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审美人类学研究论文

一、美是主观的 美是什么？这是美的本质问题。从本质论讲，我同意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吕荧的观点，即美是主观的，“美是人的社会意识”①。吕荧作为中国当代唯物主义美学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他关于美的精辟见解以及他为人类美学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无疑是人类美学思想史上迄今最为灿烂和不朽的一页。 为什么美是主观的，是“人的社会意识”呢？吕荧讲：“美，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美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同是一个东西，有的人会认为美，有的人却认为不美；甚至于同一个人，他对美的看法在生活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原先认为美的，后来会认为不美；原先认为不美的，后来会认为美。所以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②“美是人的一种观念。而任何精神生活的观念，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形成的，都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观念。”③ 这实际上就是说，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就在于它是人作为审美主体对社会存在的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反映、判断或评价。当然，这种客观事物包括自然美。如果自然美与人无关，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那么它对人作为审美主体而言就是“无”，即没有意义，它还怎么可能给人作为审美主体带来一种美感享受和精神满足呢？ 吕荧在论述美是人的社会意识时，还深刻揭示了美与社会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等。他说：“美随历史和社会生活本身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发展，并且反作用于人的生活和意识。”④ 当然，吕荧本人还不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唯物主义美学的奠基人。实事求是地看，吕荧之前，有人就已从与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关系上提出美是主观的，这些人才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唯物主义美学的伟大先驱。比如，象朱狄所说，是十七世纪荷兰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美是主观的观点”⑤。斯宾诺莎说：“如果神经从呈现于眼前的对象所接受的运动使我们舒适，我们就说引起这种运动的对象是美的；而那些引起相反的运动的对象，我们便说是丑的。”⑥尔后，有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休谟是美学史上评价最有分歧的美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相当复杂。他的美学思想仅仅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侧面，因而也是充满矛盾的。”⑦但他的思想也有其显然的正确一面、合理之处。他不仅提出美是主观的，是人的感觉或意识，而且他“并不完全否认美与客观事物的秩序和结构有关”⑧，也就是说，不否认美与客观事物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和关系。他说：“虽然美和丑还有甚于甜与苦，不是事物的性质，而是完全属于感觉，但同时也须承认：事物确有某些属性，是由自然安排得恰适合于产生那些特殊感觉的。”⑨ 但这些先驱们的观点毕竟非常简单，过于粗浅，还只具一般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性质和特点。只有到了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吕荧的出现，这样一脉唯物主义美学思想才开始了一个历史性的飞跃，发生了一次伟大的、深刻的变革。 吕荧在批判地继承这一脉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世界观”为武器，凭借一个学者应有的勇气和智慧，把这一脉唯物主义美学研究进一步明确地、大刀阔斧地引进了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从与社会存在的关系角度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提出了美是人的社会意识的思想，这就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不仅前所未有地赋予了这一脉唯物主义美学思想以一种辩证、历史的性质和特点，使这一脉唯物主义美学思想更加具有科学品格和真理品格，而且也极大地推进了这一脉唯物主义美学的研究进程，是这一脉唯物主义美学研究的历史性突破和重大发展，具有着无可争议的、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吕荧之后，有人提与美是人的社会意识类似的观点。如孙潜说：“我们用审美的观点来评价事物，得出对于这事物的美的认识或评价，这就是美。因此，我认为，美不是社会存在，而是人对于社会生活的一种审美的认识，是一种意识形态。”⑩这些观点应该说是一种对吕荧美学思想的积极肯定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由于人们笼统地、片面地和肤浅地认识和理解美的主观论以及它的理论性质，结果，这样一脉唯物主义美学思想在中国当代五、六十年代一问世就被一些人错误地指斥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异端”从而遭到了人们异乎寻常的批评和反对，它非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且随着这种批评和反对很快声名浪藉，销声匿迹。 美的主观论中确有一些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个清醒认识，但我们能否说所有的美的主观论都是什么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吗？ 所幸在，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不断深化，这种对美的主观论的看法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八十年代，是这种变化的初始。