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论文参考文献

汉文的文献太多，汉佛的经文数量较多一些，比较如来佛经文，菩萨经文等等，都是有历史价值的。

敦煌藏经洞约有90%以上属于珍贵的汉佛经文献。长久以来，我们对敦煌文献的利用大多集中在数量不足10%的非佛教文献，并通过解读文献，补充传世史书的记载空白。其实，对“遗漏”历史的重视也恰恰成为敦煌学转型的推手，当非佛教文献的补史价值被“榨取”殆尽时，“新材料”也就变成了“旧材料”，这些非常珍贵而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更应受到更多传承和保护。

中国的随朝，唐时是当时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记录中国佛教发展的重点历史时期。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古逸注疏，是研究“八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因敦煌僧人昙旷、法成等弘扬，在中原已经式微的唯识宗却在敦煌得以延续，一些唯识宗文献也得以保留，晚唐敦煌僧人乘恩所撰《百法论疏》并《钞》甚至得到了京城大德的认可，并流通内地。禅宗在唐代中晚期非常兴盛，但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涤荡之后，早期禅宗文献大量亡佚。敦煌文献中若干8世纪左右的禅宗著作，对研究早期禅宗史的价值不言而喻，中古时期国人撰述的疑伪经因受僧团排斥，不能入藏，鲜有传世本存在。但敦煌僧人并没有严格的疑伪经观念，因此有大量的汉佛经文保存之至。

斋文、礼忏文、论义文都是纪录汉佛仪式并传承的优秀经文。更是研究中国汉佛演变的生动样本。斋文是僧人为信众做法事时所用的仪式文本，敦煌佛教类文学作品包括俗讲变文、佛曲、灵验记等，是我们理解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材料。，如《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收录的净土佛赞极为丰富，又如《南宗定邪五更转》、《禅门十二时》等则是禅宗类韵文佛曲。敦煌本灵验记中既有宣扬某一经典之灵验者，如《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等）；亦有宣扬某种行为之功德者，如《唐京师大庄严寺僧释智兴鸣钟感应记》（等）；还有崇拜某佛教神灵或僧师者，如《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等）。都是纪录研究中国历史汉佛的珍贵经文。

敦煌佛教各类珍贵文献在深化佛教史研究，以及拓展书籍史等领域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仍有待于各界学者持续关注和挖掘。

敦煌石窟中有历时十个朝代，一千余年，数以万计的各种菩萨彩塑和画像，而这些菩萨的塑像和画像，有别于印度、东南亚、西域和中国中原菩萨的风格特点，因此，研究者们把敦煌菩萨塑像和画像称作“敦煌菩萨”

