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伦理论文引用的英文文献

在制度化方面，一个直接相关的问题是职业注册制度。1907年，为了打压频繁发生的银矿事故，怀俄明州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规定申请专业工程师执照(或注册)必须达到的标准的法案。此后，各州陆续颁布了类似的法律，要求工程师、工程师申请专业工程师执照(简称. license)。州注册委员会负责管理工程师注册法案的实施。由各州注册委员会组成的全国工程测量考试委员会(NCEES)已成为专业工程师标准化考试的管理机构。执照考试由两个独立的考试组成:基础部分和专业实践。基础部分，工程伦理的试题占一定分数。目前，围绕专业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主张“通用执照”，他们认为 .执照应该扩展到所有工程专业，要求所有受雇的工程师都要申请执照。但以体育执照作为工程职业的前提，在工程领域有相当大的阻力。因此，另一种观点主张“行业豁免”，认为只有从事与公众安全、幸福、福祉密切相关行业的工程师才需要申请执照，其他行业的工程师都可以豁免。这种争议远远超出了学术和教育界的范畴，政界和工业界成为争议的两大阵营。目前，无论是通用许可还是产业豁免的主张，都无法说服美国国会通过相应的立法。在美国，目前很多项目都可以无证开展。然而，当一个项目涉及公共安全时，只有注册工程师才能参与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大多数美国工程师没有体育执照。这意味着大多数工程师无法抗拒参与不道德的行为，以至于他们的体育执照可能被吊销。那么，是否应该修改工程师的注册要求，让大部分工程师更容易获得执照呢？除了体育执照，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保证工程质量，保护工程师不会因为压力过大而变得不道德？制度化建设的第二个方面是制定工程社团和社团伦理条例。与国家注册委员会不同，工程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因此其章程不具有法律效力。与医学、律师等其他职业相比，工程专业缺乏一个统一的共同体来代表整个工程专业。美国的工程类社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学术研究型社团和职业发展(实践)型社团。前者是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AIChE)等。后者是美国环境工程师协会(AAEE)、美国供暖、制冷和空调工程师协会(ASHRAE)、汽车工程师协会(SAE)等。工程协会在推进工程伦理建设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对此，理论界看法不一。比较一致的观点如下:1)社区是讨论技术争议和伦理争议的最佳场所。例如，美国职业工程师协会(NSPE)有一个伦理评估委员会(BER)，该委员会定期公布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其中经常公布一些从现实生活中收集的典型案例，对这些案例的道德评价是有争议的；2)专业协会应促进而非实施工程伦理建设。国家注册委员会是执法机构，其规章制度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其守纪行为也是一种执法行为。相比之下，专业协会无法实施这种守纪律的行为。尽管如此，哈里斯等人认为，专业协会仍然可以在七个方面促进(而不是实施)工程伦理的建设。工程协会通常制定两种规则:一是职业的技术标准，二是(伦理)规定。工程协会的伦理条例试图建立工程师应该注意的主要伦理领域。然而，关于公司章程的性质和功能却存在争议。约翰·拉德等人认为公司章程是强制性的，所以应该把它看作是行为规范而不是伦理道德。其他学者，如戴维斯和斯蒂芬·昂格尔(Stephen H. Unger)将伦理宪章视为一种指导和承诺的表达，可以使工程师、客户和公众知道对工程师有什么期望，而不仅仅是一种强制性的工具。关于这场争论的文献主要收录在黛博拉·约翰逊主编的《工程伦理学文选》中。[7]即使如此，公司章程的适用范围仍有争议。大部分工程师不属于任何专业的工程学会，那么章程中包含的这些标准、规则、原则、理念是否同样适用于他们？制度化的第三个方面是企业伦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些企业制定了自己的道德政策，并有被称为“道德专员”的专职人员，负责解释和执行其道德法规和政策。1992年，道德官员协会(EOA)成立。它有大约900个企业会员。一般认为，EOA的建立表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意识到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制度化的第四个方面是工程伦理教育，即工程伦理在工程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应该说，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2000年后更名为ABET公司)于1985年公布的认证程序极大地促进了工程伦理学的发展。在对申请认证的工程学科的要求中，包括要求努力培养学生对工程职业和实践的道德性质的理解。ABET在2000年公布的要求更加具体。它要求工程学科应表明其毕业生能够理解工程在全球和社会背景中的影响，并具有与当代工程相关的知识。它还指出，除了经济、环境、社会和政治因素，学生还必须有额外的伦理“设计经验”。在美国工程教育界，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一部分。然而，在如何实施工程伦理教育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主要分歧之一在于如何将工程伦理的内容融入工程教育体系。有的高校将1-3学分的工程伦理课程作为工科学生的必修课，有的高校通过开设工程、社会等其他必修课来实施工程伦理教育，有的学校不单独开设工程伦理或类似课程，而是要求工程课程的教学内容中包含工程伦理的内容。首要条款或首要义务的确立。早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就出现了伦理性的规定。早期的章程集中在限制专业广告、保护小企业、为企业投标提供建议、工程师对客户和雇主的首要义务等问题上。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多数工程伦理宪章认为工程师的首要职责是对客户或雇主忠诚，但很少提到对公众的职责。1974年，专业发展工程委员会(ECPD)通过了一项新的道德宪章，认为工程师的最高义务是公共健康、福利和安全。