在这些政治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政党。1993年年底俄议会选举前，俄罗斯已有十几个较大的政党，其中的一些在国家杜马中取得了合法席位。普京上台后，为了获得广泛支持，稳固自己的权力，又建立了多党执政联盟。这些政党和联盟均拥有或掌握一定的新闻媒体，用以宣传自己的执政方针和纲领。各政党的资助是这类媒体的经费来源，它们经营的好坏，取决于其所属政党实力的消长。 三是自主经营者所有。1990年10月苏联新闻法正式生效两个月后，就有700多家报刊登记注册。其中除了政府、政党创办的报刊外，大部分为社会团体、各类组织和公民个人所有（苏共解体、苏联解体后，原中央一级的大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工人论坛报》、《莫斯科共青团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化报》等转而变为“独立报纸”，重新注册后的所有者由苏共中共改为各报新闻集体）。俄罗斯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后，尤其是实行自由价格政策以后，国家取消了对纸张及印刷费的补贴，发行方面的保障也没有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这些“自主经营者”拥有的报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接受外资援助，如《真理报》（后又撤资），有的成立报业联合体，如《消息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等。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许多报纸采用早年西方小报的做法，大量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低级庸俗的娱乐材料，大肆揭丑，大力炒作，以强劲的视觉冲击力招徕读者。创办于1919年、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就被认为具有“小报品质”（从它的版面上已丝毫找不到当年那份《莫斯科共青团员员报》的影子）。目前该报在竞争激烈的莫斯科报纸市场上稳占第一位。据说它的成功就在于“广泛运用了耸人听闻和揭丑新闻的手法”②。圣-彼得堡的《戈比报》在读者中广受欢迎，也是因为它以轻松的的笔调、通俗的语言大量刊登离奇的传言和庸俗的笑料。 这些报纸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发行费和广告费，因而在其机构设置中，广告、发行等经营部门占有显著位置。为了和读者搞好关系，树立形象，扩大影响，许多报社还成立了公共关系部门。俄媒体内部职能部门的重新设定说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已经完全商业化了，它与苏联时期的新闻宣传系统已经没有了任何共同之处。 在以上三种媒体所有制形式中，前两种由于有着强大的财力支持，稳定性比较强（政治因素另作考虑）。但寡头媒体和政党媒体代表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集团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做到报社同仁竭力追求的“客观”、“公正”。第三种媒体归属形式决定了其发展的不稳定性。事实上，在俄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报刊发行费大幅度提高，已有许多报纸不得不减少出版次数、压缩版面、裁员以至停刊。这类报纸将广告作为生命之源，因而必然千方百计迎合大众，难以摆脱庸俗化的倾向。 从印刷媒体唱主角到电子传媒唱主角 俄罗斯是一个喜爱阅读的国家，其报刊发行量一度排列世界前几位。曾有一段时间（80年代末期），《真理报》发行量达到1100万份，《消息报》800万份，《共青团真理报》高达1700万份。当时莫斯科的报刊零售点时有长队出现，过了早8点，大部分当日报纸就已告罄。那是怎样的繁荣景象。今天俄罗斯报刊出版业已风光不再。媒体走上商业化道路以后，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的数量虽然在增加，市场却日渐萎缩，发行量逐年减少。下表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俄罗斯报刊发行情况（1950—1998）③年代 出版物 期数 零售分数（千） 一份报纸的平均零售数 1950 23 4663 9423 408、6 1970 28 4874 62364 941、0 1990 43 5383 110810 2577、0 1998 245 12507 32914 134、3 （说明：直至2001年年底，报刊发行下滑的趋势仍未得到控制）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二：一是俄民众经济承受力下降。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苏）居民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报价也相对低廉，首都莫斯科主要报纸的价格只有几个戈比，一个家庭订阅十几份报纸是很正常的事。俄实行自由价格政策（私有化）以后，由于纸张、印刷和发行费用猛增，成本提高，报纸价格也长上来了。目前莫斯科主要报纸的价格一般在3、5—5卢布之间，随手买上两份报纸，就要花费10个卢布左右。而俄罗斯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为1500卢布上下（约为50美金。另据报纸报道，目前俄尚有近百万人生活在最低工资—300卢布的水平线上）。如果按每人月收入1500卢布计算，倘若订阅十份报纸的话，其花费正好与工资数额相抵。因此，对俄国普通民众来说，像从前那样订阅报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事实上，目前俄罗斯家庭的报刊订阅量已从十几份下降到一、二份。 二是俄民众政治兴趣减弱。90年代初期俄民众对报刊的兴趣，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改革的兴趣。他们盼望通过眼前的政治、经济改革消除腐朽、落后的东西，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家，全面提高生活水平。而报刊恰恰被作为了改革的舆论先导。因此他们对报刊给予了极大的观注。但是改革十年，他们并没有看到预期的结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久而久之就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对改革的急先锋——报刊失去了信任与好感。