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发展与解体研究论文

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 对于一九九一年发生在苏联的那场剧变，许多研究者都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本文的作者沙赫赖，系前俄罗斯副总理，曾亲身经历了一九九一年的那场事件，并作为叶利钦的法律顾问参加了别洛韦日协定的谈判和起草。他的表述对我们了解和研究那场事件，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联解体被忽略的三个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三种情况：第一是宪法条文中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第二是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依赖性没能经受住沉重危机的考验；第三是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自治化过程。 如今关于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的原因的著述颇多，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苏联宪法条文中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它就像一颗延时爆炸的地雷休眠了几十年；第二个原因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分发作的“依赖性”这一“信息病毒”，没能经受住沉重危机的考验，加盟共和国开始后悔向邻居施舍面包而以求自保。在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第三个原因是所谓的自治化过程。到90年代初“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中央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削弱，权力开始向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流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治领袖地位的角逐中，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他只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而非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要低于任何一位加盟共和国总统。 为了削弱俄罗斯和叶利钦的势力，戈尔巴乔夫方面提出了将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单位提升到加盟共和国的地位。1990年4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相应的法律，启动了“自治化”机制。其结果是俄罗斯联邦的版图像块带着许多大窟窿的奶酪，俄罗斯也因此失去了51％的领土及其全部战略资源和近2000万人口。 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完整，于1990年6月12日以压倒多数(903票赞成，13票反对和9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这份声明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俄罗斯联邦要脱离苏联，相反，俄罗斯联邦明确宣布准备继续成为更新后联盟的组成部分。 也许很少人会记得，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共和国的党组织。伊万·波洛兹科夫和盖纳济·久加诺夫在党遭到批判的时刻成立了俄罗斯联邦***，以此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为了解除戈尔巴乔夫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务，苏共反对派和党的机关筹备在1991年9月召开非常的苏共代表大会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向加盟共和国领袖寻求支持，许诺彻底地扩大他们的权限并加紧准备于1991年8月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为了抢在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之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著名的“8·19”事变。 由于1991年8月19日至21日事件，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5日辞去总书记职务，并呼吁苏共中央“做出艰难的然而又是诚实的决定——自行解散”。从1991年8月22日至11月6日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和作为全联盟组织的苏共都停止了活动。 统一的国家随着苏共组织的垮台而轰然瓦解也是很自然的。1991年8月决定脱离苏联(虽然没有遵守法定程序)的有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摩尔达维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爱沙尼亚，9月，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也决定独立。再早些时候，1990年和1991年春天立陶宛、拉脱维亚、格鲁吉亚已决定脱离苏联。这样，到1991年12月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外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苏联。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在这次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乌克兰公民支持乌克兰宣布独立。 美国前总统乔治·卡特总统的助理布热津斯基多次指出，在苏联解体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美国战略家们对乌克兰的影响。“正是乌克兰的行动，包括1991年12月它宣布独立，它在别洛韦日森林关于应该用更自由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代替苏联的重要谈判中表现坚决，尤其是出乎意料地类似政变式地指挥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苏联军队，阻止了独联体成为比较联邦化的苏联新名称。乌克兰的政治独立震惊了莫斯科，并且成为榜样，虽然起初其它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把握，但后来纷纷效仿了。”(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8年) 别洛韦日协定签署的真相 1991年12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脑聚集在一起，商讨建立独联体的事宜。他们要求专家按照联合体的模式准备文件，然后送到只有他们三人所在的房间。协议签署后，他们分别给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知了苏联的死亡和独联体的诞生。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脑签署协议，正式确认了苏联的已成现实的终结。 起先还有人希望能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众所周知，叶利钦当时甚至不但说过“联盟永存”，而且还于1991年8月17日草签了联盟条约草案并计划于8月19日正式签字，然而乌克兰总统甚至不愿听到“联盟”这个词，最后找到了“联合体”这一形式作为各国在同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方式。 关于签署协议，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莫斯科代表带着准备好的文本来到维斯库里，事实上，不但没有任何文本，甚至没有电脑和软盘。手稿是用电子打字机打出来的，并用电传机将它复制成三份。 总统们要求专家按联合体模式准备文件。总的思路是明确的，但重要的是要为它找到必要的法律形式。当1922年苏联建立时的四个创始国中的三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聚集在维斯库里时一切都迎刃而解了。第四个创始国是南高加索联邦，它只存在到1936年。而所有的前南高加索联邦的成员都已经退出了联盟。显然，四个缔造者中的三个有权讨论联盟的命运。 结果诞生了协定的文本。