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律意义作用的论文模板

法律在和会社会中重要意义

药剂1102    201118350218    吴云勇

摘要：法律区别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风俗习惯、社会礼仪、职业规范等其他社会规范的首要之处在于，它是由国家创制并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法律不但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且由国家保证实施。也即是，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法律的强制性，既表现为国家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制裁，也表现为国家对合法行为的肯定和保护。

关键词：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   先进文化  民主

一、法律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保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社会法治建设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和保障。 社会主义法治对和谐社会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体现在立法方面。有法可依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要求，也是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做保障，才能更好的引导、规范和约束公民和政府的行为，使之依法办事，循章而为，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2）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体现在司法和执法方面。公正、高效的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司法往往被视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而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只有建立一个公正、高效的司法体制，真正形成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环境，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民群众才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社会安定。同样，执法的公正、高效也是当然要求。

（3）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体现在守法方面。社会成员遵纪守法，政府严格依法办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守法意识和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要件。

（4）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体现在法律监督方面。法律监督可以通过对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的作用来间接保障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推进

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多的一个部门。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使经济受政府的直接干预太多，使本应属于企业、个人的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犯，使法律赋予市场主体的权利不能实现。

所以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具体的说就是用法律的形式重塑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废除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职能，另一方面确定市场经济要求的新职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打破以政府为中心、以计划命令为手段的经济模式，将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将经济规律作为市场运营的准则。因此，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必须由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变为制定战略计划、确立市场规则、向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促进市场发育、维护市场秩序的宏观、间接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实践证明，政府职能不转变，自由、竞争、公平的市场机制就无法形成。其次，政府的执法行为要遵守职权法定原则。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凡法律没有规定的，政府就无权行使，这就是强调政府权力的有限性。传统的官本位的管理型政府强调的是企业的权利是有限的而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这种权力倒置现象最终使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部门，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管理，使企业失去自由和活力。所以不注意政府权力的有限性而任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那么就可能导致一系列破坏市场关系，损害自由竞争，漠视市场主体权利的恶果，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法律在文化建设方面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四、法律在民主进程的重要意义

一是强立法、弱司法。在我国，立法主体包括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司法机关虽然可以做出司法解释，但司法机关并不是形成法律体系的主体，司法解释并不能在法律之外创制新的原则和规范。也就是说，在我国只有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才可能成为形成法律体系的主体，“法官造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完全不被认可的。从国家权力的实际配置看，司法权弱于立法权，不能审查立法，也不能审查违宪。尽管有行政诉讼制度，司法机关因此可以对行政行为做出司法审查，但司法权在事实上也明显弱于行政权。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我国形成法律体系采取的是强规定式的立法模式，这使得我国法律实践中理性“逻辑”的分量重于日常“经验”的成分。

二是强国家、弱社会。从理论上讲，规则的产生有多种途径，立法和司法活动能产生规则，社会或共同体成员通过长期互动也能自发形成规则，因此，在法理上有“国家法”与“活法”、“立法”与“法”、“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区分。在强规定式的立法模式主导下，不仅司法在法律规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受到抑制，而且，短短30年间，社会或共同体成员通过互动而自发形成规则也是不充分的。在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立法机关和政府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立法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法律移植以及基于国家立场对社会的变革和改造。这可能导致法律规则与社会对规则的实际需求不一致，或者说，法律规定与社会实际发生一定脱节。由此，法律实践中时常会出现法律快速而频繁的修改，而社会生活中那些没有得到有效规范的领域的法律秩序往往通过“治理”色彩浓厚的社会管理来实现。

三是强制定、弱执行。法律制定是一回事，法律是否得到切实执行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开放初期，在法制建设初见成效之时，法律执行问题其实已经显现出来。1982年，党的十二大就此曾专门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但有相当数量的群众，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包括一些负责干部，对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已经制定的法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遵守和执行。”此后，在诸多法律纷沓而出的同时，维护法制的统一以及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强调。尽管如此，违法甚至违反宪法的行为、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执行难”仍然存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些权利和原则在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就实践而言，不定期的执法检查、专项整治、“严打”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严格执行法律的常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健全。

四是强政治、弱法律。就政治与法律的关系而言，政治需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治的支持和维护。在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上，一方面，尽管与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相比，后30年政治和行政越来越转入法治轨道，但政治对法律实践仍有过大的主导作用和实际影响。例如，宪法虽为国家根本大法，但它仍是一部需要修改、而且事实上也是可以时常被修改的、改革时代的宪法；一些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受到部门、行业等利益的影响和干扰；立法、司法活动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特别是司法机关在司法职能之外还承担着大量政治、行政乃至社会职能等。另一方面，立法和法律实践在有些方面需要受到的常规化的政治影响还不够有力，例如，民主立法、立法的公众参与、立法监督等。