一项社会调查结果表明，1995年尚有70%俄罗斯人对新闻媒体（和教会）抱有信任和好感，而到2000年，这个比例数下降到30—40%。具体到报刊，今天只有13%的俄罗斯人认为报刊可信（对电视的信任度要高一些，约为36%）④。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将注意力转向了电视。从经济的角度讲，电视是一种廉价的媒体，除了一台电视接收器外，几乎不需要任何支出（电费的支出不记入内），人们从中既可获取新闻信息，也可获得娱乐。这使电视迅速取代了报纸的地位，成为拥有受众最多的媒体。目前电视已经成为俄罗斯人了解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据称有40%的人每天通过中央频道获取新闻（而通过全国性报纸的获取新闻的人不超过20%）⑤。广播的普及率也高于报纸。199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82％的俄国人相对定时收听广播，完全不听广播的只占18％⑥。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同样分走了报刊市场（甚至电视市场）的“一杯羹”。尽管目前俄网络基础设施尚不完备，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上网人数也达到了1000万。更由于许多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有了自己的电子版，上网获取新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年轻人中尤其普遍）。 这样一来，过去大而统一的报刊市场和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就不复存在了。受众由印刷媒体分流至电子传播媒体，又由电子传媒分流至新媒体，由此形成了不同媒体种类、不同层次、分布广泛的受众市场。 第四、从马列主义到西方理论 苏联解体前（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国内新闻学界时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但占主导地位的新闻理论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当时的新闻媒介被称作“大众新闻和宣传工具”(средство массовой инфрм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и简称 СМИП），其职能是列宁所归纳的“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理论观不但对新闻实践起着的直接的指导作用，还被规定为大学新闻院系的主体课程。8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程设置中，这类课程就占有较大的比重，如“苏联新闻学概论”（以列宁报刊理论为主）、“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外国共产主义及工人报刊史”、“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实践批判”等。 苏联解体后，新闻理论及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早在1986年苏共27大报告中，就改称“大众新闻和宣传工具”（СМИП）为“大众新闻工具”（СМИ），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和普遍接受还是在解体以后。这一时期，列宁的新闻思想不再被人们提起，原苏联的新闻模式也被作为反面教材而遭批判。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中，“苏联新闻学概论”、“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实践批判”之类的课程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新闻理论导论”（以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为主）“信息基础理论”、“外国新闻史”、“外国大众新闻媒体经验对我国媒体发展的意义”等课程。在各类新出版的新闻学教材或著作中，“公民社会”、“新闻自由”、“第四等级”之类的概念已屡见不鲜，李普曼、拉斯韦尔、施拉姆、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理论也为人们耳熟能详。 俄新闻理论界的情形反映了整个俄罗斯理论界的现状：旧有的理论体系被打破了，新的理论框架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便搬用或套用西方理论，以填补空白。俄新闻理论界热衷引述的理论主要有： 1.自由报刊理论 俄新闻理论界对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十分推崇，认为它所主张的报刊不受政府干预，新闻媒介有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发布权，可以自由发布任何新闻和发表任何意见的主张，是俄民主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他们对苏联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开舆论自由之先河，是一代民主的总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自由报刊（报刊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已经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生了根”，“十年民主改革的结果是，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报刊自由的理解”。他认为目前对新闻自由最大的威胁是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新的集权的产生。他同时援引“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分的。在我们的新闻中，那些不可靠的、不准确的信息和浮躁的举动，直接导致大部分读者对报刊失去信任”。因此他认为：“‘自由有了就不需要理智了’的认识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⑦ 2.