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绘画研究的内容论文

山水画在唐末直至五代时期已经完全成熟。五代十国的绘画，上承唐朝余绪，下开宋代新风，是个承上启下时代。所以，五代绘画开宋代艺苑兴隆先河。 五代时期山水画又有重大变革，水墨山水画发展成熟，并形成南、北两大山水画派系。北方画派主要主要以荆浩、关仝为代表，他们擅长于描绘大山大水，画面采用全景式高远构图，气势浑雄，大气磅礴，笔墨劲峭雄健，意境幽深博大。南方画派主要以董源、巨然为代表。董源擅长描绘平淡天真、滋润秀丽的江南景色，画面采用平远构图，放眼开阔，形式新颖；笔墨圆润清淡，意境悠远闲静。他们的创作无论从艺术观念，还是表现山水画技法较之前代都有了发展。以自然山川为精神寄托，趋于完善的山水笔墨技法，大大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手段，为山水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 山水画从五代开始，作为中国绘画艺术的一种有独特意义的样式，也有了稳固的地位。山水画成为展示人们精神世界的有力凭藉。五代山水画在唐代的基础上，进行不懈地探求，取得较人物画更突出的发展进步。画家们深入自然，表现感受，在意境和审美情趣方面，创造出较唐人山水画更真实的自然面貌和更富有个性的深秒意境，形成了以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崇山峻岭和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秀丽风光这两种不同山水画风格，体现了五代山水画的巨大成就。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变革中，他们开阔了山水画的审美视野和深化了审美内容，丰富了水墨山水的技巧 。 北宋水墨山水画的发展是在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北宋画家注意观察生活形象及精微生动的塑造形象，画风严谨，精密不苟，技巧上有不少新的创造。北宋前期山水画家，营构他们熟悉的景色，创造出浑厚的整体的全景的山水画，以崇高性，显示了一种时代的风尚。北宋初是我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画坛上山水画最为突出，水墨各项技法日趋完善。完全脱离了隋唐以来“先勾后填”之法，出现了讲究笔墨韵味的皴、擦、点等技法。山水画技法多样化为后代各种流传的继承发展奠定了基础。

你找些梵高的资料，他的印象派画法使他的花生动、人性化加上他的悲惨人生，他却坚持绘画体现灵魂高贵值得人们反思。。。很有意义

中国画是我国乃至亚洲诸多国家的传统绘画艺术形式，花鸟画则是绘画千百年来表现自然的一种传统绘画手段。其独立画种早在唐代就形成了，并为历朝皇室及民间服务，现在能见到的主要表现在工艺品上、壁画及墓室文化中，形成绘画形式，在宫廷皇室中尤为多样，使花鸟画的完善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随着社会及历史发展到五代时期，中原大部分陷于战乱，地处江南的南唐和四川的西蜀政权较少受到战争的破坏。这里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安史之乱和唐末战乱中有些中原画家逃奔蜀地，南唐也聚集了不少绘画人才。两地的统治者又酷爱书画，其中西蜀更多地继承了唐代中原绘画的传统，在宗教画和花鸟画也独树一帜。南唐绘画发展较为全面，特别是花鸟画领域有所创新。在花鸟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画家们逐步在水墨基础上完善色彩与自然关系，并在“水墨”上下功夫，将绘画，特别是花鸟画改革创新，达到心画一致，以“水墨重色”、“色更自然”的新花鸟画形式，并将“诗、书、画、印”铸为一体表达心境，即是现在所称谓的“文人”画。 五代十国历时53年，虽然纷争并峙，但在绘画创作方面并没有停止，仍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五代十国的书画，在唐代和宋代之间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和面貌。中原地区的战乱，并没有使得寺庙壁画的创作陷入停顿，但是风格都依托于吴道子的风范之下。在山水画的创作中则将唐人的水墨法大大发展了，出现了荆浩开创的北方山水画派。南唐的相对安定和其统治者对书画艺术的偏好，使得南唐绘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画院的创立为画家开辟了新的出路和去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左右民间的绘画观念和风尚。人物肖像画、宗教画和仕女画都有名手出现，皆从前代的吴道子和周昉等处脱胎。在山水画上，则出现了与北方相异的江南山水画派，它的开创者时著名的画家董源。花鸟画也由于宫廷贵族的喜好而逐渐发展起来。南唐的著名画家有曹仲玄、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高太冲、董源、徐熙、赵干和卫贤等。地处内陆的西蜀则因为晚唐以后不断有画家避乱入蜀，也设立了画院，在宗教壁画的创作方面极为兴盛，宗教人物画方面则出现了贯休、石恪等有变形风格的作品和写意画法。