目前，几乎所有的公司章程都将这一观点视为工程师的首要义务，而非工程师对客户和雇主的义务。然而，很少讨论第一条款要求工程师做什么。当段被违反时，道德上是否有必要或至少允许报告[8]。举报的问题最早是从一些经典案例中引入的。尽管这些案例很重要，但它们只涉及工程师对公共安全、健康和福利责任的一个方面。只有当某些灾难或不道德行为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时，才需要报告。现在的工程协会章程很少提到工程师在问题失控前预测和解决问题的努力。这种不足也反映在当前的工程伦理学文献中，这些文献倾向于关注过失和预防过失，而不是应该采取的促进公共安全、健康和福祉的措施。利益冲突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话题。职业中的利益冲突是指某种职业利益会威胁到一个人的职业判断，使他的判断变得不可靠(与人们的期望相比)。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可以参考戴维斯主编的《职业中的利益冲突》一书[9]。保密性通常是结合公共政策例外原则来讨论的。虽然所有的工程章程都有工程师通常为客户承担保密的义务，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例外，支持这些例外的原则就是公共政策例外原则。以上四个课题只出现在三个美国工程学会(IEEE、ASCE、ASME)的章程中。工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但对于工程师是否应该对环境承担责任，以及这种责任的依据和范围是什么，仍然存在争议。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只有当人类健康和福祉受到明显威胁时，接受对环境的责任是否足够，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因为环境本身的原因而关注环境。活动直接影响公众的另一个领域是工程风险。马丁和欣辛格认为工程是一种“社会实验”，给“实验”的对象(公众)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什么是可接受的风险呢？谁来决定这个风险？对于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SCI，SSCI CSSCI 目前，在国际科学界，如何正确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被SCI、SSCI收录的科技论文的多寡则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那么，究竟什么是SCI和SSCI呢？一、SCI SCI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简称ISI）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 SCI从来源期刊数量划分为SCI和SCI-E。SCI指来源刊为3500多种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盘版（SCI Compact Disc Edition, 简称SCI CDE），SCI-E（SCI Expanded）是SCI的扩展库，收录了5600多种来源期刊，可通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行检索。SCI涵盖学科超过100个，主要涉及农业、生物及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及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物理及化学；行为科学。二、SSCI 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Selectively Covered)期刊为1300多种。三、CSSCI 科学引文索引是从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上，揭示科学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引文的统计与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学科研究与发展的基本走向，评价科学研究质量，为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与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由南京大学研制成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2000年该项目完成了CSSCI引文数据库的构建工作，相继研制成功了CSSCI数据库网络版和光盘版。经过数年的努力，现已开发的CSSCI（1998—2004年）7年数据并在国际互联网上和国内电讯网上向社会各界提供多种形式的查询服务，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该项成果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空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目前，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考核指标。CSSCI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100多个单位购买使用，并将CSSCI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职称、项目、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 作为我国社会科学主要文献信息统计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 CSSCI提供多种信息查询、检索途径，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信息和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为社会科学管理者提供地区、机构、学科、学者等多种类型的统计分析数据，从而为制定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科研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参考。目前南京大学CSSCI数据库已向社会开展服务，服务项目有网上包库（包库机构在限定的IP地址范围内的任何一台计算机上、任意时间段使用CSSCI数据库）、网上查询（非包库用户通过网络查询CSSCI数据库）；委托查询（用户委托南京大学代为查询CSSCI数据库，出具查询报告）、手机查询（中国移动手机用户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形式查询CSSCI数据库），详情可登录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站（）查询。

