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地区汉学研究现状论文

简述战争,赞扬祖国

古代历史——基本上是南越的藩属时代和独立时代相互轮替的时代 秦朝统一了中国(公元前221年)之后，就派遣五十万大军侵略南方。秦朝第一次大规模的侵略和紧接着赵佗（注：赵佗为秦朝派遣官吏，后面还要出场，大家注意看好了 ）的入侵曾激起了越族人民的英勇反抗，说明北方的侵略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有系统的新阶段。 秦朝军队侵占了长江以南各族人民的一些领土，设立了闽中(福建)、南海(广东)、桂林(广西北部)和象(广西西部和贵州南部)等郡(公元前214年)。但是，当秦朝军队越深入到越族地区，它就越遭到瓯越和雒越人民的英勇抵抗。瓯雒人和其他各族人民暂时撤退到深山密林中去。他们组织抗战力量，推选杰出的人材做将领，趁夜晚伏击秦军。越族人坚持长期抗战达十年之久。消灭秦军十余万。秦军的主将屠睢也被击毙。 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写道：“当是时，秦案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路，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公元前209年)，天下大叛。”(《史记》卷112) 公元前207年，秦朝的一位官吏赵佗，占领了南海、桂林和象三个郡，建立了南越(粤)国（——这就是从古代历史开始我就称之为“南越”，越南文明历史基本上从此开始），自称王。赵佗称王，对于北朝来说，只是中国封建集团内部的一支割据势力。称王不久，赵佗又重新归服北朝（那时在中国，汉朝已经代替了秦朝，那个说服赵佗从新归顺的那个汉朝官吏也是鼎鼎大名呢，留给各位看官自己去查来看看，更有意思点吧）。 建立了南越国后，赵佗曾多次发兵，妄图吞并瓯雒国。赵佗的军队攻打到仙游山(河北省仙山)和武宁(河北省桂武)地区（均为越国地名，现在还有什么河南、河北、河西的地名），但全部被击溃。 秦朝侵略军的失败和赵佗头几次侵略的失败，说明当时我国人民有能力抵抗外来敌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入侵。这种力量的源泉是越族人民上千年来为自己建立起丁一个早在瓯雒国时期就已经得到高度表现的社会秩序、生活习惯和独特的文化。第二个源泉是，在建国和卫国事业中，民族团结的精神日益得到加强，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表现是文郎和蜀两个兄弟小王国统一成为一个大的瓯雒国。在瓯雒国范围内，分散的部落一天天削弱，民族因素一天天增加。因此，民族精神——自主意识的表现——进一步地得到了提高。 赵佗知道不能用军事战胜既能国，便把军队撤回武宁山，与安阳王讲和。他派遣自己的儿子仲姑到瓯雒国向安阳王投降称臣。安阳王把女儿媚珠嫁给仲始为妻。仲始在瓯雒国做赘婿。 这正是赵佗侵吞瓯雒国的阴谋。仲始在做赘婿的几年时间里，刺探了瓯雒国的情况，又学会了制造弩和破坏弩的方法，于是潜逃回国向赵佗报告。这次赵佗利用军事和间谍相结合的方法，吞并了瓯雒国。安阳王吃了败仗，跳海自尽。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79年。 赵佗占领了瓯雒国之后，把瓯雒国并入南越，划分为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两个郡。并派遣官吏和军队建筑营寨，进行统治。 公元前111年，汉朝调动了数十万军队南下攻打南越。南越抗抵了一阵之后，赵佗王朝的君臣有的被杀，有的被俘。在瓯雒西于地区的首领(西于王)趁机起义，打算恢复国家的独立。但是西于王被左将军黄同杀死。赵朝的使者急急忙忙带着上百头牛和上千坛酒以及交趾、九真二郡的户口册到合浦(广东省)，交给汉朝官吏，表示投降。 南越国被消灭。瓯雒地区转到汉朝手中。汉朝在这里设立了交趾部，委派了一位刺史驻守在麋冷(永富省，安郎)，统管九个郡。 九个郡包括：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日两(中部中区)和六个在我国范围以外的儋耳、珠崖(海南岛)、南海、合浦(广东)、郁林、苍梧(广西)。 在每一个郡里为首的是一位统管政治的太守和一位指挥军队的都尉。 郡以下是县。在交趾郡大部分县仍然由雒将管辖，虽然他们披上了县官的外衣，手中有了青铜印。起初，汉朝也和赵朝一样，仍然采用“诸雒将主民如故”和“从其俗而治之” 的政策。基本的剥削方式是强迫进贡珍贵产品。此外还进行土特产和奴婢的买卖。 汉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也和赵陀时期一样只局限在一部分中心区域里(州治、郡治所在地)。但其同化阴谋比过去却更加露骨。汉朝流放了很多罪人，迁移了大量穷苦人到交趾来。 根据汉朝的统计材料，瓯雒三个郡共有十四万三千64十三户、九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五人。 