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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意大利的诺曼征服---------最后的维京征服浪潮11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由上升而趋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诸多社会矛盾凸现，各种民族或政治力量竞相登台，交互影响。前此曾泛滥于大半个欧洲沿海的维金运动虽呈退潮之势，但这些北欧海盗后裔们移居法国诺曼第后依然热情不减，活力充溢，此刻终于再度冲动，北跨海峡，入主英伦，出演了著名的“诺曼征服”的雄壮活剧。与此同时，又南徙意大利，以军事和外交手段，步步为营，兼并蚕食，展开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征服运动，辗转缔造了一个辉煌强盛的西西里王国。就时间顺序和内容性质而言，诺曼人在南意的活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11世纪上半叶初涉南意，立稳足跟;二、11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初吞并南意诸领地，进征西西里，争霸地中海;三、12世纪创建诺曼西西里王国，征服运动达至全盛期。位于法国西北海岸的诺曼第公国，是10世纪初始建于西欧大陆的第一块稳固的北欧人拓殖地。此后一个多世纪来，诺曼第不仅又陆续吸纳了许多新来的同族移民，而且也在法国当地经济文化氛围的濡染下，迅速迈入封建化历程。随着相对和平环境下的人口增殖过速，这块偏居一隅的领地显得愈益狭小，不断有人开始向外迁移，以另谋生计。这些流徙于外的人中，不乏破产潦倒者，为了逃避诺曼第公爵的法律约束，也有“被日渐增多的兄弟排挤的无地子弟”。[诺曼第存在诸子均分制的继承传统，受此影响，各子所能分得的土地太少，乃至于一无所有。当时从诺曼第外迁人口的数字，未有准确记载，但估计当不在少数。一般认为，11世纪是西欧从中世纪早期的破坏状态中得到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和人口都有相当的增长。亨利?皮雷纳甚至把高出生率称作“11世纪的特点之一”，“在这个时期，家庭中人丁兴旺的现象似在贵族中和在农民中一样地普遍。年轻的小伙子到处皆是，他们感到自己的乡土上人满为患，渴望到远方去碰碰运气”。显然，这就从本土社会游离出来了一股焦躁不安的力量。起初，同MSL交战的西班牙，曾吸引过像罗杰?德托埃斯尼这样的诺曼人骑士前往，但结果并不持久。倒是随后兴起的向意大利方向的冒险，给诺曼人带来了成功与希望。这不仅是因为意大利地处地中海的交通要冲，素来是基督徒去近东朝觐的必经途程之一，而且本身也有不少宗教圣迹，颇具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意大利气候温和，物阜民丰，其丰沛的文物财富历来受到形形色色外族的觊觎，并成为列强的逐鹿之所。南部意大利当时政局动荡，诸种势力交错击撞，乱象纷呈。罗马教廷以教皇国版图为依托，四出伸手，干预各地世俗事务。拜占廷帝国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一直在此占有若干块领地，诸如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等，派驻总督、军队监管。先后以北非阿格拉布和法蒂玛王朝为后盾的阿拉伯埃米尔们，则仍盘踞着富庶的西西里岛大部分。此外，野心勃勃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皇帝和伦巴第的大小王公贵宵，也都纷纷插足其中。他们彼此攻伐，战端频起。这种紊乱之局已实际上瓦解了意大利的任何对外防范能力，给外部势力的介人以可趁之机。诺曼人最初是以朝觐者的身份进人南意的，其巡礼活动包括参拜阿普利亚地区加尔加诺山的大天使圣迈克尔圣迹。据说，1016年，一批40名诺曼人从圣地返回途中，曾帮助击退了一支进攻萨莱诺城的阿拉伯舰队。萨莱诺的伦巴第王公盖伊马尔四世对他们予以挽留，援为己用，并许诺付给薪饷。他还要求派一些诺曼骑士赴其宫廷服役。自此，诺曼人开始同意大利发生了联系。①另一则报道提到，由首领德朗若率领的一支诺曼人队伍约二百人，在南意加尔加诺山被一位名叫梅莱斯的巴里城市民说动，加人其反抗拜占廷统治的运动。诺曼人于那不勒斯登陆，初战告捷，旋即在坎尼之战(1018年)中为兵力和武器装备均居优势的拜占廷军队所败。1019年，梅莱斯被迫投奔德意志，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求助，不久殁于德皇宫廷。而那些曾跟随梅莱斯的诺曼人，则因未获合法的居留地，不得不流落于南意的山岭溪谷间，或打家劫舍，或替人充当雇佣兵来维持生计。诺曼人雇佣兵队伍，渐成南意一股不可小觑的特殊势力。他们表面上仰人鼻息，受制于人，替雇主效命征战，实际上却颇具回旋余地，拥有相当的自由度。优良的军事素质和昂扬的士气，往往助其克敌制胜。而南意的各种原有势力，从卡普亚、本尼凡托到萨莱诺和那不勒斯的公侯们，出于自身利害计，往往也在其相互争斗中竞相召请和利用诺曼人雇佣兵，以至这块政治祛码价值骤升，愈发显得举足轻重了。诺曼人深谙此中之道，乐得左右逢源，纵横捭阖，钻营周旋于各方之间，竭力抬高其政治要价，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取好处。南意的权力天平也就随之摇摆不定。1021~1022年，诺曼人一度加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远征意大利的队伍，但所获不丰。他们像其祖辈当年在法国一样，很快便不满足于仅以金钱和战利品之得作为服役打仗的报酬，而希冀于获取永久性的居留地，建立一个新诺曼第。不久，那不勒斯公爵塞尔吉乌斯因政争中被逐，得诺曼人相助而复政，遂在1029年回赠一块土地，以表谢忱。诺曼人在此建起阿韦尔萨城。这座小城位于那不勒斯和卡普亚之间，起初仅作防御敌对的卡普亚公爵潘杜尔夫四世的一座堡垒，结果却成为诺曼人在南意土地上设置的第一块稳固的定居地。这块以雷努尔夫伯爵为首脑的领地，在法律上曾被视作康拉德二世的一块封土，与神圣罗马帝国维系着名义上的臣属关系。此后，阿韦尔萨犹如磁石般吸引了一批批诺曼人，从法国络绎涌来。“贫者为摆脱生活困境的愿望所驱使，富者受到希望的激励……阿韦尔萨不受约束的生活准则给那些地方上的亡命徒，给每一个力图躲避上司不公正或公正惩罚的逃亡者提供庇护和鼓舞。”