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叙事诗研究论文

你好，我来为你解答：46、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力和代表，是“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由于曹氏父子的努力，“七子”及杨修、敏钦、蔡琰等一大批作家被招致邺下，形成了生机勃勃的邺下文人集团。47、“三曹”是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指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48、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曹操诗、文俱佳，散文形式自由，作风清峻通脱。他被鲁迅誉为“改造文学的祖师”。他的《蒿里行》被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49、曹操不愧为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其诗文都有开一代风气之功劳。其以乐府古题写时事，不仅开创了乐府诗歌创作的新风，而且为后世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他于五言腾踊的时代，又使四言诗重放光彩，对嵇康、陶渊明、韩愈等人的四言诗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50、曹丕的《燕歌行》用代言体，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丕也擅长散文及辞赋。其《典论》一书中的《论文》长于议论。其名作有《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51、曹植后世称之为“陈思王”或“陈王”，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洛神赋》为其名作。另有《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52、孔融的散文有《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曹丕说他“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刘勰称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其《七哀诗》三首最为有名，其辞赋《登楼赋》最负盛名。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阮瑀有 《驾出北郭门行》。刘桢当时与曹植并称“曹刘”，他的《赠从弟》三首写得最好。徐干著有《中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是一篇长达540 字的自传体叙事诗，对杜甫的《五百字》和《北征》等有很大影响。53、祢衡有《吊张衡文》、《鹦鹉赋》。诸葛亮有《出师表》。54、正始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和嵇康。55、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是阮籍的代表作，首创了我国五言古诗抒情组诗的体列。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钟嵘评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他的文长于论著，最有名的代表作是《大人先生传》。56、嵇康的诗兼有四言、五言、六言、乐府及骚体，但以四言诗成就最高，代表作是《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和《幽愤诗》。刘勰称嵇诗“清俊”，钟嵘称嵇诗“俊切”。文章有《太师箴》。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中，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刘勰说嵇康之文“兴高而采烈”，“师心以遣论”。57、太康年间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名噪一时。傅玄和张华，是西晋初年的著名诗人。傅玄以乐府诗见长，有《秋胡行》、《秦女休行》。钟嵘称张华的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58、潘岳“善为哀诔之文”，《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均以叙哀情见长。纪念忘妻的五言《悼亡诗》三首，为传世名作。59、陆机被钟嵘奉为“太康之英”。他是骈文的奠基人。其骈文有《吊魏武帝文》、《叹逝赋序》、《豪士赋序》。论文名作有《文赋》。60、左思的代表作是《咏史》八首。他是太康，以至西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刘勰认为其《咏史》诗“五言之警策”，并极力推崇“左思风力”。左思的辞赋，名气最大的是《三都赋》，洛阳纸贵。61、郭璞工诗善赋。其诗今存二十余首，《游仙诗》十四首为其代表作。钟嵘认为其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62、东晋的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等，而以孙、许为代表。63、陶渊明的三篇辞赋，《闲情赋》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而作。《感士不遇赋》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其辞赋中最为出色的是《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的散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元好问论陶诗云：“豪华落尽见真淳”。