在制度化建设方面，一个直接相关的问题就是职业注册制度问题。1907年，为了抑制频繁发生的银矿事故，怀俄明州通过了美国历史上首部规定申请职业工程师执照（或注册）所必须满足的标准的法案。此后，每个州都陆续颁布了类似的法律，要求工师程申请职业工程师执照（professional engineer，简称.执照）。各州注册委员会负责管理工程师注册法案的实施。由各州注册委员会所组成的国家工程与测量考试委员会（NCEES）成为职业工程师规范化考试的管理机构。执照考试由两个独立的考试所构成：基础部分和职业实践。在基础部分中，工程伦理方面的试题占到了一定的分值。当前，围绕职业工程师执照制度却是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的。一种观点主张“普发执照”，他们认为，应当将.执照推广到所有的工程职业中，要求所有的从业工程师都必须申请执照。但是，将.执照作为从事工程职业的前提，这在工程界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所以，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产业豁免”，它认为，仅要求那些从事与公众的安全、幸福和福祉密切相关的产业的工程师申领执照，而豁免其他产业的工程师。这种争议远远地超出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范围，政界和产业界成为争论的两大阵营。目前，无论普发执照或产业豁免的主张均不能说服美国国会通过相应的立法。在美国，目前没有执照也能从事许多工程项目，但是，当某项工程涉及到公众的安全时，那么只有执照工程师才能从事该工程的设计和实施。大多数美国工程师是没有.执照的。这意味着大多数工程师无法以可能会被吊销.执照的方式来抵制参与不道德的行为。那么，是否应修改工程师的注册要求而使得大多数工程师更容易地获得执照呢？除了.执照外，是否有其他的方式来保证工程质量和保护工程师避免因过度的压力而变得不道德呢？制度化建设的第二个方面便是工程社团和社团伦理章程的制定。与州注册委员不同，工程社团属于非政府组织，因此，它的章程不具有法律效力。与其他职业相比，例如，医学和律师，工程职业缺乏一个统一的社团来代表整个工程界。可以大致地将美国的工程社团分成两类：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社团，以及以职业发展（实践）为导向的社团。前者如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AIChE）等，后者如美国环境工程师学会（AAEE）、美国供热、制冷与空调业工程师协会有限责任公司（ASHRAE）、汽车工程师协会（SAE）等。在促进工程伦理的建设中，工程社团应扮演怎样的作用？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观点有：1）社团是探讨技术争论和伦理纷争的最好的场所，例如，全国职业工程师协会（NSPE）下设伦理评价委员会（BER），该委员会定期地出版刊物《伦理评价委员会评论》(Opinions of the Board of Ethical Review)，在该刊物上，经常刊登一些从现实生活中收集到的典型案例，而对这些案例的道德评价是有争议的；2）职业社团应当促进而不是实施工程伦理建设。州注册委员会是执法机构，它所颁布的规章制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它的维纪行为也是一种执法行为，与此形成对比，职业社团是不能实施这种维纪行为的。尽管如此，但哈里斯等人认为，职业社团仍然可以在7个方面促进（而不是实施）工程伦理建设。工程社团通常会制定两类规则：一是职业的技术标准，二是（伦理）章程。工程社团的伦理章程试图来确立工程师应关注的主要的伦理领域。然而，对于章程的性质和功能却存在着争议。约翰·拉德（John Ladd）等人认为章程是强制性的，因此应被看作是行为的规范而非伦理的规范。而其他学者如戴维斯和昂格尔（Stephen H. Unger）将伦理章程看作是一种对承诺的指导和表达，这种承诺能够使得工程师、客户和公众知道可以向工程师期待着什么，而不止是一种强制性的工具。这方面争论的文献主要地收录在黛博拉·约翰逊（Deborah Johnson）主编的文选《工程中的伦理问题》一书中。[7]即便如此，对章程的应用范围的问题还是存在争议的。多数工程师并不隶属于任何一家职业工程社团，那么章程所包含的这些标准、规则、原则和理念是否同样适用于他们呢？制度化建设的第三个方面便是企业伦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一些企业制定了企业的伦理政策，并设有称作“伦理专员”的专职人员来负责解释和实施企业的伦理章程和政策。1992年伦理官员协会（Ethics Officers Association,EOA）成立，它拥有约900家企业会员。人们普遍地认为，EOA的成立表明了企业高层管理层对伦理实践重要性的认识。制度化建设的第四个方面是工程伦理教育问题，即工程伦理在工程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应该说，对工程伦理学的发展起到较大推动作用的是美国工程与技术鉴定委员会（2000年后更名为ABET公司）在1985年公布的鉴定程序，在对申请鉴定的工程学学科的要求中，就包括了努力培养学生的“对工程职业和实践的伦理性质的理解”的要求①。ABET在2000年公布的要求更具体，它要求工程学学科应当展现出她们的毕业生能够在全球的和社会的背景下来理解工程的影响，并且具有与当代工程相关的知识。它还指出，除了经济的、环境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外，学生还必须拥有额外的伦理的“设计经历”②。在美国工程教育界，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一部分。但在如何实施工程伦理教育的问题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中一个主要的分歧在于，如何将工程伦理的内容融入到工程学教育体系中？