未几，这些外来移民便迅速地在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观念上融人了当地社会。经营南意的诺曼人中，最负盛名而又最具影响力的当推奥特维尔家族诸兄弟:诺曼第科唐坦骑士奥特维尔的坦克雷德有12个儿子，其中3个儿子即长子威廉和德罗戈、翁弗莱，于1036年率领部众首抵南意②。他们最初效命于萨莱诺公爵瓜伊马罗四世，助其拓疆略地，势力逐渐兴起。自9世纪下半叶西西里岛被阿拉伯人征服以来，拜占廷帝国就一直期盼有朝一日在该岛匡复失土。1038年，拜占廷驻南意的行省总督(Cata-Pan)马尼埃克斯再度组织对西西里的远征。诺曼人受马尼埃克斯召请，投效于他的靡下，战斗中一再显露其过人的勇气和能征惯战的军事素质。他们的先头部队首先在西西里登陆，一举夺占重镇墨西拿。1040年在锡腊库扎交战中，奥特维尔家族的长兄铁臂威廉将该城埃米尔刺翻于马下。拜占廷依靠诺曼人的援助，连克13城，一度重新控制了西西里大部。旋因分配战利品引起的争执，致使诺曼人愤而离去。奥特维尔家族兄弟返回意大利大陆后，与阿韦尔萨的诺曼人结成联盟，侵扰各地，以报复拜占廷人的背信弃义行为。1042年坎尼之战，他们大败拜占廷军，瓜分所掠之地，随后推举其首领铁臂威廉为阿普利亚伯爵，仍奉萨莱诺公爵瓜伊马罗四世为宗主，以梅尔菲为统治中心。阿韦尔萨的雷努尔夫则分得西博托和加尔加诺山两地。早期活跃于南意的诺曼人军队，数量有限。吉本说他们上阵时不超过700骑兵、500步兵，却被人夸大为6万之众。可是，其活动能量却颇惊人。他们从已经控制的阿韦尔萨和梅尔菲两据点频频出击，态意扩张。奥特维尔家族统治的梅尔菲政权，在组织结构上，差不多像是个“自行组建的贵族共和国”。它的最高统治层系由12名经民众推选的伯爵组成，他们的年龄、出身和功业是人们选择的依据。他们各自有特定的领地，所出贡赋分别拨归其用。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心还建有城堡，充任其附庸们的领主。12名伯爵在梅尔菲都拥有单独的住房，在那里共同组成二个类似贵族会议性质的军事立法机构(senate)，共理国政。这个立法机构的首席贵族、主管长官和将军，就是拥有阿普利亚伯爵头衔的铁臂威廉。1046年威廉死后，其二弟德罗戈继任阿普利亚伯爵。同阿韦尔萨的同胞们一样，他也接受了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册封，以便给自己披上一件带有保护色的外衣。自此诺曼人在充斥贪婪和阴谋的南意政争里愈陷愈深，“他们既不爱人，也不信任人;既不受人信任，也不被人爱。对王公们的蔑视中搀杂有恐惧情绪，而对本地人的恐惧中又混合着仇视与怨恨。”拜占廷人曾试图说服诺曼人让出在南意的占领地，并以金钱诱使其充当皇室雇佣兵去与波斯作战，但徒劳无功。1051年，亲拜占廷势力刺杀了德罗戈，三弟翁弗莱继立为阿普利亚伯爵。诺曼人一仍其旧，杀伐掳掠，横行南意各地，他们与日俱增的影响，愈益引起了各方的忧虑和戒备。罗马教皇利奥九世筹划应对之策，欲图联合德皇亨利三世和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协力将诺曼人逐出南意，未果。利奥九世只得单枪匹马自领一支临时拼凑的军队去迎敌。1053年6月18日，教皇兵败奇维塔泰，沦为诺曼人囚虏，不意却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诺曼胜利者忽然全体跪倒在他们的俘虏面前，乞求教皇的赐福，并恭敬地释放了他，还“同意将阿普利亚作为教廷的领地”。随后翁弗莱礼送教皇返罗马。教皇接受诺曼人的和解之举，转而捐弃前嫌，化敌为友，以上帝代理人的名义认可了诺曼人的征服活动及其所获成果。在双方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近乎结盟的特殊关系。这显然为利害所系，较之中古初期法兰克王室与教廷的关系，不无异曲同工之妙。诺曼人虽虔信基督教，怀有浓烈的宗教热情，但更深悉，要在诸强林立的意大利立稳脚跟，一展宏图，赢取教会的好感和允准，倚恃教皇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是极为必要的。而另一方面，教皇也同样看重世俗武力的强大作用，欲借诺曼人的刀剑去剪除宿敌，以遂称霸之愿。拜占廷从8世纪起一直将南意广大地区置于其东正教牧首的管辖范围之内。天主教罗马教廷为扩张其势力，谋求全基督教世界最高主宰的地位，与拜占廷之间就教区管辖权问题屡生嫌隙。诺曼人介入南意，并对拜占廷辖区大刀阔斧地侵袭蚕食，恰恰扰乱了既定政治秩序，客观上替教皇排挤敌手、夺取南意教区两统治权廓清了道路，这无疑成为加速1054年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正式决裂的催化剂。从当年以朝圣者和雇佣兵身份初涉南意，到11世纪中叶崭露头角，占地称侯，并赢得教皇青睐，不过短短三四十年，诺曼人已然大体奠立了自己在南意的政治根基。①另说诺曼人初到南意约始于1015年:参阅赫·赫德·德·普·韦利编:《意大闹简史):。罗念生.朱海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上册，第77页。②亦说约1035年抵意。参阅《简明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8卷。“翁弗莱.条。二11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初，是诺曼人在整个南意及周邻地区大举扩展的重要时期。其间，诺曼人首领罗伯特?圭斯卡德及其弟罗杰一世起了十分显著的历史作用。罗伯特?圭斯卡德是奥特维尔的坦克雷德的第六子。他不仅是勇武俊逸的一介骑士，而且是个精于欺诈蒙谋略的政治老手。“圭斯卡德”为其绰号，意即“狡猾者”。然而，罗伯特。圭斯卡德的早年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1047年左右离开诺曼第到意大利，初时仅随身带有5名骑士、30名步兵。在加入南意权力财富再分配的角逐中，作为后来者，他遭到兄长的妒忌和排斥，一度落魄乡野，居无定所，以窃牛劫夺、敲诈勒索为业:直至1053年他参与指挥打败教皇的奇维塔泰之役，非凡的领导才干方得显露。1057年，兄翁弗莱死，罗伯特逐其二子，被国人选立为阿普利亚伯爵和将军。1059年，他同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梅尔菲达成政教协议，在向异教徒开战的名义下，提出了远征西西里、使西西里重归基督教势力范围的计划。