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创始国确认自己建立的苏联死亡的事实；第二部分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以创始国的身份)宣布建立新的联合体——独立国家联合体。 当经过协商的文本初稿准备完毕时，有人用电传机将它复印了三份，并穿过走廊送到只有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三人呆着的房间。这时他们身边既没有任何专家也没有顾问。从总统们那里退回的文件上带着一些问题、批注和建议。文件又经过修改、复制，这样反复几次，还是没能得出结论。 于是他们决定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尔丹·纳扎尔巴耶夫联系，并请他紧急赶来。得到这位有威望的领袖的支持很重要。但是，纳扎尔巴耶夫尽管收到了邀请却没有来，而是留在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官邸。据说，戈尔巴乔夫当时许诺让他担任苏联总理的职务，此外，两位总统都拒绝相信苏联气数已尽。 没有等到纳扎尔巴耶夫，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关于建立独联体的协定。协定签署后他们决定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 接线员好久才找到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而白宫倒是一拨就通了。结果谈话同时进行：叶利钦和布什通话，舒什克维奇和戈尔巴乔夫通话。戈尔巴乔夫得知发生的事情后立即求助于军队，但是军人们没有响应。这不禁让人联想到191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历史，当时沙皇从最高统帅的大本营向军队求助，但军队一致要求他下台。 作为这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我记得俄罗斯代表团是带着矛盾的心情从明斯克回到莫斯科的。一方面，大家都明白已经成功地避免了局势向“南斯拉夫化”发展，即一国各地区之间发生的流血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大家都感觉到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和恐慌。 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高苏维埃事实上一致批准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从法律程序上为苏联解体画上了句号。很快，除波罗的海国家和格鲁吉亚以外的其他共和国都加入了独联体。 1991年12月25－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确认了联盟解体的事实，并表决通过停止联盟国家权力机关职权的事宜。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垮台，这个问题自苏联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落下来的那一刻起，就轰然而起，并纷纷纭纭地讨论延续至今。有“戈尔巴乔夫罪魁祸首说”，有“苏联共产党蜕变说”，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争权夺利说”，也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之路本身有问题之说”，等等。我在我的著作中是持一种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苏联的解体的，即，苏联之兴非一蹴而就，而苏联之亡乃冰冻三尺之寒。 在此，我想重复我在2003年的《回眸苏联》和在《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的总序中所写的那段话:“过去，人们对苏联的历史之‘正’已经说得很多，很深刻，很系统，很有理论水平，而恰恰是对苏联的历史之‘反’没有说透，甚至讳莫如深。造成苏联解体的恰恰不是苏联的历史之‘正’，而是它的历史之‘反’。尤其是当这个大国已经不复存在时，尤其是当俄罗斯已经按照新的方式前进和发展时，探讨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反’，就是极其重要的事。仅仅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人，这是最容易，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但苏联的历史之‘反’却要复杂得多、深层得多。‘反’之不识，又何以识‘正’？‘反’之不除，又何以求‘正’？人们总是喜欢‘正’，而忌讳‘反’。而历史学家的使命偏偏是要在‘正’，‘反’之间求真理。” ■应把苏联的解体看作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演变、推进和深化的因素在斯大林时期就在逐渐孕育、滋生 2000年，我在《山外青山》一书中明确提出:苏联的瓦解或者解体“不是一个瞬息即现的现象，也不是某个人主观意志顷刻间的万能体现，它是个漫长的过程，有自己的演变、推进和深化的轨迹。在我看来，这个过程，这种轨迹，这种演变、推进和深化的因素在斯大林时期就在逐渐的孕育、滋生和暗中萌动。” 对苏联解体的真正认识应渊源于对苏联这个国家的全面和客观认识。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苏联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是有偏差的。苏联是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斯大林是列宁的惟一合法和忠实继承人的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苏联是惟一的社会主义、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惟一的 光明社会、惟一的人类发展之道的概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维。因此，对这个国家只能模仿，对苏联的领袖，尤其是斯大林只能遵命，只能歌颂。于是，在历史上，那种稍微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细小问题的言论，那种对斯大林个人独断的领导作风的微词，就统统都成了反对社会主义，罪莫大焉。 造成人们这种“惟一”认识的，除了那个时代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外，苏联的宣传和鼓动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在这种宣传和鼓动中，斯大林所亲手策划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起了关键的作用。不认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这方面的催化和变幻作用，就无法辨清苏联的真正历史。我在《凯歌悲壮》和《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里多方面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列宁不是完人，但是他的睿智之处在于他知道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斯大林自然也不是完人，但是他的非睿智之处，就是他把自己看成是完人，把自己看成是列宁事业的惟一正确继承人 即使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列宁自己也从没有认为就是唯一正确的。他生前就曾亲自纠正过布尔什维克党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犯下的不少错误。正因为是世界上、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就注定了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因而也就注定了它不可能完全正确、永远正确。列宁不是完人，但是他的睿智之处就在于他知道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将要迂回曲折地(包括会犯下各种错误)前进。斯大林自然也不是完人，但是他的非睿智之处，就是他把自己看成是完人，把自己看成是列宁事业的惟一正确继承人，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看成是最正确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金科玉律，自己的话就是社会主义，自己的政策就不仅是苏联的，而且是天下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斯大林排斥他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行动，把他人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决策看成是异端邪说，进而把这些思考者、争论者当作敢于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民之敌”加以镇压和清除。