同时代的花鸟画则显得极其精致，黄筌父子是其完善者和光大者。 960年到1127年间的北宋和南宋时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并多次经过战争破坏，但社会的发展却没有止步，在手工业、农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文化艺术也走向的新的繁荣，绘画也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北宋继承了五代西蜀和南唐的旧制，建国之初，就在宫廷中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对宋代绘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培养和教育了大批的绘画人才。徽宗赵佶时的画院日趋完备，“画学”也被正式列入科举之中，天下的画家可以通过应试而入宫为官。这是中国历史上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北宋画坛上，突出的成就是山水画的创作。画家们继承前代传统，在深入自然，观察体验的过程中，创造了以不同的笔法去表现不同的山石树木的方法，使得名家辈出，风格多姿多彩。李成和范宽为其代表。花鸟画在北宋时期的宫廷绘画中占有了主要地位，风格是黄筌的富贵之风，直到崔白等画家的出现才改变这个局面。北宋人物画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宗教绘画和人物肖像画及人物故事画、风俗画的创作上。武宗元、张择端都是人物画家中的卓越人物。 在北宋时，除了宫廷和民间各自存在有数量可观的职业画家之外，还有一支业余的画家队伍存在于有一定身份和官职的文人学士之中。他们虽然不以此为业，但是在绘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方面，都有显著的特点和突出的成就，并且已经自成系统，这就是当时被称作“士人画”，后来被叫做“文人画”的一类。以官僚贵族和文人身份参与绘画的创作活动，古已有之，但是那些人的作品和职业画家的作品没有分别，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从北宋中期以后，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在画坛上活跃起来，文人画声势渐起。苏轼明确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并且认为士人画高出画工的创作。他们还为士人画寻找到了一条发展脉络，唐朝的王维甚至东晋的顾恺之都变成了这一体系的创始人，强调绘画要追求“萧散简淡”的诗境，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主张即兴创作，不拘泥于物象的外形刻画，要求达到“得意忘形”的境界。采用的手法主要是水墨，内容从山水扩展为花鸟，这一时期文人贵戚出身的山水花鸟画家增多与此有关。这股潮流的兴起，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但对后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一个时期内，左右了中国画坛。 南宋的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号称“南宋四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他们各自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造。 文人画在南宋时期除了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讨论以外，在实践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米友仁的“云山墨戏”，扬补之的墨梅，赵孟坚的水仙兰花都为世所重。被称为“四君子”，时至今日仍被画家看重的梅、兰、竹、菊，在南宋时已基本成为文人画的固定题材。两宋是古代花鸟画空前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宫廷中装堂饰壁务求华美，使花鸟画在贵族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中上阶层需求及工艺装饰也促使花鸟画的发展和活跃。北宋的花鸟画，如同山水画一样是在五代花鸟画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代著名的两大花鸟画家黄筌和徐熙都生活到宋代初年，其子孙黄居采、徐崇嗣等都擅长花鸟画，对宋代花鸟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特别是由黄筌、黄居采父子所开创的细笔勾勒彩的写生画法，在宋初100年间，被宫廷画院当成花鸟画的一种规范。以后北宋的花鸟画家虽然不断有新人出现，如革新派花鸟画家崔白(11世纪)，自称为“写生赵昌”的赵昌等人，在突破“院体”画题材的束缚等方面有所创造，但他们基本上还是保持着纯客观地描写。现存崔白《双鸟戏兔图》和赵昌的《蝴蝶图》就是明显例证。 以院体画为代表的北宋花鸟画，能客观描写，注重写生。由于愉悦统治者为目的，甚至连皇帝也亲自参加绘画创作，他们有极度的闲暇和优越的条件把追求细节的真实发展到了顶峰。