尼古拉斯二世乃正式授封罗伯特以“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头街，并预先许之以西西里。此举标志着“罗马教廷和诺曼人之间正式同盟关系的缔结，”从此诺曼人在南意的统治正式合法化，同时也意味着教廷对南意最高宗主权的确立。1060年，诺曼人攻陷勒佐，完成了对位于意大利半岛靴尖部分的全部卡拉布里亚的占领，从而获得进攻西西里的最优越的跳板。翌年，诺曼人渡海攻占墨西拿，拉开了旷日持久的西西里征服战的帷幕。他们首先利用岛上阿拉伯埃米尔们的彼此不和，同巴勒莫埃米尔伊本?阿特-西姆纳结盟，使其中立，为夺获墨西拿这第一个进兵据点赢得了机会。从军事上说，此战是两栖登陆作战的一个范例。诺曼人原本擅于骑马陆战，为在登陆后能迅速发挥其战技所长，他们甚至在横渡海峡时使用了专门载运战马的特殊船只。诺曼人征服西西里的直接指挥者是罗伯特?圭斯卡德之弟罗杰一世，奥特维尔家族十二兄弟中的最年幼者。他于1057年来意大利，旋即参加了攻取卡拉布里亚的战斗。1064年，诺曼人欲乘巴勒莫埃米尔新丧之机，夺取该城，未果。1068年，罗杰一世击败北非齐里王朝派来增援西西里阿拉伯人的军队，占领该岛北部和东部。1072年攻陷巴勒莫，罗杰一世始称西西里伯爵。此后，他又迭克特拉帕尼(1077年)、陶尔米纳(1079年)、锡腊库扎(1085年)、恩纳(1087年)、布特拉(1088年)、阿格里真托(1089年)等地。1091年，诺曼人攻陷诺托，最终完成了对西西里全岛的征服。耐人寻味的是，以罗伯特?圭斯卡德和罗杰一世的指挥才能及诺曼军队的战斗精神与军事技能，征服西西里这个不大的岛屿何以竟耗费了30年之久?首先，诺曼人兵力不足。奥特维尔家族本身并没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可供支配，而主要靠非官方的武装志愿人员，缺乏稳定性。据说，罗杰一世手下服役的骑士不过百名，也有学者认为罗杰的重甲骑兵为几百名，即使加上辅佐人员，亦相当有限。按吉本的说法，罗杰一世初次登上西西里敌岸时仅带了60名士兵。在塞拉米奥平原交战时，他只有136名骑兵。围攻特拉尼城堡时，人稍多，也不过300人。且不论所述有否溢美的成分，但其军队人少，大致是可信的，很多仗往往以寡敌众，以少胜多。所以，在短时期内，尤其在前期力量对比不利时，诺曼人难以组织起持续的大规模攻势，恐怕也是事实。其次，罗伯特不时受到来自诺曼人内部各种派系的牵制及难题的困扰，包括贵族会议对他权威的挑战，对行动计划的阻挠。翁弗莱之子的复仇密谋，罗伯特的无情镇压和处置，都不免消耗和分散了诺曼人的精力和兵力。此外，诺曼人还须应付大陆上的其他敌人。与拜占廷、伦巴第人残余势力作战，卷入教皇、德皇间的各种纷争，罗伯特对巴尔干的劳师远征，如此等等。由于受众多因素的制约，原本不足的兵力更显捉襟见肘。所以，对西西里的征服，用伦西曼的话说，也就成了诺曼人的“一项进展缓慢的事业”。尽管如此，它终究结束了阿拉伯人在西西里长达200年的统治。如果说，当初诺曼人曾在西西里替拜占廷当雇佣兵效过力，为人作嫁衣裳，那末此刻倒实实在在是在给自己打天下了。与此同时，诺曼人在南意大陆的扩张势头也在逐步推进。1068年占领东海岸的奥特朗托。1071年，进一步拔除了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巴里，将希腊人势力完全排除了出去。1076年末，又赶走伦巴第公爵吉苏尔夫二世，夺占了萨莱诺。嗣后，罗伯特?圭斯卡德终于攫取了由雷努尔夫家族统治的另一块诺曼人领地阿韦尔萨，把整个南部意大利归并于他所代表的奥特维尔家族的旗帜下。值得一提的是罗伯特与幼弟罗杰一世的关系。其间固然以携手合作时居多，却也基于各自利益划分而时起争端。他们曾因卡拉布里亚的分赃不匀，一度刀兵相向，终以罗伯特被俘、昆仲达成和解而了结。其后，在领地的具体划分上则主要依据“谁征服归谁”的传统原则行事。西西里岛除少数地方外，基本上均为罗杰一世所独占，罗伯特则难以插手，而主要专注于经营大陆事务。奥特维尔家族两个支系日后的势力格局遂由此确立。罗伯特同南意各种势力的交往，包括与亟须倚重其精神威权的罗马教廷的关系，无不以维护和扩展自身的利益为转移，极具功利性。双方既互为依存，相互利用，又不乏彼此间的冲撞和摩擦，或也关涉到历任教皇的政策、风格乃至个性之别。从总体上说，罗伯特?圭斯卡德时代诺曼人同教廷的关系，堪称是恩怨迭加、悲喜交集。1073年登位的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曾力倡教会改革，以扩展教权为己任，以与德皇亨利四世发生激烈的政教之争而闻名于史。初始他也曾不满于诺曼人骚扰南意教会领地的行径.数度以开除教籍相惩戒，但后来为集中力量对付德皇亨利四世及其扶立的敌对教皇克莱门三世，乃一反常态，于1080年6月通过《塞普拉诺条约》，同罗伯特?圭斯卡德言和。次年，罗伯特发动对拜占廷的战争，格雷戈里七世则迎合其舆论上的需要，宣布对拜占廷皇帝处以绝罚。罗伯特投桃报李，登船出征巴尔干之际尚不忘安排人员“在必要时协助格雷戈里对付亨利四世”。1084年亨利四世进兵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七世被围困在圣安杰洛城堡。罗伯特应教皇吁请，亲自统兵由巴尔干急返罗马救驾，经激战，赶走德皇军队，救出格雷戈里七世。诺曼人在罗马城内的悠意焚掠.也使教皇尽失人心，难以继续留驻。格雷戈里最后只得追随诺曼人南走，客死异地。罗伯特?圭斯卡德倚恃与教廷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诺曼人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因此而更深地陷人同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争霸的泥淖，并伺机从南意向地中海周边各地进行扩张，从而给这一区域的国际关系造成相当的扰动。1085年，罗伯特?圭斯卡德死于再度出征巴尔干的戎马途中。一度协助其执掌军队指挥权的儿子博希蒙德只得到巴里的一个封邑存身，而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的权位却被他的软弱无能的异母弟罗杰?布尔萨所继承。西欧十字军运动初兴，1096年，博希蒙德便怀着去东方夺取更大荣耀、权力和财富的热望，立即振臂响应，踏上了漫漫征途。1099年，他终以赫赫战功在近东攫得一方地盘，做了安条克公国的首脑。正当博希蒙德忙于向海外用兵之际，其叔罗杰一世却在西西里大胆进击，巩固与扩展着自己的权势。1098年，他被教皇授以教廷使节之衔，遂得以教皇代表的身份号令西西里全部教会。迄1101年死时，罗杰一世在西西里留给后嗣的已是一份颇具规模的政治基业了。