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被掣肘索爱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浅谈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对立论文

关键词：

叙事，对立，城乡，文化，空间

简介：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

内容：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研究多围绕《平凡的世界》、创作心理、作品题材这三部分进行，其间涉及路遥对于城乡文化的态度、对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乡交叉地带”主题等。有学者认为就路遥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并未超越学者李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标志着路遥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当下对《人生》关注较少且多对人物形象进行道德评判，应当注意到以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切入确有所需。

文本中城乡冲突折射出路遥对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思考，随着他后续作品对于现代性的思索与表现，城乡二元对立这一特点被逐渐削弱。通过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且设置不同的叙事场景，路遥表现他徘徊于“交叉地带”的冲突、城市文明与乡土传统的矛盾，构建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人物和环境作为叙事空间存在的重要表现在小说当中反差明显：县城、乡村两个故事空间里，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三人的感情纠葛实质是高加林抉择于城乡之间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产物。除此之外，视角的转换在文学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关学者也显而易见。莱辛“文学是时间艺术”的论断为文学研究多立足于叙事时间的视角定下基调，在“现实主义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因空间性特征并不明显而采用线性叙事方式，所以在经典叙事学中，人们垂青“叙事时间”，对叙事空间视而不见。”[3]当下在对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再解读时，叙事空间作为区别于通常参照的“线性时间顺序”的另一角度，需要“从对叙事文本的整体体验上把握作品的空间性”，在这一前提下分析城乡文化冲突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一、《人生》文本中叙事空间的划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经历回乡、短暂进城、回城、再度返乡的过程，串联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亚萍、克南、德顺老汉等）。叙事空间将小说分成两大故事空间（乡村、县城）；而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则分为三阶段：（见表1）

城乡二元对立的整体格局下，叙事空间需要联系与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节的脱节——“大马河川道、桥”这一连结点应运而生。“大马河川道”是山间的平坦道路，象征乡土文明的自然传统；“大马河桥”一定程度上则象征现代文明，带有象征意义的二者是沟通城乡的必经之地。路遥在多个关键情节中都选择 “大马河川道（桥）”作为的故事空间：无论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办教师资格后进城卖馍，途中面对进城人群内心萌生身份意识”，还是在“他与巧珍同行回村经过此地时接受后者热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进城看望他，两人关系悄然变化，临别之际他在川道路口为巧珍拢上红头巾”，还是“在大马河桥上，他结束与巧珍的恋情”，甚至是“再度返乡途中他走过这必经之地，‘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

大马河川道作为小说叙事空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融注着人物之间复杂、交织的感情与思想，进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的重要连结点。

二、叙事空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与路遥的“交叉地带”

路遥作品格外关注陕北，形成了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路遥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面临西方现代思想的压迫时所产生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 [4]这种风格展现在路遥“交叉地带”的创作题材中。“‘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当然会存在差别。”[5]乡土叙事的风格、创作题材的范围设定都表现出路遥乡土文化的鲜明立场，审视现代文明及其产物。小说描写高、黄二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黄亚萍被加林父亲称为“洋女人”等细节表现出路遥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态度以及对传统朴素的乡土伦理道德的珍视。

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为路遥“交叉地带”题材的创作服务，文本中除了物质性的“大马河川道（桥）”是叙事空间的连结地，高加林心灵深处对乡土浓厚的感情同样也是叙事空间的连结点。他在离乡进城工作之际，“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依然是深深热爱着的！”[6]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对立设置给读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路遥在小说中没有被叙事空间结构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这一连结点，通过抒发感情表现出叙事空间结构的张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质得以凸显。

路遥不拘泥于乡土传统的立场，用辩证的眼光进一步表现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关系。“感性层面上，伦理主义的目光让路遥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无比的眷恋和怀念；而理性层面上，历史主义的目光告诉路遥要坚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拥抱现代文明，路遥深知现代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寻求现代文明也是路遥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择。”[7]这体现在小说开放式的结局，在城乡之间位置、身份的变换：高加林回到乡村，在乡土伦理的评价体系中失分，但终究不会在乡村自我放逐。开放式结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台。

