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赫比较文学杂志

比较文学-正文 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互相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比较文学不同于各民族文学，也不同于总体文学，它不研究一种有自己内在传统联系的民族文学，也不探讨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共同存在的最普遍的根本规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不同于一般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后者是认识文学现象时所采用的一种途径和办法，前者则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目的、范围，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和独立的研究方法。 任务和范围 比较文学的任务在于研究一种民族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和其他民族文学对这一种民族文学的影响；同时也对比地研究并无直接联系的两种或几种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风格、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类同和差异；它还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音乐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如哲学、纯科学的相互关系和异同。 关于不同民族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称为影响研究。它追求文学发展的“经过路线”。既从“放送者”的角度探索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也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所曾容纳和改造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包括“渊源学”和“媒介学”。“渊源学”在多方面相互影响中研究文学发展的渊源流变；“媒介学”研究各民族文学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手段如翻译、改编等。影响研究帮助人们了解一种文学如何经过创造性的吸收过程成为另一种文学的组成部分，不仅是研究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有助于总结经验，指导今天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 关于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类别、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方面实际存在的类同和差异的研究称为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包括“题材史”、“主题学”、“类型学”、“形态学”、“比较批评”（或称“比较诗学”）等内容。题材史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形态及其发展历史，如人类起源这一题材在各族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不同表现和发展。“主题学”研究同一主题思想如“爱情与义务的冲突”、“人生短暂与自然永恒的矛盾”等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表现。“类型学”对比研究各民族文学同一类型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形态学”研究同一文体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发展过程。“比较批评”或“比较诗学”研究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批评概念和批评原则及其发展历史，以及各民族诗歌创作的共性和特色。平行研究帮助人们以更宽阔的视野来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以概括更丰富的文学现象，同时也帮助人们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深刻认识自己民族文学的独创特点。 比较文学是一种边缘科学，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雕刻的关系，也研究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纯科学的关系。这种跨学科的研究需要极其广博的知识，目前还没有取得重大成果。 发展简史 比较文学的研究并不是从19世纪才开始，早在14世纪，但丁在他的著作《论俗语》中就曾以早期法国文学与类似的普罗旺斯文学互相比较；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比较研究了不同民族语言的不同节奏所形成的不同诗歌格律；伏尔泰也曾比较研究过不同民族文学中不同的史诗类型。意大利启蒙运动领袖维柯在《新科学》卷 3中对荷马的两部史诗进行了详细比较，认为它们都是不同地区和时期的民间歌手的口头传诵作品，不可能出于荷马一人之手。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事。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正是比较文学兴起的社会经济原因。与此同时，现代人文主义特别是浪漫主义的兴起肯定了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学都自有其文化的价值，注意分析作家与作品产生的环境及其与其他文学作品的联系。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已广泛应用了比较的方法，建立了比较生物学、比较语言学、比较立法学等新的学科，这就构成了比较文学兴起的文化背景。 比较文学一词首先出现于1829年，当时法国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在他讲授的一门课程的引言中，第一个把自己的一部著作称为“比较文学研究”。1830年巴黎大学另一位教授安贝尔则把自己讲授的课程称为“文学艺术的比较历史”。1848年，英国批评家安诺德也采用了“比较的各国文学”这类术语，并在《目前文学批评的功用》一文中号召“每位批评家除他本国的文学外，至少必须熟悉另一种伟大的文学，这种文学与自己本国的文学差异愈大愈好”。但是，比较文学这一名称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却在1865年法国批评家圣伯夫称安贝尔为“比较文学的哥伦布”之后。 比较文学这个术语在19世纪的俄国并不流行，但有关这一内容的学术著作却相当丰富。早在1833年，著名批评家雅基莫夫就已写成《论罗蒙诺索夫时期以来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特点》，力求将俄罗斯文学现象同其他古老的欧洲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加以科学的论述。后来他又写了《在同外国文学联系中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另外还有佩平写的《在国际联系中的古俄罗斯小说与童话的历史》、达什凯维奇写的《部分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与欧洲文学家创作的比较》等，都是研究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力作。 在西欧，1895年德国语文学家本法伊为德译《五卷书》写了前言，指出欧洲文学某些题材直接来源于印度故事，被认为是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开始。1872至1884年间，丹麦批评家布兰代斯完成了他的6册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他强调必须对欧洲文学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并在序言中指出:“这种比较性的研究具有双重的便利:一面可以把外国文学带到离我们那么近，使我们能够跟它合成一体；同时又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放远了，使我们在真正的远景中看见它。”1886年，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专著《比较文学》（英国波斯奈特著）。专门的比较文学刊物也相继问世，如匈牙利的《比较文学学报》（1877~1888，前两年原名《比较文学杂志》），由梅茨尔主编；德国的《比较文学杂志》(1887~1910)，由科赫主编。与此同时，一些学校如美国的哈佛大学(1890)、法国的里昂大学(1897)都继巴黎大学之后陆续设立了比较文学专题讲座。18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先成立了比较文学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也在1904年成立。主持里昂大学第一个讲座的德·科斯特教授对比较文学的方法作了广泛而有系统的研究，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欧洲现代文学分析，取得了很大成绩，曾被称为“比较文学之父”。