进人12世纪以后，诺曼人在地中海世界的事业，没有在博希蒙德弟、侄掌管的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更没有在他直接控制的安条克公国发扬光大，而是在西西里一系，特别在罗杰一世之子罗杰二世统治时期，随着繁荣强大的西西里王国的创建而达到了鼎盛。1105年，罗杰二世继任西西里伯爵，年仅十岁，母后萨伏纳的阿德莱德摄政。1112年，罗杰二世年届十七，乃亲自问政。同他那些崇尚武功的前辈相比，他似乎更富于耐心，更注重以政治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1127年，罗杰二世趁堂兄、罗伯特?圭斯卡德之孙威廉死后无嗣，顺势合并了意大利半岛南部的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并逼迫当时的教皇霍诺留二世对这一既成事实予以首肯，封他为公爵。这样，罗杰二世首次将诺曼人在南意的三块领地西西里、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统一了起来，并在1130年正式创立西西里王国诺曼王朝(1130一1194)，奠都巴勒莫。罗杰二世选择此时称王，一则在于他确已实际掌控了足够数量的领地，羽翼渐丰;二来也恰逢当时罗马教廷有内部纷争可资利用，能减少政治上的阻力。1139年，罗杰二世进兵南意，占领那不勒斯，旋于加卢西奥一举击溃教皇军，迫使被俘的英诺森二世承认他的西西里王位。底定南意，是罗杰二世对教廷的一大胜利。罗杰二世治下的西西里王国，行政管理严密有效，经济文化繁盛昌明，外交富于活力，堪称为当时地中海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1154年罗杰二世辞世之后，他的子孙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相继践柞，两人行事风格迥异，或硬朗，或宽和，但都颇见作为。从创建王国的罗杰二世，到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祖孙三代的统治，为诺曼人在南意征服、立国后所达到的极盛时期，有“西西里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之称。然而高潮后的余波遗绪，却未持续多久。西西里的优越位置和源源不绝的财富，激起列强的贪欲。一场使人眼花缭乱的王室联姻和继承外交，很快使这个诺曼人南意王国易帜变色，改朝换代了。1186年，神圣罗马皇帝红胡子腓特烈成功地使其长子、未来的德皇亨利六世与诺曼西西里王位法定继承人、罗杰二世的遗腹女康斯坦丝公主结为连理。1189年威廉二世一死，亨利六世和康斯坦丝便立即提出西西里王位要求。只因国人厌恶由一位德意志君主来掌权而力加反对，王国权杖才暂时交于威廉一世之侄、莱切伯爵坦克雷德之手。但坦克雷德的统治并不稳固，矛盾重重，1194年碎死后，亨利六世随之挥兵南下，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拿下巴勒莫，将西西里王冠戴上了自己的头顶。名噪一时的西西里诺曼王朝至此终告落幕，王国改弦更张，换上标有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徽记的旗号，西西里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诺曼人从初涉南意时起苦心经营百余年而赢取的这份煌煌基业，不意竟在一场典型的欧洲王室封建联姻的老式政治游戏中倏尔弃失。或出于偶然，却也似乎蕴藉着某种必然性的意味。诺曼西西里的意义，自然不仅止于是一个王室联姻政治的牺牲品、王朝兴衰长河里泛起的一圈稍纵即逝的泡沫，而在于这个诺曼人国家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时代，促进过当时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书写了地中海史册中不可抹杀的篇章，惟其如此，才显示着她独有的研究价值。

一、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 1、城市起源不同。西欧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纪重新复苏和产生的。其特点之一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从庄园经济中分离，成为西欧城市产生的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特点之二，西欧城市“不是从过去历史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①〕这是西欧城市产生的阶级前提和政治基础。西欧城市多产生于水陆交通要道、商业转手处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业不足的农业区。如法国巴黎以及北部的佛兰德尔、不拉奔；德国的科伦、吕伯克、柏林；英国的曼彻斯特、约克、伦敦；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另外从安全方面着想，城市还产 生于大领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军事堡垒附近。新城堡的建立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开始只是作为手工业、商业的居留地。例如佛兰德尔的布鲁日城，该地原是佛兰德尔伯爵领地，962年后伯爵鲍尔文（铁臂）在利斯小河的转变处建造了一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兴起了一个由小贩、手艺人和酒肆店员住着的新堡或“郊区”，新城堡开始用木栏栅围起来，以后又从数里以外的一个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运来石头砌成石头城堡。新堡是一个新兴的工商业聚居地，旧城堡是封建领主的宅第。西欧新兴的城市，如汉堡、纽伦堡、斯特拉斯堡等带“堡”（Bourg）的字根，以及圣日耳曼、圣德尼圣波耳等带“圣”字（san,saint）的字根，多反映了当时该城堡起源于旧的军事堡垒或教会修道院附近。“到了十一世纪末期，‘堡民’（Bourgperson）不复意味着一个城堡的兵士或仆从，而意味着市民了”〔②〕。至于兴起于河川渡口的城市，在名称上也有反映，如法兰克福（Frankford ，法兰克人的渡口）、牛津（oxford，牛的渡口）等。