公元初年，北方朝廷内部发生了变乱，王莽篡夺了西汉的王位，自立新朝(公元8—23年)。东汉又代替了王莽。在那段时期里，汉朝在交趾地区的官吏阴谋进行割据，但很快又归服了东汉。从此，以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的外国统治就变得更加残酷。这表现在剥削方式和同化程度两个方面。 关于剥削方式除了强迫我国人民缴纳南方的珍贵物品(犀角、象牙、玳瑁、珍珠、裴翠、金银等)外，汉朝还占领土地建立庄园，进行沉重的地祖剥削，垄断盐和铁的生产和买卖等。在同化政策方面，他们强迫我国人民从吃、穿到嫁娶都得遵循汉朝的封建“礼教”。他们设立了几所学校，目的在于为统治当局培养一些得力的官员以及宣传封建思想和道德(三纲五常等)。 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目的，东汉巩固了和完善了在交趾的统治机构，打算废除“从其俗而治之”的方法，采用了汉朝的法律，以便束缚人民和限制雒将的权力。苏定接替锡光担任交趾太守，他非常贪婪、残暴，是一个“张眼视钱”(《东观汉记》)的财迷。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带有新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这就是遍及全国的人民起义运动，它的顶峰是千秋万代永远闪烁着光芒的二征夫人起义。 公元40年3月，征侧和妹妹征贰在喝门举兵起义。各地爱国者纷纷云集于麋冷。起义军从麋冷向平原进军，攻打东汉在交趾的首府赢偻(河北省顺城)。二征夫人起义前后，在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 日南(中部中区)和合浦(中国广东省内)四个郡，相继爆发了多次起义。 根据《后汉书》(卷五十四和卷八十六)记载：在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四个郡的许多蛮人、俚人(泛指南方各少数民族)都一齐奋起响应二征夫人起义。 在二征夫人的领导下，各地方的起义——从山区到平原，包括过去瓯雒国范围内的越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很快就统一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的起义运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起义军的将领中有许多妇女。 赵佗吞并了瓯越国之后，我国国土被并入了南越。到汉朝统一了中国时，所有的诸侯、藩臣都归服汉朝。 匈奴被打败，赶到了西边。赤土(月氏)从前原是汉族的邻居，而这时却住在印度大门口。汉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曾经到达了帕米尔高原西边的康居，之后经过西藏返回京都长安。中亚变成了受汉朝影响的地区。汉朝曾直接与波斯相接触，听说还到达过罗马帝国。朝鲜半岛北部变成了汉朝的乐浪郡。滇国(云南)被消灭。东越和闽越(浙江和福建)的各个越王都臣服汉朝，不久也都被消灭了。南越国(广东、广西)吕嘉抵抗失败以后，也被消灭了。瓯越也道到了同样的命运被分割成为郡县，并入了中国的版图。 汉帝国正进入其全盛时期。 从此，各个“蛮夷”民族和各个“番邦”臣服于汉朝“天子”，被看成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汉族统治者大力传播“尊君、大一统”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边疆各民族臣服“天子”、“天朝”。这好象是谁也不敢争辩的事！ 二征夫人的起义震撼了全国。从这次英勇崛起的烈火中放射出历史的真理：一个民族虽小，但它曾建立起国家，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和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样的民族是不会屈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它。二征夫人的起义是越南人民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整个斗争过程的结晶。这是一次全民崛起的运动，它既把起义力量聚集到二征夫人在喝门高举起的义旗下，又在过去的瓯雒国全境各地点燃了起义的烈火。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它是一次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运动，而不是个别部落、个别酋长的自发行动。它体现了各民族、各阶层男女老幼在二征夫人的旗帜下团结一致、驱逐外寇和建立国家的崇高精神。 二征夫人起义的爆发是一次民族精神的觉醒。一个小民族取得了胜利，征侧称王，并建立起独立的政权，这是对汉帝国“平天下”权威的直接否定。二征夫人同全民一起起义，又同全民一道维护自主权达三年之久。