三、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遥喜欢在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也经常出现离乡和恋土的矛盾，这就为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增添了一重历史转折的巨大背景，从而显示出一种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目光。”[8]高加林作为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资本试图完成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却不幸失败。在城市长期处于话语体系、政治经济的中心的年代里，高加林这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丧失了社会的上升路径，不得不面对成为农民的事实，他们的挣扎不可避免。小说中这种挣扎尤其体现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位后，大大推动了情节发展。民办教师的职位对不愿做农民的他来说，意味着不用参加农业劳动就可以给家里贡献一份男劳动力的工分的优待，意味着对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后来他被迫再返乡土、陷入困顿的起因，则是对纯朴乡土道德的背叛、是个人追求的膨胀，更是时代的悲剧，充分折射出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

路遥在上篇适时运用插叙，交代高加林在城里上学时期表现突出，而当时体制下城乡的鸿沟限制了他的发展。正如黄亚萍所想：“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他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9]高加林两次进城深刻体会到城乡不平等，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愤懑不平；之后对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显：“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里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0]进城工作后则表现为：“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的张开双臂膀，面对着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11]面对选择时他毫无迟疑地投入城市怀抱，数十年乡土文化的浸染抵不过接受教育后对现代文明的皈依。结尾处他被迫返回家乡后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说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反思高度，“他进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结婚，他就敢保证巧珍会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点，但会活的很幸福的.……”[12]面对爱情，城乡身份的差别却成了最大的限制：无论是黄亚萍无法忍受牺牲的想法，还是刘巧珍独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对纯真爱情的莫大讽刺。高加林爱情抉择的矛盾紧张激烈，但追求个人的发展的深层命题一直贯穿全文；表面爱情的演进深深地被这个命题影响，融入并成为其个人发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终没有按照预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设想在巧珍和亚萍之间选择安稳或前景，在另一维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欲。

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下，爱情悲剧和人物性格问题同时从侧面表现出人固有观念中巨大的城乡差距。路遥在塑造“高加林”时赋予他城乡对立的思维，即使随着身份的转变也无法消解，反过来这种设计也折射出作家的内心世界。从小说结局来看，路遥为主人公设置重回乡土文化怀抱的出路，体现出乡土哲学的思想倾向：“（路遥）以乡土人生哲学的博大和深邃为乡土子民的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尊严的后盾，他以乡村的道德人伦的温暖安慰着在生存价值的比较中饱尝创伤和屈辱的心灵。”[13]但造成悲剧的、人性方面的深层原因也应当引起反思；以此来看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客观影响存在又有着被部分夸大的嫌疑。

四、结论

路遥在《人生》中建构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在表现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的差异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显著，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路遥一系列作品中个人的奋斗故事、潜藏的手法、叙事空间模式的不断发展，成就了他“乡土传统”以及“城乡交叉地点”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作品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层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人们现实中面临着剧烈冲突，“一方面向往着现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掉传统乡土伦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择与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转折点这一节点紧密相关，路遥在时代浪潮中的经历、心路历程与叙事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样相伴而生，从此入手也使研究获得更广阔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深度。