这些新兴的或在旧的废墟上复苏重建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一般只有几百人以至二、三千人，上万人的城市已很稀有，14世纪的英国伦敦，这个一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也只有4万居民。虽然新的居留地不大，但它却对封建的自给自足的闭塞经济打开了缺口。国内市场开始建立起来，导致了封建经济瓦解。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较西欧进入封建社会要早一千年（中国是公元前475年，西欧是公元后476年）。中国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个转变时期，虽然也经历了大动荡，但时间短，没有经历像古罗马那样外族（部族）入侵破坏，原来的上层建筑没有遭到彻底摧毁而是经过一定的改造（改革）实现的。奴隶制时期的旧城市，在进入封建制后基本继承下来，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下，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大量分封，到战国时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较前繁荣了。如当时赵奢答田单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齐国都城临淄已发展到“七万户、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④〕的大城市了。就城市种类来分，因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作为前提条件形成的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史籍记载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日益增长。如战国时的扬州，西汉时的宛、成都、合肥、番禺，唐时的泉州等。到两宋、明代，除传统的经济中心城市日益繁荣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城市，如汉口、北京、江宁、福州、张家口、宁波、厦门、上海、漳州、西宁等，新兴起的市镇尤其在江南的苏、杭、淞、嘉、湖地区发展较快，萌发了资本主义幼芽。清的闭关政策给资本主义萌芽以严厉的打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但从整体上讲中国城市主要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秦实行的郡县制）而建立的，城市虽然也多建于水陆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区，类似于西欧，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一个是自然形成的，一个主要是以统治者的需要采取命令建立的（当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国城市自秦汉以后，以京城、省城（郡、道……）、府城、州县等依次而定，星罗棋布。（边防有专门军事城镇、卫所）城市内，既有府第衙门差从仆役，又有工商业者，兼有西欧中古城市的旧堡与新城的内容。但在城市里，府衙是首脑、中心，工商业则是附属产物。历代帝王为强化统治和供享用往往采取迁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如秦始皇下令“迁天下豪富于咸阳”〔⑤〕，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⑥〕，明太祖建都金陵（南京）之初，“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置都城之内外”，明成祖迁都北京时“取金陵民匠二万七千户”〔⑦〕。 综上所述，西欧城市的发展规律，是由手工业、商业的聚居地，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经济、政治中心。中国城市则由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2、城市的结构不同。西欧中古城市一开始主要由庄园中逃亡的农奴、手工业者作为主要居民，此外还有逃亡农奴经营的行商小贩、酒肆店铺等，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城市。城市的布局，一般中心是广场，是手工拥、商品交易集会之处。组织上是按照传统的“农村公社”民主形式组织起来的，各个行业又逐渐组织起自己的同业行会。商人们也组织起商会，作为他们团结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强盗、贵族）与防止外部竞争以保卫本身的生存与利益的组织。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劳动与亚洲的劳动形式和在西方的农村劳动形式……不同，它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并且对于资本生产方式，对于劳动的连续性和经济性来说，是一所预备学校”〔⑧〕。西欧出现了二个经济中心——庄园和城市，即农业经济中心和商业经济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发展。 中国的城市却很庞杂，但总起来讲，达官、贵族、差役、仆从为主体，工商业者处于附属地位。消费大于生产，商业超过手工业，基本上是消费城市。城市规模一般较大，人口较多，中小城市人口一般数千数万，大者数十万以至百万。城市布局，一般以行政长官的衙署为全城的中心，各种府第鳞次栉比，城关往往发展成为工、商业区。城市富商大贾，多与有权势者相结托，有的买得官爵，有的广治田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来自农村里的手工业者、行商小贩，到达城市后，长期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又由于人少力单，显得特别软弱无力。