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问题研究论文

生命教育初探论文篇二 《大学生生命教育研究》 摘要：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已成为社会的一大 热点 ，各高校的相关数据不断攀升。自杀源于痛苦，痛苦是生命某一方面受到破坏的标志，当生命破坏的量积累到一定限度就会产生死亡。大学生自杀的缘由主要有就业压力、学业压力、个人信仰的偏失以及心理素质脆弱。为此，高等教育必须凸显生命教育的重要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加强心理咨询与引导，并适时开设生命教育课程。 关键词：自杀;大学生;生命教育 一、引言 长期以来，充满青春激情、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他们在“象牙塔”内一边忘我地吸纳人类知识精华、探寻社会发展真理，一边尽情展示活力四射的亮丽才华。毋庸置疑，担负着民族复兴重大责任和神圣使命的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是国家最宝贵、最紧缺的人才资源财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大学生的发展状况昭示着国家明天的发展前景。但是，近年来大学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自杀的事件却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2年4月，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化学系一名研三女生服毒轻生，第二天该校经济学院金融系又一名研一女生跳楼轻生[1];2009年11月，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用两条毛巾系在一起自缢于宿舍的卫生间，从而结束了自己30岁的生命;2010年3月，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属硕博连读的高才生)从该校本部主楼跳楼身亡;2012年3月，仅10天内，南京就有两名女大学生先后自杀身亡[2]。 大学生自杀已成为吸引社会眼球的一大热点，其数据不断攀升。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1-2005年，全国共有281名大学生自杀，其中存活72人，死亡209人，自杀死亡率为;2006年，大学生自杀事件剧增到130起之多，被称为自杀“高发年”;200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63起，其中上海、北京各23起;2009年，北京仅上半年就有14名大学生自杀身亡，而上海这一年则发生了21起大学生自杀事件，其中13人死亡;2010年，江苏省教育厅在新学期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仅上半年江苏高校学生自杀人数就超出了40人[3]。由于就业压力、 毕业 论文、恋人分合等因素的交织影响，每年5月发生的大学生自杀事件最多。故而，这个石榴怒放、热情似火的5月被称为大学生“黑5月”。 二、自杀现象的哲学省思 自杀，这一极具悲情色彩的沉重话题，不仅是教育家、心理学家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哲学家高度重视的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自杀现象几乎成了一种“社会瘟疫”，全世界每年每十万人中就有16人死于自杀，而自杀未遂者却是自杀“成功”者的20倍。就中国而言，自杀现象极其严峻，每年约23-25万人自杀身亡，自杀未遂者高达200万人，每2分钟就发生8起自杀未遂事件，1人自杀死亡。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披露，自杀已成为继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意外死亡之后的第五大死因。然而，在15-34岁的死亡人群中，死亡的第一位原因并非是医学上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而是令人震惊的自杀[4]。2012年3月，重庆交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廖桂芳教授主持的大学生生命教育创新模式构建课题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重庆十余所高校的980名大学生中，针对“脑中是否有过自杀念头”这一问题，的学生选择“偶尔有”，的学生选择“经常有”;而在“是否有过自杀行为”一项中，的大学生选择曾经有过自杀行为[5]。在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当今社会，人们不再为果腹之食、蔽体之衣而终日忧虑与奔波，不少中产阶级女性为了追求“波澜起伏”的身材体形每天殚精竭虑地搜寻瘦身、整形与美容的最佳方法。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中，逐渐攀升的自杀率不得不让社会学家、哲学家们陷入沉思。 学术界对自杀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领域。就社会学领域而言，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是系统研究自杀的第一人，1897年他发表的《自杀论》可谓是研究自杀的第一本经典力作。他在该著中有力地反驳了有关自杀的自然主义、心理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解释，深刻指出其解释的缺陷性，故而不能自圆其说。他认为自杀与心理状态、自然条件、种族、遗传素质、精神病、个人素质、气候变化等并无直接关联，而是与社会环境(主要涉及政治危机、社会动荡、婚姻变迁、经济危机、工作变更等)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并将其概括为“自杀的社会性质”[6]。迪尔凯姆把自杀作为一项极其严重的社会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超越了以往或简单经验式归纳或主观臆想式的研究。