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贵族时代毕业论文

具体一点儿，遇到大事的时候，家长会召集家族会议，无论地位如何，每个成员都会参与讨论。比如一个孩子要订婚了，家族成员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发表意见。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不会因某个意见来自地位很低的成员就故意忽略。一个妻子或者弟弟的意见有可能变成最终的决定。家长如果无视众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可能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当然，家庭会议也可能作出让当事人很难服从的决定，但此时家长会非常坚决，不容异议。[萨评：这里面带有对日本习惯的美化，估计是日本俘虏见到美国文明后为了表示日本有同样的文明而加以误导的，因为这种“日本的习惯”和美国人大家一起平等做出决定，然后所有人无条件执行的观念太相似了。在一个只有父亲和儿子的日本家庭里，也可能出现这样“民主集中制”的会议，但到了较大家族，或者到了社会上，这种大会其实只是用来宣布结果，而不是讨论的地方。在大会上出现针锋相对争吵的局面，被日本认为是对秩序的挑战而难以适应。日本人是典型的“会上不说，会下串通”。唯一的例外是日本的国会，甚至可以拳脚相加，互泼凉水，但那更多的是政治家在作秀吸引镜头罢了，真正关键的决议，还是在议会之外，就已经得出了结论，然后到议会走个形式。至于会下串联的巧妙，受东方的传统影响，日本历史上的合纵连横之巧妙，阴谋诡计之普及，连发明了“纵横家”一词的中国都要惊讶]，他们这种要求服从的权力与普鲁士那种专横的家长权力不太一样，虽然一样的有强制效果，因为过程由大家参与，其心理接受程度更大。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故意教导孩子去尊重专制，也不轻易养成对权力屈服的习惯 [萨评：日本的这种教育用潜移默化来说更好，比如，在日本的幼儿园或者学校，传统上对强者称王称霸采取放任态度，自然让孩子养成尊敬强者的习惯 – 虽然，从我们外国人看来，拳头和公理相比，对后者的尊重更重要。]。在当事人看来，无论家长的决定多么苛刻，但那是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宣布的，是以最高价值来要求服从的。它的背后不是暴力，而是对家庭荣誉和利益的忠诚。[萨评：正因为日本人把对于权威和强者的服从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很少象中国人那样问：“他凭什么。。。”好的一面是这样互相扯皮的事情少了，坏的一面是如果这种决定是错的，日本人纠正它的机会也就非常有限。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都是幼儿时期在家中学习和养成的，然后他（她）带着这个观念进入社会，无论经商从政，都要把它表现出来。他早已习惯于向一个“适得其所”的人表示恰当的礼貌，不管他们在圈子里是否具有真正的影响力[萨评：罗马的独裁者苏拉曾经说：“这么多的奴隶啊，总会找到主子的。”对于一个传统的日本人来说，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是件可怕的事情，他需要给自己找个上司，需要在社会的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就有被作为社会垃圾抛弃的危机。这一点和很多中国人习惯于“找组织”有相似之处，但是又有点儿不同。中国人找组织是因为相信组织可以庇护他，为他解决问题，日本人找组织是因为习惯，需要有个人管理他。]。一个妻管严的丈夫或者一个让弟弟拿大主意的哥哥，在正式场合照样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特权在表面上始终维持，不会因为背后另有操纵就被破坏，即使略有走样也很少见。这些习俗，有时候会给那些不在乎正式身份，乐于在背后享受实权的家伙带来进退自如的感觉。因为这样一来他不容易受人注意。日本人通过家庭生活真正弄明白了，一个决定作出以后，其最有力的支持就是全体人员都确信这个决定符合家庭利益，能维护家族声誉。每一个日本人都高度重视自己家庭共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愿意把个人意志从属于这份财富之下；而年长者则被看作这份财富的委托管理者，因此无视他们的安排会被认为是对所有家庭成员的侵犯。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用武力威胁，家中的年长者很少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但家中的等级制运转良好。[萨评：这应该说是日本人给外国人的印象而已。现在日本人的确很少在家庭中使用暴力，比如爸爸打儿子屁股这种事儿就不多见，但这不是因为日本人人情味重，溺爱孩子，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合规矩（“脱亚入欧”以后的“文明人”规矩），破坏了家庭的和谐。日本传统中无论父对子还是师傅对徒弟的暴力行为都很常见，对暴力的不在意与对花道茶道的强烈爱好并存，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菊与刀”文化现象的本质。因此，日本对于世界的贡献和危险并存，怎样使日本这个民族保持正面行进而不走向负面，可说是其国内与国际共同的话题。在古代日本的家庭暴力在另一种情况下达到极端，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给子侄丢下一把刀令其自尽，来达到某个政治目的，或者维护家族的荣誉。而且这种家庭内不使用暴力不包括夫妻之间，因为日本俘虏提到的日本家庭情况，会有意无意忽视家庭中的女性成员，-- 她们并不具备和男性相等的地位。日本的女性地位，只是近年来随着女性出门工作才逐渐得到提高，本尼迪克特的时代，没有挨过丈夫耳光的日本太太可是不多的。而至今，日本的法律也没有婚内强奸这一类保护女性地位的条款。 其实上述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介绍并不很深入，要想理解日本一家人之间那种强有力的感情纽带，这一点解释远远不够。尤其美国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有标准，理解起来更不容易。日本家庭中那种紧密的粘性本身就很奇怪，它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本书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要知道，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依照阶层划分出来的等级制，与他们在家庭中依照辈分和性别划分的等级制有深刻的相通之处，日本的历史大部分就是等级制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日本从等级模糊的中国吸收生活方式，试图把它们融入自己的等级制文化。