(见《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这种执政方式使苏联的政策永远处于一种动荡不定、朝令夕改的状态，而且使党内领导人的争斗永无宁息之日，进而使整个国家失去了社会主义应有的和谐与平衡。 以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来说，现在，人们在评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分歧是很大的。指责它的人提出的主要依据是，斯大林杀害了上千万的冤民，是没有社会主义的人道的。而维护“大清洗”的人则有两条理由，一是斯大林没有杀那么多的人，只有几十万；二是“大清洗”的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而我认为，“大清洗”的要害并不在于它杀害了多少人，而在于它为什么要杀人以及怎样杀人。从现在解密的苏联档案来看，“大清洗”的杀人有三个问题，一是它是“预防性杀人”，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宁可错杀，二是按照内定的3—5％的指标杀人，三是没有法制的杀人，领袖的圈阅就是死刑“判决书”。(参见发表于《学习时报》，现收于《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中的文章内容)无产阶级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可以对敌人进行必要的镇压，但是“大清洗”的杀人决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的。 ■苏联解体的原因，若不从文化层次上，不从一个民族的基本思维中去寻求，就不容易找到最终答案 从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历史经验来讲，“大清洗”这样的事件应该基本上被否定。这是斯大林社会主义之路的“反”，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还有不少的“反”，许多的“反”都揉杂在苏联历史进程的“正”之中。当我们考察苏联的历史进程时，认识这种“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些“反”最后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尤其在今日，当苏联已经解体这么多年，许多历史真相已经袒露在世人面前时，认识这些“反”，并从这些“反”中真正吸取社会主义之路的教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清醒的认识应该是，苏联的最终解体尽管有一系列外部和其他因素，斯大林社会主义进程中非社会主义问题的积聚和苏联共产党的蜕变没落是造成苏联解体的最根本的、最致命的原因。所以，对苏联的整个历史进程进行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尤其是文化层次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不从文化层次上，不从一个民族的基本思维中去寻求答案，这种答案大概就不容易是最终的答案。所以，我在《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中，对苏联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了文化层次上的考察。这种考察还只是初步的，我个人的探索，所以我把它们叫做“随笔”。 我们现在都谈“居安思危”。我想这个“危”字应该是造成苏联解体的那些“反”，是斯大林社会主义中的那些非社会主义的并且在后来的执政者手中发展成具有摧毁因素的东西。如果在居安中，搞不清这个“危”的真实内涵，甚至还要把苏联社会主义之“反”当成正面的、好的经验来接受并试图付之于新的实践，那就真危矣。想想那些反掉了苏联的“反”吧，这是真正的居安思危。

苏联能用仅仅20年就达到了老牌工业帝国英法200年的工业产值，最强盛是GDP达到了美国的70%（美国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服务业的，实际上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达到或超越美国），打败了强大的德军（如果不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开辟了第一战场，二战至少还得延后3年），都证明了社会主义强大的凝聚力和办大事的实力。苏联的解体只是由于其忽视民生，忽视经济建设，一味发展重工业，和西方拼军备（其实如果不是这样，苏联可能早被西方灭了，你看苏联的地理位置是相当恶劣的，如果不重视军事，不打造一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钢铁洪流，能行吗？）。我国从中吸取很多教训，重视经济和工业建设。仅用30年，就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时间将证明共产主义才是真理！ 那些在那诋毁社会主义的人是永远不能理解 的

像这样的文章到处都是，一定是老师布置的作业，给你一篇符合要求的文章论文标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论文作者 秦刚论文关键词 ,论文来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论文单位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有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只能就编写《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一书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分析和探讨。一、列宁晚年社会主义建设思路被忽视的原因在读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对列宁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探索，邓小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实际上，列宁的探索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是在经历了“直接过渡”和“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找到了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的。推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从俄国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采取迂回方式或者说改良主义的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在重病期间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构思和改革设想，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思路展开的。不幸的是列宁逝世过早，没有能够进一步发展他的新思路，使之更加成熟和系统化。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又很快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列宁晚年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未能在实践中得到持久的贯彻执行。人们在谈到列宁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被忽视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的归结为斯大林的原因。斯大林在列宁之后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忽视列宁的思路，放弃新经济政策，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但除了斯大林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从理论来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理论还在发展中，其中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选择新经济政策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方法，这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还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理解为一种纯粹的计划经济形式，只是认为直接过渡到这种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当时无法办到的事情。