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他只对与自杀有关的各种社会因素(比如降职、失业、离婚等)进行线性描述，而没有对自杀原因从社会学的角度作出“彻底的和有说服力的解释”。 心理学家采取迥异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尤其是致力于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学者们努力从人格特征、无意识、本能以及早年的经验等场域试图揭开自杀的神秘面纱。奥地利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自杀是个体极度的自我攻击。他认为当个体处于焦虑、忧伤、抑郁寡欢而不能得到很好的宣泄、释怀时，他就会采取自我惩罚、自我攻击的方式分散、转移心中郁积的愁怨。在此基础上，他把自杀解释为个体与生俱来的“死亡本能”。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身上皆有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这二者分别代表人格系统中的建设性倾向和破坏性倾向，当人格这架天平因破坏性倾向超重而失衡时，个体就会出现病态而走向或自杀或杀人的危险之极端。美国的卡尔·门林格尔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观并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认为人性中固有的破坏冲动总是要竭力寻求宣泄途径，当这种宣泄对外受阻时他就会转过身指向自己，当自我宣泄的能量积累到一定的“度”时，就会发生悲惨的自杀行为[7]。在中国心理学界，学者们主要认为自杀是个体人格障碍的结果。当自杀行为发生时，他们置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于不顾，总要追溯到自杀者患有某种程度的抑郁症;反之，当某人抑郁寡欢，人们就会担心他有朝一日会走上危险的自杀之路。 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说从“死亡本能”的角度解释自杀现象，虽然在逻辑结构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层面却难以得到证实。因为生命的本质是维系生命对永恒的追求，即活得越长越好。那么作为具有高级 理性思维 能力的鲜活的个体何以舍生求死?我们认为自杀源于痛苦，痛苦是生命某一方面受到破坏的标志，当生命破坏的量积累到一定的限度就产生死亡，因此痛苦的本质是死亡。失恋是精神上的痛苦，失业是因物质损失而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降职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当生命产生痛苦时，理性思维就会支配他寻找解除痛苦的良方。当没有别的更为有效的方法可以让主体摆脱痛苦时，死成了一种选择，于是就产生了自杀。当然，以献身为目的的自杀不在此讨论之列(比如公元前278年自投汨罗江的屈原，又如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的陈天华等，这样的自杀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转换，即以牺牲生物生命而换取社会生命)。 三、大学生自杀缘由探析 尽管从哲学的视角审视自杀，发现自杀源于个体对痛苦的解脱，即以死亡的方式解除痛苦的折磨。但是，我们从自杀者的遗书以及与自杀未遂者的深度交流中可以发现，每一个选择自杀的大学生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错综复杂的因素，只有解开这些扑朔离迷、催促自杀的“死结”才能唤醒每一个试图自杀的大学生热爱生活、抵制忧伤、拒绝自杀。 (一)就业压力 严峻的就业形势、强大的就业压力是大学生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那些出生“草根”阶层、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而又债台高筑的大学生，在毕业前夕由于不能顺利就业，故而往往会助推走向不归的自杀之旅。中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直到199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统招统分”制度，在此期间，大学生只要能够顺利毕业，政府会给你安排一个相应的就业岗位。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甚一日。1998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万人，招生人数是1998年的倍。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多并非热衷科学研究的本科生选择 考研 以缓解就业压力，当硕士毕业时由于就业岗位与理想岗位落差较大故而选择考博。博士研究生一般年龄较大，学业任务繁重，如果再叠加上经济拮据、就业前景不乐观等因素，常常会使其走上不归路。 2010年3月22日，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从该校本部主楼13层楼上纵身跳下，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吴博士缘何自杀，其遗书明白显示，“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他多么希望年迈的母亲“不用再为了我去捡垃圾、拾破烂，不用再去给人家工地上做饭赚钱瞧人家白眼……”可是，毕业后的窘境使他不能回报含辛茹苦的母亲，在强烈的自责意识驱使下，他选择了以死谢罪。北邮吴博士因对前途隐忧而自杀一事令人扼腕叹息，而刘伟的自杀则直指就业受阻。石家庄学院的大三女生刘伟(专科)，来自威县农村，2009年1月23日自溺于一个倾倒垃圾的狭小水池。刘伟自杀身亡后留下多达10万字的 日记 ，其日记显示，令刘伟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找不到工作——毕业前夕的就业压力，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8]。