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反抗正处在兴盛时期的亚洲最大的一个帝国领导起义的是妇女，这是越南妇女的最大光荣。她们不愧为传说中所歌颂的、具有高贵品质的“仙龙”的后代；不愧为现代进步人类所赞誉的翱翔在高山之额上的雄鹰。 国家获得了独立。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 听到征侧起义、称王的消息之后，汉朝光武帝下沼，令华南各郡制造车船，修筑道路、桥梁，储备军粮，准备重新侵占我国领土。公元42年4月，汉朝封马援——一位曾经多次镇压了羌人的起义、双手沾满了中国皖城(安徽)农民的鲜血的老将——为“伏波将军”，命他带领二万军队和二千艘车船南下侵略我国。马援的大军水陆配合，首先集中在合浦(广东)，然后进入浪泊(河北省仙山)地区。 征王和诸位将领从麋冷发兵到浪泊打击敌人。在那里，我军和侵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征王的军队战斗得非常勇敢，但因力量比较薄弱，所以遭到失败，被迫退回锦溪(永富省安乐县)。马援率兵尾追。经过将近一年的英勇抵抗，因我军力量弱小，终于失败。二征夫人回到喝门投喝江自尽。(公元43年5月，根据民间传说，二征夫人于阴历二月六日殉难。自古以来，每年二月六日，我国人民都组织集会祭祀二位伟大的民族女英维，以示纪念。)至此，由二征夫人领导的抗战基本上己失败。但是在很多地方，人民和起义军仍继续抗击敌人。都羊将军仍活动在九真地区。 根据传说：圣天夫人在上游一带(越北地区)抵抗敌军。八难夫人率军凭险扼守山隘。黎真夫人堵塞河道，打击敌人的水军。我军力量虽然弱小，但战斗却非常勇敢。之后不久，黎真、圣天、八难夫人答都跟随二征夫人自尽。 公元43年11月，马援通过凿口(宁平省安模)向九真进军以镇压义军。当地的首领和九真人民继续英勇战斗。马援残杀了成百名首领和上千名义军。三百多名首领被俘，流放到了零陵，(湖南省)。我国又丧失了独立。 ——因为伏波将军马援留下不少中国发配的犯人和士卒驻守越国，所以有将中国人称为“马留人”的说法。 越南一方面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基本上维持稳定的上供，虽然中央帝权的兴衰更替使得两方关系偶有变化。汉朝衰败之后，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对南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有效管理。——大家玩三国的游戏可以接触到彼时的越南，无论是三国志系列还是三国群英转系列。越南另一方面也受到先进、强大、丰富的汉文化的哺乳，使得越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工商业等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提高。 直到唐朝末年，一场白滕河之役，越南吴权打败中国，总算使越南达成独立愿望。 然而，越南的政治并未随着独立而稳定，尤其是在吴权死后，国家立即陷入混乱局面，直到1009年开始，越南先后出现三个大王朝——李朝、陈朝与后黎朝。在此三大王朝经营下的越南，总算维持了700余年的长治久安局面，期间虽曾遭蒙古大军和明朝入侵，但皆被击退，也因此造就不少名垂青史的越南民族英雄。继三大王朝之后的阮朝，曾借助外力泰国和法国完成再统一大业，却也因此引起外人的觊觎。 三、近现代史 插一句：越南无论如何自吹牛X，但是一个令他们尴尬的现实是他们的历史总是离不开“中国”这个字眼，如果在他们的历史书中将这个字眼删除的话，越南历史就成了一盘沙子，看不出任何有机的联系。 越南人与西方的接触，最早始于1516年的葡萄牙探险家，随后又有荷兰与英国企图打开通商之路，但均未成功。而曾出兵支援阮朝的法国，因要求传教与通商被拒，乃决意以武力侵越。积弱成疾沉疴已深的老大帝国自顾不暇，无力响应越南的求救来帮助应对新权贵的入侵，纵使有爱国老将冯子材将军率领黑旗军在镇南关（——现称睦南关，在广西省凭祥市）打败法国侵略者，满清政府仍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此次大败促使法国内阁总理引咎辞职，法国报纸称“不胜而胜”，自然对应的中国“不败而败”了）1885年，越南终于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人民反抗殖民地运动也从此展开。1930年，胡志明在共产国际组织协助下，于香港创立越南共产党，1941年又在中国南部创建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展开游击战。 1945年法军被日本解除武装，越南保大皇帝宣布独立，但实权则握在日本占领军手中，同年8月日本投降，越盟发动总起义，保大皇逊位，胡志明再度宣布越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负责解除越南南方日军武装的英国，竟支持法国卷土重来，于是爆发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最后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败北，法军自越南全面撤退。 