比如在1982年8月2日至8日于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有人就明确提出不同意见：“美在主观意识，不能认为是唯心主义美学观点。因为这里所讲的‘意识’，虽然是主观的，但却以客观事物为基础，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的结果。”⑾朱狄在《当代西方美学》一书中于详细地分析了美学史上的一些具体事实后也郑重声明：“在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美学上的主观论之间并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⑿ 进入九十年代，这种变化就不断得到扩大和加强。比如，封孝伦指出：“谈到人、人的观念、人的意识、人的情感意志就是唯心主义吗？恐怕不能这样说。人有意识，有情感欲望，这是客观存在。马克思并不忌讳谈人的意识、精神、情感，它只是坚持人的精神，是由人的物质存在产生的、决定的，而不是人的精神产生人的物质。因此，它很明白，人的精神时时处处受到人的物质存在的制约。按照这个逻辑关系来谈人和人的精神，就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物主义，而且可能是辩证的唯物主义。”⒀王畅在《论美是观念及其理论内涵》一文中谈得更为具体、详明。他说：“对于吕荧的‘美是观念’说，不能简单地与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理式’、‘理念’说划等号，或不加分析地把它看成是唯心主义一类的东西。”⒁李志宏在《主观论美本质观再评价》一文中也肯定地讲：“中国当代主观论者同古典主观论者却有着根本不同。古典主观论者是以唯心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他们认为‘心’、‘观念’是第一性的、先天存在的。而中国当代主观论者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他们理论的逻辑线路是：以客观的社会存在解释观念的形成，以观念的作用解释美的形成。”⒂笼统地肯定中国当代美的主观论，当然也是需要商榷的，或许还是王畅的看法比较中肯，比较切合实际。王畅认为，对中国当代美的主观论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比如高尔太的主观论，就根本不同于吕荧的主观论。他说：“以往人们在划分美学流派时，几乎把吕荧的‘美是观念’论与高尔太的美论归为一个流派，即‘美在主观’论。其实，吕荧与高尔太的美学观并不相同，把他们划归一‘派’，也并不合适。”⒃但李志宏同志不同意中国当代美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那种对美的主观论一律排斥、一概否定的错误做法，也显然难能可贵，有其毋庸置疑的正面意义。 我认为，对美的主观论看法上的这种明显变化，是时代的进步，也是美学的进步，具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人们对美的主观论看法上的这种不断变化，伴随着人们对美是人的社会意识观点的重新发现和再次确认，我们中国当代的美学研究、美学理论无疑将面临一次非常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面临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绝好时机。相信以美是人的社会意识这一脉唯物主义美学思想作为我们中国当代美学建构的基本指导思路和理论出发点，我们中国当代的美学研究一定会一路高歌，大放光彩，从而实现自己伟大的现代化和历史振兴，并最终赢得下一世纪！ 二、美是客观的 美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美的根源问题。我认为，从根源论意义讲，美是客观的，也就是说，美本身来自客观，它是人作为审美主体对社会存在的客观事物所内在固有的审美价值的一种认识、反映、判断或评价。 社会意识源自社会存在，是对社会存在的认识和反映，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自然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它也只能来自客观，是对社会存在的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反映、判断或评价。 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体认识和反映了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人们迄今还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反映出这一脉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目前所存在的严重的理论缺陷或不足。我的看法是，合乎逻辑地理解、推论只能这样，即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认识和反映了一种审美价值，具体地说，它应该是对社会存在的客观事物所内在固有的审美价值的一种审美认识、审美反映、审美判断或审美评价。试想，如果不是或没有客观事物所内在固有的这种审美价值，那么作为审美主体对社会存在的客观事物的一种审美认识、审美反映、审美判断或审美评价，美这种社会意识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众所周知，任何一种主观评价，都以一种相应的价值的客观存在为根据或前提。 关于审美价值，人们已提出一些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观点或看法。比如，前苏联著名美学家列·斯托洛维奇在《审美价值的本质》一书中就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值得人们重视的思想。在我国当代，一些论者则认为，审美价值在整个美学体系的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和不可轻忽的作用，它应该而且能够成为我们美学体系建构的基本范畴和逻辑起点。 但是，由于他们往往不是把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提出来，而是极端错误地认为美本身也是一种审美价值，并且，在他们看来只有一种物质生产实践，而审美价值就是这种物质生产实践的结果，所以，这些有关审美价值的研究和探讨都还是根本错误的，审美价值的本质、特点等在一定意义上不是被他们解释得清楚了，而是越来越让人不好理解。 在整个审美活动系统中，各个部分、各个环节总是密切关联和相互支持的，而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必然是，我们对任何一个部分、一个环节的错误理解，都不能不影响和妨碍到我们对其他部分、其他环节的准确理解乃至科学把握。 那么，审美价值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审美价值的本质就是客体与主体的统一。 我们来看客观事实。 中国古人欣赏玉，时常以玉为美。为什么呢？这就在“以玉比德”，“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荀子》），实际上，这就是在玉与人，具体地说，与人的品格、德操之间具有一种本质上的统一性，具有一种现实的、实际上的联系和关系。