哈佛大学的肖菲尔和白璧德也为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00年法国学者贝兹编纂了《比较文学书目》，1903年罗力耶所著《比较文学史──自滥觞至20世纪》，收集和总结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上，1931年出现了法国学者保罗·梵·第根的名著《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全书分《比较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比较文学的方法与成绩》、《总体文学》三大部分，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法国始终是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 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4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研究没有很大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文学以美国为中心而发达起来。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和分析比较文学发展中的成绩和问题。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继1956年在意大利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后，在美国召开第二届会议，讨论了比较文学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美国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局限于发生直接关系的各民族文学之间，还要探讨全无关联的不同文学体系的共同现象及其差异，把平行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引入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 6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苏联也得到很大发展。1960年苏联开展了“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专题讨论和1971年召开的“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会议，推动了比较文学理论的发展。1976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4卷和1978年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 9卷分别用《比较历史文艺学》和《比较文艺学》的词条阐述了比较文学的内容。 进入7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逐渐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和苏联中心论的局限，许多学者开始感到缺少对亚洲、非洲等广大地区文学传统和现状的了解，就谈不上对文学现象的全面研究。东方的文学体系，特别是中国、印度、阿拉伯的传统文学体系越来越引起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兴趣和重视，东西方比较文学，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必将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目前，以中西比较文学为中心议题的国际会议已召开过多次，这一领域的开拓将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成为明显趋势。 三大学派 在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由于研究重点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学派。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苏联学派。法国学派以梵·第根、伽列等人为代表，是历史最久的一支学派。他们强调影响研究，认为比较文学应侧重研究各民族文学作家和作品之间的直接影响，即确实存在的“事实关系”，而不需作美学评价，也不重视美学欣赏。他们主张“’比较这两个字应摆脱全部的美学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50年代兴起的美国学派以雷纳·韦勒克（流亡美国的持不同政见的捷克学者）等人为代表。他们强调平行研究，反对把比较文学局限于有直接影响的不同民族文学的实证分析，主张把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联系起来探讨，提倡从美学角度分析各民族文学的异同。苏联学派形成于60年代，代表人物是维·日尔蒙斯基、米·阿列克谢耶夫等。他们强调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各民族文学独立产生的共同特点正是各民族文学能够互相影响的基础和条件，但他们同时也强调在比较研究各种文学联系和比较研究各种文学的异同之间不作明显的区别也是不对的，因为这里所研究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现象。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新的学派还将不断出现，正在酝酿中的以促进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为主要任务的中国学派就是一例。 比较文学在中国 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也不是从最近才开始。鲁迅、茅盾、郭沫若都曾在广泛比较各国文学的基础上探索过中国文学发展的新路。鲁迅早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比较分析了各民族文学发展的特色。他指出印度、希伯来、伊朗、埃及等文化古国政治上的衰微带来了文学上的沉寂；俄国虽也似无声，但“俄之无声，激响在焉”；德国青年诗人以热忱的爱国精神“凝为高响”，使人民热血沸腾；英国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恶魔诗派”更是以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歌，“动吭一呼，闻者兴起”。鲁迅还研究过“恶魔诗派”在波兰、匈牙利等民族文学中的发展以及拜伦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他也比较过尼采与拜伦的不同，拜伦和易卜生的差异，并得出结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这也就是说必须审己知人，在众多的比较中鉴别优劣，才能找到振兴中华的途径。茅盾在1919年和1920年相继写成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和《俄国近代文学杂谈》中也反复比较了托尔斯泰、高尔基与英国作家狄更斯，法国作家莫泊桑、雨果，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不同，从而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促进中国文学积极自觉地从世界文学中吸取营养，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30年代，傅东华、戴望舒分别翻译了罗力耶的《比较文学史》和保罗·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在中国系统介绍了比较文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1936年出现陈铨的专著《中德文化研究》，全面评述了中国小说、戏剧、抒情诗在德国的传播和影响。钱钟书的《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范存忠的《威廉·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等都在某一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有所建树。 50年代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论著。莎士比亚、歌德、伯纳·萧、泰戈尔、易卜生、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在中国的影响和传播都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而反映在许多专论之中。近年来，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中国日渐繁荣，无论在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方面都出现了一批有质量的文章。 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方法学理论方面，都还有一系列有待于解决的课题。例如相互独立的不同体系的文学现象的“可比较性”的标准，比较文学独立的方法论体系，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文学同整个人类文化的联系等尚未圆满解决的问题，都需要更深入地进行研究，同时也正是这些问题向我们预示着比较文学发展的广阔前景。