关于您的问题，通过浙江网络图书馆查找《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1期得到《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1期》： 河西宝卷作为中国宝卷的一个地域分支，是流传于甘肃河西走廊的一种民问口头说唱文学，也是念卷人念卷的底本。宝卷文本散韵相间，宣卷(河西走廊称“念卷”)时说唱结合。这种散韵相间的民间口头说唱传统的源头至迟可以追溯到敦煌变文。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样的文体，在中国是崭新的，未之前有的。故能够号召一时的听众⋯⋯”所以他认为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变文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的观点也提出质疑。这种质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宝卷的渊源并非广义的变文，另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佛教的俗讲和转变也并不是宝卷的直接渊源。早期宝卷为佛教宝卷，后来发展产生出民间教派宝卷，从这一点来看，宝卷的渊源是佛家的俗讲，它包括讲经和说因缘，其底本是讲经文和因缘，宝卷研究的权威学者车锡伦持这一观点。车先生指出，从早期宝卷的“内容和演唱形态来看，最初的宝卷内容上继承了佛教俗讲讲经说法的传统”。狭义的变文是转变的底本，其内容不再诠释经文，而是讲唱佛教故事、中国传统的民间传说故事、历史故事等，这跟宝卷的题材内容也很相似，加之转变和俗讲的演唱仪式基本相同，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狭义的变文也是宝卷的渊源，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如陆永峰等。早期研究河西宝卷的段平和方步和两位先生也都认为讲经文和变文是宝卷的渊源。宝卷和讲经文、因缘、变文除了散韵结合的形式和内容分类两方面具有相似点外，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如表演仪式的差异和韵文结构上的差异等，于是有学者认为讲经文、因缘、变文不是宝卷的直接渊源。当然也有学者片面地夸大宝卷和变文之间的差异性，如美国学者欧大年认为变文、讲经文与宝卷之间除了白文(散文)与成对的七言偈文(韵文)交替出现外，实无相似之处。圈这一观点夸大了宝卷与变文、讲经文之间的差异性，几乎否认宝卷与变文、讲经文之间有渊源关系。众所周知，《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当我们将唐代律诗、绝句与《诗经》作一比较时，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诗经》是中国诗歌源头的论断。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产生并发展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如果在形式和内容上没有一定的变异或创新，那么这种文学样式早就僵化了。讲经文、因缘、变文是唐代的说唱文学，宝卷最早产生于宋元时期盛行于明清及民国，二者是不同时期的口头说唱文学，他们之间既有继承性，又有变异性，在传承中变异，在变异中发展，这是民间口传文学的特征，也是民间文学充满旺盛的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从民间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来看，宝卷和讲经文、因缘、变文之间在内容和演唱形态上的相似性可以从理论上阐明二者之间具有渊源关系，所以林聪明说：“郑氏之说，衡以文学演进的常道，似言之成理。”问宝卷和讲经文、因缘、变文的差异性，是民间文学变异性、创造性的体现。我们认为讲经文、因缘、变文是宝卷的源头，但不是直接的渊源，宝卷是讲经文、因缘、变文适应时代的要求不断吸收佛教忏法和科仪的宣讲仪式、唱词结构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民问口头说唱文学样式，从仪式和唱词结构的相似度来看，佛教忏法和科仪是宝卷的近源，敦煌变文是宝卷的远源。 链接："ExtraData"%3a%5b%5d%2c"IsCache"%3afalse%2c"Transaction"%3a%7b"DateTime"%3a"%5c%2fDate(13%2b0800)%5c%2f"%2c"Id"%3a"cedbe99d-536c-4b4d-8b07-a65000a46483"%2c"Memo"%3anull%2c"ProductDetail"%3a"Periodical_qhmzxyxb-shkxb201501016"%2c"SessionId"%3a"a22a6957-2dd1-485e-9769-4dc2b4a0fa96"%2c"Signature"%3a"EsRihVUVtzNhv%2ba6TEPNqzP4XFhrgvuyPeXq%2b%2bdken3w3ZSpPAHXYXVuQmY%2bz8n8"%2c"TransferIn"%3a%7b"AccountType"%3a"Income"%2c"Key"%3a"PeriodicalFulltext"%7d%2c"TransferOut"%3a%7b"AccountType"%3a"GTimeLimit"%2c"Key"%3a"zjtsg"%7d%2c"Turnover"%"User"%3anull%2c"UserIP"%3a""%7d%2c"TransferOutAccountsStatus"%3a%5b%5d%7d