日本天皇和宫廷向中国派遣使节，让他们将令人惊叹的高度文明习俗带回来充实日本，这件事他们是用最大的热情去做的[萨评：指的是日本圣德太子执政时期开始的遣隋使，遣唐使。应该说，日本人这次学习的诚意是很高的，到中国来的也都是当时日本的精英之辈，但态度谦卑，因此得到了“东夷性柔顺”的评价]。在那之前，日本连正式的文字都没有；之后他们采用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述他们实际上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口头语言。古代日本有一种宗教，说的是四万个神仙镇守山林和村庄[萨评：美国人把日本的神仙裁剪了六分之一，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即便明白对方是多神教国家，也难以想象会有这样多的神。日本人的信仰中，神道教共有四万八千神仙，居住在高天原]，为居住各地的民众带来平安和幸福。这种民间宗教经过无数变迁，逐渐形成了现代日本的神道。到七世纪，日本从中国大举引进佛教，并逐渐把它当作国教。以前日本无论官方还是私人，都没有营造过巨大的永久性建筑，后来天皇仿照中国首都建造了新的奈良，同时兴建的还有许多壮丽的寺院[萨评：著名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和尚到日本后在奈良修建的，其金堂至今犹存，结构完全为唐代式样，被日本尊为国宝。但是，中国的文明还有一条令人叹息的途径传到日本，那就是“无胡乱华”时代，无法等到晋朝政府保护的汉民族手工匠人和文化界人士，大批逃亡到日本，并为日本所接收，称为“渡来人”，此后融入日本民族。渡来人大大地提高了日本的文化水平，但因为他们的身份，在中国很少有人提起。 使节们带来了中国的官阶品级和法律条文，陆续被日本宫廷采用。在世界历史上，日本是惟一的一个主动寻求外国文明，并按自己的计划予以高效率吸收的国家[萨评：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说，这种提法不够贴切，比如欧洲的达契亚人，也曾主动学习罗马帝国的文明，并依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 说日本按自己的计划来吸收中国文明，最大例子就是他们没有去模仿中国的考试制度。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复制中国那种等级模糊的社会组织，中国的政权岗位是授给那些科举考试合格的官员的；日本则交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构成社会等级制度的主体。[萨评：按说中国的考试制度应该比日本的封建世袭制度更为先进，但从选拔出的官员能力和清廉程度来看，古代日本的官员就算不优于中国的，至少也不比中国考试产生的大员们差（同理，民主选举必须伴随有效监督，否则和科举不会区别很大）。这充分显示了历史研究中道理和现实常常不能吻合的现象。同样的，宋文明肯定高于蒙古，最后却被蒙古灭亡了，也是这样的一个不能吻合的现象]日本不断被分割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经常玩弄政治，试图削减对方的势力，许多社会习俗也与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有关。除了中国的官僚制度以外，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的小家族与中国那种把各种职业都吸收进来的大宗族制度。还有，日本没有接受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把皇室称为“云端之人”[萨评：干脆说就是不承认天皇家族是人。所以，“人”，自然是不能取天皇而代之的]，除了这个家族以外，谁也不会梦想继承皇位；而中国经常改朝换代。可以这样认为，日本天皇及其宫内大臣引进中国文化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世俗皇帝给人拉下马这回事，也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萨评：这不是绝对的，日本历史上也曾出过一个敢于取天皇而代之的人物，就是平将门。平将门自立为天皇，打破了天皇万世一系的传统，堪称日本的革命者。不过，平将门的“革命”不过是昙花一现，天皇很快又在诸侯拥戴下复辟，平将门在日本历史上，就象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样，只被认为是一个特例，却不被认为可以效仿。后世的日本人对平将门推翻天皇，只认为他是怪物，而不认为他这样作有合理的动机，于是，依然不能理解中国改朝换代的理由。 不过，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文化，但这些新的文明为此后几百年间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冲突开辟了道路。他们开始争夺统治权。8 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封建领主们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内战。群雄之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以“将军” 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成了全国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萨评：这个名称很有意思，“夷”本是中国对东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带有一定的蔑视含义。“征夷大将军”来镇压身在东方的日本诸侯无疑颇为贴切，用日本人的说法 – “代天讨伐不义”，可将军自己怎么算呢？也是“夷”么？估计这是当时日本没人敢问的禁忌问题]。日本人对高贵血缘的信任再次起作用，“将军”成为世袭，只要源赖朝的子孙就能够控制其他封建领主。天皇已徒具虚名，他的重要性仅在于将军必须接受他的象征性的封赐，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萨评：天皇的权力复苏，要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在日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变革，令人感到好笑的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变革，第一个成果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死对头 – 皇权]，它以武力征服不肯服从的各地领国，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萨评：相当于中国春秋时代的诸侯]，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萨评：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这些武士完全听从大名，在动乱的年代中，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大名的生命，组成军队向敌对的大名进攻，或者组成联军向将军的统治发起挑战。