目前，中国高校每年有6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再加上历年的累积，待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逾700万。浩浩荡荡的就业大军面对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心理素质较差、自身能力不强的大学生则会萌生出自杀轻身的念头。 (二)学业压力 在对自杀大学生轻生缘由的深度探讨与挖掘中，我们发现学业压力(尤其是女生)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原因。很多跨入大学校门的“天之骄子”在此前接受长达12年的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成绩优秀，出类拔萃，既得到教师的肯定、家长的夸赞，同时更让同学们羡慕不已，在伴随着鲜花与掌声的成长过程中自我优越感非常突出。然而进入高校后，由于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学习集体皆发生了“哥白尼式”的变化，昔日那些鹤立鸡群的优秀生变得不再优秀，成绩平平，故而心里产生了一种强大的落差遂萌发轻生之念。 另一类大学生进入高校后，由于学校管理宽泛，自己或沉浸于网络游戏而荒芜学业，或广泛交友，成天穿梭于不同的校园，或盲目疯狂考证等，从而导致专业欠缺，“挂科”红灯频频闪亮，当自我良知发现后，悔恨交加，遂以死谢罪。2010年3月，西安某高校一男生因两度拿不到毕业证，遂服药自杀。2010年3月28日，南京林业大学一黄姓女生在宿舍内上吊身亡，其死因与考研压力有关。2010年4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大三女生陈蕾从本校逸夫楼的九层跳下，结束了自己21岁的生命。学校教务档案显示：截止到大三当年，陈蕾还有60多个学分没有修。大三时，陈蕾11门功课全部不及格(缺考两门)[9]。 (三)个人信仰偏失 大学生作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青年才俊，理应确立正确的世界观、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事物的运行发展。就个人的成长发展而言，必须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武装头脑，理性地辨别真仿，自觉地抵制歪理邪说，而不应该受社会上一些邪教组织所蛊惑。几年前，非法邪教组织——“”利用参与者强身健体的初衷而传播邪教，使部分是非观念不正确、思想意志不坚定的人陷入消极厌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受蛊惑而成为牺牲品的人群中也不乏令人匪夷所思的大学生。 安徽中医学院一大四女生，在大学期间发现结肠脾区长有肿瘤，在安徽省著名的肿瘤专家直接指导下进行治疗，病情迅速好转。其后有人向该女生兜售“”，宣传只要练功，不用服药和做手术肿瘤就会自然消失，致使该女生停药而“练功”。当病情恶化痛苦难忍时，该女生从医院五楼病房自杀身亡。1999年7月4日，山西省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生常浩驰，为求“”，在村外堆积树枝，浇上汽油自焚身亡。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学生吕涛，1997年开始练习“”并深陷其中，1998年6月15日凌晨从该校第二教学楼8楼跳楼身亡，时年24岁。由于个人信仰的偏失，在歪理邪教的蛊惑下，自杀身亡的大学生委实可惜、可悲、可叹。 (四)心理素质脆弱 当前在校大学生的主体是“90后”，少部分属于“80后”。无论是“90后”还是“80后”，独生子女者占绝大多数。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除了爸爸、妈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外，还有爷爷奶妈、外公外婆的呵护、溺爱。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极不利于其个性的健全发展，除了学习之外，其他的事情几乎全被家人“承包”，实属不折不扣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层层关爱的包围下，孩子变得十分任性、唯我独尊，由于没有(很少)经历挫折的磨练故而其心理素质十分脆弱。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单亲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家庭中的实际人口数进一步减少，家庭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传统的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迪尔凯姆指出，“在一个人口不多的家庭里，共同的感情和怀念不可能十分强烈。在这种家庭中，不可能形成作为联系同一群体成员之间纽带的强大传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大学生，每当遇到挫折时，家庭提供的情感支持十分有限，而这样的大学生由于平常很少与同学交流、沟通，故而也难从同学那里获得真诚的帮助。为此，不得不承认心理素质脆弱是导致大学生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对大学生实施生命教育的举措 (一)凸显生命教育的重要地位 生命教育是指帮助个体科学认识生命，从而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在不断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敬畏生命、珍惜生命;不断激发个体生命的潜能，努力提高自我调适能力和生存能力，克服生命中所遇到的困难，最终实现生命价值的教育。生命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该贯穿于个体的一生。个体从出生到入学这一阶段家庭是生命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而在长达十多年的学校教育期间学校则是主要承担者，个体成年后的生命教育主要是自我教育。高等教育在个体成长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肩负着实施生命教育的重大责任。