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古代英雄文化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众人凑近看时，只见鸳刀的刀刃上刻着“仁者”，鸯刀上刻着“无敌”两字。“仁者无敌”！这便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

有句话叫“乱世出英雄”，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比如三国时的曹操，虽然可能很多人认为他奸诈，但是我觉得能写出《短歌行》这么慷慨激昂的诗歌的人，可以看出他是伟大报复，虽然最后他失败了，但我认为他仍是一个英雄！ 当然，希特勒不能算！ 还有能够证明我的观点的就是《水浒传》里的108将，他们生于乱世，能够起来反抗，这就是一种英雄的壮举！

一， 何人是英雄？ 谈到英雄，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马上想起曹操与刘备煮梅论英雄的故事。当年刘备臣属曹操。一日，曹操邀刘备赴宴，席间评论起天下英雄。刘备举出当世握有重兵，雄居一方的各位诸侯，称他们为英雄。但是都被曹操嗤之以鼻。曹操举出这些人各自的弱点，认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当世的英雄只有曹操本人，和面前的这位出身布衣，目前还寄人篱下的刘备。刘备一听大惊失色，酒杯落于地。这时天上正响一巨雷，刘备趁机掩饰说，因惧雷而落杯。曹操听了便轻视了刘备，后来终于让刘备寻机脱身，后来三分天下。 这曹操的眼光确实利害。天下众多有权有势的豪杰在他眼里不屑一顾。但偏偏看出这位刘备将来的成就无可限量。而且竟被他说中。他与刘备论英雄，就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刘备被捧为英雄，不但未喜，反而大惊落杯。因为他知道曹操妒才，必然会除掉他，才故意示弱。曹操还是被蒙过去，是曹操的疏忽呢？还是刘备命不该绝？ 以这个故事开头，因为它带出了本文的主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是英雄？在对英雄们研究过以后，希望能够发现出规律：如何才能成为英雄。 古人说，美女爱英雄。其实，哪个不崇拜英雄？哪个不敬仰英雄？哪个不希望自己就是英雄。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英雄呢？ 自古以来，对英雄的定义没有统一说法。而时代变了，古人说的英雄同今天人说的英雄又有很多区别。比如，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士兵炸毁了敌人几辆坦克，马上就成了英雄。一个清洁工扫地几十年，突然哪一天做了什么好事被发现，也成了英雄。在现代社会里，英雄的概念比较广阔。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从历史的角度谈古代那种英雄的概念。 本文要讨论的英雄是指曹操谈的那种有远大抱负的豪杰之士，“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那些能够一呼百应、叱吒风云、万民敬仰、天下归心、文能定国、武能安邦，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发挥英雄本色，建功立业的人才可以称为英雄。 二，何时出英雄？ 既然要安邦定国，那么就要有邦让英雄来安，有国让英雄来定。如果是一个太平盛世，英雄也会磨去锐气。马卸鞍，刀入库，边疆烽烟不起，处处莺歌燕舞。和平会腐朽人的志气。所以，中国有句名言，叫“乱世出英雄”。也就是说，在乱世里才会出现英雄。 这是因为，在乱世里，或者因外力入侵，或者因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减弱，各地诸侯于是雄踞一方，而且互相之间争抢地盘，变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在乱世里，各级政府对土匪的征剿也无力进行，于是一些土匪豪强也纷纷召兵买马，拉山头，攻城掠地。这些人中也有发达而成群雄之一的。 在乱世中，百姓饱受战争的蹂躏，颠沛流离，背乡离井，因此希望伟人出世，能够平定天下，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人就是受民众崇拜敬仰的英雄。所以，乱世之中才更有机会出现英雄。 三， 盛世无英雄 如此一来，岂不是说大家都来盼望乱世，好有机会一试身手，显出英雄本色吗？非也。和平盛世虽然会腐蚀人，但总比乱世好。所以，为国为民着想，不能希望乱世，更不能去破坏和平，制造动乱。为满足自己成名的欲望，而妖言乱世，蛊惑民众者，乃是人民的公敌。所以，想成为英雄的人不可因急功近利而误入歧途。要知道，定力也是检验英雄的一个标准。 这里就又要用到中国的一句古话了，叫“英雄待时而动”。在盛世之中，英雄就必须遏制自己的成名欲望。他们应该一方面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备未来之需；另一方面要热爱和享受生活的乐趣；如果没有机会施展身手，正应该为天下太平而庆贺。不能为一己之私而害天下。 所以，时机不对，就不要出头。没有机会，就不要盲动。保持实力，待时而动是英雄们必须学会的一门功夫。