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传统文化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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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中医药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国内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的题中之义与基本要求。

深刻理解医学之人学本质并按其要求适时规范课程设置，借鉴扬弃国际国外医学教育之经验方法，总结探索中医药精神传承之途径是当下医学高等院校思政工作者之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关键词】中医药传统精神;医学人学本质;医学人文教育复归

医学的产生与发展是本地区先民们同疾病做斗争过程中而积累下来的经验反思与智慧总结，与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其深层本质是人学。

医学之人学质趣要求在医学教育中彰显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与体现本地区的文化特色。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中医药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国内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的题中之义与基本要求。

但令人遗憾与深感忧虑的是，时下国内医学高等教育由于深受西方医学思维方式与科学主义之影响，体现在其课程设置、培养方案中表现出“重技轻德”、“崇业贬道”之倾向，中医药传统文化精神教育功效之微或根本不在教育者视域之内，这与医学的人学本质渐行渐远。

本文旨在倡导，深刻理解医学之人学本质并按其要求适时规范课程设置，借鉴扬弃国际国外医学教育之经验方法，总结探索中医药精神传承之途径是当下医学高等院校思政工作者之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一、医学人学本质规约与当下医学人文教育之错位

医学集科学、技术于一体，兼具艺术与美学之特征，其深层内涵与本质规定是人学。

从其达到预期功效而言，它不仅要敬畏与救治生命，而且要解读与体悟生命从而为人之全面发展提供广阔时空;从其体现的伦理意蕴而论，“医院和医生是成为生命伦理的骄子还是弃儿，就在于对医学人文精神的取舍存毁之间。”故而，医学不仅是医技单纯物理之展现，而且是人文关怀人理的深层蕴涵，这是所有医学的最终企求表征与最高价值归宿。

从哲学维度而观，人究其本性是自然、社会、精神属性三位一体，以“病人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人性之医学观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其日益得到医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可与广泛赞同的深层缘由。

“医学技术与医学美德构成了医学人道的一体两面”随着医学的纵深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医学的科技尤其是人学本质内在地规约着医生不仅要医技高超，而且要医德高尚。

世界医学伦理四大经典之一的《论大医精诚》的“精”字，是对医生医学知识广博精准，技艺精湛方面的要求;“诚”字是对医生道德品质至真至纯，仁爱无偏方面的规定。

而历经时空筛选积淀为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精髓，可概括为仁者爱人，赤诚救世的事业准则;一视同仁，不分贵贱的道德品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不贪财利，作风正派的伦理标准;精勤不倦，博极医源的学习精神五个方面。

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国家主席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虽然医学仁德情怀在理论上历来倍受人们推崇与赞颂，但现实生活中却因医德失范与医学人文精神缺失引发医患冲突日益加剧，剖析其原因，国内医学生的教育理念与教学内容做为一个重要因素日渐浮出水面。

受科学理性主义价值观与机械论还原主义之影响，现代医学教育秉承“人体像一台机器，疾病是这台机器的故障，医生的职责是修理这台机器”之理念，在医学生教育偏颇之现实表现主要有二：其一为在知识传授过程中重技轻德，其二为医学人文课程在整个医学生培养方案中设置偏斜失调。

据调查显示：国内医学院校中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时大约占总学时的比例最高为，最低为，大多数院校在7%―8%，平均为。

二、国际医学组织人文教育规定与发达国家之范例

医学人文教育的复归基于人们反思医学高新科技的不可控后果与期待医学发展的惠民真谛。

国际医学组织的相关政策与西方发达的范例作用是其现实回应。

国际医学组织的相关规定。

1988年世界医学教育会议《爱丁堡宣言》宣称：医学教育旨在培养促进全民健康的医生，人们心中理想的`医生应是专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师。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哥本哈根《本科医学教育的国际标准》“行为和社会科学以及医学伦理学课程”的高标准规定：三者在课程计划中所占的分量应当适合于医学科学的发展、日益变化的人口和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的卫生保健需求。

2002年国际医学教育研究所《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将医生敬业精神与伦理行为置于医疗实践的核心地位，超半数以上核心能力与医学人文素质密切相关。