注释：

①李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路遥作品中的道德承诺及其潜在的人生信仰，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变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经历对创作心理的影响等，更多地从整体发现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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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贸易保护网的构建摘 要：贸易保护是各国贸易政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加入WTO后，中国以高关税和严格的数量限制等构成的传统贸易保护体系逐渐崩溃。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实践阐释了中国构建贸易保护网的必然性，并指出符合我国国情和WTO规则、完善且强大的贸易保护网框架应由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延伸保护组成。关键词：国际贸易；贸易保护；自由贸易；贸易壁垒一、中国构建贸易保护网的必然性纵观国际贸易发展史，贸易保护是一个国家贸易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有重大作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已建成完善的贸易保护网，并在其国际贸易发展中扮演着利远大于弊的正面角色。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保护网的必要呢？回答是肯定的。（一）基于国际贸易理论角度的必然性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基本上分为两大主线，即贸易保护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事实上，“尽管经济学理论中长期存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争，但自由贸易理论哪怕在观念上也没走向绝对自由，并不排斥必要的保护”[1]。1．贸易保护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存在一致性。纵观整个贸易保护理论体系，无一不提倡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外贸易，在这一点上，贸易保护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是一致的。例如，重商主义是贸易保护理论的早期学说，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写道：“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 [2] 他主张积极主动地追求外贸顺差。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著名的“保护幼稚产业论”中提出，本国的弱小产业应当得到保护，一旦这种弱小产业在政策保护下成长到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时，国家应立即放弃保护政策，扩大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以利于国内资源的有效配制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总之，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理论都提倡积极主动的参与对外贸易，这也为通过进行适当的贸易保护政策促进本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支持。2．贸易保护理论的现实性及指导性。通过比较分析，我们认为贸易保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自由贸易理论的不现实假定，更切合现今的国际贸易实践，尤其为我国实行必要的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1）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论认为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实施贸易保护可以迅速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但在民族工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必须果断地放弃保护。这实际上是对自由贸易理论实施条件的补充。我国有许多工业正处于新兴或起步阶段，对这些工业实施适当的保护是必须也是必要的。（2）阿根廷经济学家拉乌尔·普雷维什曾从发展中国家立场出发，提出“中心外围论”。该理论把世界经济体系分为：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工业国中心地带以及由不发达国家组成的初级产品外围地带，外围地带始终围绕中心地带的意志发展。由于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所有国家平均分配，以及制成品市场被中心地带国家所垄断，外围地带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外围国保护工业的后果不过是矫正其初级产品与工业品收入需求的弹性差异，不会阻碍国际贸易进步；外围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进口结构的变化，保护措施也应发生变化，但仍不宜对中心国家工业品的输入全部放开。这既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贸易各国都可从贸易中对等获益的修正，也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有重要指导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0，使用关税、配额等手段来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空间将越来越小，我国贸易条件特别是制成品贸易条件确实处于不断恶化的趋势。贸易条件的变化对经济成果的蚕食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因此，应尽快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以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维持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3）凯恩斯主义认为，净出口属于总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进口则会收缩国民经济。一国外贸顺差或逆差对于该国的经济盛衰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凯恩斯主义提倡国家干预国际贸易，大力推动出口，抑制进口，保持外贸顺差，并将贸易顺差与就业理论联系在一起，主张采用包括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对外经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和调节措施为主要干预手段，以增加有效需求，扩大就业。这一理论为我国实施必要的贸易保护措施以促进和保持外贸顺差，对贸易部门实施宏观调控以增加内需，扩大就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3]。另外，当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失业和经济衰退就必然会导致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凯恩斯主义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各国总处于贸易平衡状态的修正，也对发展中国家应对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为保证国际贸易稳定发展进行必要的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指导。（4）由戈登、约翰逊等人提出的最优干预政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存在大量的市场缺陷，其中主要是扭曲的部门间工资差别、买方垄断等，同时还存在非经济偏好（即发展新兴工业），而所有这些市场缺陷都意味着国家必须干预经济。因此最优干预政策理论认为，当市场扭曲是由国外而非由国内因素所引起，当经济目标属于对外部门时，采取最优干预的保护贸易形式是最优选择。