中国的城市行会，形成较晚，最早可见于《房山石经》题记中记载，说明迟至唐代天宝至贞元间北方才有行会，这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一千多年。具有真正意义的行会，可能在明代以后。〔⑨〕但就是在这时的行会与西欧也有所不同。所以市民运动一直到明清之际才活跃起来。中国进入城市的多是一些破产农民，他们在人身上不像西欧那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劳动过活，兼做手工业或从事商贩与其他工作。他们乡土观念较深，流动性大。当条件改善后，他们还要回乡置产务农。有的虽世代城居，但当条件恶劣时，他们乃迁居乡间谋生。习惯于接受“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⑩〕的封建剥削方式。城乡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农民进城或市民重回农村没有本质的变化。他们基本上仍然从属于封建主义范畴而难能发展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 3、城市的作用不同。西欧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产的基地、被压迫农奴反封建斗争的堡垒、世俗文化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摇篮。城市又与王权结成联盟促进国家的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它的出现与发展成为埋葬中古封建主的墓场。城市在封建领地上开始出现时，领主大都采取支持的态度。这是因为：（1）西欧领地相互间没有从属关系，甲地的农奴逃到乙地后，乙地领主可以从他们经营的行业中得到税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2）领主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匠的手工艺品和贩运商贾的各种奢侈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他们热心于新的工商业中心出现在自己的领地上。（3）领主对外地逃奴，予以优待收容安置，免得手工业工匠等进入其他领地。 于是，他们从轻规定课税、宽大司法。在道路桥梁等地方建设、茅舍地基、园地货摊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许〔①①〕。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欢迎。新领主对逃亡农奴的保护与宽容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和统治，而逃亡的农奴则渴望的是自由的贸易和生活。随之新的矛盾和斗争也就开始了。新的市民展开了为摆脱领主的控制、争取城市自治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又称为城市公社运动。这一运动从11世纪城市出现起到13世纪城市形成。他们的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通过金钱赎买得到自治，如法国南部较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自治的，如法国的琅城、意大利的米兰等。据统计“那些自治城市的数量在1100年和1300年间增加了十倍，而他们的人口有时则增加到两三倍”〔①②〕。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设有全体市民代表大会，而全体市民代表大会是城市最高的权力机关，下设常设机构（通过选举）管理城市。它们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财政、铸币、军事防卫以及对外宣战、媾和等权，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它们是在相互妥协下产生的，只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权，如法国的巴黎，法王“准予参加审理商业性质的问题和巴黎商会的案件”〔①③〕。总之，市民人身自由了，并享有不同程度的参政权。 统治阶级为了强化王权，便把王权与城市市民结成了政治联盟，使西欧政治格局有了新变化、新特点。西欧的英、法两国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别于十三、十四世纪，迅速地从封建割据的混乱纷争中摆脱出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等级君主制国家。（英于1295年召开国会，法于1302年召开三级会议）城市与王权结成联盟，相互支援，形成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有力的推动了农村的变革。农村货币地租的实施，使整个农奴的身份逐渐得到了自由，这些又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西欧王权强化之日，乃封建社会迅速走向瓦解之时，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联盟一旦破裂，资产阶级革命从而酝酿爆发。 中国的城市，在中古以来它始终是各级统治者的中心，是一个消费的中心。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在亚细亚，城市的繁荣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出，生起来的”〔①④〕。中国城市既然完全为统治者所控制，它们对于城市工商业的政策则就以本身的利害为转移了，城市工商业的命运则时舛时兴。如西汉初“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种对工商业采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跃。同时对农业又采取了“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①⑤〕的政策，很快使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经过六、七十年的轻徭薄赋，西汉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这个时期私营工商业的大发展，使许多工商业城市蓬勃兴起，规模较大的有西安、洛阳、邯郸、临淄、江陵、陈、吴、寿春、番禺等18个城市。