重点讲讲奠边府战役，奠边府战役是越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抗法战争中取得的一次决定性胜利的战役。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向奠边府发动猛烈攻击。5月7日，解放奠边府地区，全歼守敌16000多人，活捉法军司令官戴卡斯特利。此役是越军在中国顾问团的谋划下，首次进行的阵地攻坚战。奠边府的胜利加快了战争进程，对于签订《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具有重要意义。顾问团的四位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罗贵波、韦国清。由于韦国清的一系列电报和中央军委的复电，中国军事顾问们后来回顾历史的时候，倾向于认为韦国清在改变奠边府作战方案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越军干部们则认为，武元甲在这件事上肯定有首倡之功，居功至伟。但他们对中国军事顾问团方面的电报是不知情的。事过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历史档案逐一解密，当事人回忆录纷纷问世，对此综合研究，可以看出，1954年1月20前后，在奠边府前线越方一侧，武元甲和韦国清的决心都在变化，几乎同时作出了判断：应该改变最初动议，改“速战速决”为“稳扎稳打”。 在中越双方的齐心协力下，越南人民军创造性地将大炮拆散运上法军认为不可能的高山进行炮击，，彻底瓦解法军士气。在这次决定性的战役中，中方顾问团的谋略和指挥作战水平给越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内瓦协议将越南临时分为南北，以北纬17度为分界线，北方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共控制，南方则是以吴庭艳为总统的越南共和国。 越南分为南北之后，北越的共产党潜入南方进行宣传及游击战，导致美国派兵干涉，引起第二次越南战争(1965-1975)，也就是历史上闻名的越战，此次战争中方派遣战略家、军事家、革命家陈赓大将为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并派遣大量“工兵”援助。整师建制的越军换装崭新的中方装备，最新的军用雷达、枪械等军用物质无偿援助。中国扣下自己的口粮，大量供给越南，中越后来交恶的时候，越军工事上的沙袋上都印着“中国大米”的红字！据事后统计，中方援越物质折合400亿美元！在中国、苏联的大力支持下，美国投鼠忌器，自缚手脚，最终无法将空中的巨大优势转化为地面优势和全面优势。在国内强大的压力下，双方大量伤亡的事实面前，从1968年开始，美国国内反战口号四起，迫使美国和北越进行初步和平谈判，后认定这南北战争乃越南本国的家务事，于是双方在1973年签订停战协定，美军自越南撤军。1975年南越政府垮台，北越共产党全面解放越南。1976年7月2日南北越正式统一，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定都河内。统一后的越南，一方面调养生息，另一方面却遭受美国禁运的经济制裁，越南几乎封锁在自己的理想国里，结果导致经济破败，人民一贫如洗。 中苏交恶后，适逢越南新一代领导人黎笋上台，在强大的苏联和彼时仍显弱小的中国之间，越南领导人选择了全面倒向苏联老大哥的怀抱。并在苏联支持下，不断挑起边境冲突，终于在1978年爆发了中越边境战争，在长达10年的战争中，虽然有苏联的支持，但是随着老大哥的日益衰落最终土崩瓦解，而中国将朝战后囤积了20年将近报废而未处理的炮弹全部倾泻在了领土面积比中国云南省还小的弹丸小国上。基本上到后来中方是各大军区各师轮流上阵将越南当作练兵场的情况下，越南的人民和国内经济陷入了可怕的战争泥沼之中，最后无奈言和。——据传黎笋同志（当然还叫同志，党内都叫同志，同志加兄弟！）战后视察谅山，看满山遍地弹坑，满面铁青，一言未发。 1987年，为顺应世界潮流，越南门户大开，改善与自由世界的关系，而中国台湾与越南则在1992年正式通航。如今，台商已跃居越南外商投资首位，观光客亦络绎于途。1993年2月美国正式对越南解除禁运，1994年美越宣布恢复邦交，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解脱美国对越南经济制裁的枷锁，越南，已成为各国互相较劲的经济舞台。 中越顺利恢复关系之后，中国逐步加大在越投资，随着边境谈判的结束，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已经成为越南重要的外资来向——具体的谈判和仍存纠纷参照前面愚作已有，略过。据传台湾同胞最牛：在越招聘时，直接问到“会不会国语，不会国语的不招”。参考文献： 越南1977年出版的《越南历史》

