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审美文化研究论文

徐州属于山东的齐鲁文化和河南的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 徐州，由于它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土壤，这片土地所孕育的文化风情，也有属于它自身的特点和个性。这片土地是四省交会之地，是南北交会点，是楚风汉韵的发祥地，因此，这里的人民有着和这片土地相吻合的性格和特点。那就是有着北方的强悍和勇猛，豪爽和仗义，也不乏江南人的多情和缠绵。崇文尚武，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或许是恰当的。 徐州人的性格从徐州的地方戏曲中最能体现出来。千百年来，一个地域的人民在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追求中，创造并选择了属于他们的文化和音乐。徐州的地方戏曲流传的有好几种，但最主要的品种有两个，那就是柳琴戏和梆子戏。徐州的梆子腔和河南梆子腔（即豫剧）、山东梆子腔在音乐唱腔上是一脉相承的，但也有属于它的特点和个性。梆子腔的旋律主要特点是激越高亢，其中的黑头戏和红脸戏最受徐州人的喜爱，我想这和徐州人在审美上喜爱那些能为人民除奸除暴的清官和赤心保国的忠臣良将有关。柳琴戏和梆子戏在音乐唱腔上则有很大区别，柳琴戏又叫《拉魂腔》，它的音乐唱腔趋于柔软缠绵，优美抒情，它特别适合演唱一些生活气息浓郁的戏，如备受群众喜爱的《喝面叶》、《大燕和小燕》等，有些唱段在徐州几乎家喻户晓，老少会唱。人们喜爱柳琴戏说明徐州人不仅有阳刚的一面，也有细腻多情的一面，亦文亦武，亦刚亦柔，这在徐州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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