这种把社会主义经济认定为纯粹的计划经济形式的思想，根深蒂固，不能不左右着人们后来的政策选择。再如，新经济政策从发展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出发，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这是对的。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商品生产、商业和货币流通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认为自由买卖、自由贸易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在有限的限度内利用它们。正因为在思想认识上有这样的历史局限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没有完全深入人心，后来斯大林取消市场经济，搞单一的计划经济，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从实际中来看，实施新经济政策，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日益稳定。但是，当时俄共（布）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许多人对实施新经济政策心存疑虑，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充分实施难以保持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难以保证引导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所以，不仅俄共（布）内部有工人反对派等派别反对新经济政策，共产国际也有反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组织派别和个人。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共产国际内部“有些人看见我们在退却，竟很不应该地像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在最近这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同志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啕大哭”。（《列宁选集》第2 版第4 卷第672 页）由于俄共（布）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都有一些人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抵触情绪，这也增加了长期贯彻执行新经济政策的难度。至于说到斯大林，他在最初是赞同新经济政策的。列宁逝世后，他在实践中也一度遵循列宁的思路和方法，贯彻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但是，斯大林同俄共（布）党内许多人一样，对新经济政策缺乏深刻的理解，把它看作是权宜之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临时性措施。斯大林出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于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从巩固和维护苏联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发，提出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高速推进工业化的方针。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的问题。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出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小农个体经济已无法满足工业化对粮食和原料的需要；二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利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他据此提出了全盘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针，终止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必然中断列宁晚年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过是非评价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过是非，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也是一个众说纷云的问题。就目前国内外情况来看，很少有人对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持完全肯定态度，但却有很多人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描述成苏联历史的罪人，完全否定或基本否定他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观点和实践作法，包含着很多复杂的情况，也包含着很大的矛盾性。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他的理论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方针政策中，往往是正确的内容与错误的倾向交织在一起，有的观点虽说正确，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很好地坚持下去，甚至被扭曲或完全背离；即使是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也常常伴随着严重错误的出现。例如，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工业化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实际上又是以农业和农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获取的，以至造成苏联农业的长期落后。再如，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付诸了实践，在30年代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实践中提出了两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但他又过早地提出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并急于把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推进，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水平。还有，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有不少正确的合理的主张，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认真贯彻实行，相反却产生了用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法律，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意见分歧以及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认识和评价有关斯大林的这样一些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要把有关问题都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去衡量或评价，而不能以当今已经变换了的历史条件为标准，更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否则，就难以得出正确的认识和有意义的结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失误，出现的偏差，以及所犯的严重错误，同他的个人品质和思想方法有关系，但又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的问题。除了苏联是在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开拓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俄国历史传统的影响，苏共党内民主和苏维埃国家法制不健全等问题，而这些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一切只有拿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才能对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从这种历史的角度出发，来认识和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这就是：一方面有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又有严重的错误。