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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旧缓慢,仍处于低速增长的态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世界经济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世界经济的论文 范文 一：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章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发展着的贡献，指出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影响作用。并且展望未来，预测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将会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占全球比重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关键词：中国发展世界经济影响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到2000年～2010年的，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 出国 ，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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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课题组,赵晋平,胡江云,赵福军.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4,10:1-16.

[3]郭晓东.新时期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外部挑战及对策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4]阎三虎,骆华松,刘云.中国和东盟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分析[J].绿色科技,2014,02:246-249.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课题组,赵晋平,胡江云,罗雨泽.中国利用外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J].发展研究,2014,09:8-11.

[6]权衡.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迈向一体化互动发展[J].国际展望,2014,05:1-15+150.

[7]关庆凡,崔建伟.论重商主义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J].企业经济,2012,05:67-69.

[8]陈永杰.世界影响中国发展方向,中国改变世界发展格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J].经济研究参考,2011,49:45-50.

有关世界经济的论文范文二：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引言

现如今，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人民币币值趋势保持稳定，促使人民币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人民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伴随人民币在国际范围流通的扩大，人民币国际化俨然得到了我国决策层、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由此可见，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

1.人民币国际化含义

人民币国际化指的是人民币不受国际限制在国际范围流通，进一步转变成在国际上获取广泛认可的计价、结算以及储备货币的过程。现阶段，人民币国际上流通已经在诸多国家展开，但这还不能完全说明人民币已经形成了国际化，伴随人民币国际流通逐步扩大，相信势必会促使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真正意义上转变成世界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含义可概述为以下三方面内容:I.人民币在国际上流通需要一定程度流通度享有基础;II.以人民币计价的主要金融产品转变成众多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工具，此点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内容，应当逐步对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进行开拓，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便利。III.在国际贸易中，通过人民币结算的交易额应当达到一定的份额。上述三方面标准主要作用于衡量人民币国际化，且后两方 面相 对更为重要。

2.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

分析综合经济实力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年均增长幅度连续多年超过国际平均增长速度。2013年上半年年，全球经济逐步回暖，新兴经济体下行风险提升，一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等造成国际金融市场进一步出现不稳定局面，资本流出、货币贬值压力不断冲击着新兴经济体。然而，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各项重要经济指标仍旧处在预期的正常区间范围[1]。

金融环境推动进程

经历30多年来国家金融体系逐步转变的冲击，我国金融业在国家金融改革、货币外汇政策管理以及金融风险控制等相关管理获取了极为丰富的 经验 。我国金融环境获得了系统充分的改善，改善的内容分别有提升金融监督力度、提升金融体制改革速度、促进国内金融市场良性发展及加快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等。尽管如此，相较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我国金融经济、金融市场依旧存在显著的不足，而该类情形势必会对我国金融业融资功能、股票市场等快速发展带来不便，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切忌操之过急。

“汇改”后脚步放缓

2005年7月21日，改革人民币汇率产生机制体系，我国全面推行基于市场供求，结合一篮子货币展开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1年，摩根大通中国资金及证券服务副主席罗丽莎指出，人民币汇率眼中不再只是美元，而是结合自身对外经济发展实情，认准多种相关货币，附加针对的权重，构成一个货币篮子，在结合市场内外金融发展情况，对人民币汇率展开调节、管理，实现了人民币汇率在科学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

3.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货币竞争属于现阶段各个国家相互经济竞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倘若相较于其他货币人民币的替代性不断提升，这有利于强化对应铸币税利益、转变各个国家储备货币分配格局，并且会对世界经济形成深远的影响。

有利于缓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国际货币体系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它一方面存在相应的先天缺陷，另一方面显然难以呈现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征，致使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具备对应一定的话语权。由于美国经济发展放缓、日本经济发展长时间不前进、欧元区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及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亟需展开科学有效的革新，然而要使一些既得利益国家积极投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存在极大的难度，鉴于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脚步得以向前迈进一大步。