敦煌学·敦煌学的内容、意义及前景

随着国内外研究“敦煌学” *** 的兴起，引起了人们对敦煌学理论的深入探究。自八十年代起，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的定义、内容等进行了争论和探讨，出现了几部专著，如刘进宝《敦煌学述论》、林家平等《中国敦煌学史》、胡戟等《敦煌史话》、荣新江《话说敦煌》等，都对敦煌学理论的研究提出了看法。目前，“敦煌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敦煌学是以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敦煌史迹、敦煌学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考古、宗教、艺术、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思想、科技、音乐、舞蹈、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多种学科。它的目的是揭示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过程、内容、特点和规律;深入揭示敦煌、河西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中西交通等历史的本来面貌和发展规律，探索主要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促进现代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敦煌学”是因地名学，它规定了这个学科的空间范围，是“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和标志。如中国文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如果运用敦煌文献资料研究中国文学问题，就属于敦煌学的范围，其他如历史、地理、考古、宗教、科技、民族等莫不如是。所以，“敦煌学”绝不是它所涉及的那十几门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那十几门学科的内容统统包揽收容成一个多学科的联合体，它是一门运用敦煌提供的各种资料(地下出土文物文献，地上石窟、壁画、塑像、遗址、城址等)进行学术研究的特殊学科。因此，它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有别，而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已被学术界承认的学科。 研究“敦煌学”的意义何在呢?周一良教授在《何谓 “敦煌学”》一文中用一长段论述来说明其意义： 敦煌壁画雕塑以及文献中的韵书等，我不敢妄论，现只就历史、文学、宗教三方面简单介绍利用敦煌汉文文献取得的若干成果，借以窥“敦煌学”粗略的一斑。 一、历史 甲 首先是旧史所不详的沙州地方历史。安史之乱后，787年(贞元二年，一说781或785年)吐蕃占领敦煌，到848年(大中二年)张议潮以河西十一州归唐，共六十余年。吐蕃赞普派“节儿”统治沙州，汉族官员苦闷屈辱，人民发动起义。唐蕃文化有所交流，敦煌禅僧入藏，多次与印度僧人展开辩论。张议潮归唐后，赐号归义军节度使，世代承袭。七十年后，920年曹议金取代张氏。1035年西夏取敦煌，而曹氏的地位可能维持到1055年。张曹两家统治敦煌前后二百年，与唐、五代、宋朝的中央政权虽保持受封与朝贡关系，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曹议金曾自称大王。沙州境内有不少昭武九姓与鲜卑、吐谷浑等族人，他们从事力役兵役，与汉族杂居通婚。沙州统治者西与于阗、东与甘州回鹘通婚，以确保东西贸易的利润。这些都是靠综合变文、碑文、壁画供养人题名、造窟造像人题名以及各种文书得以考见的。 乙 唐代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历史。敦煌发现唐律及疏以外，还有令和格的残卷以及保存相当完好的水部式，亦即水利管理条例。从户籍簿、差科簿等可以了解徭役、兵役以及均田制实施的细节。学术界趋向于肯定均田制确曾实行，但受田并不足数，而徭役沉重。农民土地分割细碎，且存在所谓 “自田”。从 “社司转帖”得知民间存在称为社的互助组织;从书仪得知一些流行的婚丧礼俗。《氏族志》、《沙州图经》等提供了关于氏族和地理的资料。有名的《往五天竺国传》是新罗僧人慧超入唐后又经中亚去天竺的旅行记。他返唐后终于五台山，这部书是研究当时中亚和印度的重要史料。 二、文学 唐人记载中有所谓“目连变”、“昭君变”，过去不详究何所指。敦煌写本发现后，才解答了这个谜。原来变指变文，是一种兼有韵散、用于讲唱的通俗文学作品。敦煌还发现唐代曲子词《云谣集》。二者都是填补唐代文学史上空白的重要发现。王梵志的白话诗既谈佛理，亦讽时俗，当时颇有影响，为后来寒山子诗的先驱。过去记载中保存了若干首，敦煌写本出现后，才能略窥全豹。韦庄的《秦妇吟》是晚唐士大夫阶级诬蔑农民大起义的作品，但其中也保存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材料。过去只在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留下很能反映农民大起义威力的两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敦煌石室中保存了此诗的完整写本，对于研究唐代历史与文学都大有裨益。 