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学位论文

“可怜无数山” 近日，一位甘肃籍博士的论文致谢和回望“火”了，有网友称读后“泪眼婆娑，戳到了灵魂”，也有网友评价“一字一句，熠熠生辉”。 “回首望过去，可怜无数山。” “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 至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 其间 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最终完成了草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学博士等阶段的学习。 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在多家农业企业打工，曲折废弛难以尽述。” 赵安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甘肃籍博士赵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致谢中的一段话，这篇“致谢”也不断被网友转发、点赞。有人称质朴真诚的笔触下，是生命的重量和青春的炽热，读来触及灵魂。 “学历只是经历的一部分，并不必然代表什么。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有些经历被视为失败、无用，但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唐吉诃德式的挣扎过程就不重要、没有意义。恰是因为岁月打磨和风雨雕琢，才能活出人生该有的样子。“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漫漫旅途中，总有一些重要节点，必须要站出来总结，才显得庄严肃穆。” 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致谢内容刷屏朋友圈一事，6月11日，赵安表示，他原本只是在个人粉丝数并不多的小号上，把这篇个人小传、小日记存在里面，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转发，很惊讶。 提及致谢中写道的“曲折废弛难以尽述”，赵安有些感慨。 他介绍自己很热爱读书，学习也非常有自觉性、主动性。“但是往往越是这样，（学业）这条路就走得特别不顺利、特别挣扎 ，不像有的同学，本硕博一口气连着读完，没有中断，节约了大量时间，像我这个年龄已经走到比较高的一个层级上了。但是我中间受了这么多的挫折，换了这么多的方向。”赵安说道。 赵安(左三)和群众冬季抢修保障房 七次考研曲折废弛难以尽述  1987年，赵安出生在甘肃省镇原县一山区农村，6岁时被送到镇里，上完了小学、初中、高中，接受了当地“最好”的教育。 2005年，赵安以优异成绩考入兰州大学草业学院，四年后获得兰州大学草业经济管理学士学位。 2009年，于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赵安称其因“考研不第”，遂赴广州打工。 “我从小在落后山区长大，渴望通过高考等前往大城市并改变命运，所以在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现在看来，这种做法过于着急，人的社会化和城市化终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赵安坦言。 赵安说，在广州的三年里，他住最差的房子、吃最便宜的饭，这些都没什么，最可怕的是对未来的无知和不确定的恐惧。 在此期间，赵安一直自学经济学，先后三次考研，但因专业跨度过大，目标过高，考了3年只收到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通知书。 他在致谢中写道，那时 “因长期居住黑暗的握手楼和胶囊屋，后来造成了不小的心理疾患…… 一边风餐露宿，一边屡试不第，无法再返校园，大好青春与天赋岂容如此虚掷？珠水汤汤，人海茫茫，谁会购买这一腔才情与梦想？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切肤、蚀骨和无助”。 2012年，赵安听从母亲的建议，从广州回到甘肃参加了事业编制考试，在甘肃省镇原县工作。彼时，时任镇原县城关镇党委书记的李四科，见其做事勤谨、为人忠诚，便力排众议，任命当时只有24岁，且入职只有三个月的赵安，担任五里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半年后转任祁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 同年，赵安又参加了第四次考研，这次考出了不错的成绩，但因工作原因赵安选择了放弃。 “当时还是略有遗憾，现在回头看则完全不必。” 赵安说，当时自己的工作处于重要机遇期，他所在的祁川村被列为当地精准扶贫的联系单位，县乡两级组织反复酝酿后，决定由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在这个窗口期撂挑子去读研，有违职业道德。 在镇原县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赵安始终没有放弃继续读书的梦想， 2013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读在职硕士研究生。 2015年， 赵安又考入兰州大学法学院，读全日制法律专业硕士。 此后，赵安辞去了镇原县的工作。2018年， 赵安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攻读全日制管理学博士。 “考研7次、屡试不第” 的赵安在致谢中尤其感谢那段看似曲折的基层经历，他在致谢中评价那段经历，是“自此开启了一段对我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基层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了我认识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博士论文致谢全文（滑动可查看全文）： 历经三次答辩终获博士学位 2022年5月， 赵安在经历三次博士论文答辩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赵安以《可怜无数山》作为自己论文致谢的题目，回望自己高中阶段后的十七年求学之路，充满艰辛坎坷，也遇到了许多无私的帮助。 2018年，赵安在第二个硕士毕业之后，经过长达十年的实践与深造，学历、经历、作品都比较充分，很快就申请到了农学、法学、经济学的博士入学机会。 赵安最终选择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张晓山团队，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这也是赵安基于对研究方向和过往积累高度耦合的一个选择。 赵安说，博士三年级时申请了答辩，当时做了充分准备，但没有通过。半年后再申请答辩，虽然穷尽浑身解数，但依然没能通过。 