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国际货币多元化

在对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过程中，想要实质性地对美元进行制约，回至金本位或者金汇兑本位等，这显然无法实现，更为合理的手段是借助国际货币多元化和国际货币相互竞争的外部约束来对美元起到制衡作用。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势必会引出一系列国际化货币币种的出现，如此可有效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作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期间，中国还能够与亚洲周边国家进行不同种类金融货币交流，探寻建立区域内汇率维稳体系及区域性货币，以为日后亚元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3]。就亚洲及世界经济发展而言，不仅能够为中国贸易、投资提供有效便利，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或者以外国家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经济交流;还能够在人民币升值或者稳定的前提下，其他国家储备人民币是合算的，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为货币储备提供了又一选择。

有利于国际结算

人民币国际化将使得人民币具备主权、信用、稳定性、可用性及便捷等特征。人民币持有者可通过人民币买入任何中国制造的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商品。现如今，已有诸多国家购买人民币作为自身外汇储备，如此说明了人民币国家化发展成效显著。简而言之，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就好比一个消费者在百货大楼中购物，倘若只有一种商品可供消费者选择，那么其自然要花费更高昂的成本，倘若出现了多种选择，市场力量便会为其营造缩减成本的机会。人民币国际化将为美国、日本等先进经济体在内的全球货币消费者提供又一种选择。人民币国际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4.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策略

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应当提升对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重要性认识，并结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改善规避综合风险策略，包括:有效利用起汇率避险手段，对现有的外汇予以第一时间结算;使用不同币种开展各式各样业务;提升与金融机构合作力度，借助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关产品与服务，好比外汇期权产品、外汇期货产品及信息咨询财务顾问服务等，有效开展好综合风险规避工作[4]。要对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功能属性展开全方位认识，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及预期回报率，对对应的人民币国际化规避手段展开选取，注重选取适宜的交易时机，经外汇投资对保值增值提供全力保障。

建设离岸金融市场

伦敦、香港、新加坡、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有着不同的优势及特色。鉴于此，在开展发展规划期间，同样应发挥各自优势，相辅相成，确保有效实现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群。应当进一步依赖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域、体量优势，使得人民币产品类型更加丰富，扩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规模，将伦敦作为中心，将人民币离岸业务扩展至全面欧洲至全球;突出香港作为最庞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市场的作用，自服务实体经济角度出发，强化香港与内地及东南亚周边经贸合作力度;全力推进人民币在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定价权的成形，显现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辐射优势，提升人民币在东盟区域的使用、交易力度;规范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机制，开拓市场规模，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基于国内经济发展，提升对人民币的定价权，从而转变成人民币产品定价中心[5]。

资本项目有序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一步步深化对资本项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资本项目逐步放松管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鉴于此，要实现资本项目有序开发:I.推进资本项目渐进式开放，在开放期间确保经济金融秩序稳定，有效适应我国国情及全面国际环境要求，同时防止太过谨慎造成的管制成本升高、效率降低，明确适宜的开放顺序、内容，实现人民币有效跨境流动。II.资本项目开放顺序、内容，规范金融市场建设，对发行市场、非居民国内交易进行优先开放，再对流通市场、局面境外交易进行开放，采取稳步推进、灵活调节 措施 ，促进完成以价格调控为中心的资本项目管理目标[6]。