然而，自近代以来，高等学校在工具理性主义(Tool Rationalism)的强势冲击下而重理工轻人文，博雅教育在高校中的地位日渐下降，尤其是二战以来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现象。近年来，频繁的大学生自杀现象折射出高等学校对生命教育价值的低估与漠视。意大利著名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深刻指出：“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帮助生命个体的正常发展，教育是助长生命健康发展的一切作为。”[10]而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则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教育的出发点是个体的生命，归宿点是生命的健康与全面发展。生命教育是引导学生认识生命、敬畏生命和热爱生命的教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爱生命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高等学校在引导学生探寻科学真理、剖析自然奥秘、不断创造新知识新科技的同时更应关爱生命(生命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点)，把生命教育放在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位置，从而使个体愉快学习、健康生活、幸福成长。 (二)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哥白尼式”的变化，由传统的稳健发展模式(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而驶进了跨越发展的快车道(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高等教育扩招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的文化水平与综合素质，对高层次专业人才适时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对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高校扩招的持续推进，毕业生的就业率则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为了卓有成效地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率，不少高校都以社会需求为专业设置的导向，同时在课程设置中也增大技能性、操作性课程的比例，尤其是许多高职院校更是恣意削减人文社科课程，使个体全面发展的天平发生了严重的倾斜。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人的任务、追求、价值与使命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全面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不断发挖潜在的能力，不断完善自己尚缺的能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而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想。他认为真正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就教育追求而言，亚里士多德把体育、德育和智育分别与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对等重视，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六艺”等，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注解也是教育发展的本质追求。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在强化技能技巧、操作训练的同时，更要夯实哲学基础，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从生命的本源与心灵深处维护大学生的健康，使其真正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三)加强心理咨询与引导 大学生在心理发展上介于成熟与半成熟之间，心理发展的某些方面落后于生理机能的成长速度。故而存在很大的波动性，他们常常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情绪、心理变化。此外，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的就业前景越来越严峻，学习成绩不佳、失恋等因素的叠加可能成为心理障碍的推手。在对自杀未遂者的心理访谈、分析中，发现普遍存在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为此，必须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与引导。心理咨询是指通过人际关系，运用心理学方法和技巧，帮助来访者实现自强自立的过程。通过心理咨询，为大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和条件，提高其精神生活质量和心理效能水平，以实现降低和减少心理障碍，防止精神疾病，保障心理健康的目的。通过心理咨询与引导让大学生正视现实，提高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和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使其在失败、挫折面前能够保持理性、正确的心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环境，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四)开设生命教育课程 作为学生系统学习的学科及其进程与安排的课程既是学校践履正常教育活动的基本依据，同时又是学校实现育人目标的基本保证，在学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具有“跑道”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高等教育中开设生命教育课程，而且为数不少的国家在基础教育中也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中国港、台地区很重视生命教育，中国台湾曾宣布2001年为“生命教育年”，大力推动生命教育走进课堂，走进生活。