试想，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玉与人之间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统一性，没有这种现实的、实际上的联系和关系，那么“以玉比德”还有什么根据，还存在什么基础呢？有人说，玉性即人性，玉品即人品，这没有揭示别的，这实际上就揭示了玉与人、客体与主体是统一的这一事实。 中国人还素有对竹子的爱好，俗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就是证明。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钟情竹子，以竹为美呢？清代画家郑板桥明确揭示，竹子，“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似乎士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17）。这不明明白白就是说，人们赏竹，爱竹，以竹为美，就是因为竹子的品性、特质等与士君子即人的志向、操守等具有一种本质上的联系或统一性，具有一种现实的、实际上的联系和关系吗？ 讲到欣赏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鲁迅先生的话说得真切、明白：“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8）从鲁迅先生的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分明地看出来，人作为审美主体，他所观照和欣赏的就是那些与他具有一种现实的、本质上的联系或统一性的东西，或者说，只有那些与人之间具有一种现实的、本质上的联系或统一性的客观对象或实际内容才能形成为审美客体或审美内容，才能为人作为审美主体所喜欢，所欣赏。鲁迅先生的话无疑深刻地和无可否认地隐含着这样一个道理，即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客体，就在于它与人之间具有一种现实的、本质上的联系或统一性。 毛泽东讲：“史沫特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19）毛泽东的话不也深深地蕴含着，人作为审美主体，他所喜欢和欣赏的就是那些与他具有内在联系或本质上统一性的东西，从而说明了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客体，就必须与人之间具有一种现实的、实际上的联系或统一性吗？ 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就在于它与人之间具有着一种现实的联系或本质上的统一性，即客体与主体的统一，这就是审美价值，这实际上也就是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所认识和反映的具体客观内容或实际意义。 事实如此，逻辑推论也不例外。 试想，如果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与人之间不具有、不存在这种现实的联系或本质上的统一性，人从而也不能从这个客观对象上感受自我，体认自我，感受和体认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那么，人在这个客观对象上就得不到落实，人由此就会感到虚无，人还怎么可能作为审美主体面对这个客观对象，并从这个客观对象上获得一种美感愉悦，一种深刻的人生的幸福体验呢？说到底，审美欣赏就是人作为审美主体通过这种审美价值来充分地感受自我，体认自我，感受和体认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和崇高意义，并在这种感受和体认中进而获得一种美感愉悦和心理满足，使感情有所寄托，精神得到慰藉。吕荧说得好：“美不仅关系着物，它也关系着人，……问题不在物与物的关系，而在人与物的关系。”（20）“论美，论美与好，论及人与事物的关系，就必须考虑到人与事物的实际上的联系， ……”（21）列·斯托洛维奇也说：“没有对人的关系，物本身就无所谓良莠好坏。”（22）吕荧和列·斯托洛维奇所讲的这种人与物的关系，或者人与事物的实际上的联系，实际上就是讲物作为审美客体与人之间在现实上、在本质是统一的，即客体与主体是统一的，因为统一就是指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他们这些看法无疑是对审美价值的科学洞察和深刻理解。 进而言之，这种“客体与主体的统一”是怎样建立的呢？再要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对美的思考就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因为只有实践才“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3），实践才是“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24）。但鉴于并非所有实践都能赋予这种“客体与主体的统一”即创造审美价值，所以从人类社会实践中再进一步具体地抽绎和分离出一种审美实践就显得势在必然了。只是这些已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故而就只好留待将来再去探讨了。 审美价值的根本属性就是它的客观性。这是说，人作为审美主体认识它，反映它，它存在；不认识它，不反映它，它仍存在。相对于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主观意识而言，它的存在无疑都是确定的，是一个确凿的、不可移易的事实。区别仅在于，你认识它，反映它，它就会由一种客观事实再变成一种心理事实，从而对你这个审美主体发生作用，产生影响；你不认识它，不反映它，它就不会由一种客观事实再变成一种心理事实，从而也不会给你这个审美主体带来一种美感享受或精神自由。难道审美价值可以有别于它的物质载体即客观事物，而依审美主体的这种认识和反映与否为转移吗？ 有人否认审美价值的这种客观性，认为审美价值如果是客观的，它就应对所有的人都适用，具有同样意义，可是为什么事实并不如此，甚至截然相反呢？这种观点站不住脚。 众所周知，审美价值内在于客观事物，是客观事物作为审美客体的内在规定或本质要求。而审美客体总是相对于审美主体而言的，也就是说，它对于审美主体才有价值，才有意义，那么内在于审美客体的审美价值的这种客观性怎么可能超出与审美主体的关系，而对所有的人都适用，具有同样的意义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一方面，审美客体包括它的审美价值只是相对于审美主体而言的；另一方面，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审美主体，人作为审美主体同样在现实和意识两方面具有自己特殊规定和本质要求。 