由于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他们和中国人的思想反差巨大。虽然日本有着浓厚的等级意识，可是并没有妨碍日本成为一个有效的民主国家，“惧上”、“欺下”虽然是日本人的特点，可是没有人和自己的集团作对，更没有人和自己的上级作对，但是他们却敢反驳政府，敢怒骂总理大臣。日本人强烈的等级意识并不是只在上下级之间有所表现，在日本人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能够发现。对于资历欠缺的年轻人，日本人是很少会委以重任，因为他们不但质疑年轻人的经验和能力，同时还要顾及等级观念的存在。如果年轻人想要成为经理，就必须按照等级秩序一步一步的努力，在日本基本没有一步登天的美事。日本的每一种职业都是按照年资定级定薪的，年资不同的人自然就会分成不同的等级，日本人的升职也是要排资论辈的，并不是全按照个人的能力。如果只对个别人例外提升，那么严谨的等级观念就会受到破坏。日本人这种做法自然会导致很多人才被埋没，可是他们自己却认为，这样对日本的社会稳定十分有利。由于等级观念的影响，日本人对出色的人才并不十分喜欢，他们希望等级内能够平等。很多日本艺术家面对这样的情况苦不堪言，因为在日本不论一个人做出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没有人崇拜他，只会认为这是破坏社会和平的行为。等级秩序在日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走路的时候，年长的人或是地位高的人一定是在前面，而落座的时候也是有等级排列的，职位高的、财产多的和年长的人，总是被安排在上席或是上座。在和日本人交际的时候，如果不重视等级制度，那就会引起日本人的厌恶。美国有一家公司，曾经派了一个由若干二三十岁的“神童”组成的代表团去日本公司谈生意，在这个代表团里还有一位女性成员。代表团在日本却受到了冷遇，只好无功而返。之后美国方面找到了日本学的专家咨询这次的失败原因，该专家告诉他们，一定要在代表团中安排一位有25年工作经验，职位至少要在副总经理级别的人才可以。美国方面采纳了专家的意见，再次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日本人见到代表团之后态度大变。日本人之所以不愿意和年轻人谈判无疑是其强烈的等级观念所致。年长者在日本人心里代表的就是强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年龄的长幼和地位的高低都是相互联系的。日本十分尊老，所以父亲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而长子在其他兄弟之中也是最权威的，因为他是法定的继承人。虽然，现在日本的这种传统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其影响力还是不容忽视的。在日本的等级观念中，也有性别之分。战前的时候，日本的妇女必须走在丈夫的身后，表示她们的地位低丈夫一等。也有些穿西服的女性会和丈夫并肩行走，或是在进出门的时候走在前面，但是换上了和服，就必须走在丈夫身后。日本女性在男人身后亦步亦趋的态度，说明了日本女性的地位十分低下。当然，这样的情况在如今的社会中已经不存在了，女性也不在对丈夫唯命是从，而且还可以外出工作，现在很多行业和部门都有职业妇女的存在。不过，由于日本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日本的女性依然处于比男性低一级的地位。因为性别的歧视，女性在公司的待遇和提升的机会也比男性少很多。很多日本人觉得，女性就是为男性服务的，女性的最大责任就是在家中相夫教子。日本著名的演员山口百惠在结婚之后，宣布会结束其演义生涯，专心在家相夫教子，就是日本女性心态的典型代表。日本人从小就开始培养等级意识，父母会教小孩子各种各样的礼仪，这些礼仪都是因人而异的，而礼仪就是等级制度的产物。当小孩子学会了礼仪之后，自然也就会区分不同等级的人。日本人见面时喜欢互相鞠躬，鞠躬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讲究在其中。根据对象的不同，鞠躬的深度、时间长短也有不同。如果日本人在幼时不能学会这些礼仪，就无法和其他人正常交往。在日本的学校中，学生之间也有等级之分，高年级的同学欺负低年级的学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低年级的同学受到欺负只能默默忍受，下次见到高年级学生的时候，还要尊称对方为前辈。不只在学生之间如此，就连老师之间也有等级分别。现在的人都追求自由、平等，过去的等级制度早已经不再有人重视，而且还被认为是影响社会进步的制度，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社会是不可能摆脱自古以来的传统的，就像一个人不能轻易忘记自己的信仰。日本人的等级意识历史悠久，如果有一天忽然消失了反而让人无法适应。如今日本人的等级意识和古代有所不同，人们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早就没有了等级分别，古时那种严谨的等级制度也已经不存在了。如今日本人的等级只是形式上的，天皇就是最好的例子，宪法规定了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天皇的权力就都是象征性的。不过，也有真实存在的，例如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不过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界限，可是他们的关系却十分融洽。上级不仅象征着巨大的权威，同时还代表着巨大的责任。如果他的公司出现了严重的事故，上级就要引咎辞职。而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也可以说是对上级的一种关怀以及报答上级给予下级保护的一种行为。一些表面上欺负下级的上级，其实是对下属十分关心的。日本的社会由于等级意识和对权威的崇拜，具有很大的凝聚力。日本人对出色的人才十分排斥，所以日本人都是共同进退的。他们没有 “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想法，更没有为了表现自己而“内耗”、“窝里斗”的习性。有句话说“一个中国人能够抵得十个日本人，但十个中国人抵不过一个日本人。”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但是这句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存在。日本人比较安分守己，他们的这种特点就是权威意识造成的。当美国战胜了日本之后，日本就把美国当作了霸主，甘愿臣服于美国。虽然上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人也开始对美国说“不”，但是他们把美国视为权威的观点却依然没有改变。