中国台湾当局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主要包括《哲学与人生》、《生死关怀》、《道德思考与抉择》、《宗教与人生》等，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内容体系。然而中国大陆由于对生命教育课程意义的认识不够深刻，故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生命教育课程，并且课程体系很不完善，在现有的1280所高职(专科)院校中几乎没有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中国的第一本“生命教育”读本诞生于武汉大学，该校把生命教育从思想道德教育中独立出来，列为全校通选课之一。哈尔滨医科大学对选修健康教育课程的学生进行测试，其结果显示在导致学生产生心理痛苦的9项危险因素中，已经有8项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南民族大学部分学院开设了生命教育必修课，强化对学生进行生命伦理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见，中国高校必须要提高对生命教育课程意义的认识，加强对生命课程的开发，使其系统化与科学化，把对生命的关爱与呵护从日常生活走进正式的课程与教学进程。 参考文献： [1]陈海生，钟梓毅.暨南大学两名女研究生轻生：一人服毒一人跳楼[N].新快报，2012-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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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性精神障碍又称心境障碍，是指以情绪情感的剧烈变化和心境持续恶劣为主要特征的一类心理障碍。常见的临床类型有躁狂抑郁症、更年期抑郁症和反应性抑郁症等。由于这些情感性精神障碍都可能引发自杀的念头和行为，所以，有关自杀的内容也放在这章里讨论。一、 躁狂抑郁症躁狂抑郁症(Manic-depressive psychosis)是以情感活动过分高涨或低落为基本症状的精神疾病，其临床特征为单相或双相发作性的躁狂状态或抑郁状态反复出现。仅仅出现一种情感障碍表现，或高涨、或低落，称之为单相；而当躁狂和抑郁表现相继出现时，则称之为双相。不论单相的躁狂症或单相的抑郁症，还是双相的躁狂抑郁症，在同一个患者身上，既可以仅仅发作一次，也可以反复发作多次。若是反复的发作，则两次发病之间有明显的间歇期，而且在间歇期精神状态可以完全正常，所以躁狂抑郁症患者虽然可能多次发病，但精神活动并不发生衰退。不过，由于躁狂患者的兴奋和抑郁患者的自杀倾向对患者自身和社会秩序影响较大，所以应积极进行防治。（一）流行病学特征及临床症状躁狂抑郁症的发病多在青壮年，根据1982年全国12个地区协作流行病学调查的资料，本症总患病率为千分之零点七六，女性患本症较男性为多，而对抑郁症来说更是如此。据西方国家的调查，最低社会阶层比高阶层患重症抑郁症的危险率高两倍，相反，高阶层双相躁郁患者似较多。躁狂抑郁症的临床表现主要有两大类：1、躁狂状态这种状态的突出表现，首先是情绪高涨。这是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喜悦和兴奋。患者往往眉飞色舞，谈笑风生，洋溢着欢乐之情。由于患者的愉快情绪和他的整个行为相协调，因而具有感染力。但是，由于自制力减弱，对接触到的事物往往作出过份的情绪反应，可以因一点小事不称心而勃然大怒，暴跳如雷。但随后很快又为原先愉快、高涨的情绪所代替。其次是思想奔逸。患者的联想过程明显加快，说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见解多肤浅片面，内容重复，自以为是。较轻的患者注意力还可以集中，言语前后连贯，意义完整；病情稍重时则注意力随境转移，指导思想进程的观念可随着周围的，特别是新出现的事物而时时改变。一个话题未完，便又转到另一个话题；更严重时可出现语不成句，片断的言语之间只剩下音联、意联以及对周围事物的偶然联系；而缺乏意思上的逻辑联系。2、抑郁状态这种状态的显著表现，首先是情绪低落。患者起初表现为疲乏无力，无精打彩，失眠早醒，工作能力下降等，以后逐渐出现情绪消沉，忧郁、沮丧，一愁莫展；遇事消极，以往的“过失”和眼前的“不如意事”纷纷涌上心头，萦绕不去。常感前途渺茫，因而悲观厌世，患者常静坐一隅，独自伤心，回避亲友和同事，别人的欢笑只是增加其痛苦，严重的自卑感可使之羞于见人。患者感到自己思想迟钝、脑子变笨。严重的抑郁情绪使患者总是自责自罪，认为自己成了废物或社会的寄生虫，甚至把过去的一般缺点错误夸大成不可饶恕的罪行而要求处理自己。患者可能因为罪恶妄想而拒绝进食，或采取其他的自我惩罚手段，甚至于用自杀来了结自己“罪恶”的一生。在自罪妄想的基础上还可能产生关系妄想和被害妄想，认为人人都向他投以厌恶的眼光，议论他的罪恶，要判他的罪等。此外患者还会根据便秘、食欲不振和腹部不适等而自疑生了某种不治之症。由于运动机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患者动作迟缓、卧床少动；严重时还会呈现木僵状态。一些有悲观消极观念而无抑制症状的患者自杀的危险性很大。3、混合状态德国精神病学家克雷丕林以情绪高涨、思想奔逸和动作增多作为躁狂症的三大基本症状(即所谓三高)，以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动作迟钝作为抑郁症的三大基本症状(即所谓三低)。以躁狂状态的“三高”和抑郁状态的“三低”相互转化，交错出现，甚至部分躁狂症状和部分抑郁症状在患者身上同时混合存在，即称为混合型。但这种类型临床上很少见。较常见的是焦虑或激动性抑郁，这也是混合型的一种，它表现为情绪低落的同时伴有焦虑不安。（二）形成原因本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虽然医学遗传和生物化学的解释、心理动力学派的解释、行为主义学派的解释、社会学因素的解释都从不同侧面提供了线索，但现在看来，躁狂抑郁症也和精神分裂症一样，是许多病理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每一个病患都可能是个体易感性、外界压力和环境因素以不同比例相结合的结果。