对于其错误的方面，作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但无视其有正确的一面，有历史功绩的一面，只看到错误的一面，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也是站不住脚的。总结历史经验，不能搞虚无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三、苏联社会主义改革未能成功的主要教训在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几代领导人都对原有的体制进行过改革尝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体制的弊端。改革的过程中，进中有退，反复无常，最后改革变成了改向，导致了苏联的瓦解。今天回过头去看，在斯大林之后，苏联有过三次改革的良好时机。第一次时机是50年代中期。当时，社会主义已经在多国巩固和发展起来，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打破了。苏联的经济规模也扩大了，迫切需要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而且原有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赫鲁晓夫也确实主张并实行了某些改革，但他的改革是混乱无序的。第二次时机是70年代初期。苏联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得更加充分、更加严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已受到严重阻碍。勃列日涅夫虽然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很快又草草收场，停止不前了。与此同时，他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来掩盖问题，夸大成绩，使人们满足于现状，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第三次时机是80年代中期。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关键时期却提出和推行了错误的路线，使改革的方向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结果导致苏共变质，社会主义在苏联彻底垮台。人们在研究和总结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看法和观点。应该说，苏联改革历经几十年，都未能取得较大的成效，最后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教训恐怕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第一，必须注重发展战略的调整。社会发展战略，是社会管理体制运行的轴心。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当时的社会发展战略而设立和运转的。当时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后来因战争的需要，又特别重视军事工业的发展。在斯大林之后的几十年里，苏联由同帝国主义相抗衡，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逐步转变为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进行核军备竞赛，这就使它的发展战略难以有根本性的调整，长期以军事工业为中心。这样一种发展战略，耗尽了苏联的国力，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也在客观上制约着苏联体制的改革。因为实施这种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有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作保障。发展战略不改变，体制上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第二，必须解放思想，面向实际。思想僵化，理论教条化，是斯大林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没有比斯大林后期的认识水平高出多少。如认为苏联已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并进一步得出苏联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或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结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在消失，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需要抑制商品货币关系；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是全民国家、共产党是全民党等论点。这些与苏联的现实有很大的距离。依据这样的理论观点，改革怎么能会深入地进行下去。不解放思想，面向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提出和创造新的理论，是无法推行改革的。第三，必须重视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赫鲁晓夫上台之初就拿斯大林破坏民主、搞个人崇拜问题开刀，似乎是要解决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他根本没想去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赫鲁晓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下，依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搞个人崇拜、家长制等背离民主原则的那一套东西。由于党内缺乏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及法律机制不健全，苏联党内很难产生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能适应时代变化，并勇于改革创新的领导干部；党外的意见和要求也很难集中起来，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这种情况长期没有改变，一方面扼杀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又为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滋长提供了土壤。这就不能不为改革无法推进和改革最终偏向埋下了制度方面的祸根。第四，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应该说，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比较明确，实践上也没有长期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情况发生。苏共领导人在着眼于改革的时候，也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在改革中没有引入市场机制，是一个教训。这主要因为在理论上一直把市场看成是资本主义专利。不引入市场机制，无论怎么改革，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下、分配平均主义等原有体制的弊端。苏联改革不成功的教训表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必须在经济上要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完备发展的历史阶段。把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简而言之~是因为斯大林模式的僵化，而这一模式在后来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改善美苏争霸使得苏联经济被美国拖垮，而后期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政策使得苏联最终解体众所周之，苏联是多个国家组成，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苏联经济垮台后其他地区自然而然地企图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