一些院校将1-3个学分的工程伦理课程作为工科学生的必修课，另一些学校则通过开设诸如工程与社会之类的其他必修课的方式来实施工程伦理教育，还有一些学校并不单独开设工程伦理或类似的课程，而要求在工程学课程的授课内容中包含工程伦理的内容。 首要条款（paramount clause）或首要义务的确立。早在19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就出现了伦理章程。早期的章程关注于诸如限制职业广告，保护小型企业，为企业投标提供咨询，以及工程师对客户和雇主所承担的首要义务这样的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大多数的工程伦理章程认为，工程师的首要义务是对客户或雇主的忠诚，而很少提到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1974年，美国职业发展工程理事会（Engineering Council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ECPD）采用了一项新的伦理章程，该章程认为，工程师的最高义务是公众的健康、福祉与安全。现在，几乎所有的章程都把这一观点视为工程师的首要义务，而不是工程师对客户和雇主所承担的义务。然而，首要条款要求工程师做些什么，对此几乎没有什么讨论。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工程师发现首要条款被违反时，举报在道德上是否是必需的，或至少是允许的[8]。举报问题最早是从一些经典案例中引伸出来的。虽然这些案例很重要，但它们只涉及到工程师对公众安全、健康和福祉所负有的责任的一个方面。举报仅仅出现在某些灾难或不道德行为将要或已经发生了的时候。当前，工程社团的章程很少提到工程师在问题失控之前预测和解决问题的努力。这种缺失也同样地也反映在当前的工程伦理学的文献之中，它们趋向于关注过错和防范过错，而不是为了促进公众安全、健康和福祉而应该采取的措施。利益冲突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话题。职业中的利益冲突指的是下述这种情况：某些职业利益会威胁到一个人的职业判断，使其判断因此变得不可靠（与人们所期待的相比）。有关这个话题讨论参见戴维斯主编的文选《职业中的利益冲突》一书[9]。保密性通常是与公共政策例外原则结合在一起讨论的。虽然工程章程都有工程师通常应为客户担承保密的义务，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例外，支持这些例外情景的原则便是公共政策例外原则。以上四个话题更多地是从个体工程师实践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从职业的角度出发，那么还有二个话题是值得一提的，即职业自治和职业责任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仅略述职业责任问题。当讨论到职业责任时，有两个趋势，一是作为职业的工程师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将由此所引发的问题归入下一个话题中讨论；另一个趋势是讨论工程师的社会责任问题。在后者中，有两点是值得关注的：1）对责任概念的扩展与细化，2）对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相关关系的分析。 与其他职业相比，工程师对环境有着更大的影响，然而，也仅在近十年中人们才逐渐地认识到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与环境责任相关的条款才出现在三家美国工程社团（IEEE、ASCE和ASME）的章程中。工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已得到了普遍的公认，但对于工程师对环境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这种责任的基础和范围是什么，仍然是存在着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是否只有当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受到明显威胁的时候接受对环境的责任才是充分的，或者说，是否应该出自于环境自身的原因而关注环境。工程活动直接影响公众的另一个领域是工程风险。马丁和欣津格认为工程是一种“社会实验”，这种实验给“实验”的对象（公众）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但是，什么是可接受的风险？谁来确定这种风险？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乐于采用功利主义的方法。通过可能性的产物和伤害的大小来定义风险，他们认为，如果潜在的收益超过了潜在的危害，那么这种风险就是可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公众通常是非理性的，对风险缺乏认识，所以科学家和工程师倾向于由他们来确定风险是否是可接受的。但是，公众却试图将可接受风险、自由和知情同意以及风险和收益的合理分配联系起来。这种考虑是与尊重个体权力的方法更为一致的。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去其他国家工作，而东道国又有着与本土国不同的实践、传统和价值观，由此便引发了工程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工程是否有相同的伦理规范？或者说，是否应当制定超越不同文化的国际工程伦理规范？例如，在决定工程师何时应该采用东道国的价值观和实践，何时不应该的时候，依据什么样标准才是合适的？可以用一个英文单词来概括工程伦理学未来的努力方向，这就是Professionalism。这个词的中文含义是职业水准、职业标准、专业主义或职业地位，其实译成“职业化”是最恰当不过的。职业化包括两个方面：专业上的卓越和伦理上的完整，也就是过硬的职业技术与完善的人格。伦理上的完整不仅在于遵守法律与职业规范，而且也在于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工程活动是一种职业行为，什么样的职业行为是社会所期待的？我们为什么会向医生毫无隐埋地坦陈病情？因为我们对医生持有一种职业信任。同样地，我们为什么会心安理得地住在高楼大厦中？因为我们对建造工程师持有一种职业信任。那么，怎样的职业行为才能满足（或符合）这种社会所给予的信任呢？对社会而言的职业信任，对工程职业者而言的职业诚信，这些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这些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