当我们从根源论意义上明确确认了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来自客观，是对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审美价值的一种审美认识、审美反映、审美判断或审美评价时，我们的美学研究就从根本上走向了一条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从而与当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和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机械、教条的客观论美学在本质上严格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美是主观的，但我们这种美的本质论意义上的主观论并不排斥客观，并不否定客观在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巨大意义。相反，它恰恰以客观，具体地说，以客观存在的审美价值作为美存在的现实根据或实际基础。在当代西方美学界，象英国科林伍德等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美学家，他们虽然也认为美是主观的，但由于他们片面夸大或吹胀审美主体的审美想象、审美态度等主观因素在审美欣赏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反对美的产生首先需要一个客观对象，否定审美客体才是构成审美体验的基础或前提，这样，他们的美学思想就不可避免地一头栽进了主观唯心主义泥坑。 我们认为美是主观的，只有在根源论意义上，美才是客观的，也就是说，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来自客观，来自客观存在的审美价值。但中国当代占统治地位的机械、教条的客观论美学却主要依据唯物主义的物质是客观的基本原理，十分偏执地认为美本身是什么客观的，是物的特点、属性、价值或意义等。我们不禁要问：唯物主义承认物质是客观的，是第一性的，这与承认美是客观的，是第一性的，到底有什么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和关系呢？机械地、教条主义地对待唯物主义，那在美学领域只能形成一种机械的、教条的唯物主义美学，它与真正的唯物主义美学绝不会有什么共同之处！ 三、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美是社会意识，是对审美价值的认识、反映、判断或评价。 进一步讲，美这种社会意识对审美价值是怎样进行认识、反映、判断或评价的呢？ 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对美的思考就进入了中介论，因为“一切都在中间环节融合，通过中介过渡到对方”（恩格斯语），而关于这种“中介”的理论，在哲学界就叫中介论。我认为，从中介论视界来审视，客观事物的审美价值符合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观念，人作为审美主体就认为客观事物美，就给予客观事物以美这样由衷的审美判断、审美评价，从而美又显著地呈现出一种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本质特征。 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对客观对象的审美价值的审美认识、审美反映、审美判断或审美评价不是简单的，直接的，而是复杂的，间接的。具体地说，它要通过审美主体的审美观念，或者说，它要以审美主体的审美观念为“中介”。 也就是说，客观对象具有了审美价值，它对人作为审美主体而言固然从客观上就具有了审美意义，而不管人作为审美主体对它认识或反映与否。有人曾把审美价值叫做审美主体衡量和判断客观对象美与不美的客观实际尺度或标准，道理就在于此。但客观对象的这种审美价值能否为人作为审美主体所认可，从而获得他美这样由衷的审美认识、审美反映、审美判断或审美评价，那它就还必须进入他的认识过程，必须通过他主观的审美观念加以具体衡量和实际确认。具体地说，客观对象的审美价值符合他的审美观念，他就认为客观对象美，否则，他就不给客观对象以美这样由衷的审美认识、审美反映、审美判断或审美评价。如果不以这种主观的审美观念为尺度，为标准，不通过审美观念这个主观尺度或意识标准对客观对象的审美价值的具体衡量和实际确认，那么客观对象美与不美的问题如何得以评价或论断呢？ 审美观念作为人这个审美主体在审美经验中所逐渐形成的对客观对象怎样才能获得审美主体美这样由衷的审美认识、审美反映、审美判断或审美评价的一种理性认识，实际上也就是人作为审美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审美价值的观点、意识、看法或意见等等，无疑是人作为审美主体具体衡量和实际确认客观对象美与不美的主观尺度或意识标准。 既然人作为审美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审美判断、审美评价以自己主观的审美观念为尺度，为标准，即客观对象符合自己的审美观念，人作为审美主体就认为它美，那么从中介论意义讲，美不就又显著地表现为一种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根本特点吗？ 美的这种中介论意义虽然在美学界还没有被人具体和明确地提出来，自然也不会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深切关注，但从一些美学家的有关具体论述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人们不是没有触及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一些人的具体论述中已经包含着这个思想的深刻萌芽，甚至个别学人的研究还比较系统、深入。而所有这些，正是对我们所提出的美的这种中介论意义的有力支持。 比如十八世纪英国的哲学家休谟曾说：“美是各部分之间的这样一种秩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的构造，由于习俗，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这种秩序和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这就是美的特征，……。”（25）休谟这里揭示的“美的特征”，实际上就是美的这种中介论意义，从根本上讲即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因为审美主体的一切，不论是“人性的本来的构造”，还是“习俗”、“心情”等等，在审美欣赏中最终都无不反映为审美观念，或构成为审美观念的具体实际内容。朱狄说过：“休谟并不完全否认美与客观事物的秩序和结构有关，他只是强调这些秩序和结构必须和人的爱好相适应。这种内外相应的看法，实际上成了美的本质问题上主客观关系论的先驱。”（26）朱狄的话是正确的。 十九世纪，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得就比较具体了。实际上，细加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他那个广为人知的、著名的“美是生活”的定义，就是一个包含了美的这种中介论意义的典型的认识论命题。 他说：“在人觉得可爱的一切东西中最有一般性的，他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其次，是任何一种生活，因为活着到底比不活好：但凡活的东西在本性上就恐惧死亡，恐惧不存在，而爱生活。