当今海外儒学研究·异域汉学家研究儒学的新动向·对传统儒学的新发掘

首先是儒学复兴的问题。由于中国近百年来处于西方经济、文化力量的夹攻之下，传统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曾经一蹶不振，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儒学成为保守、落后、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儒学经典的地位一落千丈，儒门冷落，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不仅儒学被彻底否定，而且连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出现“所有的中国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丢到茅厕中去”的极端言论。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儒学的失落，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美籍华人)坦然承认自己是当代新儒家，对儒家圣哲一往情深，发出了“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复兴”的预言。

杜维明认为，“五四”后的这七十年，除了西化思潮和马列主义之外，还有儒学的复兴。他在《大陆儒学新动向的涵意》中指出：应“把儒学、西化及马列看作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见《中国论坛》第319期，1989年1月)。并主张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希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

所谓儒学第三期，就是以先秦西汉儒学为第一期，以宋元明清儒学为第二期，以近代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开始的直至今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而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创新的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杜维明认为，如果说儒学第二期发展是针对印度文化，或者说佛教文化的挑战，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即消化了印度文化，提出一套东方特有的思考模式，而影响超出中国的范围，在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范围内成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的主导思想的话，那末儒学第三期发展就将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他在《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中论道：“儒学在二十世纪后期放眼二十一世纪有很多战场，有很多奋斗目标，我认为它必须面临着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及工业东亚)的挑战。”(《文化危机与展望》，第429页)又说：“儒学应该对他们有启发，因为儒学是人文主义的，是入世的，是力求转变世界的，而对人的理解是全部的，既不排斥人的神性，又不排斥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不排斥人与人的关系。”(同上，430页)可见，杜维明把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放在世界文化架构中的重要位置上，这是他思想开阔和创造意识的体现。