富商大贾也应运而生，他们“或@①财役贫，转谷百数，废居居役，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①⑥〕。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从汉初刘邦时起，就有许多官吏建议实施“抑商”政策。汉高祖曾下令“商人不得衣丝乘马，重租税以困辱之”〔①⑦〕，但收获不大。武帝时，随着整个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兴旺，汉统治者又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大张挞伐了，颁布了一系列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诸如盐铁官卖、平准均输等。加之统治阶级日益腐朽，造成了新的经济破坏，社会动乱。历代如是周而复始，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中国城市里富商大贾的发展，既然以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在政治上乃与封建权势相结托，在经济上则把剩余资本转向购置田宅，成为商人地主。他们并无自治权利的要求。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在官府的严密监督下经营和生活，人少力单难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官营手工业只是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仆役罢了，相互间没有联系。中国城市的性质与西欧是不同的，中国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认为是帝王的军营，那是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疣。〔①⑧〕但历史仍然是发展的，不过太缓慢了，16世纪以后日益落后于西欧。 二、中西城市不同特点形成的原因 1、西欧与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不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有其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西欧土地是由国王赐封给领主的，土地是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按照长子继承制（或遗嘱继承人）的办法承袭下来的。各级领主对自己领地上的土地经营方式采取庄园制，土地不能买卖。中国的土地制度，虽然名义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实际上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初期，有过一段领主土地制，但为时短暂。战国秦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①⑨〕，从此很快过渡到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虽然也有过荫封、皇庄，但比重不大。另外在历代也有限田、度田、王田、占田、均田、公田等制度的实施，但效果不佳，为时也是短暂的。在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变化较频繁，那里不仅有大地主，而且还有中、小地主和一定数量的自耕农。 2、西欧与中国的阶级结构不同。在封建社会，封建主剥削压迫农民造成阶级对立和矛盾这是共同的，但又有各自的特点。西欧通过采邑分封、特恩制，建立起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割据一方，俨然似一个独立王国，中央集权制出现的较晚，领主们相互纷争比较突出。领主管辖下的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世代相因没有人身迁徙自由，处于农奴地位，并随着封建领主的封建割据的形成而日益恶化。他们又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利用领主间相互矛盾而逃离，开创新的活动场所，逐渐形成城市。城市成为农奴解放栖身之所、农奴制的对立物。到封建社会后期，新兴的市民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茁壮成长起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久，很快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又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统治阶级自隋唐以来采取科举制选拔官吏，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可以上升到公卿贵族地位上来。另外在土地继承上又是分户析产，统治阶级不象西欧那样日益分化瓦解，相反是在不断地充实强化，使他们得以布成罗网，从中央到地方联合一气共同统治剥削广大农民。破产农民一般不愿背井离乡，即令进入城市，也是从一个罗网进入另一罗网，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中国农村经济长期难以得到城市商品经济的助力，发展缓慢，手工业与农业结合比较牢固，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难以形成。 3、西欧与中国政治结构不同。虽然都是地主阶段专政，但形式和内容都有所不同。