所以，这样一个定义：‘美是生活’；‘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27）这里，他在讨论美的问题时很明确地提到“在人觉得”，“他觉得”，这不就很自然、也很明显地把自己所讨论的问题限定在了人的认识领域吗？这样，合理的理解只能是，以人的感觉，准确地说以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观念为尺度、为标准来加以衡量，因为人们的生活符合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观念，所以生活才被人作为审美主体认为是美的，从而，“美是生活”就必然是一个典型的认识论命题，其中包含了我们这里所讲的美的中介论意义。当然，他的表述是不确的，如他所说“那就是美的”，这就极有可能使人们把认识的结果作为一种客观事实而不是当作一种心理事实来对待，来接受，从而容易导致人们误认为他这是从本体论而非认识论意义来立论的。确切的表述应该是：“那就被我们认为是美的。”这样，主观事实就明确地表述为一种主观事实，不致让人产生误读误解。吕荧曾讲，车氏关于“美是生活”的看法就是说，“美（应该是客观对象的审美价值----引者注）是通过生活概念被人认识的”（28）。在吕荧，有时概念和观念是统一的，是一回事。吕荧能够从认识论其中包括中介论而非本体论角度来解读车氏“美是生活”的著名定义，这显然令人折服，是他比中国当代其他美学家的高明之处。 到二十世纪，在中国当代涉及美的这种中介论意义的大有人在。 如孙潜认为，“人，社会生活，也可能使人感到美或不美”，这得看“他的审美观点是否和对象的表现、性质相合”（29）。这里的“相合”，实际上阐释的就是美的这种中介论意义，即客观事物符合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观念，即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黄药眠、洪毅然关于美的一些具体论述也包含着部分正确的东西。黄药眠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觉得这一个形象或那一个形象美，是和这个人的思想倾向有密切关系的。假定这个事物的形态，这个事物周围的环境，和他的思想倾向有一致或类似之处，那么他对于这个事物就会感到美，就会对他发生强烈的情感。”（30）在审美欣赏中，人的“思想倾向”就包含在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观念之中，不过是审美观念的组成部分。洪毅然说：“不同时代、阶级和民族的人们，各以何者为美，何者为不美，是依据他们某种一定的‘美的观念’（概念）决定的 上述我们从本质论意义上探讨了美是主观的，从根源论意义上探讨了美是客观的，即美源自于一种客观存在的审美价值，从中介论意义上探讨了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而把所有这些联系、综合起来看，对美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就最终可以有一个比较具体、完满的理解了，即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实际上就是人作为审美主体通过自己的审美观念对客观对象与人之间的统一性即审美价值的一种审美认识、审美反映、审美判断或审美评价，在最终的意义上，根本的意义上，审美即自认，美就是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一种自我意识。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存在着两种基本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最早，李泽厚、刘纲纪就在其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提出这一看法，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研究，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以至社会风尚的审美意识进行全面的考察。所谓狭义的研究，则以哲学家、文学家或文学理论批评家着作中已经多少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或观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观点还认为，广义的研究虽然重要，但限于条件，目前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还是应该从思想家和批评家着作的有关美与艺术的言论观点入手。[1](P4-6)敏泽也认为，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最根本的一点是研究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的历史，但由于条件限制，他所写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则把基本的和主要的范围放在有关美学思想的理论形态的着作中。(P1)叶朗的看法与上面所说的稍有不同，但也是把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美学是一门理论学科，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历史表现为两个系列：一个是形象的系列，一个是范畴系列，研究形象系列的是各门艺术史，研究范畴系列的是美学史。“美学史就应该研究每个时代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P4)张法先生的新着《中国美学史》，也仍然把美学史看成是美学理论和思想的历史。他认为，所谓中国美学史，指的就是从远古到清代末期的审美理论史。它的主要任务是显示中国美学由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和哲学基础，显示中国审美的独特风貌，显示中国思维在审美上的独特把握方式和理论形态。(P6)第二种思路则以审美文化、审美风尚、审美艺术实践为主要研究和考察的对象。宗白华最早提倡这种研究。他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应该要注意表现为理论形态的着作，而且尤其要重视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宗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许明、尤西林等人则提出审美风尚史和审美形态史的研究问题。提出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要摆脱美学思想史的束缚，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陈炎新近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则把审美文化史看成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真正成熟的形态。