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专业毕业生论文范文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2000字

为了帮助各大莘莘学子顺利完成毕业论文，顺利毕业，下面我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优秀历史教学范文，供大家参考。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2000字一

摘要： 当今时代，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的传递和交换越来越频繁，人类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的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也深受影响。借助于现代技术，不仅教学手段得到了创新，教学方法也得以改进，教学内容也大为丰富。因此，新时代的高中历史教师，一定要掌握相应的技术，以便为历史教学服务。

关键词： 大数据;高中历史;兴趣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教育领域。这种技术的极大进步，不仅直接改变了教学手段和教学形式，而且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作用大致如下：

一、创新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黑板、粉笔是最主要的教学工具，教师的口头讲解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这种黑板、粉笔加老师的教学手段较为原始单一。整个教学活动，往往是教师居于绝对主动地位，而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教学手段的单一加之教学内容的枯燥无味，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尽管许多老师都在努力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自从信息技术普及之后，教学手段得到了极大改善，学生的兴趣问题也有了很大改观。

就以《孔子与老子》这一教学内容为例，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将孔子、老子的图片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回顾在孔子、老子生活的时期，世界各国还诞生了哪些思想家，有的学生说：亚里士多德;有的学生说：柏拉图;有的学生说：释迦牟尼。通过这样简单的介绍，让学生对这个时代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制作多媒体的时候，教师要将孔子的思想与老子的思想进行对比，这样做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孔子与老子思想的不同之处，又方便了学生的记忆。可见，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可以将枯燥无味的历史知识变得有趣味性，从而提高学生历史课的学习效率。

二、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进

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利于教师对教学方法的改进。由于多媒体可以展示大量的信息，基本上取代了教师的板书，也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教师的讲授，从而使教师节省下大量的时间。这样，教师就有机会从一个单纯的讲授者转变为一个学习的指导者，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教师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来进行师生互动，引导学生思考，帮助学生分析问题。由此，便可以实现师生地位的转变，让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学生就成为课堂的主体。

同时，借助于多媒体技术，教师可以使用更多新的教学方法，从而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比如，以《新航路的开辟》这一教学内容为例，教师可以利用地图动态演示法、表格归纳法使学生对新航路开辟的过程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读图识图能力。通过利用多媒体，可以将理论知识更为直观、形象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从而让学生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在这种新的教学环境下，一些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思想开始涌现出来，如，合作学习法、探索式学习法等。这些教学方法的涌现，都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大数据。

三、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的视野

为全面提高学生的历史综合素养，历史教学内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教科书，而是要以教科书内容为基础，适当引进一些教科书之外的内容。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此前对于教材的拓展和补充并不多。现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查找提炼相关的教学内容，将这些新的教学内容引入到教学课件中，不断拓宽学生的视野。

以《大一统与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这一教学内容为例，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将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阿房宫等图片展现在学生面前，然后引入本节的新课。教师也可以在多媒体课件中加入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图文介绍，在讲解完教科书的内容之后，可以引导学生看一看在这一时期世界其他各国的发展形势。如此，既可以让学生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又能对相关历史时期的世界大势有一个宏观把握。

目前，信息技术发展速度惊人，作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不仅要掌握丰富的历史专业知识，还要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只有熟练地掌握了相应的'信息技术，才能有效地创新教学手段，全面改进教学方法，真正拓展学生的视野，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艾音红。高中新课程教学中历史素养的培养[A]。第五届中国教育技术装备论坛获奖论文集：中[C]，2014.