然而，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到底如何? 能否回击西方文化的挑战? 能否实现“儒学的复兴”? 1964年获得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并留校执教、取得永久居住资格的刘述先教授，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期新儒学(当代)是否能够表现活力，就要看它能不能继承传统的精神，改造传统的内容，以应付西方的挑战。他在《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中阐述了新儒家必须作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于儒家思想与精神的再阐释，使其赋有现代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是努力作自我扩大，吸收现代一些更合理的方式，而对传统进行解构与改组工作。”(《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外王篇，第14—15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5月版)这种对传统儒学需要新发掘、新诠解的见解是合理的。

异域新儒家对儒学作了多元化的诠释，有了新的发掘。例如，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中就把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严格区分开来，提出儒家传统是理想化的儒学;儒教中国是政治化的儒学。而儒学的理想化不是儒学的政治化;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的西化。他指出：把现代化混同于西化，是“五四”不少知识分子认识上的通病。他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中揭露说：“阻碍中国强大的进步的潜势和儒教中国的惰性有关，自然经济的保守思想是儒教中国重农轻商的组成部分，家族社会的封闭心理是儒教中国重礼轻刑的理论基础，权威政治的官僚主义是儒教中国重人轻法的必然结果。”(第122页)这就是政治化儒学的弊端。杜维明提倡理想化的儒学，而理想化的儒学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或封建遗毒。他说，“因为我从1978年以来，常常讨论关于儒学的问题，关于中国传统的问题，过分地强调了传统中国的价值，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因素……”因为“我所面临的多半是西方学术文化的挑战。……假如我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而有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所发挥的消极作用，那我的注意力一定会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甚至不会过分地强调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这里涉及到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杜维明认为，“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如果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积淀，它既然进入到我们血液和骨髓，发生化学作用，发生消极作用，那么，要想像包袱一样抛弃，根本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 杜教授提出了两个渠道同时并进的解决方式。一是引进西方资产社会所代表的价值，如个人主义、竞争等;一是从传统自身引出源头活水，否则就没有自我主宰的基础，没有真正的认同感。他说：“自我主宰的方向性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涌现出来，这个自我主宰也是建构新文化的认同。”(以上引文均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15—1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总之，既要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又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既要引进、吸纳西方文化中一些价值泉源，同时又要扬弃批判其浮面现象。这样才能发展、创新理想化的儒学。这就是杜维明所要“复兴”的儒学。用杜氏的话说，就是我们“不得不作番掘井及泉的工夫让儒家传统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层面”，并且“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李毅《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第35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对儒学的新诠释、新发掘的问题。异域新儒家从解释学的道理上把传统儒学中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用现代的思想和语言加以创造性的转化。例如，他们对于孔子儒学之核心思想的“仁”，赋予了现代的价值和意义。

新儒家陈荣捷(美籍华人)在《儒家仁的概念的发展》(1955年《东西方哲学》第4期)一文中重新诠解了孔子的“仁”，指出在孔子以前，人们是在统治者对人民仁慈的特殊意义上使用“仁”的概念，而孔子则是“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把仁作为无所不包的、最高的美德的总称，作为排除一切恶的广义的“仁”，它包含了孝、礼、勇、忠等，它需要做到恭、宽、信、敏、惠等。这就相当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源泉，又是所有真、善、美的具体体现。但孔子从未给“仁”下过定义，这正是孔子思想的“深邃之处(见《中国哲学杂志》1975年第2期，《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仁的解释》)。因为在陈荣捷看来，孔子不把仁的含义固定下来就为后人对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孔子后一百多年的孟子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把仁诠解为人心了。到了汉儒董仲舒就提出“仁”是“为人”，即“为他”。董仲舒说：“仁者，怛(忧虑)爱人。谨翕(敛)不争，好恶敦俭，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必仁且智》)这就把孔子的“修己”和“爱人”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为与他人“无争”，宣扬人不要有“伤恶之心”、“隐忌之志”、“嫉妒之气”、“感愁之欲”等。陈荣捷把它诠解为“为人”、“为他”，而且进一步认为南宋新儒家朱熹以生生解仁，是“对孔子以来各家仁说的最高、最准确、最深刻的概括”(《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是说，“仁”不仅具有社会性，不仅是关心、爱护、帮助他人，而且是生命，是创造。因为在理学家朱熹看来，“理便是仁、义、礼、智”(《语类》卷三)，“宇宙之间一理而己，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卷七○)。这就是说，理是唯一存在的，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仁”也就是理创生的。“仁即创生，是生生不息，它体现了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即创造的法则……这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异域当代新儒家杜维明在肯定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时也指出：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主，即“它讲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它的价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灵、神各个层面进行通盘的反省，在于促进人格的无穷无尽的发展”(《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主持者刘述先也说：“孔子所教所依附的社会网络，到现在已明显地过时了：今日既已无君可忠，君臣关系自谈不上天经地义了。但人心中所具有的‘仁心’之感受，也不再适用于现代人吗? 不!可见孔子思想中有与时推移的成分，也有万古长青的成分。”(同上，第517—518页)