古人曾以龙来喻英雄：“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京戏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唱词：“有朝一日风雷动，平步青云上九重。”这就是英雄待时时的心态。 四，谁造就英雄？ 因为英雄必须待时而动，时机不到，英雄就出不了头。所以，中国又有一句非常流行的古话，叫“时势造英雄”。对这句话必须认真地分析，因为它虽然正确，但也有误人之处。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英雄的出头必须等待合适时势的出现。没有时势，就没有英雄。这是正确的。时势指的是时机和形势。英雄出山要看清楚形势是否有利，时机是否适当。这就像冲浪运动一样，要等待大的浪头，并抓住最合适的时机，然后登上冲浪板，顺流而下，一击而成功。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古人原意是正面的，不是后人引申出来的反面意思。) 第二层意思带有消极意味，那就是：“时势造英雄，所以英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他们碰上了好机会。放上我，我也能。”因为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在世人中普遍有一种自怨自艾，消极悲观，归咎于天的情绪。比如常听到这样的话：“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些人成名是因为他们正好站在了浪头上。我的命不好，没赶上时机。要是我处在他们的境地，我也能成功。认命吧！” 这种说法其实既不健康，也不正确。确实，有些人并不是靠自己的本事而是靠运气和机会而“出名”，但不是所有英雄都这样。而且，如果这些人仅靠机会，而不是靠实力，那么即使站上了浪头，得意一时，但终究还是不会成功。俗话说，人得了一时，不了一世。早迟都会露馅。就像曹操评论的那些诸侯，当时拥有雄兵，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英雄，最后都被消灭。 有些人虽居高位，但是只顾一己之私，勾结朋党，玩弄权术，危害社会。他们虽能称雄一时，但因立身不正，行事乖理，只能被称为奸雄。邪不胜正。奸雄的事业不能长久，因而不可能留下不朽的功绩。 所以，英雄也分等。有名付其实的英雄，也有名不符实的假英雄；那些靠关系，靠机会，靠蒙而成名的“英雄”并不是真正的英雄。 五，谁能成英雄？ 英雄靠时势，也要靠自身。英雄待时而动，顺势而起。但是，起动以后还要靠自己的本事创造一片事业。 英雄要看清形势走向并顺势操作。正所谓，逆势者亡，顺势者昌。 有些人自命为反潮流的英雄，但是，他们的事业往往是事倍功半，要耗费数倍的力气，但却鲜有成功。 英雄善于掌握方向。就像船上的舵手，让事业成为顺风的航船，避开暗礁险滩，直到安全进港。 所以，英雄就像是具有高超技能的弄潮儿，时机未到，则潜伏不动，静如处子。时机一到，则顺势而发，动如脱兔。 但是这些英雄还是离不了时势的影响。尽管他们能够认清时势，掌握时机，并利用形势，但是如果时势离之而去，他们也会受困。就像楚霸王那样，力拔山气盖世，但是最后因“时不利”而落得乌江自刎的结局。所以，仅能利用时势的，虽然是英雄，但仅能称为时雄，也就是说是一时之雄，因时而称雄。他们虽能称雄一时，但最终还是要被人征服或收服。 这些人都不是真英雄、大英雄。 六，谁能识英雄？ 英雄顺时而起之时，除了时势外，往往还要有人提携。姜太公是英雄，但是如果文王不是碰巧出游到了他的隐居地，那他必然也只能垂钓终身了。诸葛亮是英雄，但是如果不是刘备真心请他，三顾茅芦，那他也就会一辈子“草堂春睡足”，成不了后人敬仰的英雄了。 所以，这些英雄还是靠人来赏识，提拔。这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慧眼识英雄”的道理。市井之中有隐士，草莽之间出英雄，深山之内藏高人。这些人往往出身低微，虽有自己的实力，但要靠别人的慧眼发现，才能飞黄腾达。所以，世间往往有些怀才不遇的人概叹“未遇伯乐。” 在古代的乱世之中，那些有志有才之士，一生中寻找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明主。英雄得不到明主，就如宝珠暗投，一生不得志。三国中的赵云，不得明主，虽有万夫不当之勇，却无法成名。直到遇到刘备和孔明，才显出英雄本色。 但是，这些等人提拔的英雄还是不能算大英雄。他们既然等别人的慧眼，也就必然会为人所用，受制于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建功立业的目标能够实现。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蜀国，建功立业。但是，具有慧眼的刘备一死，诸葛亮便受到昏庸的后主刘禅牵制，六出岐山而无功，恢复汉室的雄心也冥灭在征途中。岳飞是抗金英雄，但是被昏庸的皇帝13道金牌召回，受屈而死。正所谓，“常使英雄泪满襟”。所以，英雄是不好当的。除非下决心，要当就当个大英雄。 七，谁是大英雄? 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只是些在某些方面有所长，且善于利用时势，而领一时风骚的人物。这些人虽有所长，但也有所短。遇到高明的对手，最后只能臣服。 