梁代萧统曾编定《陶渊明集》八卷。64、南朝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刘宋时期山水诗的代表作家是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世称“元嘉三大家”。齐及梁初为“永明体”形成和繁荣时期，代表作家是沈约、谢朓等。梁中叶至陈为“宫体诗”兴盛时期，代表作家是萧纲、萧绎、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谢灵运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他与颜延之并称“颜谢”。65、鲍照的代表作是《拟行路难》。钟嵘称鲍照“才秀人微”。其风格豪放俊逸，杜甫说：“俊逸鲍参军”。66、沈约提出了“文章当从三易”的著名论点，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67、谢朓的创作主张是“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他是永明体的旗帜，是齐梁诗坛的“首杰”和“冠冕”。68、萧纲提出“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萧纲与其弟梁元帝萧绎和徐摛、庾肩吾等宫廷文人大煽宫体诗风，又均以写艳体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庾体”。“一洗《玉台》之陋，顿开沈宋之风。”所指的诗人是阴铿。69、鲍照是宋代的骈文高手，其名作是《登大雷岸与妹书》。齐梁时期的骈文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与陈伯之书》。70、徐陵是梁陈时期著名的骈文作家，《玉台新咏序》为其代表作。71、宋代的辞赋作家首推鲍照，以《芜城赋》最负盛名。72、谢惠连和谢庄也是宋代知名的赋作家。谢惠连以《雪赋》最著名，谢庄以《月赋》最著名。73、江淹赋今存二十八篇，而最为世人所传诵者，是《别赋》和《恨赋》。74、北魏末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其中声名较著者有温子升、邢邵和魏收，号称北地三才。75、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庾信的抒情小赋有《枯树赋》、《竹杖赋》、《伤心赋》、《小园赋》等，均为传诵名作，而《哀江南赋》则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赋作。庾信又是一位骈文大家，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哀江南赋序》。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继往开来，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76、自齐梁之后，南朝散文日衰，而北朝却出现了几部别开生面的散文名著：颜之推《颜氏家训》、郦道元《水经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77、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吴声歌曲，二是神弦曲，三是西曲歌。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抒情长诗《西洲曲》。78、中国古代小说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和传说。79、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志怪小说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其中较著名的有《范寻》、《淳于伯》、《东海孝妇》、《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等。其他志怪小说还有王嘉的《拾遗记》，托名曹丕的《列异传》，张华的《博物志》等。80、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轶事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颇盛行，今存比较完整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是这一时期轶事小说的代表作。它以魏晋知识分子为主要记载对象，鲁迅称之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81、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魏晋时期，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葛洪的《抱朴子》等文学批评著作，其中尤以《典论。论文》和《文赋》影响最为深远。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他把文章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明确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观点，还提出“文以气为主”等观点。82、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83、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意识的明确和作家对作品艺术性的自觉追求，“文”“笔”之说流行。刘勰以有韵无韵来区分文笔。梁元帝萧绛指出“文”的特点应该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萧统延集文人编订的《文选》中提出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标准。