笔者认为，上述这种见解不无道理。这是从变与不变的“理一分殊”上发挥儒学传统文化中的“仁”对现代化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仁”，作为个体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包括克己复礼、爱人、孝悌、忠恕以及敬、勇、宽、信、敏、惠等众多道德条目的总和，这要“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作为如何对待别人，孔子的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即爱憎分明，正确待人。

异域的不少新儒家认为“仁”的阶级内容变化了，但“仁”的“修己”、“为人”、“为他”的精神则是永恒的，对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有它的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见解。比如，在市场经济卷起人欲之海千重巨浪的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讲效益的仁义道德。

我们讲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益就是生命的同时，应该实行儒家的推己及人之道，即我的时间是金钱，则别人的时间也是金钱;我的效益是生命，则别人的效益也是生命，不能牺牲别人的时间和效益，来谋取一己之私的时间和效益，这才符合儒家的德业双修的传统文化的精神。

陈荣捷还把朱熹关于儒家生的观念和道家的“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老子》76章)有机地联系起来，他在《朱子评老子与论其与“生生”观念之关系》一文中说：“(朱熹的)《仁说》通篇未尝引用老子半语，然(朱熹的)《语类》云：仁是个温和柔软底事物，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见得是。盖谓仁之能生，以其为柔，从来儒家绝无此说。”(见台湾《清华学报》新11卷第1、2期合刊本，1975年12月)这就肯定了朱熹给老子应有的声誉，并把朱熹哲学与道家相联系，有着中华文化的两家主干兼收并蓄的理路。

杜维明还对儒家的为人之学作了新的阐述和更深的发掘。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的目的性在于学为人，即学为圣人，以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杜维明认为，为人之学是东亚传统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以东方特有的方式回答人类的终极关切，诸如：世界最真实的、最高的存在是什么? 生命和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怎样才能成就真实无伪的人生? 如何认识和对待生与死的问题? 如何处理我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儒学对死与鬼神不感兴趣，只关心现世人的生存问题，不如西方的宗教对人类的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因此儒学是狭隘的、有限的。杜维明反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见《儒家思想新论》中文版，第49页)杜维明认为完善的人是人性的全面实现，是把希望寄托于人的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但为己之学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自我实现，即人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展现，开拓自己内在的无尽的精神力量，发掘自我固有的价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杜维明还指出内省是儒家大力提倡的精神修养的方法和成人的途径，在现代社会对于人的精神的发展仍有积极的作用。这就把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作了更深的发掘，使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和孟子的“居仁行义”为现代人的人性修养服务。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是海外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创立了把中国哲学世界化、把世界哲学中国化的“本体诠释学”。

本体诠释学是讨论本体与方法的关系的学说，是把本体与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理论。在成中英看来，本体指世界的真实，似指实在;诠释“就是一个本体意识的发动，进而成为理性知觉的过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117页)。也就是说，作为实在的人的本体意识，对你所得到的知识(即解释)达到理解(或了解)的过程。这种了解是意义问题，是评价问题，是价值判断问题，是开放的理性化过程。