与之相比，真正的大英雄就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人。 气概上：顶天立地、不信鬼神、不惧天地、欲与天公试比高。他们不靠命运、不待时势、不惧困难、不畏艰险，坚信人定胜天。他们仁心宅厚，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他们惠泽万民，以建立太平盛世为目标。他们气宇轩昂，妖魔鬼怪见之退避；他们胆量超人，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他们胸襟开阔，天下之才趋之若骛；他们大义凛然，为正义敢闯龙潭虎穴。 能力上：泽被天下、惩恶扬善、才华横溢、学贯古今、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审时度势、神机妙算、精通韬略、领袖群伦、恩威并用、号令群雄。就像毛泽东当年所描绘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所以，大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从道德文章，文韬武略各方面看，都是旷世奇才。知识渊博，论天下形势如同掌中观纹；腹藏玄机，帷幄之中可决胜千里之外。论道德可比圣贤，写文章字字珠玑，讲韬略算无遗策，藏胸中百万雄兵。如此，则安天下舍我其谁？这样的人才数百年才会出一位。中国不是有句古诗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吗。 八，英雄造时势 慢着！说书的，你刚才不是说，“英雄待时而动”吗？怎么现在又说“大英雄不待时势”了呢？ 看官且听分解。待时而动者，可能会是英雄，但不是大英雄。靠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不是真正的大英雄。能造时势者，方为大英雄也。所以，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有缺陷，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英雄造时势”。 大英雄面对不利的时局，不是消极等待，不是怨天尤人，不是叹息“未遇知音”，也不是盲目燥动，而是要改造形势，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军事方面有一条古兵法叫“隐真示形”。这就是造势的例子。当敌人部署严密、无懈可击的时候，就可以隐藏自己的兵力，而用假的部队调动的方法，引诱敌人重新调整部署，这样便可以看出敌人的空虚所在，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战机。 大英雄的任务是要定国安邦，所以他们进行的造势就不是一条兵法就能描述的。其内容更丰富，范围更广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难度极大，需要明确的目标，完整周密的计划和高超的组织指挥能力。耗时也久，因为优势要靠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没有速成，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因为要以弱胜强，所以要机动灵活，该让则让，该退则退，就像下棋中的抢先手，争主动。 英雄造时势的近代典范就存在于毛泽东选集中。毛泽东采取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优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等等口号和策略。这些都是为了争取民心，积聚实力，最后在适当时机再与蒋介石决战。蒋介石也算是一个英雄人物，但是只属于时雄和奸雄这一个等级。与毛泽东这样的大英雄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风了。 与那些所谓的时雄不同，真正的大英雄不会完全被形势所左右。他们不但会认清形势，把握机会，更要会引导形势，和改造形势。当他们发现形势不利的时候，不会坐困愁城，而是想方设法，摆脱困境。当他们发现事业误入歧途时，会果断地采取行动，拨乱反正，把事业带上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蒋介石数十万大兵重重包围的时候，果断地站出来，重新接掌红军指挥权。红军数渡赤水，采用声东击西，飘忽不定的战术，迷惑敌军，从而掌握了主动。最后，红军摆脱了围困，完成了长征，建立了西北根据地。正是由于毛泽东表现出了卓越的战争指挥艺术并得到红军将领们(都是能征惯战的英雄好汉)的一致推崇，在遵义会议被推举为红军的领袖，成为英雄中的英雄。正是有了毛泽东这位大英雄的领导，红军才能在1936年后无往而不胜。 所以，如果一般性的英雄是弄潮儿的话，真正的大英雄就是在弄潮儿背后的推波助澜者。是这些大英雄创造了潮流，创造了风尚，创造了时机，也创造了一批英雄。俗话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大英雄成就了事业，追随他们并立下汉马功劳的当然就有封王称候的机会，也就成了英雄。 九， 英雄论现实意义 大家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代英雄们虽然已经消逝，但他们的故事却长流人间，不断地激励者一代代的后人。