该书认为，国内迄今为止的美学史着作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形而上”的审美思想史，一种是“形而下”的审美物态史（像诸多版本的《中国陶瓷》、《中国书画》、《中国青铜器》等），前者不考察先秦时代究竟存在着哪些审美风尚和审美活动，而旨在分析孔子说过什么，庄子说过什么，即要从古代文献和古代哲人的理论表述中发现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发展到什么程度；后者则着重分析陶器的形状、书画的风格、青铜器的线条与制作等。而审美文化史则介于其间，它将二者统一起来，包容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内容，并标志着美学史研究形态的真正成熟。 美学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是与美学研究方法相联系的。把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确定为美学思想，以一些已经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和观点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看法，其研究方法主要受到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西方美学史家们明确地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他们主要是运用哲学思想与文艺、美学思想相互渗透的方法来研究美学，他们所追寻的美学思想和意识最早起源就是在古希腊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和美学家的的言论中。鲍桑葵说得很明确：“如果‘美学’是指美学的哲学的话，美学史自然也就是指美的哲学的历史。”(P5)他所写的《美学史》是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提出的三条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审美原则——写起。(P24)而西方另一部美学史名着，即吉尔伯特和库恩所撰的《美学史》则以古希腊有关诗与哲学的争论为美学史的开端。西方美学家的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美学家有很大影响。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实际上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他们所写的中国美学史，以先秦理性主义思潮为起点，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开端，讲述中国美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并得出儒家思想为主，儒道互补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基本轨迹的结论。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也很重视这种方法。不过，他把美学史的起点定位为老子而非孔子，极大地突出了道家哲学和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大意义。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虽不是以某个哲学家、某种思想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起点，而是强调史前审美意识对中国美学思想形成的意义，强调追溯中国审美意识产生的源头。但就其具体研究方法来说，仍然十分重视哲学思想向美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把美学思想家的着作和观点作为研究重点。 而重视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审美艺术实践的人们，则更多地考虑中国美学研究的特殊性，并试图在方法论上摆脱西方哲学美学方法的影响。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要了解西方美学的特点，也必须从西方艺术背景着眼，但大部分仍是哲学家的美学。在中国，美学思想却更是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展。”[10](P392)在《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一文中，林同华先生则提出了要以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相印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他认为这种方法就是宗白华先生所倡导的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法，即充分注意到中国审美文化和审美理论的特殊性，注意到东西方美学的根本差异，即西方美学史，是一部以审美哲学为主体，审美心理学、审美艺术学、审美技术渗透其中的审美范畴、命题、理论的发展史，东方美学史（包括中国美学史），则是一部由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相互印证的历史。如，东方许多艺术建筑：金字塔、长城、泰姬陵、吴哥古迹等都没有相应的美学理论系统予以阐发。又，中国舞蹈、建筑、园林、雕塑、音乐、陶器、青铜、玉器文化都十分发达，却无相应的美学理论予以阐发。所以，只有以印证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所谓印证，依林同华先生的解释，就是一种不立文字、不依言语就可以作出的审美决定，一种直觉式的审美决定。许明则认为审美风尚史的研究根本有别于美学思想史，它不是现成的美学史上关于什么是美的论断，而是从大量材料出发得出的理论性结论。它包括的范围也很广阔，有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美学理论四个研究层面。[11]陈炎则倡导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他认为这种研究，从方法论意义上说，综合并超越了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研究，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思辨推理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实证分析，而是一种建立在思辨成果和实证材料基础上的解释和描述。[12] 我认为，以上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立，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都是适用的。但若各执一端，则是不完全和片面的。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来说，哲学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哲学美学方法运用是非常重要的。