他的一生都在努力研究微生物学，为人类医学作出巨大贡献。

罗伯特·科赫从小就很聪明学习能力很强，在5岁可以通过看报纸自学读书，他从小就喜欢学习，对比下来我们5岁的时候还是像一个白痴一样只知道玩，字也不认识几个的那种孩子。科赫高中的时候就对微生物产生兴趣，之后考入哥廷根大学，专攻植物学、数学、物理学和医学。4年后，他拿到了格丁根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他真的可以算是天才，父母在培养他也没有花很多心思说教，这是多少父母想要的样子，他在大学毕业后毕业后当了军医，他一路随军，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使他更加珍视脆弱而宝贵的生命。做军医多年他在战争结束才结了婚，在一个小镇做了一名外科医生。有一天，小镇的牛大批患上了炭疽病，白天还活蹦活跳，经过一个夜晚却是一具死牛。甚至连同放牧人都会染上这种恶疾，长满脓包，痛苦地死去，这让科赫十分的好奇，于是他把死牛的血放在了显微镜下，发现满视野的杆状物，在牛的脾脏中找到了引起炭疽病的细菌，并且把这种细菌移种到老鼠体内，使老鼠相互感染了炭疽病，最后又从老鼠体内重新得到了和从牛身上得到的相同的细菌。这是人类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实践证明某种特定的微生物是某种特定疾病的病原。聪明的他在牛的血清在与牛体温相同的条件下在动物体外成功地培养了细菌。之后他研究在1876年他在《植物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在医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在1880年被聘任到德国柏林的皇家卫生局工作，得到了良好的实验室和优秀的助手，继续开展着他的研究。

比较文学理论著作的出现 比较文学杂志的出现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正式的课程进入高等 学校的课堂 比较文学学位论文与工具书的出现

他的一生主要是在研究与学习中度过的，罗伯特·科赫从小热爱生物学，表现出开拓者的远大志向，在学业有成后，他将自已的毕生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医学科研上。

1910年5月27日，世界细菌学的奠基人——罗伯特?科赫与世长辞了。人们把他的骨灰安放在一个青铜盒内，安葬于柏林传染病研究院的院内。在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雕刻着这位伟大人物的头像、名字及生卒年月，金色的大字记叙了他的伟大功绩。在罗伯特?科赫的纪念碑上，铸有这样的诗句：从这微观世界中，涌现出这颗巨星。

你征服了整个地球，全世界人民感谢你。

献上花环不凋零，世世代代留美名。1843年12月11日，科赫出生在汉诺威省附近的小城克劳斯塔尔。克劳斯塔尔座落在德国中部著名的哈尔茨山区，这里森林茂密，气候宜人，矿藏极为丰富。

大学毕业后的科赫，在汉堡总医院实习了三年以后，就到一个小城镇去开业。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了，他志愿参加了医疗队，任部队的主治医官。从军队回来后不久，他便来到沃尔斯顿当医生。

科赫来到这里还不到半年，就以他娴熟的技术，赢得了镇上居民的尊敬。

人们从几里、十几里的郊外乘马车来找他看病。挨着墙边的木椅子上常常坐满了人。他们愿意等，等着科赫医生诊断，下药……好奇心也常常驱使病人把眼光投向医生的工作室，最惹人注意的是那根细竹竿挑起的棕色布帘，它把简陋的工作室隔成两半。当有的小淘气偷偷掀开它的时候，科赫医生会赶紧阻止他，并用严肃的口吻让他的母亲抱开孩子。科赫不让任何人越过布帘。

难道那里面有什么秘密吗?是的，那布帘的后面是科赫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了神秘和奇特的微生物世界。

阳光从窗外洒进来，均匀地照在洁净的工作台上。台子上有盖着布的仪器，铁笼里装着吱吱叫的小白鼠。房子的一角，是一间小小的暗室，门上挂着一块厚厚的棕色布帘，很像个避光的大壁橱。盛着五颜六色晶莹液体的、各种各样的烧杯、烧瓶整齐的排列在暗房桌上。