1、医学解释(1)遗传和体型因素根据国外的资料，一般居民中本病的患病率不超过％，而患者的家属中这种疾病的患病率，要比一般居民高出10—30倍，而且与患者血缘关系愈近则患病率也愈高。例如，患者的同胞、父母或子女的患病率可达12—24%，而患者的堂、表兄弟姐妹的患病率却只有％。孪生子的研究资料也表明，单卵双生的同病率可高达69—95％，而异卵双生却只有12—38％。据上海第一医学院精神科统计一组躁郁症患者，有家族精神病史者占29％。可见遗传因素是起一定作用的，但如何作用，根据现有的遗传学理论还不能确切地加以解释。另外也有报道：本病与某种体型也有一定关系，如抑郁症可能与矮胖体型有关。据德国学者克里奇默(Kretschmer)的原始材料表明，62例抑郁症中58例属矮胖体型。但是否有必然联系尚无定论。(2)精神和躯体因素躁狂抑郁症在首次发病之前约有半数以上患者存在精神因素，少数患者存在躯体因素。有关研究证实：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即不愉快、有“丧失感”、令人沮丧的生活事件，不仅与神经症性抑郁和心因性抑郁有关，而且可以成为“内源性”情感障碍的发病诱因或促因。例如，PAYKEL指出：在既往6个月内有重大生活事件者，抑郁症发病危险增高6倍，自杀的危险性增高7倍。而且生活事件的严重程度与发病时间有关，在经受严重威胁个人安全生活事件的一年内，发生抑郁症的机率较常人为高。(3)间脑功能紊乱许多脑器质性病变，诸如外伤、血管病变和肿瘤等都可能引起类似于躁狂抑郁症的精神障碍。尽管与情绪活动有关的脑部结构范围很广，包括间脑、边缘系统、新皮质和中脑网状结构等，但大多数人仍认为间脑，特别是下丘脑的功能紊乱可能与躁狂抑郁症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间脑的病变可以引起周期性的、形式上相反的精神或躯体症状，例如忧郁和欣快，肥胖和消瘦，多尿和少尿等。文献还曾报道过，手术时刺激第三室附近或下丘脑可诱发情绪欣快和意念飘忽。所以尽管病理解剖还不能证明躁狂抑郁症有任何间脑的形态学改变，但一般都相信其功能上的失调和本病的发生有关。(4)单胺类物质的代谢紊乱据研究，在哺乳动物中发挥重要生理作用的已知单胺物质有儿茶酚胺(如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和吲哚烷基胺(如5-羟色胺)。这两类单胺在脑内浓度高低变化与躁狂抑郁症有一定的关系。临床研究发现，某些抑郁症病人尿内去甲肾上腺素（NE）的代谢物排出量的确明显低于对照组，反映病人去甲肾上腺素活性低下；当由抑郁转为躁狂时，尿内去甲肾上腺素的代谢产物排出增多，说明躁狂和抑郁与脑内的去甲肾上腺素的活性高低有关。另一些资料揭示，尸检发现抑郁症患者脑干5-羟色胺（5-HT）及其代谢产物（5-HIAA）的含量均低，无论躁狂期还是抑郁期，患者脑脊液、尿内的5-羟色胺代谢产物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这些资料提示脑内5-HT的更新率低可能与躁狂和抑郁两者均有关。根据以上资料，出现了多种胺代谢障碍的假说：5-HT缺乏是本病的共同生化基础，构成素质和发病的倾向，而NE功能亢进出现躁狂，NE功能不足则出现抑郁。2、心理动力学派的解释对躁狂抑郁症有很多不同的心理动力学解释。人本主义理论用依赖和独立来解释躁狂抑郁症：当人们失去朋友、工作或健康之后，抑郁症就可能发生，因为这些“丧失”迫使个体必须独立，而这种独立对于患者来说是难以处理的。失去的人或环境曾帮助病人支持起一个虚假的自我想象，它们一旦消失，破裂的自我就会崩溃，剩下的只有绝望。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把抑郁症视为个体面临其最终的无能为力的结果。精神分析把抑郁看作是一种自我惩罚的形式。弗洛伊德早在1917年就对伤感和抑郁做了论述，认为伤感是对丧失的正常和有意识的反应，而抑郁则由于，以前对所失去的人的无意识矛盾和敌对的情感，现在转向了自己，便引起抑郁。引起抑郁的“丧失”往往是心爱的人，也可以是无生命的事物，如手表的丢失，个人的失败，甚至可以是象征性的事件。例如，一个表面上看来是因为失去丈夫而极度抑郁的妇女，实际上是在为她曾经对丈夫怀有厌恶感而自我恼怒。在抑郁症以及躁狂症中的这种自我惩罚体现在一个人为想象中的罪恶而惩罚自己。躁狂抑郁症患者常常承认自己对失去的人怀有负性情感，这种情感在他自己的绝望中起着作用。3、行为主义理论的解释行为主义者认为抑郁症是正常行为强化的减少，相对异常情绪奖励增加的结果。抑郁症的病因集中于“强化率”，个人所得到的社会奖励取决于他们的个人能力和要求、社会经济地位、及与他们相互影响彼此“依恋”的人数，如果这些强化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如亲友死亡，能力或财政地位的丧失，强化的频率和量就会减少，患者就会不平衡，进而新的较低级的反应水平则可由社会奖励如同情所强化，重者或久之则出现躁狂抑郁症。例如，一个遭受损失的人可以表现为不大开朗、少语、兴趣减少，可能静静地坐着，回避同伴，这种新的行为可由别人的深切关注和照顾而强化。这样，正常情感的强化量减少，而异常情绪症状的强化增加，于是很容易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强化的削弱也可能造成抑郁症。例如，一对姐妹在一起生活了很久，都没结婚，与别人也很少来往，当其中一个死后，另一个就得了抑郁症。4、认知理论的解释（1）认知歪曲。认知理论认为相同的刺激对不同的人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抑郁症患者与正常人不同之处在于，早期的创伤事件使患者对抑郁症敏感化而且易患抑郁症，通过替代性示范和自身标识，抑郁症患者发展了以几种歪曲性的思维模式为标志的认知类型。抑郁症患者歪曲性认知类型的特点如下：①把积极的成就都看得微不足道；②把任何问题都夸大成“毫无指望”；③容易“两极分化”，即从两个极端来看待事物；④容易把两个孤立的事物或事件看成是普遍的。由于这些认知上的歪曲，抑郁症患者对他们自身、周围环境和未来都产生了一种消极的看法。例如，“我需要每个人的爱”，“我必须有能力做我所做的事”等观念，而这些非理性的但具有诱惑力的信念，容易使任何一个人产生压抑反应，而且。这些信念也正是临床抑郁症患者的表现特征。（2）“习得的无助感”。习得的无助感指“完全无望”的感觉和谁也无法改变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意识。