美学史研究有着学科的共性，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系统性和哲学思辨性不如西方，就轻视这种研究。因为哲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心灵表现的核心，艺术和审美的问题最终也应追踪到哲学问题上来。试想，我们如果不了解中国基本的哲学观念，如道、气、象、和、仁、有无、虚实等，不了解儒家、道家、禅宗所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又怎样能了解中国美学精神和美学意识的构成？而现有的中国美学史着作的研究成果也说明，这种研究是卓有成效的。目前已出版的中国美学史着作中，我认为真正称得上成功的，有创见的，还是应该首选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几部美学史，即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哲学上寻求到理论支点，或者以儒家哲学思想为主线，或者突出道家哲学的意义，或者强调儒、佛、道三家的融合。这些以哲学美学思想为主干的美学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美学史的面貌，对中国美学史学术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开山作用。另外，以哲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美学，把一部中国美学史看成是哲学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避免了把美学史简单地等同于知识史或者说知识形态的研究。在《知识考古学》中，针对历史学研究的思想介入，福柯提出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考古学的研究是对历史学研究思想史方法的摒弃，是“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13](P175)我国有研究中国美学史的学者亦认为：“美学史应该研究审美意识的原始记录和理论概括。”[14]我认为这些看法隐含着把美学史的研究变成纯客观的知识形态，而抹去美学史研究的思想光辉的危险。黑格尔说：“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15](P7)哲学史也罢，美学史也罢，它所展示的都应该是人的精神和心灵发展的历史，它不应该变成原始记录和纯客观描述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研究主体就必须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但是，在运用哲学方法研究中国美学史，考察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美学思想史演变的同时，我们切不可以忽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美学史不仅是哲学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而且也是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宗白华先生提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理论形态的着作，而且尤其要重视中国几千年来的艺术创造，要在中国古代各部门艺术的美感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中研究中国美学史[16](P26)，这一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不仅在于，中国美学的构成形态不同于西方美学，相对西方美学来说，在理论系统性和逻辑思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美学着作多以感悟性、品鉴性形态出现，多是就具体艺术门类所谈的看法，是艺术家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在于中国美学自原始社会始，就有非常丰富的艺术审美实物（如彩陶、玉器等），后来，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艺术品类。宗白华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中国美学史研究不同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要紧密结合中国艺术实践展开，也是基于中国美学史的这一基本事实。林同华先生提出用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互相印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也是符合中国美学史的实际的。中国美学有一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所面对的审美形态和艺术形态特别丰富，不仅诗、画、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历史悠久，而且建筑、雕塑、陶瓷、玉器、青铜器艺术审美形态也很发达，但它们在美学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阐发，这就需要用印证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比如，要确认先秦美学为什么崇尚“大”，汉代美学为什么有一种厚重、恢弘的气象，魏晋时期崇尚“清”，宋元之后为什么走向世俗，归于平淡和俗艳，这都不是美学思想家、理论家所提出的观点和范畴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联系同时期丰富的艺术审美形态和现象来印证。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用艺术审美文化来印证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不过，在提倡印证方法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能轻视理论本身的价值，不能以审美直觉、体验、感悟的方法去代替审美哲学分析和理论概括的方法。因为，美学史考察的对象虽然广泛，不仅是理论形态的东西，还应该包含大量的形象形态、作为艺术审美实物而存在的东西，但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建立起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的历史。所以，我们提倡以印证的方法去把握中国美学史，同样离不开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自身发展的线索。不然，我们的美学史研究就成为一般的艺术史研究，而失去美学史研究应有的理论和精神内涵。