这一理论切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市场完美无缺假定的修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市场缺陷，这就需要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论”中提出，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是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为了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对工业竞争力加以影响；对教育的支持可以影响高级要素禀赋；对产品的规模、标准等的规定将影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可影响工业及相关工业的供求与竞争状况等等。这一理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论，也为通过适当国家干预，全方位利用政治、教育、财经政策进行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3．自由贸易理论中的贸易保护暗示。即使是自由贸易理论，也往往明示或暗示了一些保护贸易的意旨。如在李嘉图比较优势贸易模型中指出，“各国应该专门生产并出口其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不具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2]。作为自由贸易理论基石之一的要素禀赋理论也认为，收入分配效应是“贸易使丰裕要素受益，稀缺要素受损”[3]。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稀缺要素所有者都有贸易保护的诉求。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实施对其稀缺要素市场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以减轻在与发达国家贸易交往中稀缺要素市场所受的冲击，达到保护、扶持国内经济发展的目的。（二）基于国际贸易实践角度的必然性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个国家实行过纯粹的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是任何时期、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的理由是永恒的。贸易保护没有统一的模式，关键在于怎样协调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贸易保护的成本和收益、本国利益和外国利益等矛盾体之间的关系。结合现今我国国际贸易的实际需要来看，迫切需要构建贸易保护网。首先，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完善，市场意识、市场经验、宏观经济调控水平、微观经济活动能力等都存在不足，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特别是一些重要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因而有选择的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我国产业特别是那些战略性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举措。其次，各国实行贸易保护本身就是一场“博弈”，面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网（包括一些针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歧视做法），如果我国没有针锋相对的贸易保护措施，其他国家特别是个别发达国家针对我国的歧视性贸易侵害就会肆无忌惮，我国的经济利益必将遭受重大损失。最后，现行国际贸易游戏规则更多地维护了发达国家的利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保护网是面对当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补救手段。二、中国贸易保护网的框架结构（一）积极应对他国贸易壁垒就目前而言，国际上使用最频繁、对我国威胁最大的贸易保护手段是反倾销措施和设置技术贸易壁垒，相对应的我国应采取适当的措施，这包括：1．针对国外反倾销，实行攻守兼备的战略（1）有效防守。首先，由政府出面，尽量让他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大量的对华反倾销案中，“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我国企业应诉反倾销败诉率畸高的主要原因。虽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中各成员方承诺，中国入世后15年，完全取消目前在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使用第三国替代价格的做法，但在15年之内，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通过双边谈判使更多的国家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排除。其次，原产地规则的修订与利用。我国出口产品频遭国际反倾销，一个重要且易被忽视的原因便是我国的原产地规则落后。当前应根据WTO《原产地规则协议》的规定及时修订和完善我国的原产地规则，形成规范化管理。对于那些我国已有较强生产能力的被动配额产品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及国内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产品应制定较高的原产地标准，提高国内自产部分的比率，以减少我国产品遭受国外反倾销起诉的机率。再次，在参加WTO及区域性组织的多边谈判中，采取先入为主，提前防范的策略。建立以现代化信息手段为依托的贸易壁垒和贸易争端的预警机制，重视WTO专门人才的培养，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关键要害部门安排我国专家和谈判能手。最后应加强反倾销应诉指导。这包括：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培育应诉与受益关联机制，针对企业参与应诉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运用世贸组织反倾销规则，针对不公正的指控，向反倾销措施委员会起诉，请求公正合理解决；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适时将反倾销争端提交争端解决机构进行协商调解仲裁，并利用监督执行机制，保留实施交叉报复的权利，确保争端解决机构的决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2）主动发起适度的反倾销调查。迄今为止，我国针对进口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还很少，加入WTO以前总共不到20起，仅为我国所遭遇的国外反倾销案件的4%[4]。我国应充分利用反倾销工具，主动向国外发起反倾销调查，使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保护手段之一。这样不仅有利于我们在世贸规则下有效保护本国产品，而且是对那些肆无忌惮地对我国出口产品滥用反倾销的国家的一种对等威慑。但应注意的是，由于反倾销是一把双刃剑，在运用时宜适可而止，决不能滥用。2．构建技术性贸易保护体系（1）重视发挥WTO/TBT和WTO/SPS通报咨询中心的作用，按照我国产业发展和WTO协议的规定，建立一种能保证各执法机构之间良好协作、高效运转的机制。这方面应加强通报咨询网站建设，建立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2）积极推行ISO、IEC等一系列国际标准的认证，扩大生产企业认证覆盖面，加强与国际权威认证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实行相互认证，避免重复认证以节约经费。同时还应积极主动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协调，使国际标准能充分反映我国的利益，力争把具有中国特色产品纳入国际标准，以扩大我国的影响。（3）利用WTO/TBT协议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协议》（WTO/SPS协议）的有利条款，为我国出口创造条件。在涉及安全、卫生、健康、环保等诸方面制订强制性标准，制定和实施对国外相关技术产品有一定针对性、抑制性和限制性的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检验制度，构筑我国的绿色壁垒，把未达技术标准的产品拒于国门之外。（二）结合本国实际，完善产业保护制度，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产业保护制度和产业政策是一国贸易保护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该国贸易保护的成效。1．完善国内产业保护制度（1）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以“例外条款”为主的实体性规定，合理合法地加强国内产业保护。