此理论是以动物的研究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以前曾多次经历过无法躲避电击的狗，当被放入有明显逃路的笼子里时，结果还是被动地忍受电击。习得的无助论认为，人也同样，当他们为减少痛苦事件所做的努力没有明显的效果时，也会产生一种无助的意识，多次的失败使他领悟到控制这些事件的努力是无益的，最后便与有关的条件妥协，因为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努力和他人的帮助是有益的，即似乎他们是完全无助的，而这种“缺乏控制”和“无助感”，使他们把这次失败归于“稳定的”“内在的”特征，如“我很愚蠢”、“和我在一起没意思”等，于是自尊和活动水平便都下降了，因此便导致抑郁症。5、社会学解释社会学调查发现，社会危机可以促发抑郁，有时也可以促发躁狂发作。失业、被捕、家庭破裂、个人冲突以及许多其他环境的和心理的事件对躁狂抑郁症都有影响。但是已经为学者所确认的，与躁狂抑郁症有确实联系的几个社会学因素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成就需要和母子分离。（1）高度的成就需要。据报告，智力水平和社会抱负高的人较容易发生躁狂抑郁症。由于这些人经常对成功抱有过高的期望，而且在对成功的追求过程中精力充沛，所以当无法避免失败时，就会感到绝望，从而继发抑郁。但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与其说高度成就需要带来了情绪不稳定，不如说这些动机首先是天生的情绪状态所导致的。（2）母子分离。无论是对孩子来说，还是对母亲而言，母子分离对母和子的影响都是很严重的。那些在童年时因母亲死亡或离婚而失去母亲的成年人易患抑郁症。原因是由于缺乏母爱或适当的代替者的爱，容易使孩子在情感上陷入极度的沮丧。离开孩子对于母亲而言，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易使母亲感到有些绝望。（三）诊断和防治1、 诊断标准根据我国CCDM-2-R把躁狂抑郁症描述为：以心境改变——高昂或低落为基本临床表现，伴有相应的思维和行为改变，有反复发作的倾向，间歇期完全缓解。发作症状较轻者可达不到精神病的程度。本病发作可表现为躁狂相或抑郁相，其含义和诊断标准分别为：躁狂发作诊断标准：（1）症状标准以情绪高涨或易激惹为主要特征，症状至少持续一周，情绪高涨期，至少有下列三项：①言语比平时显著增多；②联想加快或意念飘忽，患者自说自话的速度赶不上思维活动的速度；③注意力不集中或集中不能持久，常出现随境转移；④自我感觉良好，自觉头脑特别灵活，反应敏捷，或自感身体特别健康，自觉精力充沛；⑤自我评价过高，夸耀自己可达妄想程度；⑥自觉睡眠需要减少，且无疲劳感；⑦活动明显增多，爱管闲事，或出现精神运动性兴奋；⑧行为轻率，举止轻浮，追求享乐，挥霍浪费，行为不顾后果，富有冒险性；⑨性欲亢进，卖弄风情或追逐异性。（2）严重程度标准障碍至少造成下列情况之一：①工作学习或家务能力受损；②社交能力受损；③给他人造成困境或麻烦，给自己造成危险或不良后果。（3）排除标准应排除下列疾病：①精神分裂症；②躯体疾病伴发的精神障碍；③脑器质性精神障碍；④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⑤分裂—情感性障碍；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1）症状标准以心境抑郁为主要特征且持续至少二周，此期至少有下列症状中的四项：①对日常生活丧失兴趣或无愉快感；②精力明显减退，无原因的持续疲倦无力感；③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④自我评价过低，常有自责、内疚感，可达妄想程度；⑤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显著下降；⑥反复出现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行为；⑦常失眠、早醒，个别病例睡眠过度；⑧食欲不振、厌食或体重明显减轻；⑨性欲明显减退，女性月经不调或闭经。（2）严重程度标准障碍至少造成下列情况之一：①社会功能受损；②给本人造成痛苦或不良后果。（3）排除标准应排除以下疾病：①与躁狂发作相同；②反应性精神障碍；③抑郁性神经症；④更年期抑郁症；躁狂症：单次发作躁狂：（1）符合躁狂发作的诊断标准；（2）病史中无躁狂或抑郁发作的证据。反复发作躁狂：（1）符合躁狂发作的诊断标准；（2）过去有躁狂发作史，且躁狂发作之后无抑郁症状，也从来没有过单独的抑郁发作。抑郁症（1）符合抑郁发作诊断标准；（2）病史中无符合躁狂发作的证据。双相躁狂抑郁症至少符合下列两项中的一项：（1） 过去曾有躁狂发作，本次为符合诊断标准的抑郁发作。（2） 过去曾有抑郁发作，本次为符合诊断标准的躁狂发作。躁狂相：①本次为躁狂发作，符合躁狂发作诊断标准；②以往有抑郁发作。抑郁相：①本次为抑郁发作，符合抑郁发作诊断标准；②以往有躁狂发作（包括在抗抑郁治疗中诱发的躁狂发作）。混合相：①在本次发作中表现为躁狂和抑郁症的混合存在或交替发生。包括在抗抑郁治疗中诱发躁狂发作，或在抗躁狂治疗时诱发抑郁发作；②躁狂症状或抑郁症状之间缓解期不明显；③躁狂和抑郁症状混合存在或交替发生，持续病期不短于两周。鉴别诊断：（1）、按现行诊断标准：如果多次发作，其中有的是分裂症表现，而有的是情感障碍发作，则按每次发作情况分别作出诊断，不应诊断为分裂情感性精神病。（2）、本病主要应和情感性障碍伴有不协调精神病理症状及精神分裂症伴有情感障碍者相鉴别：主要鉴别点在于上述两种情况不会是同时符合两种精神病的诊断标准的。2、 预防和治疗对躁狂抑郁症的治疗常常面临着立即减轻症状的紧急需要。严重抑郁的患者有自杀危险而且也可能以其它方式自伤自残。因此，医疗措施通常是治疗的第一手段，而精神动力学或行为主义等心理治疗则在大多数急性症状都消退之后实施。医疗实践证明，各种心理学方法和医学方法相结合，对治疗抑郁症很有效；就连大量的身体锻炼这样简单的项目都有很大的益处。（1）医学技术如果说精神病的药物疗法戏剧性地改变了精神分裂症的治疗，那么化学治疗则是对躁狂抑郁症治疗的革命。通过特殊的药物或几种药物的结合使用，不同类型的躁狂抑郁症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单相抑郁症可以用包括丙咪嗪、阿密替林在内的三环药物进行治疗，三环类药物直接作用于脑内的生物胺，并稳定突触活动。这类药物治疗抑郁症的有效性，支持了抑郁症的儿茶酚胺假说，但三环类药物有明显的副作用，如头晕、心悸和胃肠反应。（2）心理治疗心理动力学方法：对躁狂抑郁症患者，心理动力学治疗家很少采用领悟疗法，多数人采用支持和再保证，他们力图使抑郁或躁狂患者减少焦虑，感到轻松和舒适。一旦患者恢复稳定的情绪，接着就慢慢地揭示精神病的根源。