5.结束语

总而言之，人民币国际化属于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诸多因素的配合。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有效性，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专研研究、 总结 经验，清楚认识人民币国际化含义，全面分析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离岸金融市场”、“资本项目有序开放”等。积极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有序健康发展，促进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开展，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与各个国家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和谐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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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国际经济形势论文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想要进一步的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就需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经济管理模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市场经济管理学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市场经济管理学相关论文 范文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管理论文 在以前的演讲中，我指明了从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一个巨大的自身消费领域所处的特有位置。从本质上说，这个领域与交换经济完全没有关连。直到十八世纪，甚至更晚，即使最发达的欧洲也有漏洞，这些漏洞就是很少参与整体生活的地区。它们与外界隔绝，固执地过自己的日子，几乎完全处于封闭自守的状态。 今天，我想谈一谈交换之本义，谈一谈我们给“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同时下的定义。使用这两种叫法表明我们意欲将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在我们眼中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两类活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直至十八世纪仍是势单力薄的，人类行动的主要部分被包含、淹没在物质生活的广大范畴中。如果说市场经济在扩展，已经覆盖了很广阔的地盘，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它却常常缺乏厚度。我或对或错地将欧洲旧制下的现实称作“资本主义”，它属于一个光辉的、精良的、但是狭窄的层次，它还拢不住经济生活的全部，没有创造出——例外正可证实规律——独有的、自身趋于普及的“生产方式”。这个资本主义通常被人们叫作商业资本主义。它还远远未能抓住和左右整个市场经济，尽管市场经济是其不可或缺之先决条件。然而，话又说回来，资本主义在国内、国际、世界范围内所扮演的角色已是很明显的了。 第一节 我在以前已经给你们谈过的市场经济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太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历史学家们实际上赋予它一个显赫的地位。大家对它皆优厚有加。相比之下，生产与消费则是勘察得仍然很不充分的大陆，对它的研究从数量而言仅属起步而已。了解生产与消费天地并非易事。相反，市场经济是不断被谈论的对象。它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档案资料：城市档案、经商家族的私人档案、司法与警务文书、商会的讨论记录、公证人的记载……如此这般，叫人怎能不注意它，不对它产生兴趣?市场经济始终占据着舞台。 此中的危险，恰恰在于人们仅仅盯住市场经济，用大量的细节描绘它，使人意会为其存在是蔓延性的，固守不缩的，而它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组合中的一个片段。这是由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其本性只允许它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扮演一个联系角色。这也是由下述的事实决定的：十九世纪之前，在支撑着它的日常生活的海洋和十回中有五回是自上而下地左右它的资本主义进程之间，它只是一个有些厚度与强度、有时却很单薄的夹层。 对于市场经济的这一局限性，感觉明快的历史学家不多。正是这种局限性，通过对市场经济进行的界定，给市场经济下了定义，指明了它的真正作用。维托尔德·库拉即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市场价格的变动，它的起伏，它的危机，其遥远的关联，其取齐的趋向，也就是说，一切使交易量规则的增长变为有形之物的原由都未能蒙住他们。