即使在当今科技发达现代化的时代，重温古人的旧事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比如，区分假英雄和真英雄(大英雄)就是有现实意义的。 对于那些整天抱怨时运不济，怀才不遇的人，不应该再用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如果你是自信有真才实学的英雄，就应该奋发图强。要知道，锥处囊中，锋芒迟早要露出。所以，你不能虚度光阴，而应该更加努力，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应付未来的艰巨挑战。 而且，能造时势的才是大英雄。如果你自认是大英雄，那就应该身处困境而不馁，要为自己创造机会，创造形势。中国有句名言：“人事未尽，不可言天命。” 怨天尤人，不是英雄本色。 当然，在现实社会里，不是人人都想，都有能力，或者都当得成大英雄。但是那种忧国忧民，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永远具有教育意义的。在现代安定和平的社会里，人人都应该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持续地学习，不停地进取，在所从事的领域达到令自己满意的目标。不愧对亲人，不虚度此生。这样的人就是大英雄。正所谓，行行出状元。 十， 英雄主义与团队精神 谈了许久的英雄，也许会被人误认为在吹捧个人英雄主义。其实，英雄主义不等于个人主义。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讲得比较清楚。英雄个人本领再高，还是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和部属的努力。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要绿叶扶。离开了支持，一个人本领再大，也会变成虎落平阳，龙困沙滩，被犬欺，被虾戏。 所以，再大本领的英雄，也要团结部属，凝聚力量。一个人要成事业，离不开人才。要成英雄，就必须要发现人才，聚集人才，善用人才，并善待人才。为建立一个能够打拼的团队，英雄还要能够管理人才。有才能的人，也必然心高气傲，难以驾驭。唯有真英雄才能降龙伏虎，人才也需要真英雄来领导。英雄主义同集体精神和团队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范文：从古至今英雄人物总要经历磨难才能成就大业，而娇生惯养之辈总是缺少气概，难以成就伟业。 （李嘉诚)少年涉世 自古英雄多磨难2 李嘉诚每天都把闹钟调快10分钟响铃，最早一个赶到茶楼。调快时间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今日，他做任何事，都走在时间的前面。 茶楼的工时，每天都在15个小时以上。茶楼打烊，已是半夜人寂时。李嘉诚回忆这段日子，说“我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这对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少年，实在是太累太乏了。白天时，茶客较少，但总会有几个老翁坐茶桌泡时光。李嘉诚是地位最卑下的堂 仔，大伙计休息，他却要呆在茶楼侍候。 李嘉诚对儿子谈他少年的经历：“我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3天3夜。” 茶楼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与先父所说的古代圣贤相去甚远，但一个个都是这么实在，富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或贫，或富；或豪放，或沉稳。也许是泡在书堆里太久的缘故，李嘉诚对茶楼的人和事，有一股特别的新鲜感。他会揣测某一茶客的籍贯、职业、财富、性格。他由此而养成观察人的习惯，这对他日后从事推销工作大有裨益。 李嘉诚尤其喜欢听茶客谈古论今，散布小道消息。他从中了解了社会和世界的许多事情。不少事，在家庭，在课堂，闻所未闻；不少说法，与先父和老师灌输的一套，大逆相忤。李嘉诚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错综复杂，异彩纷呈。李嘉诚的思维不再单纯得如一张白纸，又因为先父的训言刻骨铭心，他在纷纭变幻的世界没有迷失自我。 听茶客谈天，是排困解乏的最佳疗法。有一次，李嘉诚听得入迷，竟忘了侍候客人茶水。他听到大伙计叫唤，慌慌张张拎茶壶为客人冲开水，不小心洒到茶客的裤脚上。 李嘉诚吓坏了，木桩似地站在那里，一脸煞白，不知向这位茶客赔礼谢罪。茶客是茶楼的衣食父母，是堂倌侍候的太爷。若是挑剔点的茶客，必会甩堂倌的耳光。 李嘉诚诚惶诚恐，等待茶客怒骂惩罚和老板炒鱿鱼。在李嘉诚进来之前，一个堂倌犯了李嘉诚同样的过失，那茶客是“三合会白纸扇”(黑社会师爷)。老板不敢得罪这位“大煞”，逼堂倌下跪请罪，然后当即责令他滚蛋。 这时老板跑了过来，正要对李嘉诚责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茶客说：“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这位小师傅。”茶客一味为李嘉诚开脱，老板没有批评李嘉诚，仍向茶客道歉。 