“第四种权力”理论 俄新闻理论界对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的思想引申而来的报刊的“第四种权力”的观点十分赞赏，认为自由报刊应当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力量。在俄新闻学者看来，1990—1993年的三年间，就是俄“第四种权力”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1990年通过了苏联第一部新闻法，紧接着又宣布苏共停止活动，党的报刊就像其他社会组织的报刊一样被转到了新闻工作者手中。这一年又先后创办了独立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独立报》，它们“开始把自己看作是‘第四种权力’，把自己和国家对立起来，力求度独立于所有的国家机构”。但是由于经济原因，这一时期很快结束了。这之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诸如政府施加影响、媒介寡头的压力等，都使人们更加怀念那一时期，并大造舆论希望有朝一日媒体重返“第四种权力”。 3.“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其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来的。近年来，随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在俄罗斯的兴起，这个概念也被人们广泛运用。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在私人领域和政治权力之间，有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既区别于政治、又区别于市场的空间里，人们可以对权力机构的政策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评判，以消除社会对抗，维护公众利益。俄学者认为，为了使公共领域在现代条件下发挥职能，必须有公共媒体。而在诸种公共媒体中，公共广播电视起着特殊的作用。这种公共广播电视“依靠用户的支持，有时是国家的支持，在财政上独立于广告主”，是一种社会 — 权力机构。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指出：“目前俄罗斯国家频道向社会 — 权力机构的演进，原则上是可行的”，“如果PTP（国家电视频道）公开表示有时候不直接支持政府行为的意图的话，它就可以被称为是公共电视台”⑧。但是新闻学界也有人指出，谈公共媒体为时尚早，因为公共领域在俄罗斯远未形成。 经常被俄新闻学界引用的西方理论还有其他一些，也有学者在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而言之，十年转型期，俄罗斯媒体从体制、结构到运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政治角度看，它由中央操控的垂直管理变成地方自治的平行管理；从经济角度看，它由计划统筹变为市场运作；从技术角度看，它摆脱了“孤岛”状态，融入了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中。在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俄新闻理论工作者试图从建立（援引）一套关于传媒自由与责任的理论出发，进而建立起完善的媒介工业体系，以实现自身良性循环，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么顺利。“经济的无效性，媒介巨头的无责任心以及新闻记者对低级趣味的迎合”，都使媒体发展呈现出曲折多变的特点。对此扎苏尔斯基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说目前俄新闻媒体如同沿着向下运行的电梯奋力地向上攀登。对俄媒体发展的前景，他认为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乐观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将创造文明的、成熟的市场，大众传媒将获得更多的有支付能力和知识水准的受众以及多元化、多样性的广告市场的支持。结果是高质量报纸的销量大增，最终将消灭政治化新闻和犯罪新闻，报道范围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第二种是悲观的。国家的作用增强，以至于媒体成为宣传和公关的一种结合物。同时还会出现庸俗出版物 — 从占星术到媚俗新闻，甚至还会出现淫秽书刊出售商，报道的范围缩小。第三种是经济领域中的不景气现象将直接导致传媒业的不景气。一些刊物尤其是一些高质量刊物的发行量下降，而庸俗报刊的销量增长，影响扩大。报道范围将会缩小”⑨。上述哪一种可能性将会变成现实，最终取决于俄罗斯政治、经济的改革方向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 PS:楼主要写论文的,我这里给你一篇张允诺先生写的<<对苏联新闻业历史命运的思考>> 今年 11月 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80周年纪念 日。笔者写作本文时，还无法预测人们将会怎样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不过这些年来，国际进步舆论界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评论。许多人认为这里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近因也有远因。从根本上说，苏联建国几十年，一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切实提高；二是没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专擅，群众受压。这两个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满，可又未能正确解决，终于导致覆舟之祸。当然，这种反思尚未终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从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重大挫折中领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训。