库拉有些形象的说法，其中之一是，始终应该注视井底，将视线穿透到水之深层，即穿透到“物质生活”的深层，市场价格可以触及物质生活，却钻不进去，也不是每次都能带动它。因此，一切不在两面——即井口和井的深层——着笔的经济史恐怕就是极其不完整的了。 这一点讲明之后，我还要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市场经济这个快速生活区不断拓宽。拓宽的征兆，证明拓宽的标记，这就是市场价格越过空间呈现出的连锁变化。在全世界，在对此已有许多观察的欧洲，在日本、中国、印度，在伊斯兰国家(也在土耳其帝国)，在美洲，特别是美洲的那些贵金属已发挥早期作用的地方，如新西班牙、巴西和秘鲁，价格都在变动。这些价格呼应得或好或坏，起伏相随的差距有大有小，在整个欧洲，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相互钩连着，价格差距微乎其微，但相反，拿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印度来说，与欧洲相比，价格上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差距。 总之，说好也行，说坏也行，某种经济已将世界各地的市场联系起来了，这种经济牵动的只是几种特殊的商品，也牵动着已经周游世界的贵金属。用美洲白银铸造的八字硬币横渡地中海，穿越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到达了印度和中国。从1572年起，经过马尼拉中继站，美洲的白银跨越了太平洋，通过这条新路，又一次抵达中国，完成了它的旅程。 这些实质性的联系、联营网络、买卖和运输，怎能不吸引历史学家的视线?在这些事物的景象面前，当时的人们为之惊愕，今天的历史学家亦为之惊愕。甚至人类史上的第一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不也正是市场的供与求吗?目不转睛的市政当局，它们奉行的经济政策，不正是监视其市场，监视其市场的供应及市场的价格吗?一国的君王，当他采取的行动形成了某种经济政策的时候，该政策所涉及的不正是理应保护的国内市场和国籍旗帜吗?所涉及的不正是与国内外市场紧紧相连的、理应推动的民族工业吗?只有在市场这块狭窄而敏感的区域内才有可能并顺理成章地行动起来。正如实践天天显示的那样，已经采取的 措施 在市场这个区域内都能得到反响。这终于使人们或对或错地相信，交换起着决定性的、平衡的作用，使人们相信，交换通过竞争可以铲平水准差，调理供求关系，相信市场是一尊看不见而甘尽义务的神明，是亚当·斯密(1)称之为的“无形的手”，相信十九世纪的自动调节的市场是经济的拱顶石，如果奉行“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的话。 在这些论调中，有一份真理，有一份坏心，也有一份幻想。有多少次，市场被扭曲了!有多少次，价格被实际存在的或合法的垄断集团专横地确定了!这一点能够忘记吗?特别是，姑且承认市场(“市场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一台电脑”)的竞争效能，但至少应该指明，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市场仅仅是个不完善的连接件，光是它的“局部性”就足以说明它是不完善的了。我们要强调的字眼是这个“局部性”。诚然，我信奉市场经济的效能和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独辖一切。事实虽然如此，然而直至比较接近我们的时代，经济学家仍只从市场经济的模式和实践推理。杜尔哥(2)认为，流通就是经济生活的整体。同样，远在杜尔哥之后的李嘉图(3)眼中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一条很狭窄的、但很急湍的河流。诚然，五十余年以来，在 经验 的教益下，经济学家们不再为放任主义的自动效能辩护，但是，在当今的舆论和政治讨论中，这方面的迷信仍然没有消除殆尽。 第二节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并不总是被认可的。在关于此一时期的讨论中，我竟然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我所需要的词汇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另一个字眼，用以指明一些显然不同的活动。我的意图决非引狼入室。历史学家已反复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而且用得恰如其分，因此，当我也使用了它的时候，我心里明白，这个战斗的字眼是暧昧的，可怕地载满了现实意义，也很可能潜含着年代的颠倒。置一切慎重于不顾，我给“资本主义”这个词打开了大门，个中倒也有些因由。 首先，在十五至十八世纪这一时段，某些进程需要有一个特定的叫法。当人们细察这些进程的时候，人们就会觉得，将它们大而化之地列入普遍的市场经济之中，实属荒.唐。在人们脑子里自然跳出的字眼就是“资本主义”。你会觉得词不达意，对它恼火至极，将它扫地出门，它却几乎立即越窗归返。因为你找不到替代它的合适字眼，这种状况是很凸显的。正如美国一位经济学家(AndrewShonfield)所说的，“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不论如何声名狼藉，还得使用，最大的理由就是人们毕竟没有找出替代它的词汇。无疑，“资本主义”一词是有弊病的，它总引起不可胜数的争吵和 辩论 。然而，这些争吵，无论是好的、差一些的或是废话连篇的，实际上都是无法避免的，也不可能不理这些争吵而行事或讨论问题。