茶客坐一会儿就走了，李嘉诚回想刚刚发生的事，双眼湿漉漉的。事后老板对李嘉诚道：“我晓得是你把水淋了客人的裤脚。以后做事千万得小心。万一有什么错失，要赶快向客人赔礼，说不准就能大事化了。这客人心善，若是恶点儿的，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开茶楼，老板伙计都难做。” 回到家，李嘉诚把事情说给母亲听，母亲道：“菩萨保佑，客人和老板都是好人。”她又告诫儿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 李嘉诚再也没见过那位好心的茶客，他成为巨富后对友人说：“这虽然是件小事，在我看来却是大事。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以报他的大恩大德。” 这是李嘉诚一生中惟一一次“饭碗危机”。一年后，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他已经熬过最艰辛的一年，老板给他加了工钱，他能够向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茶楼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谢茶楼老板，老板成全了李嘉诚养家糊口的基本愿望，给予他极好的人生锻炼。 为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他渴望从事新的职业，尤其是跟复杂钟表打交道的行当。李嘉诚迈向社会，曾拂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李嘉诚又觉得，他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自己是在社会闯荡和磨炼过的人，进舅父的公司，不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 庄静庵回忆少年李嘉诚时说：“阿诚的阿爷谢世太早，故阿诚少年老成，他的许多想法做法，就像大人。” 李嘉诚进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为嘉诚是外甥而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儿，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舅父对嘉诚的长进心喜不已，但他从不当面夸奖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黑暗的日治时代结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变，只是太阳旗重新换成米字旗。战前，香港人口163万，日治时期锐减为60万。大批的房屋遭破坏，英国接管香港，有17万人无家可归。战时逃出香港避灾的人，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港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给，复兴香港经济。 庄静庵预见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合下，白首太玄经。李白《侠客行》- -太白先生这首《侠客行》，每次都让我看得热血沸腾。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的是无数个千古侠客的影子。中国是个讲究行侠仗义的国度，英雄侠义文化在几千年的文化底蕴里隐约可见，历代文人都曾为侠客挥笔泼墨。多少的文学作品中都会有一个个潇洒豪爽的英雄形象出现，泱泱古国，历史悠久，在国人的心中，英雄是他们的骄傲，更有文人墨客为英雄们歌功颂德。“乱世出英雄”，不错的，比如曹操。曹操任用了许多有才之士，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卓有建树，可以算得上是一位英雄（虽然曹操也不乏奸诈的一面）。更何况，曹操文韬武略，卓尔不凡，著有《观沧海》这样磅礴大气的诗作；心态积极向上，不像刘备那般哭哭啼啼。这样一位英雄，怎能不让人心折！《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也是英雄。他们生于乱世，能够起来反抗不合理的种种事物，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称金银；悲壮地作战，最后又一个个悲壮地死去。虽然他们有一些匪气，但我觉得他们身上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悲凉之气，英雄之气。比之水浒三国，我更想把《史记》誉之为悲剧英雄画廊，西楚霸王项羽则是悲剧群像中的绝代典型，“项羽之死”这个片断便是这部旷世悲剧的最后一幕。“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的英雄死了，留在人间的是历史长河中曾经“卷起千堆雪”的浪花，群山万壑中殷殷不绝的回响，两千年来无数读者掩卷而思，拍案而起的叹息。这最后一幕，由垓下之围、东城快战、乌江自刎三场组成，其中包含了楚歌夜警、虞兮悲唱、阴陵失道、东城快战、拒渡赠马、赐头故人等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节和细节。