WTO规则中有许多“例外条款”可为我国所用，如“保障条款”、“国际收支平衡例外”、“幼稚工业保护例外”、“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例外”等。一些安全例外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等规定也可为我国所用，如发展中国家给予发达国家的关税减让程度可以低于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减让水平，允许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一定的出口补贴等。（2）利用政策制定程序、争端解决程序，为国内产业发展争取时间。某些政策制定之后，在与持反对意见的成员方进行磋商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保护国内产业的过程。在最终修改现行政策之前，国内产业可以从现行产业政策、行业标准等规范中得到保护。争端解决程序更为国内产业保护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产生争议到双边磋商，到正式提起争端解决程序，再到争端解决机构做出裁定、被诉方实施需要几年的时间，可以利用其以争取国内产业的发展空间，这是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而其他WTO成员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一制度，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3）建立和完善产业协会、商会制度，发挥其保护国内产业的作用。如前所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救济制度中提起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保障措施调查申诉的主要是产业协会及商会。而在制定行业标准、产品标准、行业准入标准等方面，产业协会、商会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家应尽快在法律制度上、体制上确立产业协会、商会的作用，赋予其一定的权利和职责，这是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国内产业保护的关键。2．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提高产业竞争力，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是从根本上巩固我国贸易保护体系的关键。笔者认为，实施积极产业政策的关键在于努力寻找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结合点，加强产业政策的引导功能，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根据国家贸易理论，一国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国产业结构决定的，出口竞争力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产业结构。因而，结合我国要素禀赋状况、产业技术水平及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具体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我国应继续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进口替代战略实施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也应防止因片面强调劳动力要素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中。现阶段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键应是：利用新技术、知识、信息、制度诸要素对传统要素进行改造，实现动静态比较优势的有机结合；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充分利用加工贸易、国际投资所带来的各种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积累资本，加强自主创新，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参与世界分工协作；优先选择、重点发展在国际上已拥有较强竞争力的运输及机械设备、机电制造等劳动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二是扩充完善产业链，强化基础工业力量，大力发展零部件加工工业，以降低加工贸易中对零部件进口的依赖性，从而降低大量中间产品高价进口对出口效益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提高对外贸易效率的同时，从整体上提高我国产业的竞争力，为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创造机会。（三）实施区域一体化与国际合作，向外延伸我国贸易保护网由于区域一体化符合WTO规则，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构建超国家的贸易壁垒，提高集体谈判能力，使我国的贸易保护网向外延伸。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应是：1．构造“中国统一市场”中国目前应努力寻求与台湾建立类似CEPA的关系，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建立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机制，实现中国经济一体化。目前祖国大陆已分别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值此契机，如果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议能够得到积极响应并付诸行动，必将促进两岸经贸关系步入更深、更广的领域，促进和保护双向投资，构造“中国统一市场”，提高贸易保护的维度与深度。2．以10+3平台强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首先，我国应根据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原则，加强中国与东盟在第一、二产业的协作，在更大范围优化双方之间的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与经济融合，提高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性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应加强与东盟国家在经济安全与风险防范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同时加强对自身产业、贸易与金融结构的监控、调整与优化，提高抗外部冲击能力。再次，应加强与东盟各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贸易区建设中发挥大国优势，增强中国在政治及贸易谈判方面的影响力。3．在APEC中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应坚决主张APEC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区域集团在产生贸易创造的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而区域集团的排外主义越强，贸易转移效应越明显，越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APEC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可以使贸易转移效应减到最小，是亚太地区实现一体化目标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样也能给我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主张并坚持APEC实行自主自愿的原则，让各成员方根据自己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自主决定本国的开放程度。这既是使发展中国家不必受制于发达国家操纵的游戏规则，也是促进亚太地区繁荣和稳定的根本保证，也只有这样，我国才能从参与APEC组织中获得更大利益。参考文献：[1]陈飞翔．论适度保护[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5（3）：35．[2]海闻，林德特P，王新奎．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6-58．[3]李俊，杨小川，李萍．WTO与国际贸易教程[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67．[4]吕博．建立我国的贸易保护体系[J/OL]．.