查阅文献：《思修道德修养与法律建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法律是社会社会的习惯和思想的结晶，政治与法律之间相互联系。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律的政治论文2000字 范文 ，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摘要】近年来群体事件频发，这些事件等都在舆论和民众的强烈关注之下，暴露出了执法经济、程序违法、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但 文章 认为上述部门如此肆意妄为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执法人员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盛行。当务之急是要培育官员对法律的信仰，法学研究应直面中国现实，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奠定全民法律信仰的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积累理性基础。

【关键词】群体事件;信任法律;信仰法律;法理分析

近年来群体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事发后各地出现的“奇招怪招”更是为这些事件增添了一份戏剧性的色彩。然而，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众反应之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道德面临的颠覆性挑战，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在有关机关的“执法”行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们似乎听到了什么轰然倒塌的声音。在痛心疾首之余，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冷静分析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探究这些执法人员如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一、“群体事件”一一折射出法律信仰的失落

事出必有因，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凭空地出现，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说明，此事件也是如此。可能大家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多集中在其负面效应上，但客观而言，这种不正常的执法手段也是在应运交通执法部门在查处黑车上的困难而生的。由于打击黑车证据难固定、处罚难度大，执法部门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执法手段本无可厚非，但是，像“钓鱼执法”这样的执法方式已经被严重扭曲、异化了，“钓鱼”已经不是为了执法，而成为执法机关完成指标、“创收”的手段。本应带头执法的行政人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的法律何在?不可否认，执法经济、不当的行政指标、行政监督缺位等体制性因素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行政执法主体缺少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与虔诚，把法律当成了获取本部门利益的工具。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法律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部门的政策和领导的批示。行政执法人员守法意识淡薄、规则观念不强，这反过来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法律信仰整体性失落的局面。

二、政府官员的法律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中国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里并不想过于强调普通民众法律信仰的问题。诚然，法律信仰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谈全民的法律信仰还是一个十分虚妄的问题。且不论我国现在法律制度的“硬件”建设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民众的内心感受而言，对于法律，他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尚未建立，更遑论更深层次的信仰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而这，就要建基于政府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之上。信仰法律在现阶段只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现实地说，也只能是对官员的要求。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养成只能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希望与期待，但是，在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基于对法律的虔诚信仰而将其内化为自己遵守法律的行为动机的同时，就能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进而有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一)政府公务人员――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增进法律信用

法律信用是一国信用的组成部分，法律信用是一国法律及其有效实施的逻辑延伸和必然结果，是法律被严格实施和遵守的“言行一致”的信用度，是通过法的客观运作所不断彰显的实际有效性服从而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主观信任感。它强调法律规则通过自身的“言行一致”、“令行禁止”等客观性和确定性来赢得人们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没有信用，人们就不会相信更不会尊重和遵守法律，法律的应有功能就不会得到发挥而最终只能成为白纸一张而已。法律信用贯穿于法治的各个环节。法律制度的合理与完善是其可能获得民众信任的基本前提，但是对于法律信用的培育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执法信用。因为法律制度跟人不一样，它们自身不能直接成为信任的目标，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执法者的行为才能被信任，人们是通过对执法者多次执法活动表露的认可进而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因此，执法者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能否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以提高自身的执法素养是民众能否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关键，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能否生成。实践中，我们国家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大为改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日益凸显，甚至执法人员带头违法。像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恶性事件只是目前我国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的冰山一角，现实中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监守自盗”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对正义之源头活水的玷污，使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荡然无存，长此以往，结出的必然是法律不被信任进而无法被信仰的恶果。要根本改变政府官员的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以及官本位等严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错误思想，解决之道就是让官员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建立起对法律一种虔诚的信仰。政府官员对法律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信仰，基于此而对法律产生归属感与依恋感。只有在这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才能最终找到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和根源当中，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有社会普遍感召力的神圣性。依法行政就不会仅仅是一句流于表面的 口号 ，而是每个行政人员自觉的行为，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要求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因为它们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化为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出发点。