宗白华先生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示范，比如，他用《考工记》中的“梓人为笋”的工艺实例来说明“虚实结合”的思想，用《易经》的“贲卦”来说明文质关系，用《易经》的“离卦”来说明中国美学中“附丽为美”的观念，都是很好地运用印证的方法解决了审美理论和观念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而没有把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变成一般的艺术史的研究。 第二，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把握中国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不可能只存在于美学家、思想家、文艺批评家的理论着作和观点中，它也存在于社会礼仪、风俗习惯、文化制度和文化心理中，存在于与这些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相关的艺术审美实践中。审美文化和风尚史的研究，对扩大美学研究的领域，更深入地把握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审美意识和精神本质，都是非常必要的。比如，研究先秦美学和中国上古时期的美学，中国文化性质怎样，原始宗教和神话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什么地位，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方式怎样，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因革关系怎样，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还是剧烈变化，原始汉字、礼制文化、饮食文化对中国文化起源和发展具有什么意义，等等，弄清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又比如，许多人在谈到中国美学时，都很重视先秦典籍中，如《周易》，和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等人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美学意识，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缺乏更深的了解，不能从更宽广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如从远古神话宗教、生殖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和饮食文化等来观照它，我们也不可能追溯到这种生命美学意识真正的根源。再如，要了解儒家美学精神，了解孔子的仁和礼的学说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若对夏商周三代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原始巫觋文化如何演进为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历史进程缺乏了解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同样，要说明道家哲学美学思想和思维特征，对中国原始思维特征和南方楚文明及巫史文化缺乏了解，也是很难说清的。 所以，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意味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也意味着研究方法和研究形态的成熟。不过，我们在强调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研究的同时，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美学史还原为审美文化史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因为，美学史研究的最重要目的还是在于揭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和精神，并使其获得理论和思想形态。而从方法论意义看，审美文化史、审美风俗史的研究又需要美学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如果没有这种指导，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实际上也很难进行。所以，即使我们重视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也不能忽视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割裂或者对立起来的。相比较起来，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处于更重要的地位。审美风尚史和审美文化的研究只有在充分凸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内涵时，才具有普遍意义。有的学者提出审美风尚的研究可以称为审美民俗学的研究，认为审美风尚的研究包括了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美学理论四个层面。[11]这种概括就不恰当地扩展了审美风尚史的研究范围，它把美学理论的研究看成是风尚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对审美风尚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还有学者提出，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包容并超越了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研究。[12]这在笔者看来，也是不够妥当的。因为，依我们对文化的了解，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多个层面，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注于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结果，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审美文化虽不排斥物质文化的东西，但它主要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而思想价值又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核心层次。所以，审美文化史的研究只能指向而不可能包容与超越审美思想史的研究，它只有在充分凸现美学史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时，才真正具有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