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苏联人民曾经创建了宏大的社会主义新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活跃着几十万热爱祖国、忠于职守、富于献身精神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辛勤努力，一心想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尤其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自己的新闻作品团结和鼓舞人民，为战胜法西斯入侵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又以自己的劳动，恢复并建立起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新闻网络。这种网络以党的机关报（台）为核心，包括众多的专业报（台），从中央到地方共分六级层层办报（台），形成上尖下宽的金字塔形结构。截止1986年，全苏已有各类报纸8000多家；其中日报713种，期发一亿多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可是这样宏大的苏联新闻业体系，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内，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哗啦啦似大厦倾覆般地迅速瓦解。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上再没有以党的机关报为核心的新闻体系了。原先的党报纷纷改成民营的独立报纸，艰难地自筹资金，惨淡经营；其它他专业报更是在市场经济中颠簸挣扎，各奔前程。几份全国性的机关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在改为同仁报纸以后，影响和地位固然远非昔比，发行量也只有当年的一个零头，由一、二千万份降为几十万、一百多万份。这一切当然都不足怪，旧的新闻业体系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俄罗斯历来有隆重纪念二战胜利的阅兵活动，在二战结束已有76年的今天依然如此。俄罗斯对于二战胜利的强调是各个大国所罕见的，背后则是俄罗斯的荣誉也是俄罗斯的不幸。二战对于俄罗斯而言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现行国际秩序本质上依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以巨大的损失对抗纳粹德国最主要的地面力量，也是将纳粹德国击败的主要国家。因此，苏联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可以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控制了东欧大部，安全形势空前良好；苏联的意识形态也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产生了共振，国际社会上拥有大量的代理人；苏联也在正式制度中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国际社会集体行动的资格；苏联还借助大量的资源发展自身的国防能力，苏联也是唯一有能力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大国。这一切，都是苏联用二战的巨大牺牲换来的。因此，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最大继承国，其地位的重要来源也是二战主要战胜国。俄罗斯的核武库、海外地缘政治影响力，战后秩序赋予俄罗斯的资格是关键。也正因为如此，西方近来在历史观上不断进行渗透修改，试图改变俄罗斯在二战中的作用与形象，从而瓦解俄罗斯的权威。作为这种回应，俄罗斯自然会高调纪念二战胜利，以此反复再现俄罗斯拥有的权威来源。不过同样的主要战胜国，美国也好，英法中都没有频繁高调纪念，因为俄罗斯面临着巨大的问题，那就是经济结构的不协调与脆弱，这导致了俄罗斯除了军事手段外，缺乏能够对外隐蔽投射软权力的手段。俄罗斯没有好莱坞，没有西方那么高产的学术活动，也没有中国如此活跃的市场经济和制造业。如果说中国还不太懂得如何将自身的软权力有效组织起来的话，那么俄罗斯就是知道如何组织软权力却没有真实的手段，俄罗斯难以使用经济手段去改变他国意图或行为。简单地说，对于中国而言可以对澳大利亚进行贸易限制以惩罚其对于中国核心利益的渗透和指手画脚，往长期来看澳大利亚必然会逐步调整其政策。中国可以使用经济手段，并且逐步使用基于贸易、产品、技术、标准、规范输出附加的文化手段去改变他国的认知和意图，这种投射范围是跟着中国商品走而非跟着解放军驻军走的，所以中国的影响范围远超解放军的活动范围。但俄罗斯甚至无法对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进行有效的经济惩罚，俄罗斯要改变他们的意图或行为就只能诉诸武力方式，代价巨大的同时也面临投送能力不足的问题，俄罗斯几乎无法对军事能力覆盖范围之外的对象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很担心自己遭到其他国家经济力量的辐射，俄罗斯千方百计减缓远东地区的开放，关键就在于担忧其远东地区成为中国和韩国的经济辐射区，进而形成潜在的离心倾向。俄罗斯缺乏软权力的关键则在于俄罗斯没有澎湃的、充满活力的市场，而这一背景则在于苏联时期高度集中和基于计划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因此苏联的经济可以满足军工最大化生产却无法制造好服饰、皮鞋乃至食品。这种模式下苏联根本无法有效率的配置资源，资源利用率极低并且无法催生有效率的新技术，经济发展就难以为继。到80年代，苏联经济已经明显入不敷出，他们出口大量的能源，却进口大量的粮食，还在金价下跌的时候依然不得不出售黄金，这些形成了资源路径依赖。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历史背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理论上是存在着有效改革的可能性的。然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由于基于计划经济的思维，面对市场只能接受西方的思想指导，结果西方资本与俄罗斯国内掌握实权的原苏共干部合谋，将经济要素基于自由化、市场化的名义下快速聚集在极少数人手中，时至今日这批人依然换汤不换药。高度集中的经济资源自然不会催生新增长点，俄罗斯的能源路径依赖越来越强，而且经济效率依然很差，没有形成新技术带动的新兴产业集群。更糟糕的是，目前俄罗斯的经济依然无法实现有效地释放社会效率的目标，俄罗斯比苏联还依赖能源经济，同时还不如苏联时期那样资源庞大。整体来看，未来俄罗斯的走向不太乐观，经济缺乏活力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