每天，当科赫送走最后一个病人，他就一头扎进棕色布帘的后边，打开显微镜或者那些照相器材，一直工作到很晚很晚。深夜，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科赫的窗口亮着彻夜不灭的灯光。

当时，欧洲的医学科学已经有了重大的发展。法国的巴斯德用实验证明，传染病是由特定的生物体引起的。英国的一位外科医生，把巴斯德的细菌学理论用于医学实践。证明只要对包扎伤口的绷带、手术工具和动手术的双手进行彻底的灭菌消毒，就不会使外科创伤受到感染。科赫虽然身居边远的沃尔斯顿小镇，但也知道了这些医学成就。可是，这些微小的、肉眼看不见的生物，究竟是不是导致人和动物患病的原因呢?这是整个欧洲科学界都困惑不解的课题。

1876年的一天，有个农民急匆匆地闯进了科赫的诊所。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有三头肥羊，今天早上还好端端的，可是刚才一头突然死了，另一头也快死了，而第三头却健康地活着。我真不知它们犯了什么病，请您去看看行吗?”

科赫听后，向病人们表示歉意，便跟着这位农民出去了。

很晚很晚，科赫才疲惫不堪地回到诊所。这时，病人早就走了，候诊室里空无一人。妻子埃米把晚饭留在桌子上，也早早地睡了。科赫顾不上这些，掀开棕色布帘，马上把从乡下采回的血样，放在显微镜下进行分析……

又过了几天，科赫出诊路过一个肉铺时，听到里边人们的议论；

“不得了，霍威尔农场一夜间死了六头牛！”

科赫听后，又急急忙忙地直奔霍威尔农场，取回了死牛的血样。

科赫在两块玻璃片上都涂了一滴血，放在显微镜下，他看到了一个黑色血液的世界，连红血球也都变得发绿。

观察中，他发现在黑色血液里，有几粒像灰尘一样的东西散在血液中。

“这是什么呀?”

再仔细观察，他看出这几粒灰尘似的东西很像一根根小木棒，有的是单独一根，有的是几根连在一起。看着看着，他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问号，难道这就是炭疽病病毒吗?为了证实这个猜想，他进行了艰辛的实验。在这一段时间里，只要听说牲畜死亡的消息，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他都要亲自赶去，每次都带上一大堆试管，把它装满死去牲畜的血液。他一直观察了好几个月，做过无数次的对照试验，他发现在每一例死羊或死牛的血液标本中，都能看到这样的“小木棍”和“小线条”，而在健康的牛羊血液中，却找不到。现在可以肯定，“这些家伙一定是炭疽病的病源！”科赫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作出科学结论还需要大量的事实来证明。

关于炭疽病，欧洲已经有人先于科赫进行过研究，法国的内科医生达万、著名的雷伊、德国人玻兰德等许多学者，以及伟大的微生物学先驱巴斯德都在研究炭疽病。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

当时，可怕的炭疽病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大陆。肥沃的牧草，温和的气候，给牲畜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可是几十年来，人们在炭疽病面前束手无策。它夺走一个富裕农户的五六百只肥羊，就像平地刮一阵风那么容易。一头小牛早晨还在青葱的草地上撒欢儿，下午就像霜打的庄稼那样垂下了头。晚上，这头小牛就四脚朝天了。死去的牛羊的血是暗黑色的，一只死了，成群跟着倒下。有时牲畜的主人或牧工也会染上这种可怕的炭疽病，他们往往是皮肤上长疖子，在一阵阵吓人的咳嗽声中死去。

这种飓风般的传染病对人们的威胁太大了，它蔓延的速度也惊人。有人对欧洲农民面临的炭疽病打击表示忧虑，对整个欧洲的肉食供应前景表示担心。而当时的科学研究，还不能帮助人们从这种绝境中解脱出来，许多人甚至认为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科赫决心揭开炭疽之谜。

终于成功了，科赫在自己的实验报告中写道：

“在寻找传染病的病原菌时，应该注意：第一，同一种微生物，会因条件、环境不同而变换它的形状。第二，必须把这种微生物进行人工培养，以便观察它的生长变化和用于实验。第三，必须用培养液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以确证是否能引起疾病发生。”科赫在详细地介绍了实验的方法后，在结尾部分又具体提出：