该词最大的弊病在于，当今的现实生活赋予了它另外的意思。 “资本主义”一词，从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我也可能有点武断，不过我认为，1920年出版的威纳尔·桑巴特的名著《现代资本主义》(DermoderneKapitalismus)是该词正式出台之时。实际上，马克思从未用过这个字眼。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可能直接犯下最大的过失：时序颠倒。有一次，一位年纪尚轻的历史学家喊道，在产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并不存在，“讲资本嘛，有的。讲资本主义，没有!” 然而，在过去——甚至遥远的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跃变，或者，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说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没有沾染。往昔的所为不断延伸到现时生活中来，也不断扩充它。由此，许多历史学家，且不是平庸之辈，今日都意识到，产业革命远在十八世纪之前已初见端倪了。说服自己相信古今无断裂的最佳论据或许就是今天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景象。它们试图进行产业革命，而且，眼皮底下就有成功的模式，但它们却受挫了。总之，这个无休无止地被翻来覆去的辩证关系——过去，现在;现在，过去——恐怕正是历史本身的核心，正是其存在的理由。 第三节 “资本”和“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支架并赋予其含义。若仅仅用于历史探索，只有当你把“资本主义”一词认真地用“资本”和“资本家”两个词套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界定其义。“资本”是可触知的现实，是一整套容易鉴别的资源，处于无休止的运作中;“资本家”是筹划或试图筹划将资本纳入连续不断的生产进程之人，对于此一进程，一切社会皆仰赖系之。“资本主义”，大体上(也只能是大体上)是通常很少出于利他目标的这种营营不息的行事方式。 在这里，关键的字眼是资本。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资本”的含义更被强调为“资产”。它不仅指积蓄的钱，还指先前一切劳动所取得的可资利用或已被利用的成果。一幢房子是资本，入仓的小麦是资本，一艘船、一条公路也是资本，但是，一项资产，只有当它参与再生产的进程时，才称得上资本，金库里不使用的钱便不再是资本，同样，不开发利用的森林也不是资本，以此类推。这一层意思就说到这里，那么，就我们所知，难道真有一个社会未曾积累过、也不去积累资产，不把资产有规律地用于劳动生产，并且不通过劳动重建资产，不使资产开花结果吗?在十五世纪，西方最简陋的村庄也有它的道路，也有清除了石块的田野、种了庄稼的土地、筹划安排的林子、磨房、存粮……欧洲旧制度下各国经济的统计表明，一年劳动的毛值与资产总体(在法文中我们称为patrimoine)之间的比例为一比三或一比四，这也正是凯恩斯所认可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应有的比例。如此说来，每个社会都积累了三到四年的劳动成果，储存在一边，用以进行顺利的生产。当然为此只是动用部分的积累，决不会动用百分之百的积累。 这些问题暂时讲到这里。你们对此和我一样熟悉。好了，我现在该给你们解释的只剩下一点了：我如何才能有根有据地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 当然，你们不会期待我作出下述这种毫不含混的区别：一层是水，另一层是浮在水面的油。经济现实永远不可能支撑在简单的物体上。你们不难理解，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所谓市场经济(甲与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从它们建立的人际、经济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两种形式即可识别。 我把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归入第一种形式(甲)之中：譬如说，小麦和木材流向附近城市;我甚至把范围更广的贸易也归入这种形式之中，只要这些贸易是定期的、可预见的、常规的、向大小商人放开的：譬如，在十七世纪，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从革但斯克卖到阿姆斯特丹;再譬如，欧洲从南到北的食油和葡萄酒贸易——我想到了每年到伊斯的利亚地区(克罗地亚)采购白葡萄酒的德国大车队。 第一种形式的交换没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每个人都了解其来龙去脉，人们也大致承受得起其一贯有分寸的利润。在这方面，一个镇子的市场所提供的便是一个好的典型。它首先汇集的是生产者——农家男女、匠人等——和买主，其中一些人是本镇的住户，另一些是邻村的居民。在买主与生产者之间，不时有中间商出现，最多也就是两三个人。在有机会的时候，中间商通过囤积的手段搅乱市场，支配市场，左右价格。一个小转卖商甚至可能违反规章而去镇口迎堵农民，以低价收购他们的食物，然后高价出手：这是一种初级的欺行为，它在乡镇周围，尤其在城市周围普遍地存在着。当这种行为扩展时，便造成了物价的上涨。在一个我们想象的理想乡镇，其贸易是有条例的，是公正的、透明的——如同德国 成语 “眼对眼，手接手”所说的那样，即使在这里，逃避透明与监督的乙式交换也不可能绝对没有。