日本人一直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等级世界。日本人由战前的傲慢转变为战后的绝对服从，是十分自然的转变，因为他们的等级观念一直在起着作用，所以面对权威就应该服从，既然是弱者就要服从强者，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比如，日本人承认美国的霸权地位，因为他们觉得，想要维持世界的和平除了依靠帝国的力量之外，就需要依靠势力的均衡。目前看来，想要依靠势力的均衡这个办法是不行的，所以只有依靠帝国力量。从核武器方面来说，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美国的核武器可以抑制世界各国的核武器，这是就是帝国的力量。由此可见，为什么日本人认可美国拥有核武器，而希望其他国家最好不要拥有，这就是日本的立场。事实上，日本人在臣服于美国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发展军事势力，等待时机夺回世界霸权。日本人对于如今的地位并不满足，可见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并不是不能改变，而日本人对权威的崇拜，也并不是不需要回报的。

日本崛起 日本自1890年，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依靠对外扩张，不断壮大国力，几乎实现了大国崛起，但又因为国家战略目标过大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错误，超出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走向了失败，使明治维新以来8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美国大军在日本登陆。日本民族的崛起历程又回到了起点。吉田战略——战后国家复兴的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国民财富的42％毁于战火。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战前的62％和57％，工农业生产亦遭到极大的破坏，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扶摇直上，几百万名失业工人流落街头，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不仅如此，战败的日本被美军占领，完全失去了民族独立。战后初期日本民族崛起面临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恢复民族独立，建设全新的民主国家政体。在这种形势下，吉田战略应运而生。吉田茂是对战后日本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家。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日本实现了由战前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向战后资产阶级和平民主义政治的过渡。吉田茂参与主持作出了决定战后日本命运的两项政治决策，一是制定新宪法，二是缔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前者摒弃了战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放弃了军备和战争，建立了新的国内政治，使日本走上了资产阶级和平民主国家的道路。后者决定了日本同美国结盟，确定了日本在战后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并从法律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日本独立国家的地位。在吉田茂主持下所形成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基本上符合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保证了日本比较顺利地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吉田战略是在围绕媾和与再军备问题的各种政策争论中逐步形成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依靠美国保卫本国的安全和重建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保持协调一致的立场，对抗苏联阵营；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军备负担，建立必要的国内正常秩序，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恢复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强国。按照吉田战略的安排，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驻扎军队，甚至拥有镇压日本内乱的权力。这就使日本在获得独立后，又重新陷入被半占领状态。因而，这一条约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保守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指责吉田茂搞集体防御，在军事上过分依赖美国，必然会造成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影响日本的独立国家地位。对此，吉田茂承认：“拥有强大武力的美国同已被剥夺军备的日本是不可能平等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的独立要靠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而强大的武力又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为后盾。战后日本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日本经济自立，乃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甚至包括暂时置国家独立地位于不顾。这就是吉田茂的“商人的国际政治观”。他认为，将本国的防卫委托于他人，自己则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专心发展经济，这种做法对于现实的日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带来的日美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只是暂时的，这种关系“自然会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加强而发生变化”。