如宋徽宗即是北宋著名的花鸟画家。他在控制宫廷画院的时候，要求画院的花鸟画家研究孔雀升墩是先举左脚还是右脚，月季花在不同时间要表现出花蕊、叶子不同的变化。像这种细节真实的追求，便是皇家画院的重要审美标准。北宋院体花鸟画的这种注重写生以至刻意追求细节真实的艺术风格，在整个宋代都是花鸟画的主流，同时，“院体”花鸟画的发展也对“文人”花鸟画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也是当时政体与绘画形成的必然。 在宋代宫廷画院之外，花鸟画还存在着另一股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对后世文人花鸟画很有影响的潮流，那就是以文同、苏轼的墨竹、杨天咎的墨梅，以及郑思肖的兰花等为代表的不再强调踏实于写生，而是强调借物抒情的花鸟画。在这种艺术潮流影响下，传统花鸟画中的所谓：“四君子”(梅兰竹菊)题材日益流行起来，这种风气到了元代文人画大兴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后人知晓的“文人画”最早源于宋代苏轼提出的“士人画”。宋代文人画家都不是专业画家，是文人士大夫的业余创作。北宋中后期文人士大夫绘画形成了独特体系，他们的绘画抒情寄兴、状物言志，不完全拘泥于形式格法，多好水墨写意，爱画梅竹，以表现高洁品格；爱写兰菊，以示自我之胸襟，其完美趣味与精工的院体和职业画家不同。据传墨竹兴于晚唐五代，但取得重大成就而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北宋的文同，他曾在京城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后到四种陵州等地任地方官，后调湖州，未赴任而卒。苏轼称他的诗词书画为四绝。他爱画墨竹，对竹进行过深入观摩体验，自称“画竹必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色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虽是寄兴但却是酝酿成熟的。传为他画的《墨竹》轴造型真实画风严谨洒脱自然。他的墨竹开创了“湖州竹派”。文学家苏轼也擅长墨竹，传说他还画朱竹等。墨梅传说始北宋华光和尚，而杨补之成就最高。书法家欧阳询“以其笔画劲利故以之作梅。”他的墨梅有清雅闲逸、出尘绝俗的情致，与院画塑造的娇艳柔丽的形象大不相同。 在文人画的精神中赋予梅兰竹菊以道德品格，把绘画心态情绪言表于画里画外，诸如“四君子图”、“岁寒三友”等等。有时是“逸笔草草”，狂写自我。这在宋代已形成，至明清而大盛，成为传统画中的独特门类。 元代花鸟画的主流是向文人画情趣发展，绝少有画院之工笔重彩富丽细腻者，文人水墨写意及水墨梅竹勃然兴起，显示了花鸟画领域的巨大变化。而文人画作者虽前师宫廷，也入室重彩大师，却后在文人绘画里发展。此时的代表人物有王渊、张中、王冕、柯九思等人，像王渊早年师赵孟，特别是花鸟师宫廷画派大师黄筌，自己却以水墨画白描法画花鸟树石风格著称于世，花鸟以水墨中见精微严谨而清雅淡逸，显示了院体花鸟转向文人情趣的风格，其张中，亦工墨笔花鸟，比较王渊又显粗简淡逸，兼工带写，对明清花鸟画有一定的影响。 “文人”花鸟画形成已给中国传统绘画注入了新的意识，五代时期全国战事政乱，尽管如此，“文人画”也得到了上层和民间的认可，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文人”其代表性不只局限于绘画，其涉于各个文化领域，由此，给绘画中的花鸟画以良好的土壤，使“文人花鸟画”发展先于其它。而徐渭则是五代以来“文人花鸟画”的代表。他有怀绝世之资而遭遇不偶，有济世之才而无以施展之心态，故在写意花鸟画创作中兼吴派写意花鸟与林良写意花鸟之长而不为所衷，以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泼墨淋漓，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花木形象中着眼于生韵的体现，在文人绘画道路上长于诸家。八大山人是继徐渭之后又一“文人”绘画的杰出代表，他笔下的花鸟画完成是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借画表心态，抨击当朝，指东骂西，以抒发心中不满之情，使文人绘画，特别是花鸟画达到了新文人画高度，对后世及现代影响极大。 文人绘画兴起，是与当时社会发展分不开的，绘画在士大夫层领域一直是玩偶，旧时画风束缚着众多画家，要用画表心境已远不及当时文人之心境，故众多画家，也包括宫廷画师，把作品转向文人画，把绘画心态调到文人画上来，以满足民众，满足文人画为士大夫气，从五代开始元代后期文人画风创作已渐成熟，从而对以后的中国绘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画中的宝藏——记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五代十国，一个动荡、分裂的年代，一个多少人流离失所，彷徨失措的年代。正因为如此的纷争，让众多的百姓困苦不堪，也让一心为国的政客逐步的消沉。这个时代的绘画，对意境的追求和对情趣的探索，使山水画与花鸟画得到新的发展，预示着绘画将由叙事状物转向抒情达意的更高层面。五代人物画也更为精进，融汇了秦汉的纯朴豪放，魏晋的隽永含蓄，逐渐将大唐的恢宏绚丽淡化疏朗简雅的风尚。人物画要求生动地再现现实的事件和人物，在客观上直接促进了写实技巧的发展。