赵安承认，这对他的自信心造成很大打击，后来在诸多师长的费心指导下，总算在第三次答辩时顺利通过。 “当时国家对博士每月有1250元的补助，补助三年，其间还提供宿舍。”赵安说，每月的补助天天吃食堂也勉强够了， 自己博士延期毕业的那一年不但没了补助，也没了住的地方。 三十而立，上有老下有小，对许多寒门学子来说，坚持到这一步其实对整个家庭都是巨大的挑战。 吃住在北京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不给家庭增加负担，赵安先后到北京两家农业企业的研究院打工。 “企业是一所大学校，在研究院担任研究员时，我接触到了农业全产业链条，认识了许多产业精英。”赵安说，在这些企业工作也是一种学习，让他更深入地了解农业产业经济。 “此生最幸运的事情，并不是读了博士，而是认识了我的妻子，有了我可爱的小公主，以及我和母亲的身体都算康健。”赵安说，没有家人的支持，他无法完成学业。妻子是他在兰大法学院的硕士师妹。他最欣赏妻子的宽容和谦让，十年来，对他性格的塑造是润物无声，对他学业的支持是绵绵用力。 告诫学子树立正确的“学历观” 赵安在镇原县工作期间，出版了著作《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跨专业考上了法律专业的研究生。这些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经历，在他看来理所当然。 “在镇原县祁川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在我的人生之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方向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赵安说，当村干部的那些年，天天处理邻里纠纷，天天钻研法律，工作何尝不是学习，这也是他跨专业考研的底气。 赵安认为，学历只是经历的一部分，高低并不必然代表什么。当初他在村支书岗位上，工作三年所获得的知识，与攻读硕士三年相比毫不逊色。社会也是个大学校，逆境往往是最好的教育。 “求学、求索，不等于求取学历，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有必要深造学历，如许多应用性岗位也可以提升职称，而我所从事的专业以基础理论为主，进步的途径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了获取学历方面。即便如此，获取学历也只是在充分学习和实践之后的一个副产品，并不是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目的。”赵安说，这个逻辑关系希望能给学弟学妹们一些启示。希望他们能多关注“求学”的过程，而不只是“求取学历”的过程。仅凭较高的学历，可能会改变一些事情，但这种改变是有限度的，希望学弟学妹们能树立正确的“学历观”。 赵安认为，七年备考加上三年硕士在读，一共十年时间，前五年自学经济学，后五年系统学习法律。 30岁之前，基本搭建好了自己知识架构的四梁八柱。与其说是“七次考研”，不如说是“七年求索”。 以考试论，七次有些长；以求索论，七年则太短。若问其中借鉴，最初三次的考研确实很有挫败感。建议学弟学妹们科学合理地选择专业和目标，知识的积累需要周期，应试终究只是个技巧。 赵安说，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有些经历被视为失败、无用，但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堂吉诃德式的挣扎过程就不重要、没有意义。恰是因为岁月打磨和风雨雕琢，才能活出人生该有的样子。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刘再聪，男，1967年生，甘肃白银市平川区人。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敦煌学、汉唐史、历史地理、文化遗产等方向的研究和教学。在《光明日报》、《文献》、《敦煌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中国农史》、《西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7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主持及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重点）资助项目1项、甘肃省社科重大招标项目等10项，主编参编《华夏文明在甘肃（历史文化卷）》、《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民以食为天——甘肃饮食民俗》、《敦煌吐鲁番研究》等论著10余部。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甘肃省教学成果奖等10项。2014年荣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荣誉称号，2017年获评“（2015-2016年度）甘肃省优秀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16年入选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计划。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通知，西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刘再聪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唐朝‘村’制度与中国古代基层行政制度‘西进化’历程研究”项目，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经费35万元。此选题入选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研究方向。    关注中国历史上县以下基层行政制度是近年来新的学术研究趋势，大量的考古发现、新出文献为研究这一主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关于古代的地方行政治理，传统上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实际上，这一说法有很大的局限性。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基层行政组织。经过秦汉至魏晋时期的不断演变，至隋唐时期，封建国家的基层行政治理体系趋于完善。“唐朝‘村’制度与中国古代基层行政制度‘西进化’历程研究”从“村”组织入手，系统梳理中国古代基层行政治理方面的制度规定、发展脉络和框架体系，解释和阐述中国古代基层行政制度在西北地区的实施历程及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从而加深对中国古代地方治理思想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