(二)法学研究――应当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现实

正如顾培东教授所言：“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一一 文化 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 方法 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三)公民――从法律信任到法律信仰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就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执法者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因此，只有行政执法人员内心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自觉尊重和认同法律，将法律内化为自己的 思维方式 与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而在每一次的执法活动中，就能通过守信效应的彰显而逐步赢得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肯认，对法律的信任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而逐渐地养成。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因为没有基本的法律信任是不可能奢望法律信仰的。信仰是信用得以强化的必然结果，在人们对一事物毫不怀疑相信的情况下信仰才能得以形成。试想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怎么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仰认同?所以，在对待公民的法律情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法律信仰的重要性而忽视最基本的法律信用的建立;不能混淆强调客观有效性的法律信用与注重主观认同性的法律信仰，而在空洞的理论层面上寻求达到法律信仰的路径。法律信用是生成法律信仰的现实基础，法律信用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公民对法律信任感不断强化的过程。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法律信仰的考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现实法律无效的苦恼，与其说是法律“信仰”危机，不如说是法律“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尤其在执法人员枉顾法律、违法行政时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来说，优先重视和解决的应该是法律信用的问题，法律信用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达到法律信仰。法律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法治建设中极为严重的现实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法治的进程甚至葬送多年来法治建设的已有成果。试问中国还能经受几次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考验?为了一己之私设置圈套陷害守法百姓，为了罚款而罚款。面对这样一种严重滥用公权力的行为，怪不得有网友大呼这哪里是秉公执法，简直就是为了罚款不择手段，是赤裸裸的“权力栽赃”和“公权抢劫”。长此以往，公民如何相信政府、如何相信法律?而在培植公民对法律信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否合法、公正地行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国家公权力经常被滥用、执法人员带头违法的社会中，公民绝不可能相信进而信仰法律。因此，为了培植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国家公权力必须正常行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要求执法人员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执法经济的无形吸引、法律工具主义的错误引导，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民在对法律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我们付出的社会成本无疑是巨大的。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撕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和谐与互信，使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自我保护的盔甲，使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这一事件反映出来的实质在于行政执法人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盛行，进而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当务之急是要培育政府官员对法律的信仰，尊重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至上地位，从而建立法律信用，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感，在此基础上，全社会的法律信仰才能得以建立，像钓鱼执法等这样的“荒诞”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杜绝。

摘要：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在法律移植中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对更好地完成法律移植这项工程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从比较法律文化的必要性入手，进而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差异，最后提出了对当前法律移植工作的几点建议，希望法律移植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实现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 比较法学

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法律移植不仅仅是将先进地区的法律移植到落后地区这么简单，它还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在探讨法律移植这一重要论题的过程中，不得不重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法律传统及法律文化差异，只有在充分认识和仔细分析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后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法律移植并最终实现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一、为什么要进行法律文化比较

所谓法律移植，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 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木国所用。”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简单地引进或者借鉴发达地区的法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反思 我国已经发生的各种法律移植，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法律运动与发展的活动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移植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中国所进行的法律移植属于移植中的异体移植，较之于经济文化政治处于相同或基本相同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间的法律的相互借鉴吸，以致融合与趋同，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间的法律技术的借鉴，我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难度显然要大得多。原有的法律制度解体后，新建立的法律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观念上的不认同，使法的效力难以实现，有的法律制度受到质疑，有的法律制度甚至受到抵制。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少学者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尊重我们原有的传统与习惯法。但是在关于探寻本土资源的这条道路上，同样困难重重。在如何界定传统与习惯的问题上至今还有很多争议，而将习惯与传统坚持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探讨的。因而法律移植方而困扰最大的便是：一方面，认识到必须注意本土资源;另一方面又不能从本土资源找到一个合适的切人点，全盘移植西化的道路又走不通，因而无所适从。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我们不可能选择逃避或放弃，虽然不可能达到移植进来的法律与我们原有的社会环境完全融合，但是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是大有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性的条件就是要充分了解法律在我国的和国外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态，在这其中法律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领域，因此，法律文化比较是我国进行法律移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1、伦理化的中国法律文化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说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而是强调儒家的伦理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儒家的伦理精神渗透了法的全部内容。在青铜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区别，至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了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开始，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开始融合，之后儒家的原则和精神逐渐影响着法律的演进与发展，到隋唐使中国法律彻底伦理化，这一情形一直到清末都未变化。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影响极其广泛，我们可以再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观察到它的表现，也可以在每一部法典甚至每一法律条文中，体察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国家政治领域表现为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从北宋开始这种趋势不断加强并于明清到达顶点。第二，在家族与社会领域表现为族权与父权的延伸和扩张，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国法还是民间习惯法都给予这两项权利特殊的保护。第三，在经济财产方面，传统法律遵循礼的要求强调重义轻利，往往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置于公益及道德之后。第四，在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面，传统法律依据儒家理论，竭力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条件综合作用所形成的，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合理又合适的一部分。同时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的中国法律走的是一条兼具理性和人文色彩的道路，虽然以现代观念来看，它对人性的扼杀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传统中国法律中“仁”的因素，如对老弱病残妇幼者实行怜悯的规定，对死刑特别慎重的会审制度等，这对机械化和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及其法制来说，未尝没有一点积极的启发意义。