“炭疽病在活着的动物体内是以小棍状物存在，在动物死后或离开动物身体时，由于客观条件恶化，它以小串珠子形式的孢子存在，至于在野外，它是以小得眼睛看不见的串珠形式散在各个角落。当它再进入动物体内时，马上恢复成小棍形状并迅速繁殖，进而破坏血液。”

1878年4月30日，是沃尔斯顿气候最宜人的季节。科赫送往布雷斯劳植物生理学会的实验备受青睐。今天，他——一个乡村医生被布雷斯劳大学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费尔迪南德?科恩教授邀请，去那里讲学。他随身带去了装有小白鼠的笼子和一架显微镜。

他整整演讲了五天。他的演讲，没有惊人的言词，也没有情绪激昂的论证，只是一直表演着他的实验，简要地说明他的研究过程。当科赫的第一批实验刚做完，病理学教授尤利乌斯就急忙跑回他的研究所去召唤他的助手们：“你们快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去听科赫讲演！这个人有异乎寻常的发现。他的方法既简单又准确。他虽与科学界相隔绝，但却成功了！简直绝妙极了。”

不久，科赫一篇题为《炭疽病病原学，论炭疽病杆菌发育史》的报告，在《植物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

科学家们由衷地祝贺科赫的成功，他们一点也不嫉妒他，尽管他们之中也有人做了不少关于炭疽菌的研究。但是，科赫第一个揭示了炭疽菌的生活周期，何况他是一个人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验。他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很快，科赫的另一些论文相继问世了：关于炭疽方面的，关于怎样给细菌染色的，关于显微照相术的研究，关于伤口感染问题……每一篇著作都像宝石一样在科学的宝库中大放光彩。

整个欧洲都惊奇地发现了科赫的能量。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科赫的研究。

由于他卓越的成就，1880年春天，德国政府委任科赫为柏林帝国健康署成员。

科赫全力以赴地进行着研究，他制作了近三百种结核菌样品。由于给各种样品染色，他的双手被染得五颜六色，挥发物使他的手上布满了皱纹，变得乌黑发亮。他整日整日无休无止地反复观察和思考，使他有时回家竟迷了路。他在死于结核病的患者身上观察细菌，他从兽医所、动物园的病畜、死畜中提取标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当他用次甲基蓝进行染色后，在显微镜下发现了蓝色、细长的小杆状体。它们看上去比炭疽细菌小得多，有一定的弯曲度。他终于发现了结核杆菌！

但是，实验碰到了拦路虎。因为几乎没有合适的培养基能在动物体外培养出纯菌种。“难道它们只有在活体中才能生存吗?”

试验一次次失败，他不气馁，仍坚持实验。终于，他找到了著名的“血清培养基”，试验的进程加快了。

老一辈科学家的梦想，同辈科学家的预测，被科赫证实了。

1882年3月的一个晚上，柏林的夜空下着雨，在施普雷河畔一幢庄严的大理石建筑物内，柏林生理学会正在举行报告会。德国科学界最卓越的人物都来了……

在这个报告会上，科赫报告了他的研究成果——《论肺结核》。他论述了“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根源，结核病是一种寄生病”。从而指出征服结核病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结核病患者的痰，必须用适当的消毒方法，对患者的痰进行无害处理。此外，结核病患者所用的衣服、床单等也应消毒。这个现在看起来极为普通的常识，当时却吸引了所有与会的科学家，会场安静得几乎让人们屏住了呼吸。在柏林生理学协会的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发生争论。就在报告的当天晚上，消息传遍柏林，接着传到世界各地。罗伯特?科赫誉满全球。他的照片被印在红手帕上，报纸上刊登了赞美他的诗歌，人们给他戴上了“杆菌之父”的桂冠。

世界各地的医学界人士相继来到德国，希望能在科赫的指导下学习。人们羡慕他的成功，敬仰他的声望。

但科赫对成功所带来的一切，表现出了一个伟大人物的博大胸怀。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一个人的贡献。他在论文中高度地赞扬了其他科学家的研究，认为没有他们的贡献，自己是不可能发现结核杆菌的。

1888年，科赫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卫生学院院长和教授后，在研究领域更是捷报频传。在柏林召开的第10届国际医学代表大会上，他作了《论细菌学研究》的报告。在1901年伦敦不列颠结核病研究大会和1908年华盛顿国际结核病大会上，他的关于家畜结核病的文章，以及《人、牛结核病区别》的报告，又像一声声霹雳，再次使医学界震惊。这一系列有关结核病的研究成果，使他在结核病研究领域里享有极高的威望，当选为国际结核病研究会的名誉主席。

荣誉伴随着他的贡献接踵而来。1905年，由于他对医学的卓越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