行为疗法：心理治疗学家通过长期的实践及理论探索，发现抑郁症患者具有一个共同点：对其自身和世界持暗淡的看法，结果，许多患者甚至不能理解那些可以改变其情绪的做法，这些患者需要获得自知力和理解力，以使他们看到自己的期望是如何影响其情绪的。行为治疗学家的观点倾向于越来越注重患者的被歪曲的态度，许多行为治疗家都在努力教会患者如何更现实地感知和反应，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基于情感的行为问题。认知行为矫正：认知行为矫正法把认知疗法和行为主义疗法结合起来，形成各种治疗步骤，在最初一段自我评价和自我监察之后，治疗具体症状。①“任务分级法”。治疗抑郁症，最基本的客观手段是让患者重新活跃起来。任务分级法把目标或活动分解成小目标或更小的行为定式，减少对患者的压力，其目的是使任务更简单些，以便患者能完成这些任务，从而获得成功的强化。随着治疗的进展，任务难度要逐渐加大。②“把不愉快的活动转到愉快的活动”。抑郁症患者的活动水平开始时相对地低，甚至他们无论进行什么活动似乎都不能带来多少快乐。他们每天的活动模式，往往是僵硬而又被动的行为。他们还喜欢与其他抑郁症患者结交，这是一种增加抑郁的倾向。又因为抑郁症患者习惯于消极地对待所有新的建议，所以有力的鼓励和具体的契约（多是书面的）更有助于使他们参加更愉快的活动。治疗者应该向患者强调，对任何一项具体的活动，只有在他们参加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对它作出评价。③“改变消极观点”。挑战抑郁症患者关于生活的消极观点并改变它，一般多采用埃利斯的理性情绪疗法，贝克的认知疗法等。一段时间后，这种方法可以与自信心训练或其它方法结合使用，使患者重新经历适应的过程。④“诱发不相容情感”。治疗者想办法诱发出患者的情感反应，如幽默或恼怒，因为抑郁症患者沮丧的情绪特点与这些反应不相容，并且破坏相应的抑郁情感反应的连续性。⑤“改变自我语言”。消除患者消极的自我语言，如：“我没用”或“我不会做那件事”，对治疗抑郁症有很大的帮助。经过最初一段的自我监察后，患者会列出一个典型的消极性自我叙述表，而且一般会列出第二个潜在的抵消性的积极陈述表。治疗者应指导患者在不同的时间说出这些积极的陈述，并且要尽可能大声地说出。⑥“基础意象法”。此方法由拉兹勒斯首先于1981年开始使用，此方法为一种系统脱敏法的变式，拉兹勒斯称之为“常规速强化时间投射法”。抑郁症患者所明显缺乏的认知定势是缺少或没有对未来的期待和希望，通过对愉快活动的想象与对未来的领悟相配合的方法，时间投射法便产生积极的期待，因此而产生希望。一般是让患者想象他们正在做以前做过的愉快的活动，然后，要患者保持的感受和对未来欢乐的想象，再回到目前的现实。这一方法与从不愉快到愉快方法相似，只不过这种方法要求通过想象而不是通过大量的行为来完成。总之，现有的医疗技术使治疗者可以选择各种治疗方法，如果应用得当，可使几乎100%的患者得到显著的改善或完全治愈。心理治疗技术常常作为化学治疗的有效的继续，有些患者必须施与心理治疗，以建立新的反应模式，另一些患者需要通过咨询解除其情感障碍造成的个人情绪上的烦恼。二、 更年期忧郁症（一）流行病学特征及临床表现更年期忧郁症(Involutional melancholia)是在更年期发生的一种精神疾病。它的主要特点是：(1)在更年期首次发病。女性更年期在绝经期前后，约为45~55岁；男性更年期约在55—65岁。(2)心理异常以情感忧郁、焦虑和紧张为主，可有疑病、自罪、嫉妒等妄想，但无智力障碍。（3）大多数患者伴有失眠、躯体不适和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等症状，并伴有内分泌功能尤其是性腺功能减退或衰老等。(4)本病在情感性精神病中约占1／3，而且女性多见。女性发病率约等于男性的3—8倍。更年期忧郁症一般起病缓慢，病情逐渐发展，病程较长。主要表现为焦虑忧郁和紧张不安，没有明显的思维障碍和运动性抑制。患者情绪低落、忧郁、焦虑不安、恐惧紧张，例如担心自己家人将会遇到不幸，等待着大祸临头而惶惶不可终日，或搓手顿足，坐卧不安，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担忧，反复地回想以往不愉快的事情，进而责备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对不起周围的亲人，等等。（二）形成原因1、遗传因素：有人对的对双生子患者的家属进行调查，发现异卵双生的同病率为6％，而单卵双生的同病率高达％，说明遗传有一定的关系。2、内分泌功能减退：更年期是一个人由中年向老年的过渡时期，身体的代谢和各器官功能正发生着相应的改变，特别是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在逐渐地衰老和退化，其中以性腺功能的减退最为明显。例如妇女卵巢的功能从不稳定到停止活动，表现为月经紊乱及绝经等变化。卵巢内分泌的停止必然会影响到与其关系密切的垂体前叶、肾上腺、甲状腺等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并进而影响到大脑皮层和下丘脑的活动，使神经系统的功能不稳定，对外界的适应能力降低并导致交感神经应激性增加，这是女性更年期忧郁症发病的生理基础。由于大多数人都能比较顺利地度过更年期，因此这只是更年期精神病的一个致病因素。3、心理-社会因素：这是更年期忧郁症的重要发病原因。因为，一个人到了更年期这个年龄阶段，身体开始出现衰老的迹象，精力减退，工作能力下降，而且即将面临着退休，失去原已习惯了的工作环境；同时由于内分泌功能的衰退，身体产生不适感，健康情况受到影响，为自己的健康而担忧，势必都会在精神上造成紧张和压力。由于这一阶段，子女一般都已长大成人，面临着工作、解决婚姻等问题，作父母的必然特别关心，并常为此而担忧，也会在精神上造成紧张和压力。这些心理。（三）诊断和治疗更年期抑郁症的诊断主要依据其临床表现和特征。如果发病在更年期的年龄，具有明显的情绪抑郁和低落，甚至有自杀的念头，再除外其他的精神障碍，则应考虑为更年期抑郁症。 对更年期抑郁症的治疗以心理治疗为主，包括一般性心理支持、消极认知的调整以及积极行为的鼓励等，同时辅以一定的药物，如镇静剂、抗抑郁类药等。三、 反应性抑郁症反应性抑郁症(Reactive depression)是在长期持续的精神刺激因素的作用下而产生的一种以情绪低沉、忧郁、沮丧焦虑和自责自罪为主要表现的精神疾病，也是一种较常见的心因性精神病。其特点是情绪异常的体验及表现与精神刺激的性质和内容密切相关的；而且随着精神刺激因素的消失，心理异常也得以消除或缓解。经过适当的治疗措施，精神状态即可恢复正常，因此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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