[2]王毓高，石莉萍。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J]。改革与开放，2012(02)。

[3]张荷。运用“友善用脑”理念，创设高中历史课堂的导入设计[A]。2013·学术前沿论丛——中国梦：教育变革与人的素质提升：下[C]，2013.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2000字二

一、背景篇

高一年级上学期快结束了，截至期末考前，我们高一历史备课组组织了三次考试：两次单元考和一次期中考。这三次考试前后学生提问的频率波动很大，尤其是期中考前后。在平常我值班的自修时间里，来问问题的学生寥寥无几，但是期中考试前的一周，在我值班时很多学生很频繁地拿书、拿练习册来问我，甚至有学生还跟我预约，要我在其他自修时间里来班级为他们答疑解惑，学生学习、钻研的热情让我动容，我也在所教的几个班级来回奔波，忙得不亦乐乎。期中考试结束后，学生又回到了考前的平静状态，我坐了一节课，都没有一个学生上来问问题。我曾戏谑他们说：“考试真是灵丹妙药啊，一场考试就可将考前所有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在学生会心的欢笑声中，我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学生这种考试前后问问题频率大波动现象背后，暴露了高一年级历史学习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

二、问题篇

1.不重视历史学科的学习，学习态度不端正

尽管已经进入高中，但大多数学生还是带着初中的心态对待高中的各门功课，认为除了语、数、英是主科，其他都是副科。此外，由于社会上重理轻文风气严重，很多学生抱定读理科的心态。所以，很多学生平常不重视历史学科的学习，上课不用心听，不愿意做笔记，下课后就将书和笔记扔到一边去，等到下次上课才再拿起来。所以，平常不钻研也就没问题可问。

2.不重视基础知识的积累，学习方法不科学

初中历史是开卷考试，很多学生在考前的几天熟悉知识点在课本的位置就能考个不错的分数。因此，很多学生是带着初中学历史的方法来进行学习的，以为考前背一背，练习册做一做、看一看就可以了，平常不重视复习、消化知识并发现学习中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问题来讨教老师。

3.不重视学科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学习效率不高

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部分学生存在“三个被动”，即被动听课、被动记笔记、被动写作业，没有发挥学习的主动性，没有研究知识点的内在联系，所以，无法培养阅读、分析、归纳材料以及论从史出等学科能力。没有自己主动对知识点整理、理解和应用的过程性训练，就没办法发现学习上的问题，更谈不上提出建设性问题来与老师交流。

所以，尽管考前有很多学生来找老师问了很多书本、练习册上的问题，但期中考试成绩并不尽如人意，很多学生甚至考出了非常低的分数，主要是因为学生不重视平常的积累和钻研。

针对高一年级学生在历史科的学习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作为历史老师，我们有必要在反思的基础上调整教学策略，引导学生更科学、合理地进行历史学科的学习。

三、对策篇

1.重视开学第一课的引导

在高一年级上学期开学第一堂历史课上，最好不要教授课本内容，而是要做好初、高中历史学习的衔接工作。比如，要讲讲初高中历史学习的内容、难度要求、考试形式等方面的差异，让学生对高中历史学习有整体全面的了解，改变轻视历史学科的初中思维，做好适应高中历史学习的准备。

2.重视课堂教学中学习方法的引导

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既要讲得生动有趣，吸引学生爱上历史课，更要注意渗透历史学习方法的引导。在教学中可以采用比较法，引导学生对同一时间段的不同历史事件、现象进行横向比较，对相似、相同的历史事件、现象进行纵向比较，还可以引导学生用表格等图示法来归纳知识点，等等。通过种种学习方法的启发、应用，引导学生学得更深入透彻，这样可以在深入的学习中激发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同时也实现对学生历史学习能力的逐步培养。例如，比较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中国和希腊地区的政治制度。在学习第二单元的内容时，能将第一单元的知识点联系起来，起到复习旧知识的作用。

3.重视练习的训练和落实

很多学生平常不重视做历史练习册，被动抄写应付，因此，平常要加强对学生练习册的检查，既要他们及时做完，还要求他们用红笔对答案批改，老师再定时抽查批阅，不合要求的要重做或者另外布置作业。此外，还要由备课组老师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定时定量组练习卷，学生做完后要第一时间收上来批改并挑出典型题目来讲评，做到及时、保质、保量、有针对性、常规化训练，让学生能及时应用、消化知识点，在练习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才不至于所有的问题都积压到考前那几天，而平常无题可问。

总之，在平常的教学中，我们要做个有心人，及时发现教学中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并对他们进行深入的剖析，分析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从中找出解决的办法，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教学工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