附带谈一下敦煌发现的经史子集四部书。虽然数量不多，但保存了某些已佚的古注，而且唐人手写旧本往往保存古字。唐人所写当时俗体字，有些还可以帮助了解后代刊本致误之由。这些都有益于古籍的研究与校勘。写本四部书都属于寺院所藏，史部特别少，反映当时寺院对此不很重视。十三经中只发现九经，没有 《周礼》、《仪礼》、《公羊传》和《孟子》。究属偶然未保存下来，抑或反映某种倾向，有待探讨。 三、宗教 甲 敦煌的佛教势力很大。日本学者估计，当时唐代敦煌县人口两万而僧尼约占一千人。寺庙十几座，十三个乡中至少每乡有一寺，还不算规模较小的“周家兰若”、“张家佛刹”之类。寺院役使沙弥、园子、“常住百姓”、奴婢，还有专门从事某一手工业的梁户 (榨油)、硙户 (磨米面)、酒户以及牧羊人等。寺院田地之外还拥有菜园、果园。从寺院公布的帐目看，收入除“念诵入”、“转经入”之外，最大宗是出借谷、麻、豆等等的“利润入”，半年即取息50%。足见寺院高利贷剥削之重。敦煌发现的佛经中，三方面的写本很有意义。一是大藏中未收的佚经，和不属译出而是中国本土根据当时当地需要杜撰的“伪经”。二是初期禅宗史料，即被主张顿悟的南宗所取代的主张渐悟的北宗的经典。三是短期存在的小宗派的经典，过去不为人所知，如三阶教的经典。 乙、道教 从文献看不出敦煌道观的记载，但石室发现的道教经典，有的钤有 “净土寺藏经”印记。西晋开始出现《老子化胡经》，说老子渡流沙入夷地，成浮屠以化胡人。六朝至唐出现多种化胡经，在石室中可以找到写本，有助于研究道教史和佛道关系。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里提到《老子想尔注》，说“不详何人。一云张鲁，或云刘表”。敦煌发现想尔注残卷，学者们认为是张陵张鲁系统的五斗米道徒所注，是研究五斗米道教义和老子书与五斗米道关系的重要材料。 丙、其他宗教 三世纪波斯人摩尼在佛教、火祆教、基督教影响下创建的摩尼教，和五世纪涅斯托里斯在东罗马帝国创建、属于基督教一个教派的景教，唐时都曾传入中国，其经典都可在敦煌写本中找到。 以上仅就敦煌汉文文献在三方面的利用略作介绍，已可看出其内容丰富异常。 其实，敦煌文献及文物所涉范围十分广泛，但它们有着都与敦煌有关这一特点。即便是中原的公文、四部书、 *** 颁发的写经，亦或是梵文、吐蕃文、于阗文、回鹘文等写本，莫不与敦煌的历史文化有关。而敦煌又处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各种文化相交汇，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状态，自然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敦煌文献的发现，改写和充实了许多学科的历史。在今天，许多学科中如果缺少了敦煌的资料，可以说是不完全的。 从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及世界各地的敦煌学研究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的敦煌学研究队伍已经扩大到三百人以上，其中多数为中青年学者，其中有些人脱颖而出，已经在某一学科、某一专题有所发明、有所建树，受到了世界敦煌学界的重视。 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敦煌莫高窟列入“世界遗产清单”(中国同时列入的还有泰山、长城、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及秦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敦煌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摆在敦煌学者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极其艰巨的，而前途也是光明灿烂的。要想使“敦煌学”取得更大的成绩和更多的成果，有几项任务是必须着力进行的。 第一，对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要有一份尽可能完整、详细、准确的注记目录，这是进行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 第二，尽可能编定反映全世界敦煌学者研究成果的论著目录，是促进研究深入的重要方面。 第三，尽可能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及文物刊布，以便使用。 第四，各种文献的分类整理研究成果，应尽量采用专题形式进行，以利各学科非敦煌学者使用。 第五，对敦煌文献、石窟壁画、题记、敦煌遗址及遗迹、传世文献进行综合性研究，找出和解决有关“敦煌学”的一些最令人关注的课题。 第六，加强与非敦煌学者的合作。 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的增多，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中青年敦煌学者的崛起，相信不久的将来，“敦煌学”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它的明天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