服务贸易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加入WTO以后,我国服务贸易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只有制定有效的措施，才能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服务贸易；现状；对策 上世纪末以来，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服务业发达的程度成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并把扩大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作为我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竞争、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 一、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实现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1989年我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全世界名列第30位，2000年上升到第12位。但是，由于我国服务贸易起点低、基础差，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1、服务贸易整体水平差 我国服务业总量不足，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偏低。200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32254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3. 6％。与中等收入国家的46%—56%、高收入国家的59％—65%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服务业落后使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2002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为660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而同期美国服务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是我国的7倍多。从总体上看，除旅游等少数行业外，多数服务贸易领域处于逆差状态。加入WTO后，服务贸易逆差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2、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不合理 1995—2002年，我国服务出口总额中，旅游服务一直居于首位，其比重由27. 6％升至36. 5％：金融服务所占比重一直在19％左右；运输服务的比重有所下降，由27. 1％降为19%。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业则是明显的弱项，1995年这类产业在服务进口额中所占比重为22. 9％，2001年剧增为52. 4%，是使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日益增大的重要因素。 3、服务贸易管理滞后 由于服务业是由许多相关行业组成的产业群，国际服务贸易涉及的行业范围极广，国际社会要求一国对其国内的服务业进行整体协调和管理。目前，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许多缺陷，如中央与地方在服务业对外贸易政策和规章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别，服务业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甚至相互掣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服务业的统计也不规范，行业标准等方面有许多不符合国际惯例。 4、服务贸易立法不健全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立法严重滞后，虽然近年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但与服务贸易广泛的内涵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许多不足。目前我国尚没有一个关于服务业的一般性法律，已有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文件，不仅立法层次较低，而且缺乏协调，从而影响了我国服务贸易立法的统一性和透明度。 二、加入WTO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 我国加入WTO后，服务业市场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将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1、服务贸易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放宽限制、开放市场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加入WTO，部分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将不再仅仅受国内有关部门的控制，而是要执行我国政府对世贸组织的承诺，这将有利于打破国内部分行业的垄断局面，有利于国内行业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使其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推动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2、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不仅仅体现于公路、通信、电力供应等硬件的好坏，越来越多地体现于金融、分销、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的完备与质量等方面。我国服务业总体上落后，而生产性服务更为落后，这正是外国投资者看中我国市场的重要原因。服务业的对外开旅，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这将有力地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改善我国投资的软环境，进而带动国内整个经济的发展。 3、有利于引入新的服务种类 我国服务业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服务种类、品种的缺乏，许多服务领域需要填补“国内空白”。在世界贸易组织划分的143个行业中，我国商业化的税务服务、民意测验服务、信用查询等行业，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在许多行业，具体的服务领域、服务品种还存在大量空白。服务市场的开放和外资的进入，将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我国服务业发展中的各种空白，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种需要。 4、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参与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全球服务业也在酝酿着世界范围的调整。加入WTO，有利于我国借发达国家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之机，吸引外国投资，改善我国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也有利于我国服务提供者进入国际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 三、增强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主要措施 1、优化服务行业结构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信息、科技、咨询、法律等行业，带动服务业整体水平提高。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如房地产、物业管理、旅游、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改组改造传统产业，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着重改造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餐饮等行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 2、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 改变部分行业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严的状况，按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标准，逐步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快垄断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放宽部分行业市场准入的资质条件，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服务业发展。还要改革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制度，减少行政审批项目。 3、多渠道增加服务业投入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要适当安排一定数量的投资，作为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引导资金，主要用于国家鼓励的服务业建设项目的贴息或补助，以更多地吸引银行信贷资金和社会投入。银行要在独立审贷的基础上积极向符合贷款条件的服务业企业及其建设项目发放贷款．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4、加强对服务业的组织领导 进一步转变观念，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服务业摆到与农业、工业同等重要的位置。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为加快发展服务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制定和完善规范服务业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克培.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前景.四川理工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3). 〔2〕童军.WTO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J〕.凉山大学学报.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