司马迁怀着满腔激情，运用史实、传说和想象，传写了项羽的穷途末路，不断丰富、发展了他的性格，让这位英雄死在歌泣言笑之中，取得了可歌可泣的艺术效果。第一场：垓下之围。大幕刚启，夜空中传来若断若续、如泣如诉的四面楚歌之声，先奏起背景音乐；然后唱出变徵之音的“虞兮”主调：一起便哀音满耳，感人至深。“时不利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结尾三虚字反复唱叹，曼声苍凉。正如《史记评林》引吴贤齐说的那样：“一腔怨愤，万种低徊，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这支歌由项羽主唱，美人和之，更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以至这位从不曾流过泪的西楚霸王也不禁“泣数行下”；他的部属更是“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一片呜咽。这里唱出的不仅是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也包含了连所宠爱的美人都无法保护的悲哀；这里流出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犯了错误之后的悲哀的眼泪，也是一位伟大的英雄面对最终失败的忏悔与惭愧的眼泪。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传记文学家，他对音乐的感发作用有着深邃的理解，在《刺客列传》中，他曾用“易水之歌”写荆轲的壮士之别，令“士皆垂泪涕泣”；在《留侯世家》中，他用“鸿鹄之歌”写刘邦晚年不得立如意为太子的痛苦心态，使戚夫人“嘘唏流涕”；现在，他又用“虞兮之歌”作为项羽之死这最后一幕的序曲，让悲怆的气氛笼罩全篇，把读者引进苍茫辽远、四顾寂寥的境界，噙着泪水一字一字地往下读，一读则欲罢不能。接下来是第二场——东城快战。当项羽“自度不得脱”之后，连连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写后面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互为呼应，三复斯言；明知必死，意犹未平。钱钟书说：“信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不服气”，正显示了他的平生意气，说明了他自负、自尊而不知自省、自责。快战之前，田父把他指向绝路，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这是他过去“所过无不残灭”，丧失人心的结果。“田父绐之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人家他，指向左边，他便不加思索地驰向左边，表现了他从来不惯人，也从来不相信别人敢他的直率、粗犷的性格。写阴陵迷道，目的在揭示这位末路英雄丧失人心；写东城溃围、斩将、刈旗，则着意于进一步展开他拔山盖世的意气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此刻，他丝毫不存幸胜突围之心，只图打一个痛快仗给追随他的残部看看，确证他的失败是“天之亡我”。在这位英雄心目中，死，从来就是不可怕的；英名受侮，承认自己失败，那才可怕。要死也死个痛快，死在胜利之中。这种心态，可笑而又可悲。“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赤泉侯……追项王，项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里，仍用虚笔，集中写他的声音。一呼则汉军披靡，一叱则不仅人惊，连马也吓得后退数里，这是何等的声威力量！他像一尊凛然不可犯的天神，一只被猎犬激怒了的猛虎，须眉毕张，咆哮威武，谁也不敢靠近他一步。特别是他“复聚其骑”后，“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何如”二字，写得意，写自负，声口毕见，活活画出项羽豪迈的性格。第三场：乌江自刎。项羽马到乌江，茫茫江水阻绝了去路。那曾经“泣数行下”的血性男子，临了反而笑了。“项王笑曰”的笑，不是强自矜持，不是凄然苦笑，而是壮士蔑视死亡，镇定安详的笑；显示了他临大难而不苟免的圣者之勇——“知耻近乎勇”。自惭无面见江东父老，正是由于知耻。这个细节，展示出他的纯朴、真挚、重义深情。对自己的死，他毫不在意；却不忍爱马被杀，以赠亭长。因为，“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五年来无数胜利的回忆，猛然兜上心头。今昔如此，情何以堪！文章写到这里，实已神完气足，司马迁颊上添毫，再加上把头颅留赠故人这样一个出人意表、千古未闻的细节。“故人”追之、认之，必欲杀之以邀功取赏；项羽却慷慨赐头，“吾为若德”：蝼蚁之微，泰山之高，两两对比，何等鲜明！项羽终于自刎了，他是站着死的。帝王刘、项，将相萧、曹，对于两千年后的我们，本来无所轩轾。但当我们读完《项羽本纪》，特别是读完“项羽之死”这最后一幕的时候，不免感叹世事造化弄人，心中感到彷徨落寞。不论《水浒》《三国》，还是《项羽本纪》，其中的英雄形象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典型的范例，也是作者在其作品中创造的最成功的范例，作为千年以后的我们，还能随着作者的幽幽思绪回到他们的时代，感受那些英雄们给我们带来的震撼，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和幸福啊！！