再如，贩卖波罗的海地区小麦的大型车队所做的贸易是一种透明的贸易：在始发点革但斯克的价格曲线和在终点阿姆斯特丹的价格曲线是同步的，商人的利润既有保证，亦颇适度。但是，倘若地中海地区发生饥馑，如同1590年出现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代表大客户的国际商人让海轮改变惯常的航线，所载之货运至里窝那或热那亚，价格必然增加二倍或三倍。在此情况下，甲式经济便让位于乙式经济了。 只要在交换中升级，第二种形式的经济便占了主导地位，在我们的眼前便画出了一个显然不同的“流通范围”。英国历史学家指出，从十六世纪起，在传统的公开市场(publicmarket)身旁，他们称之为的私下市场(privatemarket)日渐扩大着影响。为了强调二者的不同，我特意把它叫作“反向市场”。说实在话，这个市场不正是寻求挣脱传统市场的那些极为碍事的规则吗?流动的商人，上门的收购人径入生产者的家中。他们向农民直接购买羊毛、麻、活畜、皮革、大麦或小麦、家禽等。他们甚至预先订购剪羊之前的羊毛、还在地里长着的小麦。一张普通的条子，在村子的客栈里，或者就在农家中，签了字就等于订了合同。然后，他们将收购的货物用车辆、牲口或小船运至大城市或输出的港口。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巴黎四周如此，伦敦四周亦如此，塞哥维亚是羊毛集散地，那不勒斯是小麦集散地，普利亚是食油集散地，南亚诸岛是胡椒集散地……流动商人不亲赴农户的时候，便与卖主在集市的外侧约会，或者，最常见的情况是在一家客栈揽生意：客栈于是成了货流的中继点，运输的驿站，这种类型的交换用个人之间的交易替代了集体市场的正常状况，而个人交易的条件又随着当事人各自的处境而任意变化。在英国，由于对卖主所签具的条子有不同的解释而引发的大量官司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显然这是些不平等的交换。在这些交换中，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竞争——大失其位;在这些交换中，商人占了两项优势：其一，他斩断了生产者和最终获得商品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他了解商业链两头的市场条件，因此，只有他对可以指望的利润心中有数);其二，他有现款，这是他的主要理由。就这样，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便拉开了商业长链。这条长链的效率保证了它的存在。尤其在大城市的供应方面，由于它有效率，当局对它便听之任之，至少对它放松控制。 然而，这些链条拉得越长便越能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资本主义的进程也就越加清楚地凸显出来，在Fernhandel(德文，意为远程贸易)中，它展现得很鲜明，并非只有德国的历史学家从中看到了交换生活的顶点。Fernhandel是个绝妙的自由操作的领域，它长距离运作，这使它不受通常的监视或者避开监视。在有需要的时候，它的行动可由科罗曼德尔海岸(印度)或孟加拉沿海直至到阿姆斯特丹，由阿姆斯特丹直至波斯、中国或日本的某家销售商店。在此广阔的经营区内，它有选择的可能，它选择最能生利的买卖：安得列斯群岛的贸易不是已经利微了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同一时刻，在印度所做的区间贸易或对中国进行的贸易保证了双倍的利润。扛枪的人换换肩就行了。由于远程贸易经手人只有几个，从这些丰肥的利润中便积累起巨额资本。并不是任何人想挤便能挤得进来的。相反，地方贸易分散于众多的受款人之手。譬如，在十六世纪，葡萄牙的国内贸易，若论其总量和所料想的全部款额，远远超过胡椒、香料和毒品的贸易。但是，这种内贸经常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表现为使用价值。香料贸易则直属货币经济。只有大批发商从事这种经营并在手中集中了超常的利润。???牡览硪彩视糜诘迅J贝?挠⒐??BR>在世界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伙大批发商从芸芸商人之中脱颖而出，一方面，这批人的范围很狭小，另一方面，他们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总是与远程贸易联系在一起的，这决非偶然。在十六世纪之后的德国，在十三世纪之后的巴黎，在十二世纪之后、可能更早的意大利城市里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西方出现第一批批发商之前，伊斯兰国家就有了tayir，即进出口商人。tayir从他们的商号里(已经实行坐商)指挥着经纪人和代理人的活动。tayir和市场里的hawanti(小店主)不可相提并论。印度的阿格拉，在1640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城市，一位旅行者记述道，在那里被称为sogador的人“正是我们在西班牙称之为商人的人，但在他们之中，有些人则冠以Katari这种特殊的称呼，它是这些国家中经商者的最高尚的称号，其意为‘极其富有、威望崇高的商人’”。在西方语言中的词汇也标明了此类区别。“批发商”(Negociant)就是法国的Katair;Negociant一词出现于十七世纪。在意大利，mercanteataglio(零售商)与negoziant(批发商)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在英国亦然，零售商是tradesman，批发商是merchant，后者在英国的港口首先经营出口和远程贸易。在德国，天壤之别存在于小作坊主(Kramer)和大商人(Kaufmann或Kaufherr)之间。 