西方发达国家医学人文教育的具体措施为：医学人文目标清晰;医学课程设置合理。

Cooper J教授在美国医学院协会第105届年会上的“为21世纪培养医生”报告声称：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缺乏的医生，智力挑战能力在其职业生涯中经常发挥不畅乃至丧失。

《医学教育未来方向》、《新世纪医学人才培养》、《美国和加拿大医学生教育掠影》标志着新时期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宗旨是以职业胜任力为核心的全面医学人格的塑造，其中心要义是“弘扬作为灵魂的医学职业精神，倡导的是人文医学的回归，是在向医学科学、向医学教育注入人文精神，使之体现出应有的人文理念、体现出一种真正的大爱。”

“英国总医学委员会”曾先后三次出版权威性报告《明天的医生》，在医学知识、技能、医学伦理和职业态度等方面对医学人文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旨在展现“一个日益丰满、更加有血有肉的未来医生形象。”此外，法、德、日在此方面目标也非常明确清晰。

美国医学院校一般开设人文社科与医学交叉的课程且贯穿整个医学教育始终，教学内容注重现实问题，教学目标注重能力培养，师资知识结构合理，一般兼具人文社科与医学知识背景。

法国政府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开设并定期检查，以医学教育第一阶段第一学期为例，“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小时，约占第1学年课堂教学515总时数的，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为10%。”其特色是政府保驾护航、增设护理见习教育、重视医学伦理教育、专题教学讲座等。

三、中华医药传统文化精神规范与传承提升之途径

医学人文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医学人文精神与树立医学人文关怀观，这需从两方面进行努力，其一是中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与传承;其二是国外医学道德合理因素的吸收与借鉴。

中华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与传承。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同疾病做斗争过程的集体智慧结晶与实践经验总结，也是民族抗争精神的体现展示与对生命的体悟反思。

随着西学东渐与科学主义与理性思维的霸权，中医的非科学性与存废之声曾喧嚣一时，但中医的实践功效经受住了疾病对其考验，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中医的文化特质再度被高度重视与重新挖掘，中医蕴含的民族精神与奉行的思维理念再度被传承与发扬。

整体主义医学思维、辩证施治疗疾方法、博及医源未病诉求、仁德慎独伦理气质、生命贵重责任使命、大医精诚职业理想等皆为中华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精华之所在，构成了中医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之魂，它们潜藏于医学典籍之中或蕴含在古代医家个人的品格修行之内，需要现代医者深悟体味与总结挖掘，更需要当下医学教育与医学生努力传承并发扬光大。

它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与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

国外医学道德合理因素的吸收与借鉴。

国外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疾病诊疗方法与医学伦理思想，是西方医者智慧的凝结与品格的结晶，也是时下中西医展开对话语境的史学背景与现实基础。

希波克拉底所倡导的医德品质与南丁格尔所体现的护理精神，被全世界所认可并被医界所称颂，而科学精神与人文品格并举，实验方法与理性分析并存，精确性追求与临终性照护并重，是值得医学教育合理吸收与全面借鉴的。

医学人文教育培育的必备条件。

对中外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伦理品质进行挖掘提炼与传承发扬是医学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若想达到既定目标与预期效果还需其它必备条件，其中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和兼具人文与医学知识背景的可资利用的师资不可或缺。

医学高等院校进行医学人文科研的基础条件包括数量与质量可观的网络资源与实体书籍与学术期刊，学历层次、年龄结构、学缘结构、职称结构匹配合理的师资队伍，学校主管部门重视与提供支持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此外，课堂理论教学与临床实习体验相结合、课堂教学与专题讲座和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课外教学相互补充、医学人文教学始终如一贯穿整个医学教育全部，是使医学生人文知识得以完备、人文素养得以提升、人文品格得以形成、人文情怀得以塑造、人文行为以实践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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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治疗肝癌研究现状论文主要内容

原发性肝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原发性肝癌多具有乙型肝炎和肝硬化背景，起病隐匿，进展迅速，确诊时往往已是晚期，患者生存期较短，预后差。积极探寻符合我国国情，高效且不良反应少的系统化中西医联合治疗方案是肝癌治疗的.重要课题。

