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民族音乐论文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         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        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        这是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微博看到的一段话，看了之后特别喜欢，也很受感触。查阅资料后得知，早在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先生对大学性质的这番定义，诠释了也提醒了很多的人，我们在大学应该有怎样的素养——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在现今的大学中可能有甚至过半的人基本连研究学问的兴趣都没有，更不谈学问家的层面了。大一懵懂一年几乎还沉浸在高中的解放中，大二开始听老师的话看各种要求的书，大三终于懂了要多学点东西却发现来不及了，大四混完毕业论文就毕业了。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常态的状况了，学习也是一种摸索的状态，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是没有老师会告诉我们的，这就导致了到毕业的时候出现的是一种两极的现象，一种什么都没学到就毕业了，拿着毕业证和学位证就走了，这可能本来就是他们来大学的目的吧，为了得到一个学历证书，从入学的那一刻就一直等待着毕业这天；另一种是各科都学得很扎实，没有辜负大学的时光，毕业还依依不舍的人，他们可能会选着继续深造获得更多的学术素养。（这里并不是吹嘘考上的就一定很厉害）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应该是研究学问的兴趣，多数人在学习上基本都是被动的状态，老师说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说练什么曲子就练什么曲子...毕业了除了学到老师要求我做的知识之外，基本等于一个小白。所以学问之兴趣它是一种主动的学习，这样才不至于出现什么都一无所知的状况。学问家应该也是在此基础上的一个升华，当兴趣越来越浓厚，所需要的知识就会越来越多，从而使自己的学识越来越广泛，最后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学问家。        拿我们的音乐学来作为一个例子。以前经常听音乐学院外系的人这么说：音乐学系不就是背背音乐史，写写论文之类的，挺无聊的。甚至很多刚入音乐学的人也这么讲：音乐学就是背背音乐史就能考进来了，一点也不难。讲实话，当初我都是这么认为的。但真正进入学习之后，才发现真是一入音乐学深似海，用一句话来概括音乐学就是：一切关于音乐的学问，都称之为音乐学。我记得有个老师在课上讲：音乐学院如果没有音乐学都不能叫音乐学院，那只能叫技术学校或者培训学校。我说说我本科音乐学的课程吧，我记得有民歌、曲艺、戏曲、民族器乐，这是传统音乐层面的；中国古代音乐史（郑祖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汪毓和）、中国当代音乐史（居其宏）、西方音乐简史（余志刚版）、外国民族音乐（王耀华），这些是音乐史层面的；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曾遂今）、音乐传播学（曾遂今）、音乐营销学、音乐评论、音乐美学（王次炤）、乐律学、音乐赏析、音乐史料研读，这是新兴的交叉学科或是一些其他的学科层面，音乐基本课诸如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钢琴、即兴伴奏、合唱与指挥、计算机音乐制作等，系里还专门请民乐系的师兄师姐给我们开设了民族乐器竹笛和古筝的辅修乐器课程。可以说已经是极其丰富了，但并没有完全涵盖音乐学的所有知识课程，因为看其他院校音乐学的课程还有很多不一样的。        无法想象音乐学究竟有多广阔，而一个头脑又能装下多少东西，所以才有了研究方向的说法。出门在外，遇到人问关于音乐的东西，不说要说得很详细，但至少不能陌生，这才是音乐学该有的初步境界。好比谈及二胡，也许你不会拉，但你得知道它的历史、它的名曲、它的定弦、它有无改革等等。当你成为音乐学系的人，你就该知道你的知识储备永远是匮乏的，切不要让研究方向的名字把你框在了固定的领域，做音乐学的学问，还是要古今中外都融汇贯通的好。这也是我为什么前段时间反驳李昆说艺管是音乐学院的神话了，请记住音乐学院有个专业叫音乐学，有个系部叫音乐学系！我们都在音乐学系，那就要对得起音乐学这个知识广博的素养要求。        所以，进了大学，说不忙不累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大学就应该养成研究之兴趣，有一颗求学的心，继而无穷尽的深入和扩展，终究你会成为所谓的学问家。

50年代毕业於中央音乐学院，60年代在民族音乐研究所（现中国音乐研究所前身）从事民族乐器改良研究工作，70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糸开始研究亚非拉美音乐，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亚非拉美音乐分支主编，80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讲授“外国民族音乐”“亚洲音乐”“南美音乐”等课程。从80年代至90年代，曾多次率团出访缅甸、菲律宾、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加纳、利比里亚等国。1987年在北京组织巴西音乐大师维拉．洛博斯的纪念活动，举办展览会，音乐会，撰写论文等。1988年获巴西政府授予的维拉．洛博斯奖章。1989年至1990年去印度考察研究印度音乐近一年。1992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印度音乐文化”课（属全国首次）。1995年开设“拉丁美洲音乐”课。1998年开设“世界民族音乐”课。1998年至1999年去西班牙考察研究西班牙、欧洲民间音乐近一年。并曾去古巴进行短期考察。1993年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民族乐器改革座谈会”总结经验，提出任务。1996年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世界民族音乐与中国”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并成立了“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会”当选为会长。为了推广、普及“世界民族音乐”这一新的学科，多年来曾去昆明、拉萨、南宁、桂林、济南、成都、武汉、福州、厦门、重庆、天津、石家庄、芜湖等地的音乐艺术院校、师范院校音乐系讲授世界民族音乐、印度音乐、拉丁美洲音乐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