西欧随着社会发展，王权与市民曾结成政治联盟，在十三、十四世纪英、法出现了等级君主制，直到“王权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②⑩〕，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也就爆发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城市与王权联盟，中古时期也根本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虽然有过前仆后继的大规模起义，但因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都毫无例外的失败了。 4、宗教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欧基督教会是西欧封建社会的支柱，教权往往大于王权，教权与王权之争相互削弱，西欧城市往往在它们的矛盾的裂缝中产生、发展。十字军东侵从11到13世纪延续了好几百年，给波及到的东西方人民带来一场浩劫。在这场动乱剧变中，大部分封建骑士消失了，部分农奴乘势逃到了城市。十字军东侵又使西欧封建主变得更加贪婪奢侈，从而对城市日益依赖，剥削方式转为货币地租，又收取大量赎金，让交起赎金的农奴获得自由，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瓦解。加上西欧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各地区与国家间曾有过四通八达的商路，当生产复苏后有利于在原来的基础上复兴和发展。中国的宗教是皇权的附属物。中国的土地辽阔，四邻封闭，有了天灾人祸，农民往往逃到边远的宽乡，披荆斩棘，重建家园。他们对于城市没有多大兴趣，因为城市是反动的中心，他们视为畏途，又因为城市是消费的中心，他们难以久居。对城市他们不象西欧那样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欧洲自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的一千年间被称为中世纪，这个时期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最为黑暗的时期。由于蛮族的入侵和定居引起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几乎造成当时欧洲文化的完全毁灭。西欧的封建制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日尔曼、罗马和基督教三种因素互相融合，从罗马灭亡后的废墟上产生、发展起来的。骑士制度同样也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欧洲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确立起来的封建附庸制度。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是一种松懈的领土集合体。在一个国家里，以皇帝、国王、公爵等为最高领主，其他大贵族则以向其宣誓效忠来换取封地——“采邑”，从而成为最高领主的附庸。这些附庸各自又可以拥有从属于自己的附庸，直到拥有少量土地或无地的骑士们，如此便构成了西欧完整的封建等级体系。

欧洲自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的一千年间被称为中世纪，这个时期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最为黑暗的时期。由于蛮族的入侵和定居引起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几乎造成当时欧洲文化的完全毁灭。西欧的封建制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日尔曼、罗马和基督教三种因素互相融合，从罗马灭亡后的废墟上产生、发展起来的。骑士制度同样也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欧洲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确立起来的封建附庸制度。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是一种松懈的领土集合体。在一个国家里，以皇帝、国王、公爵等为最高领主，其他大贵族则以向其宣誓效忠来换取封地——“采邑”，从而成为最高领主的附庸。这些附庸各自又可以拥有从属于自己的附庸，直到拥有少量土地或无地的骑士们，如此便构成了西欧完整的封建等级体系。 西欧中世纪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甚至“黑暗”的时期,并且把造成这种“黑暗”和“文化倒退”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基督教会.事实上,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公元5—11世纪),教会的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欧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基督教是古典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础,促进了西欧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近代欧洲成为世界进步的火车头，从近代欧洲诞生的近代文明以其巨大的影响左右了世界近代历史的走向。人权、民主、法制、共和、科学等观念，今天已为世人广泛接受；地理大发现使得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东西方世界从此愈加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近代欧洲文明是从中世纪欧洲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欧洲中世纪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成长起来的日尔曼人诸王国逐渐把日尔曼与罗马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包含于西欧封建制度之下的一系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