对于肝癌的认识，中医认为属于“症瘕”“、积聚”、“黄疸”、“肝积”的范畴。已有临床疗效观察研究表明，中医药治疗肝癌的优势一方面在于能有效稳定病情，减轻毒副作用，改善临床症状，延长患者带瘤生存时间，使部分患者肿瘤缩小;另一方面治疗费用相对低廉。因此中医药治疗成为肝癌治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中药治疗肝癌的理论基础中医认为肝癌的病因及病机为外受寒邪、损伤脾胃、肝气郁滞、气滞血瘀、结而成积。中医治疗应以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为主，同时配合益气健脾和疏肝理气，并与手术、介入、放化疗等其他方法联合应用，可起到减毒增效之功效。具有益气健脾、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柔肝止痛等功效的中药经常被用于肝癌的治疗并取得临床疗效，临床应用及现代药理学研究较多为“有毒”中药及活血化瘀中药。

“有毒”中药与肝癌治疗 中医认为恶性肿瘤与“毒邪”有关，因此“以毒攻毒”为重要治疗方法，即用峻猛中药以攻邪。历代医家有颇多论述，如虞抟《医学正传》中“大毒之病，必用大毒之药以攻之”[1]，明代罗天益《卫生宝鉴》“凡治积非有毒之品攻之则不可”[2]。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目前在肝癌的治疗中也经常应用，常用的此类中药有、蜂房、全蝎、水蛭、蜈蚣、蟾蜍、守宫、常山、半夏、天南星、马钱子、巴豆、附子和乌头等。

活血化瘀中药与肝癌治疗 气滞血瘀证是肝癌患者常见临床症候，历代医家常从气血运行失常而致气滞血瘀来探讨肿瘤形成的病机。如《圣济总录》认为“瘤之为义，留置而不去也，气血流行不失其常，则形体平和，或余赘及郁结壅塞，则乘应投隙，瘤所以生”[3]。王清任《医林改错》认为“肚腹结块，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4]。

因此行活血化瘀也是中医药治疗肝癌的常用方法，常用中药有丹参、赤芍、三棱、水蛭和等。

中药治疗肝癌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不乏与肝癌相关病症的治疗，这些相关病症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对应是否精确还值得商榷。加强文献学的进一步细化整理研究是深入发掘中医治疗肝癌理论基础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增强中医治疗肝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

2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主要包括中药复方和单味中药的研究。随着分子生物学广泛应用于中医药研究，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中医药防治肝癌的机制，筛选抗肿瘤中药复方及单味中药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中药复方抗肝癌作用机制的研究 历代古方中可用于肝癌治疗的中药复方较多，临床上常常根据肝癌的不同证型，选取与之对应的方剂进行加减治疗。如李江等[5]通过研究证实，采用水煎法、梯度乙醇提取法及醇水法从小柴胡汤中获得的提取物对小鼠H22肝癌实体瘤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具有提高荷瘤宿主免疫功能的作用。季幸姝等[6]通过观察膈下逐瘀汤对肝癌Bel7402细胞和大鼠肝癌组织中丝/苏氨酸激酶蛋白及FIEN编码蛋白表达的影响，发现P13K/Akt信号转导通路相关蛋白PA kt水平的降低和PT EN蛋白水平的升高可能是膈下逐瘀汤抗肝癌的主要作用机制之一。杜标炎等[7]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联用对小鼠移植性肝癌自杀基因治疗具有一定的增效作用，其疗效优于单纯自杀基因疗法或单纯六味地黄丸治疗。进一步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含药血清对自杀基因系统10% tk/GCV杀伤大鼠肝癌CBRH7919细胞具有协同增效作用，且有一定的量效关系。