成中英还认为中国的理性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中国人基于一种整体本体的思考，理性趋于具体化。而西方人则趋于抽象化。例如，中国的抽象理性的哲学中“不把哲学自身当作一种演绎的理性活动，而是影响和指导人的活动之一种综合的道德成就”(同上，第98页)。而西方哲学特别重视方法，方法的更替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动力。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把方法当作对象，产生了逻辑;基督教神学也是方法意识的产物，用启示的方法来反省人类终极原因和存在的源头。近代笛卡尔就是以怀疑法奠定了西方理论哲学的基础。总之，西方哲学在不断寻找新的方法，不断地反省理性，因而不断产生新哲学。而中国传统的体用不二论，主要是一种本体论。中国哲学主张体用一源、体用不二，认为用是体之用，体是用之体。成中英说，我的本体诠释学最主要的目标是肯定“本体是一元的，方法是多元的，多元的方法要在本体的过程中去实现。如何在本体的过程了解方法的多元，了解本体本身，来实现终极的整体意识”(同上，第280—281页)。这样，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他的哲学本体论，又是他的哲学方法论，“是一种认识方法的方法论，也是掌握本体的本体论”(同上书，第259页)。七十年代欧美学术界重新提出了文化多元论，成中英也强调了中国哲学作为认识世界方法的方法论也应是多元的，但又强调地指出实在的本体是一元的，所以，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本体与方法结合的哲学理论，又是中西哲学有所结合的创新。

因为在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到现在，都是认同：知识的模型要像数学一样严谨;把数学的模型，把理性的内在的完整性当作知识的最后标准，即精确和结构的完整。但是，现实的经验本身并非数学，并不是像理性一样规范的概念。所以西方的抽象的理性主义无法掌握真正的经验。成中英反思了这种理性主义，提倡诠释、“解构”，这是理性的开放。而且成中英还从中国哲学中找到了解释西方哲学问题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易”学的启示。成中英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说：“中国哲学正是强调完整性、变动性和内部转化。代表这个潮流就是《易经》哲学。《易经》本身包含了内在的理性，也包含了内在的本体意识。它肯定了一个变动的不变与不变动的变，它要肯定一个全体大用和一个整体一元。……在体与用上面，在方法与本体上面，恐怕再没有一种哲学有《易经》那样的灵活性、生命性。”(同上，第283页)又说：“整个理性面临着本体与方法的冲突，在西方还没有发现一种哲学来解决这个冲突，而《易经》哲学在这当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上，284页)也可以说，中国哲学是本体化的，西方哲学是方法性的。因为成中英认为“西方很早就把理性当作内在自主的活动，所以理性包含着一个辩证的过程，其自身的发展受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大。它的发展代表理性不断地一种突破，也就是方法意识的不断突破。……与之相反，中国哲学中的方法潜藏在本体意识中，并不把方法脱离本体意识加以独立考虑。……所以中国人的方法往往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受现实条件的影响”(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51页)。所以，成中英认为“中国人是本体的，西方人是分析的。……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人强调从多归结到一，统一的观念非常强烈。”相反，西方人强调“由一到多进行分析。要了解一个事物，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层层深入”(同上，第152页)。同时，“中国的实用主义，是人格修养的实用主义。……西方的实用主义是功利的，……这和儒家所提倡的，讲究过程、境界、精神状态的修身养性的实用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同上，第153—154页)。成中英在比较中西文化区别基础提出的“本体诠释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希望主、客体能够相互解释和结合;强调既能相互解释，又能重物重人，起了开放理性，沟通中西哲学和重建“新儒学”的作用。

美国费城天普大学教授、海外当代新儒家傅伟勋(华裔)也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即“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最大关键是在，我们能否与愿否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大量吸纳优良的西学之‘体’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58—59页)。他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认为“传统以来过度的华夏优越感”常常“构成我们拒绝外来文化的一大因素”(同上，第55页)。同时，他又在美国《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中指出：“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体。”(见《大陆讲学三周后记》)他的“创造的诠释学”对自由主义派的“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的文化路向，都有针对性的批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