导致产生吉田战略的种种矛盾和制约在战后几十年中始终存在，因此，战后日本各届政府均在吉田战略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虽然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都没有超出吉田战略的基本范围。1957年制定的《国防基本方针》、1976年制定的《防御计划大纲》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均可以看作是吉田战略的延续。“国际国家”——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战后日本采用吉田战略，远离国际事务，将国家安全问题委托给美国处理，保持较小军备，专心于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基本实现在经济上赶超欧美的国家发展目标。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了新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0％以上，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超过苏联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日本已从追赶者变成被追赶的对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在国际社会中发言权的不断扩大，日本人战后长期压抑着的大国意识开始复苏。原有的吉田战略已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日本社会发展进入了“没有航海图的航海”阶段。日本面临着新的转折。寻找和确定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便成了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战后的日本作为“特殊国家”最大限度地充当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国是，把做“经济大国”和跻身于欧美“商人俱乐部”视为唯一的国家发展目标。为此，它竭力避免在政治上、尤其是在经济上卷入国际纠纷与冲突，较少考虑在国际上的名誉、地位以及自主性等。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继续作为“特殊国家”已越来越困难。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日本人已不甘心屈居“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地位，要求由“特殊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国际国家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在日本的政治论坛上。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美国霸权”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议论的是“美国霸权”的发展问题，但实际上与日本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基本命题密切相关，对日本走向“国际国家”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霸权秩序”已产生动摇；“美国霸权秩序”之后将迎来“共同管理秩序”；在“美国霸权”走向衰落、多国“共同管理”势所难免的国际秩序的转折期，日本必须成为创造国际新秩序的强有力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执政以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纲领，强调“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主张“不设禁区，以新的想法、观点去如实地重新认识历史的带基本性质的制度和格局”。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中，日本已经明确地将“国际国家”作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新的战略目标，充当“国际国家”已经成为它的一种自觉行动。“国际国家”的实质就是从根本上摆脱战后时代的“特殊国家”地位，做政治大国，成为与美苏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中曾根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体制。即调整日本战后发展所仰赖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使其适应国际化时代的需要。二是修正路线。即通过在外交、防务等方面的“积极参与”与“分担责任”，修正战后保守政权坚持的“重经济轻军事”的政治路线，构筑与日本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家战略。三是改变思潮。即通过冲破“政治禁忌”，给“屈辱”的战败国历史打上休止符，开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堂堂正正”的时代。中曾根政权为了凝聚民族意志，推行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在日本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一部分右翼势力也趁机鼓噪。他们企图通过肯定战前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来克服“战败国后遗症”；以宣传“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狭隘民族主义来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向“政治禁区”挑战，来否定和平主义思想。日本右翼势力遭到日本国内进步势力的抵制，同时引起了日本周边国家的警惕。对于这一情况，中曾根执政后期已有所反省。他表示“要坚持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融合的中庸国家主义”，并提出日本要在“安全航行区”前进。中曾根的后任也一再宣称日本绝不做“军事大国”，以图打消国际舆论特别是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崛起的疑虑。