中药复方治疗肝癌的疗效不可否认，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药复方成分的复杂性使其作用机制难以应用单一的药理途径阐明。以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中医个体化诊疗要得到推广，必须进行具有统计学说服力的临床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应使临床研究对象的选取进一步细化，在此基础上使中药复方规范化，同时通过网络药理学等方法对中药治疗作用产生的人体综合生物效应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增强中药治疗肝癌有效性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单味中药抗肝癌作用机制的研究 中药单体能在诱导肝癌细胞凋亡、抗肝癌细胞侵袭及转移、诱导肝癌细胞分化、抗肿瘤血管生成、抑制癌基因表达、促进抑癌基因表达、逆转肿瘤多药耐药等多个环节抑制肝癌的发生和发展。陈小义等[8]研究发现， mol/L及以上浓度蟾蜍灵对SMMC 7721细胞具有显著细胞毒作用，细胞生长相关基因P21wafl/cipl在蟾蜍灵诱导下表达上调，同时受P21wafl/cipl调控的增殖细胞核抗原的表达下降，二者呈负相关，提示中药可通过直接杀伤肝癌细胞和抑制其增殖而发挥抗癌效应。黄应申等[9]以10 mmol/L脂蟾毒配基处理Bel 7402细胞24 h后，发现癌细胞出现凋亡的形态变化，其凋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细胞;脂蟾毒配基引起线粒体膜电位下降，释放入胞质中的细胞色素c增多，促进Caspase 3蛋白活化，抑制Bcl 2蛋白表达，诱导细胞凋亡，其诱导凋亡作用可能通过线粒体通路实现。黄炜等[10]探讨了18 β-甘草次酸和甘草酸对Bel 7402细胞增殖的抑制和诱导分化作用，揭示二者有抑制人肝癌细胞增殖和诱导分化的作用。魏志霞[11]研究发现，川芎嗪可提高SMMC7721/多柔比星细胞内化疗药物的浓度，增强多柔比星作用，表明从中药筛选出低毒的多药耐药逆转剂是可能的。

何芳等[12]探讨人参皂苷Rg3联合三氧化二砷对肝癌裸鼠移植瘤模型的治疗作用，发现人参皂苷Rg3能通过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明显降低肿瘤内微血管密度;人参皂苷Rg3与As203联合应用能明显抑制裸鼠肝癌移植瘤的生长。罗明等[13]通过采用腹腔注射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观察二乙基亚硝胺诱发肝癌的大鼠肝脏病理改变、肝表面癌结节数和血清ALT、GGT、ALP 的变化，发现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组的大鼠体重明显高于模型组，肝表面癌结节数、肝/体重比和血清ALT、GGT 明显低于模型组(P<)。而 ALP 升高，说明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能延缓二乙基亚硝胺诱发大鼠肝癌形成，保护肝细胞免受损伤。

单味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较中药复方研究更为深入，其原因在于相对于中药复方，单味中药的有效成分相对容易确定，其量效关系及药理学、药代动力学研究较中药复方易进行。目前的问题之一在于此类研究较多采取的是某味中药的提取物。尽管提取物能在某一方面说明该味中药的生物学效应的机制，但表现的生物学效应与该味中药相比有多少差距尚不能明确;另一方面单味中药提取物的研究往往是发现了某一化学成分的生物学效应或临床疗效，如何将其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治疗肝癌结合起来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须要增强中药治疗肝癌研究的科学说服力，这仍有不易克服的困难。类似于中药药性本质及其临床效应生物学基础的相关研究为单味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3中药治疗肝癌的临床研究中药联合放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 顾本宇[14]通过观察益气健脾疏肝中药联合化学药物动脉灌注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发现中药联合化疗药物治疗组的稳定率为，明显高于对照组的(P<);治疗组 12、18、24 个月的生存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尤建良等[15]通过观察中药调气行水方联合顺铂、白细胞介素-2腹腔内注射治疗肝癌腹水的临床疗效，发现该疗法能有效控制腹水，改善体力状况，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缓解常见临床症状，提高疾病控制率，提示配合中药能减轻化疗药物及生物反应调节剂的毒副反应。

目前中药联合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主要在临床有效性方面，阐述其有效机制的研究尚少，进一步深入研究须说明为什么联合中药会有较好的效果，这一点须要借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来寻找中药疗效的效应物质基础及作用靶标，这也是今后中药临床有效性的重点研究方向。

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研究 目前肝癌治疗普遍采用的根治性治疗方式为手术切除和肝移植，约30%～40%患者采用此法，肝移植的总体疗效优于手术切除治疗。 现阶段肝移植治疗肝癌的最佳适应证仍为米兰标准，但由于移植器官不足，对移植适应证的扩大应慎之又慎，术后的复发和转移是影响疗效的主要因素。通过使用药物预防或延迟肿瘤的复发，针对肿瘤生物发生途径中的关键分子进行靶向治疗也可使肝癌治疗发展日趋完善[16]。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为有效的治疗方式，如陈立武等[17]通过观察中药全身治疗与手术相结合的协同作用，将6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中西医结合治疗组(30例)在手术前1周开始复方中药治疗并于术后续行中药治疗，对照组(30例)只作单纯手术治疗，比较2组的疗效、生存率及并发症。结果发现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24、36 个月生存率有显著差异(P<)。

