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颖的考古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引言     老子云：“大音希声。”然而这只是一种哲学范畴的意境。设若一切至大至美之音皆以无声少音为终极，那么世上何谈“音乐”二字？在上古的中国，更是以“黄钟大吕”作为追求的音乐至境！   说到“黄钟大吕”，自然而然要提到奏出音乐来的媒介物—乐器。 而说到古老的中国乐器，就不得不要言及青铜乐器，而其中又以青铜编钟格外受人瞩目。 青铜编钟的发展史概略 （一）起源期（西周以前<公元前1046年之前>） 现在一般认为，原始时代已有钟的雏形，材质为竹、木之类。而考古发现证明，最原始的钟是陶制的，[1]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具有腔体模截面且呈非正圆的形状。而青铜编钟真正的滥觞则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约公元前2100年)，[2]因其有“合瓦形”结构，符合中国式编钟的基本特征。而真正意义上的青铜编钟是在江西新干的大洋洲商墓中被发现的最早的鎛钟，[3]但当时尚未盛行。          图一，二里头出土铜铃 兴盛期（西周至战国<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21年>） 当鎛作为青铜编钟的三种形制之一（另外二种是甬钟和钮钟）开始盛行时，已是春秋战国时期。[4]考古发现，陕西眉县出土的3枚鎛属西周中期，[5]为迄今所知比较完备的一套编鎛。最早的甬钟出自陕西宝鸡伯格墓，学界有“南来”、“北来”、“南北交流”几种说法，而以“南来说”最具说服力。成型后的甬钟以其特殊的结构而常悬挂，侧悬或直悬。如此有利于甬钟的编列使用。[6]晋侯稣编钟大约作于周厉王时期，展示了西周甬钟的发展演变历程。[7]最早的钮钟是河南陕县虢太子墓出土的9枚一组，属西周末至春秋初。[8]    图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鎛钟最蔚为壮观的一套青铜编钟，是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编钟，全套编钟共计65枚，其中甬钟45枚，钮钟19枚，另有楚王赠送的鎛1枚。[9]是迄今声律最为齐备，铸造最为精良的青铜编钟。每个钟可发两个乐音。[10]        图三，湖北随县出土曾侯乙编钟 这一时期是编钟从定型成熟到盛行的黄金时期，名副其实的兴盛期。 衰落期（秦汉至清<公元前221年—公元1911年>） 孔子曾云：“克己复礼”。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到春秋时期，周礼已多少受到些许破坏。而至战国末期，则真的是礼崩乐坏了。这一时期贵族僭越礼乐制度，既使得青铜编钟得到大发展，又为其盛极而衰埋下伏笔。[11] 秦汉时代，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编钟发展的兴盛期结束，双音钟制作随之失传。[12] 其后各朝代虽有想恢复周礼古制，如制造雅乐用的钟、鎛等，但均不能与先秦时代青铜编钟同日可语。如清代制作的编钟没有一套是合律的。[13]由此可见青铜编钟的衰落何其甚也！ 青铜编钟的声学原理 若干年前，沪上的电视台举办家庭演唱赛，最后获得冠军的家庭采用了别具一格的伴奏形式----碗琴。碗琴的音调高低和加水的多少有关，在碗里加上不同量的水，碗里剩下的空气的量也就不同，[14]如此，即可敲击出不同的声音，并且有音阶变化，产生出美妙的乐声。同理，编钟也是采用了类似的声学原理，只是材质、制造技术不同罢了。 青铜编钟的声学原理无疑要比碗琴复杂得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三：1、钟体结构的特殊性。 由于编钟具有合瓦形的结构，其发音机制就是弯曲板的板振动，能够产生两种基频振动的模式，使一钟双音成为可能。[15]宋沈括曾云：“古乐钟皆圆如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可认为是对编钟合瓦形特殊结构的肯定。[16]图四，甬钟各部位名称说明图2、钟体各部位几何尺度的特殊性。   编钟钟体的尺寸与声学性质密切相关。可通过调整铣长及钟体厚度改变编钟的振动频率。[17]以曾侯乙编钟为例，它的定音钟频率经实测为，与当今钢琴上的中央C频率接近。[18] 3、钟的合金成份的特殊性。   编钟的合金成份在先秦的《考工记》中略有记载：“六分其金（即铜），而锡居一”。[19]以曾侯乙编钟为例，含锡量在12%。含铅量在1%-3%，余为铜及少量杂质。含锡量低于13%时，音色单调、尖刻；含锡量在13%-16%时，音色丰满、悦耳。是否加铅直接影响到钟声的传递，铅能很好地起到阻尼作用，加快钟声的衰减，有利演奏，又不影响音色。[20] 青铜编钟的铸造技术 上节中已提到青铜编钟的合金成份与发音相关。而正确的合金配比就是编钟铸造技术成功的关键之一。如上所述《考工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21]含锡量在七分之一，即，可见当时铸造技术已经比较规范了。另外，我国各地出土的青铜编钟均采用分范合铸法铸造。[22]现代科学鉴定表明，以曾侯乙墓出土的各种青铜器物为例，其制作工艺大致有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雕刻、镶嵌、铆接、熔模等铸造技术。