“借船出海”——全球性大国的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骤然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潮，日美经济磨擦愈演愈烈，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进一步增强。冷战后日本究竟向何处去，成为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新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在新的国际战略形势下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新的思考。在日本人确定自己的战略选择过程中，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冷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衰落，而是通过信息产业革命，牢牢占据着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其世界霸权地位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可撼动；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零增长，其大国雄心一度受挫；三是日本重新称霸亚洲的野心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质疑。经过长期思考，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任何想摆脱美国的束缚、单独在亚洲做大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日本只能借助日美同盟这个平台来实现做政治大国的理想。冷战后，日本社会中普遍对继续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说，在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之际，“日本是一个处于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最强有力地位的国家。日本可以谋划为建立世界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日本今天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日本有能力制定一项全球战略，而且应该这样做”。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步入政界，逐渐掌握了政府的核心部门。这些人对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具有强烈的意识，主张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力图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部分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则认为日本像现在这样充当从属角色，是对日本民族自尊的公开侮辱，主张扩充军备，发展日本独自的遏制力量，借此来提升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达到顶峰。美国人的反日情绪高涨。尽管日本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发挥大国作用，但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大都清楚地认识到，以日本的经济实力还远远不能与美国对抗，日本任何想在亚洲独自称霸的企图都会遭到亚洲主要国家的抵制。况且日本国内政治领域尚有许多问题未解决。日本还不具备制定一个脱离日美同盟的、独立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大国战略的条件。美国也有一些人士认识到美日同盟的重要。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约瑟夫•奈也认为，不能把美日关系当成冷战的遗物加以摒弃，全球均势向亚洲倾斜使得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因此必须营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同盟关系，以适应21世纪的发展变化。1995年2月，美国发表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3月，又发表了《关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报告》。报告指出，“没有比美日同盟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是美国维持太平洋安全和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基础。日美安全保障的目的之一就是支持日本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负担起更大的责任。1996年4月，日美两国在东京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对日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承认“日本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日本将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与美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先日本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保卫日本的“单向型”防卫体制，转变为日美“双向”防卫合作的体制。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由以往的“本土防御型”转变为“干预地区冲突型”，从日美双边军事安排演变为日美联合对第三国和地区进行干预。从此，日本开始与美国联手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日本100多年来的大国梦想似乎就以这种形式实现了。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日本那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大国地位，也没有哪个大国像日本崛起走得如此曲折。它的第一次崛起靠的是武力扩张，终因实力不济，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崛起采取的是和平方式，靠的是超级大国的庇护。