提示在肝癌围手术期中应用复方中药可减少并发症，提高手术疗效及累计生存率。

中药复方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对症候的改善、生存率的影响、并发症的减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相关临床资料的样本数较少;

症候学改善等尚未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未能深入分析其疗效的生物学机制等。进一步的研究须要扩大样本数量，建立症候学统一客观化评价体系，同时深入研究其疗效改善的机制，才能增强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中药介入治疗肝癌的研究 中晚期肝癌患者常因伴有明显的器质性和功能性改变，难以进行手术治疗。肝癌介入治疗作为中晚期肝癌患者可选择的重要方法，能够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

存在的问题为化疗介入药物多可造成肝功能不同程度的损害，介入药物的不良反应又严重影响中远期的疗效。因此介入治疗中如何减少肝功能损害是治疗的重点。通过大量临床实践，目前已筛选出许多具有抗肿瘤作用的中药及其有效成分，与肝动脉化疗栓塞介入疗法结合进行研究，为肝癌的介入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

李琦等[18]进行了去甲素微球介入治疗大鼠肝癌的有关研究，结果显示此疗法对大鼠肝癌有较好治疗作用，其作用机制与栓塞肿瘤微血管，缓慢释放去甲素，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和下调肝肿瘤细胞Ki-67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相关。

冯敢生等[19]将白及用于肝动脉栓塞治疗肝癌，并与明胶海绵对照。结果表明，白及具有强大的栓塞作用，侧枝循环形成均在6个月以上，介入治疗间隔时间长，肿瘤坏死、缩小率及1、2、3 年生存率均优于明胶海绵。陈武进等[20]研究认为，采用酸钠联合常规化疗药物介入治疗中晚期肝癌患者可明显降低甲胎蛋白，提高疗效，同时减轻化疗药物对骨髓的抑制。以上研究表明，中药介入治疗具有增强免疫、抗炎、抗病毒和促进黏膜修复等作用，对肝功能无明显损害，无骨髓抑制，并有升高白细胞等作用。这些优点使中药可能部分或完全取代西药，成为肝癌介入治疗较理想的栓塞剂。

中药在肝癌的介入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中药介入治疗能减轻不良反应，使患者生存期延长，生存质量提高，而且中药资源丰富，经济合理，有利于减轻治疗负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药的介入治疗总体上发展仍不够成熟。进一步的研究可从规范治疗方案，合理选择介入治疗药物，建立严格的疗效评价标准，研发抗癌中药新制剂和新剂型等方面进行。

其他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 中药用于肝癌的治疗方法除口服和介入注射外，还有许多新的途径可用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治疗。中药穴位注射治疗肝癌也被证明有明确的临床疗效，如胡军和瞿晓东[21]每天1～2次以丹参注射液、柴胡注射液或黄芪注射液进行双侧足三里、阳陵泉、曲池及内关注射。内关穴1 ml，其他穴位2～4 ml，4穴位交替进行，能够明显缓解晚期肝癌疼痛。中药瘤体内注射也可用于晚期肝癌的治疗，如涂小煌和戴西湖[22]曾应用超声引导下瘤体内注射去甲素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取得较好疗效。

中药治疗肝癌的方法较多，形式多样，从方法学的角度讲，有着更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须要注意如何更好地将这些方法进行合理的推广应用，同时临床疗效的观察还须进行严谨的实验设计，以增强中药治疗肝癌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对于中药治疗肝癌的深入研究，须要更细化更严谨的文献研究为治法用方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借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运用网络药理学等研究方法，从多学科交叉研究中药治疗肝癌的有效性出发，探寻中药疗效可能的效应物质基础及作用靶标，对单味中药及复方治疗肝癌的综合生物学效应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进一步合理选择治疗药物，规范治疗方案，建立严格的疗效评价标准，深入研发抗癌中药制剂和剂型，充分发挥中药治疗肝癌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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