[23] 青铜编钟的理化分析与测年方法 理化分析   根据陈铁梅《科技考古学》一书第五章《冶金考古概述》所述，对于青铜编钟之类金属遗物进行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的手段主要有四种，试简略转述如下： 化学组成测量；   化学组成测量，在20世纪中叶以前，都采用传统的湿化学定量分析方法。随着分析仪器的进步，目前比较常用的仪器分析有：原子发射光谱仪（AES）； 原子吸收光谱仪（AAS）； X荧光光谱仪（XRF）； 电子探针（EPMA）；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ICP-MS）和中子活化分析（INAA）。[24] 显微结构观察；   青铜制品的机械性能则是由其合金内部的显微结构决定的，观察、研究的仪器主要有： 实体显微镜；      图五，实体显微镜光学金相显微镜；       图六，光学金相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25]        图七，电子显微镜 物相分析；   利用青铜制品表面产生的锈蚀产物进行矿相分析，主要方法有： X射线衍射谱仪（XRD）； 红外吸收光谱仪（IRAS）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 激光拉曼光谱仪。[26] 铅同位素分析。 测量铅同位素比值的仪器主要是质谱仪。[27] 测年方法 由于青铜器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测年是十分困难的。包括青铜编钟的测年目前也只能通过间接法测得，比如个别青铜编钟上可能残留有黏土质或砂质的铸造模具，由此可采用热释光测年，测得青铜的制作年代。[28] 目前，许多研究单位在对青铜器具做直接测年的研究，我们有理由乐观地认为，在不久的将来，编钟等青铜制品一定会能够实现直接测年的可能。 计算机及数学在青铜编钟考古中的应用 如今，计算机的应用可谓方兴未艾，仅以青铜编钟为例，其在考古上的应用就很广泛，有发掘的计算机模拟与登记；绘图中的计算机技术；问题的计算机模拟；信息的计算机管理等等。[29]比如湖北省博物馆2007年在对馆藏编钟的修复过程中，就曾将编钟原音收集到计算机中，恢复原音成为青铜编钟修复的一个新标准。[30] 另外，数学在考古中的应用也比较常见，如：考古中的数学模型；数理统计在考古中的应用；模糊数学在考古中的应用；系统论在考古中的应用。[31]                       结语       时至2017年，人类的新兴科技层出不穷。如今，人工智能已然战胜了人类的围棋高手。AR、VR等等技术不断更新。3D技术日趋成熟，谁说未来不能用3D技术修复或复制出青铜编钟呢？如前所述，实现编钟等青铜制品的直接测年日益成为可能。可以预测：各种新技术必然会应用于青铜编钟的考古中，人类会理性地应用各种新技术，解开我们的祖先许多难解的智慧之谜，造福于今人和后人。也许，这就是我以青铜编钟为例对科技考古学的意义进行些许探讨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王欣，中国古代乐器[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P6 [2]蒋定穗，中国古代编钟论纲[J]，中国音乐，1995，（1）P17 [3]关晓武，青铜编钟的发展脉络[J]，中国科技史料，2001，（1），P39 [4]同[3]，P39 [5]同[3]，P39 [6]同[3]，P39 [7]同[3],P40 [8]方建军，地下音乐文本的读解—方建军音乐考古文集[M]，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P259 [9]秦序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乐器[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5，P125 [10]同[3]，p40 [11]同[3]，P40 [12]同[2],P20 [13]同[2],P20 [14]清澈贝贝，新浪博客—奇妙的碗琴[OL] [15]刘玉堂等，曾侯乙编钟与中国古代艺术和科技成就[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59卷（5），P597 [16]（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P278 [17]同[15]，P597 [18]武际可，音乐中的科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P64 [19]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P41 [20]同[15]，P597 [21]同[19]，P41 [22]同[2],P18 [23]同[15],P596 [24]陈铁梅，科技考古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111-114 [25]同[24] ，P114-120 [26]同[24]，P121-125 [27]同[24]，P126-139 [28]同[24]，P126 [29]潘春旭，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文物的理化分析PPT-5[EB]，P57 [30]胡家喜等，青铜编钟修复中的矫形定位装置及其使用[J]，文物修复与研究，2009（00），P1 [31]同[29]，P58 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