不用说，在伊斯兰国家也好，在__国家也好，这些资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国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择手段利用国家的人。他们很早地、一贯地超越“本国”的界限，和外国商人串通一气。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私利搞鬼，通过操纵信贷，也通过在好钱和坏钱之间进行偷梁换柱的取巧把戏。金币银币值钱，是好钱，用于大宗交易，流向资本;铜币不值钱，是坏钱，用于发工资和日常支付，流向劳动。这些人有着信息、智力和 文化 优势。他们攫取周围一切可取之物——土地、房产、定期租金……他们依仗着垄断或者必要的权势，十居其九能够击败竞争对手。谁会怀疑这一点?一位荷兰商人写信给他在波尔多的一个伙计，叮嘱他保守他们计划的机密，否则的话，“在这笔买卖上如同在其他许多买卖一样，只要有人出来竞争，那就无水可喝了!”最后，由于资本雄厚，资本家才得以维持其特权并包揽了当时的国际大生意。一方面，因为在那个运输缓慢的时代，做大买卖，资金流动的周期必然很长：投入的金额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连同利润收回。另一方面，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大商人不仅仅动用他的资本，还借助于信贷，即借助于别人的钱。总之，资本是流动的。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城中的商人弗朗切斯科·迪·马尔科·达第尼所遗留下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从十四世纪末开始，汇票已往来于意大利各城市和欧洲资本主义 热点 之间：如巴塞罗那、蒙彼利埃、阿维尼翁、巴黎、伦敦、布鲁日……他们的这一套玩艺就像今天巴塞尔(Basel)国际清算银行的绝密会商一样与平民百姓毫无干系。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一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二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三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 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 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大转折阶段。国内学者更多地将其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而国外则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古时代的结束和近世的开端。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显著的社会变化特征是，原来较为稳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开始流动起来，重新组合，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面貌。深究其根源，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中唐时，曾第一次出现了"至富敌至贵"（注：李冗：《独异志》。）的说法。在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封建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表明经济力量已从此崛起，与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财富力量的崛起，势必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规范社会关系。于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改变，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等级制崩溃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级制度；土地制度从原来的立田制、抑兼并转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人们的价值取向由过去的求贵转而求富。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这样，以唐宋为中界点，整个社会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瓦解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准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在江南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社会将出现又一次更为重大的转折和变革。收稿日期：2000-09-18【作 者】林文勋/杨华星【作者简介】林文勋(1966-)，男，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091 杨华星(1975-)，男，四川剑阁人，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