日本的先天不足使它总是在怀疑其他大国的诚意。日本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摆脱不掉与其他大国对抗的角色。综观日本两次崛起的过程，至少有两点经验教训值得关注。第一，不要追求自身利益的绝对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30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以武力对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外，保持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协调”，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顽固地坚守自己的既得利益毫不退让，并以武力拓展自身利益，结果适得其反。第二，必须搞好对民族主义的掌控。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但后来民族主义向极端化发展，裹挟着日本社会走向了战争。当今的日本社会与二战前颇为相似，政治家们正企图借助新民族主义以争取民众对大国战略的支持。这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会不会推动日本重走二战前的老路呢?世人正拭目以待。

哪个管你小日本厥不厥哦！

介绍你看一下中央电视台制做的记录片大国崛起,里面说的很好,在百度的视频搜索里肯定能找到,先听听再写,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日本的可能是百年维新,你也太懒了点吧,写论文不自己查一些资料,不自己动动笔,用别人的有什么意思??先谈谈日本。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这个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多山岛国上，日本人创造出了一个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谈及日本的崛起，不得不说到日本的学习之路。陈冰在《作坊里的日本》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日本有‘心灵紧闭’但‘眼观八方’的特征。在国弱时，他们卑谦地对外点头哈腰，默默拿来先进才智，然后悄悄地在作坊里加班加点地消化进化，乃至超越。一旦确信自己超越了别国，便会出其不意地‘创造神话’……”的确，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国家。日本的第一个老师便是中国。5世纪，大和国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于6世纪中叶逐渐确立起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和国家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贵族与皇室的权利之争日益尖锐。而在同一时期，中国隋唐这些大封建帝国的相继出现，繁荣发达的封建政策、经济、文化给日本造成强烈影响。这不仅给日本振兴国家树立了榜样，还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使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大和国家所面临的统治危机。于是，他们在645年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孝德天皇即位，而后按照我国隋唐的政权形式建立新的制度，进入封建社会，这就是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对于吸收我国封建文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了。唐朝时期，日本一共派出了遣唐使十九次，每次少则二百人，多则四百到五百人，其中除正式使节以外，还有留学生、商人和各类工匠，这大大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代表人物便是阿倍仲麻吕。他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官拜左补阙，与李白、王维等结为好友。753年，他回国的船被风浪吹走，传说遇难。李白听说后，挥毫写下《哭晁卿衡》，可见友情之深。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又积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文化。1867年，涩泽荣一去欧洲向各国学习；1871年，岩仓使节团前往欧美12个国家学习……这无不体现了日本的学习精神。其次，改革也给日本带来了新的活力。除上文说过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也在日本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1853年的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的国门，面对外来入侵，一部分中下级武士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展开了倒幕运动，并取得了胜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治维新虽然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的确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的束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掀起了日本的第一次崛起。第三点便是战争。日本在明治维新中过度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从改革促发展，变为战争促发展。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的一战，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这都体现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狂妄和野心勃勃。然而，日本以战兴，同时也以战衰。1945年9月2日，随着日本在二战投降书上签字，它欲称霸世界的美梦化泡影。但是，战争的失败并没有阻碍日本前进的脚步，反而掀起了日本的第二次崛起，并于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位。

二战时，日军等级观念严重，但“下克上”现象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