侠义精神给风起云涌，快意恩仇的金庸小说写学理性的文字解述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好在金庸的小说并不如同旧文学时期的武侠小说，而有了它独特的文风和思想蕴含。使得今天我要谈得这一范畴能轻易找到一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角度去阐述。金庸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所以就不得不先提及金庸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他们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或是在列强蜂起，武林大乱，民不聊生，外患内忧不断的两宋，或是在时局跌宕，各地为王的明清之交，因而诞生了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等等历经风雨后终成伟名的侠士，所以把《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列为金庸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几部小说中的主角已经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作用不仅限于行侠仗义，更是要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了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着素有的风范，不知不觉中，这样具有一定限制的儒教伦理已经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龙骨，撑起了金庸笔下庞大的武林社会和政治王朝。《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大侠，他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所以从一开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已经有了最原始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侠客是值得尊敬的，但是这个人物缺乏他的个性，这就是儒教的限制所在之一，所以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中，金庸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个偏激、反叛的性情中人——杨过。与传统的郭靖不同，杨过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儒教的观念来看，杨过或许没有郭靖那么值得人们尊敬，但他也有过为了守住襄阳城而奋勇杀敌，为了不违背良心而放下血海深恨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郭靖，虽然易地而处郭靖也会这样做，但郭靖这样做是因为儒教伦理的影响，是最初它的六位师父和丘处机等人帮他建立的一个世界观，而杨过却是情之所至的流露，所以最后他不是像郭靖那样一辈子守在襄阳城，而是与小龙女幽居古墓，不闻人间之事。杨过是一个典型的道家之侠，这样的侠义明显要比郭靖来得更潇洒豪放，不愧称之为“西狂”。从《神雕侠侣》中就已经看到金庸对这种儒教伦理是拒绝的，嘲讽的，所以他的后期小说的思想已渐渐倾向于佛教，这时期中他最杰出的作品《天龙八部》于此诞生了，这是一部“以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无穷冤孽的真正杰作”。（何平语）八部天龙，各属欲界，尽管业报不一，但终入轮回，渐然俱尽。小说中为恶之人必有为恶之因，为善之人必有为善之果，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孽缘，然而业报不一，冤冤相报，最后在佛学的智慧海中落叶归根。小说中的主角萧峰最后却仍然没有从儒教伦理中解脱出来，然而小说结尾处他出于对汉人契丹“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终于从儒教伦理中跨出一步为天下百姓的生命而不得已以下犯上劫持了耶律洪基，但最后他却仍退一步回到了儒教伦理并只能引箭自裁，被扼杀在儒教强烈的汉人中心主义和汉人正统论之下。萧峰之死，为金庸所有的侠者故事打上了句点。“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杨过小时候住在桃花岛的时候，黄蓉就教了他这样一句话，结果这句话最后改变了杨过生命中很多瞬间。然而金庸封笔退隐江湖之后，武林中却很少再出现真正的侠之大者，那些生生死死的悲壮也再未出现过。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