2、带有宗教性的西方法律文化

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不能与中国法律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相提并论。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西方法律只是具有宗教性，而没有达到宗教化的程度。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____，它是唯一一个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所以，西方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是有关基督____方法律的影响问题。

关于____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沃克是这样论述的，“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它对自然法的理论产生了影响;第二，直接提供经过整理，并已付诸实施的行为规则;第三，强化伦理原则和提出一些基本依据，以支持国家制定法或普通法的规则;第四，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法律，包括强调个人的价值，对家庭成员及 儿童 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等;第五，证明和强调对道德标准、诚实观念、良好的信仰、公正及其他方面的支持。”除此之外，基督____是西方国家的国教或主要宗教，大多数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已普遍接受和持有新教的信仰，其普遍观念，如个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等，对西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已产生相当的影响。还有，在近代西方法律学校的建立、法学 教育 和研究的兴起与传播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比较法律文化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在比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后，如何才能在今后的法律移植工作中保证移植的效果呢?下面，将法律移植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方 面试 论如下：

首先, 法律的移植是法律原则的移植。原则, 拉丁文为语意为开始, 起源, 基础。法律原则指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基础性的原理和准则。它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与国家的实际相关。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被奉为法律之准则的公理。它是各种不同性质法律之间得以沟通并以之得以实现认同的文化因素的核心。较之于移植适应特定生活习惯及社会背景的法律规则, 从而对木土社会进行削足适履的改造与整合而言, 原则的移植更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一致性, 更有利于弥补法律的漏洞, 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同时, 原则确立后, 新的规则与制度得以因此建立, 从社会实际出发, 它的成果与效力都是可取的。

其次, 从技术层而考虑, 移植法律概念的接受,有一个表达方式的转化过程。即由一种语言思维方式想另一种语言思维方式的转变。要达到精神层而的认同, 首先必须在技术层面应以本民族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用本民族已经有的概念经输人新的内容而表达新的内涵是文化吸收的重要途径。法律术语的翻译固然应该严谨, 但生硬到连专业人士都搞不懂的话, 其效果可想而知。正如语义分析法学派所认为的, 对概念的提炼, 阐述, 通过分析其要素, 结构, 语源, 语境, 语脉, 从中央到地方寻求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的能使人们形成共识与可接受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有肯能个将移植来的法律内化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

再者, 法律的移植应处理好与 传统文化 的关系。尽管对于文化及法律文化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即它对于民族心理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巨大的作用, 产生重要的影响。它的改变过程是自然演进的。时至今日, 宗教在西方社会仍其有重要影响。法庭作证是手按圣经并不是形式, 而是基于一种信仰。比较而言,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的态度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把道德置之法律之上, 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传统道德文化应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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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几天刚好在写思修论文，有点关于法律的，看用得上不。在社会生活中，道德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它代表着整个社会的风貌，而法律是做到了约束人们的作用，消磨人们的犯罪意识。法律为我们树立了正义的榜样，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是我们追求的正法，是我们受持的经典。我们一定要学好法律，按着法律的具体内容，为集体出谋划策，为社会注入善的力量。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很尊重法律，同时每个人都注重道德境界的提升。我们在向至高的道德境界迈进，即使风尘仆仆，大浪淘沙，咱们也心甘情愿，乐意行善。法律让这个世界更加光明，更加和平，更加安全。法律包藏着生机勃勃的文化与思想，我们一直都在学，而且学得很好，用得也好。法律给我们的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因为法律约束着我们，我们在遵守法律中，实现了财务自由，财物安全，生命安全，以及人生自由。 法律对社会的各项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法律使文明的社会更加光明，温暖，和谐，富裕。当今我们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规范自己在劳动、工作、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同违法现象作斗争，以及遵守法律，保证法律实施等观念，也才能不断增强。这不仅对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巩固安定的社会秩序，而且对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尊严和权威，都具有巨大意义。所以我们要想做一个知法、懂法、自觉守法的好公民，必须要学习法律常识，把学法、增强守法观念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作为自己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