《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主人翁韩熙载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官员，出身北方望族，唐朝末年登进士第，懂音乐，擅长诗文书画。工书善画，而且富有政治才能，但是，此人蓄养歌伎，纵情声色，家里常常云集宾客，时时饮宴，常常酣歌达旦。把一腔苦衷寄托在歌舞夜宴之中。权弱的后主李煜倚重韩熙载，想用他为相，又不放心。原来，当时国家分裂，南北分治，南唐国势衰弱，北方强大的后周对南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后主李煜对那些在南唐做官的北方人心有猜忌，生怕他们存有二心。近日，有人向后主李煜报告，今晚又有一些朝中官员要去北方籍大臣韩熙载家聚会。后主李煜心存疑惑，为了了解真实情况，于是派顾闳中深夜潜入韩宅，了解一下他的背后活动情况。《夜宴图》纵厘米， 横厘米。绢本设色。以韩熙载为中心，全图分"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及"宴散"五段。各段独立成章，又能连成整体。第一段写韩熙载和宾客们宴饮，听教坊副使李家明的妹妹弹琵琶。第二段写王屋山舞“六么”，熙载亲自击鼓。第三段写客人散后，主人和诸女伎体息盥洗。第四段写熙载更便衣乘凉，听诸女伎奏管乐。第五段写一部分亲近客人和诸女伎调笑。头两段最传神，主宾或静听、或默视，集中注意于弹琴者的手上和歌舞者的身上。击鼓打板的都按节拍演奏，似乎还有声韵传出画外。由于顾闳中观察细微，把韩熙载夜宴达旦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五个场景，四十多个人物音容笑貌无一不活脱绢上。画面中乐曲悠扬,舞姿曼妙,觥筹交错,笑语喧哗,更突出了韩熙载心事重重,悒郁无聊的精神状态, 每段中出现的韩熙载，面部角度、服饰、动作表情各有不同，但有一点相同，脸上没有笑意，总是深沉、忧郁的。把一个才气高逸，但神态抑郁，既置身于声色之中，又韬光养晦，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刻划得入木三分。与一般宴乐图比较，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张描写韩熙载私生活的图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那个特定的时代风貌，揭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从一个侧面，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这幅画采用了我国传统表现连续故事的手法，随着情节的进展而分段，以屏风为间隔，主要人物韩熙载在每段中出现。通过听乐、观舞、歇息、清吹、散宴等情节，叙事诗般描述了夜宴的全部情景。画家在构图上作了精心安排，每段一个情节、一个地点、一个人物组合，每段相对独立，而又统一在一个严密的整体布局当中，繁简相约，虚实相生，富有节奏感，图中三个屏风绝不雷同的处理方法体现了画家巧妙的构思。人物的趋向动势变化丰富，疏密向背有致，神态动静相宜，全图之势蓄于画卷之内，紧密而富有张力。第三段景物中安置了一枝烛台，红烛高照，点明了《夜宴图》特定的时间，而并不精心描绘夜色，这种中国传统式的意象表现手法与方式共同构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画家对人物的刻画尤为深入，以形写神，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水平。五代人物画中肖像画的技巧前所未有地发展，顾闳中就是一位著名的肖像画家。古代称肖像画为“写真”，“真”就是指对象内在的精神本质，即“神”，具备了高超的写真技巧，对创作人物画来说自然是得心应手。通过对不同对象的形体姿态、目光手势的相应描绘，画中人物有的弹奏舞蹈，有的按拍欣赏，情态生动。而对主人公刻意描绘，曲尽神形。韩熙载形体高大轩昂，长髯，戴高巾，从倚栏倾听，到挥锤击鼓，直到曲终人散，各个不同的场合始终眉峰双锁，若有所思，沉郁寡欢，与夜宴歌舞戏乐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韩熙载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了人物特殊的个性，十分传神，由此深化了《夜宴图》的内涵。 无论是设色还是用笔，《夜宴图》的表现技法堪称精湛娴熟。古人善用矿物质颜料作画，历经岁月的磨砺依然璀璨夺目。《夜宴图》多处采用了绯红、朱砂、石青、石绿等色，对比强烈，而整个画卷统一在墨色丰富的层次变化中，色墨相映，神采动人。作者在用笔着色等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全画工整精细，线条细润而圆劲,人物衣服纹饰的刻画严整又简练，对器物的描写真实感强。设色既浓丽又稳重.比例透视有法度可寻， 是一幅有重要历史文物价值和杰出艺术成就的古代人物画精品。就这样顾闳中利用皇上的猜疑和韩熙载的无奈完成了一副旷世奇作。没有过多的修饰，却用极其热闹的场景和层次渲染了一副静中沉闷又各怀想法的奇妙作品，在经历如此多的朝代后，《韩熙载夜宴图》也必将承担着国画重任，让中国的作品在世人的挑剔中永远的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