84、《文心雕龙》创作于齐代，共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85、《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论诗的著作，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钟嵘对诗歌创作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诗的“滋味”问题，诗的“真美”原则，诗歌应该将“穷情”与“写物”结合起来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潜）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谢灵运）。。。。

“秋胡戏妻”故事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编著的《列女传》，故事情节为鲁国光禄大夫秋胡，娶妻五日即赴陈国为官。多年后回乡，见一美妇人，调戏之，妇人怒骂秋胡。后返家看望母亲，母亲唤来儿媳。而秋母之媳、秋胡之妻正是桑园调戏的女子。秋胡惭，秋胡妻亦羞愤难当，怒斥秋胡：“今也乃悦路旁妇人，下子之装，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投水而死。在此基础上，历代文人似乎对“戏妻”以及之后演变的“试妻”颇感兴趣，之后诸多朝代在文学作品、戏曲中都有对其的发展，而因故事本身的主要角色为秋胡妻而历朝历代故事书写者均为男性，因此，“秋胡戏妻”故事流变，也在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以及中国文人心态情况。一、 汉刘向与《列女传•节义传•鲁秋洁妇》“秋胡戏妻”故事始见于汉代刘向编著的《列女传》，经学家刘向因目睹汉成帝专宠赵飞燕、赵合德姐妹而荒废朝政，故搜罗历代贤妃贞妇，兴国保家以及后妃专宠，国破家亡之事劝勉成帝 。而《节义传》中的“鲁秋洁妇”赞美正是刚烈坚贞的秋胡妻。刘向的写作目的，决定了素材的选择。秋胡妻不堪忍受丈夫的轻薄无礼，从而推广到“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极端境地，最终投水自尽。在刘向的笔下，固然能看到秋胡妻义正言辞，刚烈自守的一面，但由于丈夫的错误，妇人羞愤自尽，却也实在残酷。况且男子轻狂，只需面露惭色即可得到原谅，但无辜的女性却只能以自尽表达愤怒，再无他法。而且文中秋胡妻言辞中均是儒家伦理道德，秋胡妻俨然成为“儒家卫道士”，以其口述刘向之意。但刘向以儒家礼教赞扬秋胡妻的行为，固然达到了一定的规劝男子的作用，但也变相的肯定了女子守节而死的合理性。由此反映出汉代女子地位之轻，在男子眼中仅为符号或表征，没有自我，没有自主权。而以刘向为代表的经学家也肯定了女子的附庸地位。二、 魏晋傅玄与《秋胡行》西晋诗人傅玄曾做《秋胡行》（一名《和班氏诗》），其大意与《鲁秋洁妇》并无二致，但诗人用诗化的语言，对“秋胡戏妻”之事做了新的诠释。诗中“皎皎洁妇姿，泠泠守空房”，“烈烈贞女忿，言辞厉秋霜”，“引身赴长流，果哉洁妇肠！”极力赞扬秋胡妻忠贞守节。但末二句“彼夫既不淑，此妇亦太刚”又表达出诗人对其悲剧结局的惋惜怜悯之情 ，从而使全诗具有了人情的温暖。这与傅玄生活的魏晋时代不无关系，尽管傅玄崇尚儒学，但魏晋时期儒学一统的局面已经受到冲击，这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对人的自觉性的发现和对人格的尊重。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贤媛》也多选取贤能智慧，风度超然的女性入传，反而对贞洁烈妇着墨较少。余嘉锡 有言：“有晋一代，为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于妇德鲜可称者。”足可见魏晋时期女性地位与尊严的相对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傅玄在诗中末二句“彼夫既不淑，此妇亦太刚”中又流露出一定的不满情绪，即秋胡固然可耻但秋胡妻做法亦太偏激，不和儒家对妇女“婉娩顺从”的要求。从这一角度上，可见魏晋时期的妇女仍然生活在三从四德的儒家礼法束缚之下。而当时代文人也处于一边赞扬女子才情卓越，一边要求女子忠顺贞洁的二元对立心态中。三、 唐《秋胡变文》与高适《秋胡行》变文，唐代出现的通俗文体，具有韵白相间，说唱结合的特点。“秋胡戏妻”故事亦以变文的形式在唐代出现。《秋胡变文》残缺不全，且缺少结局，让人不知秋胡妻的最终命运。但在变文中，秋胡妻的形象更加饱满，不仅有“一马不被两鞍，单牛岂有双车并驾！家中贫薄，宁可守饿而死，岂乐黄金为重！”的果决刚烈，更有对秋胡妻美貌的描写“容仪婉美，面如白玉，颊带红莲，腰若柳条，细眉断绝。”人物形象生动饱满，富有生活气息。而高适的闺怨诗《秋胡行》中也写到：“蕙楼独卧频度春，彩阁辞君几徂暑”，“妾家夫婿经离久，寸心誓与长相守”，“如何咫尺仍有情，况复迢迢千里外。誓将顾恩不顾身，念君此日赴河津。”诗中并无秋胡妻的怒斥，但仍勾勒出了一个守节坚贞的女子，并且这种坚贞，并非全来自儒家礼教的束缚，更多的是来自自己内心情感的驱使。“一朝结发从君子，将妾迢迢东鲁陲。”由此“秋胡戏妻”中表现的道德宣扬成分开始弱化，转而向关注个人的情感诉求。唐代统治者的鲜卑血统与崇尚道家思想，使得礼教束缚有松动。加之武则天、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贵族妇女临朝摄政，甚至登基称帝的行为，无不大大提高了妇女地位。而男性文人则相对增加了对女性的尊重，至少是情感上的关照。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秋胡变文》还是《秋胡行》，都是男性话语权下的产物。尤其是《秋胡变文》更是用大篇幅描绘了秋胡雄心壮志，考取功名以报国的情怀，不免有为秋胡减轻罪过的意味在。可见，即使在唐代，妇女的附庸地位与文人对女性的习惯性歧视仍存在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