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学术论文集

在同盟会研究过程中，学术界时有争论，其焦点大致体现在如下几方面（注：本文对学术界关于同盟会研究歧议的归纳，部分参鉴了刘湘雅、饶怀民、刘望龄、马敏等人的相关综述文章（分见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与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谨致感谢。： 吴雁南在80年代初就撰文，对学术界通行的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8月的认识进行“补正”，指出这一说法“是不够确切的”。其源头可溯自同年春孙中山等在比利时创办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应当“把1905年春在比利时成立同盟会到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成立同盟会视作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形成过程”。同期，其他人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孙中山在欧洲成立的革命团体“是中国同盟会的一个雏形”。（注：吴雁南：《中国同盟会成立时间补正》，《史学月刊》1982年第1期；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页。）后来，日本学者寺广映雄对“欧洲同盟会”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研究，指出“欧洲同盟会” “实际上是以孙文为中心，与湖北出身的革命学生之间热烈讨论的结果，这件事情不仅对兴中会的革命方式给予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数日后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革命团体的产生，意味着海外学生“实质上承认了孙文在今后革命运动中的最高领导者的地位”。它的誓词（即孙中山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大纲领）和入党方式，“在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几乎是原样照搬过去的”。所以说，这个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的方法进行了修正与否定，确立了新的组织与方法，形成后来中国同盟会这个革命组织和进行革命方式的基础”。（注：〔日〕寺广映雄：《关于欧洲同盟会的成立和意义》，郭传玺译，《中州学刊》1996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领导创立的这个欧洲革命团体，最初仅简单地称为“革命党”，直至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方被冠以“欧洲同盟会”名号。章开沅对“同盟会”会名的源流作了细微探析，指出“到1903年春夏之间，同盟会已成为爱国救亡志士们所熟知并习用的名称。两年以后，孙中山在旅欧中国留学生中间组织革命团体，并未冠以兴中会或其他名称，显然正在考虑代以当时革命志士更易于接受且有助于各团体之间相互联合的新名称”。（注：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3页。） 在80年代以前，学术界有一种通行的看法，即同盟会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同华兴会、光复会所等地方性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从30年代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到80年代出版的一些权威性较高的学术论著，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及不少重要的史学工具书和教材等都持这一论断。后来，渐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金冲及、胡绳武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合写的《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考实——兼论同盟会在组织上的特点》一文，较早指出“很难说同盟会的成立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组织联合而成的”。（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4页。）桑兵亦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同盟会是由兴中、华兴、光复三个革命团体联合的通行说法“值得商榷”，“同盟会的建立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界中来自国内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结合的结果”；“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同盟会聚集了全国各地革命积极分子的精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注：桑兵：《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成立》，〔广州〕《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其后，何泽福进一步撰文指出：“同盟会决不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团体联合而成，也不是几个革命团体组成的联盟，而是孙中山继兴中会之后，‘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注：何泽福：《同盟会成立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同期，郭汉民亦对同盟会“非团体联合”的史实，作了进一步的考辨，指出“同盟会不是，也不可能是各个革命小团体有组织的联合，确切地说，它是在革命思潮高涨的形势下，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志士拥戴孙中山为领袖，风云际会，乘时奋飞的历史壮举。”（注：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1980-1989年论文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5页。） 毛泽东在《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文中指出，同盟会是孙中山“领导的党”。（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9页。）将同盟会定性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争议之点在于它究竟是一个阶级的政党还是几个阶级、几个政治派别的联盟。吴剑杰在《论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分化》一文中写道：中国同盟会“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这种立论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不少学者都有过相似的表述。章开沅则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具体而言，“同盟会不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它和1924年到1927年的国民党不同，加入它的各种社会力量并没有在会外保存自己单独的政党”。另一方面，“同盟会也不仅仅是几个阶级的反满联合战线”，虽然它是20世纪初年，由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以及一部分反满士绅组成的“更为广泛也更为松懈的”反满联合战线中起指导作用的政治力量，“但毕竟不能把它与反清联合战线等同起来”。章开沅在强调“同盟会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时，还指出同盟会内部并不存在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这样三种力量的政治分野”。为了说明同盟会内部的政治分歧，章开沅将同盟会成员分成左、中、右三派，即以孙中山、朱执信为首的左派，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中派和以章太炎、吴稚晖、汪精卫为首的右翼，他认为各派之间的政见纷争，并不代表“路线斗争”。（注：《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北京〕《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自同盟会成立（1905年），关于同盟会之“性质”的讨论已不多见。学术界较为感兴趣的是同盟会内部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案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历次风潮。 主张同盟会为几个阶级之“松懈联盟”观点的学者自然从阶级阵营的角度去作解释，认为“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有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裂的种子”；“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注：吴剑杰前引文。）不少人则从地域性宗派之争的角度来说明问题。即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派、以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为首的江浙派与以黄兴、宋教仁、刘揆一为代表的两湖派。例如王永年在分析同盟会内部关于“平均地权”纲领的分歧时指出：“革命派内部由于社会经济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思想观念的地域性群体的存在，是导致革命派内部对‘平均地权’产生分歧的两个主要因素。”李时岳在总结同盟会的内部风潮时亦指出：“事态表明，辛亥革命前，在全国性统一的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内部，实际上是山头林立的。各个山头有各自活动的地盘，有各自联系的群众。”（注：王永年、李时岳前引文。）原光复会成员是同盟会内的一个影响较大的政治派别，多次掀起“倒孙风潮”。1910年2月，光复会在东京宣告重建，正式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在如何评价原光复会成员在同盟会中的分裂行为和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方面，学术界也有不同的声音。较早的观点认为，“光复会是一个地主士绅领导的反满的革命组织”，它和同盟会虽然在“反清斗争的大前提下”，有过并肩作战的历史，但由于“两党宗旨除民族主义之外，其他都不相同”，所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便不能继续合作了。二者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和光复会的“一民主义”之争。（注：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第227页。）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渐有学者开始提出不同意见。徐和雍认为，同盟会分裂和光复会重建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原光复会成员的地域观念“助长了宗派情绪”，导致“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恶性膨胀”；而光复会之所以能重建，“又与它在江、浙、皖，特别在浙江有较为坚实的基础，而且它的基层组织依然存在有关”。（注：徐和雍前引文。）杨天石、王学庄则著文指出，将同盟会的分裂归咎于地域性宗派之争或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与光复会的“一民主义”之争的解释，“都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们认为，“同盟会的分裂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是一系列政治、思想、策略和人事纠纷发展的结果。既有其时代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同盟会的分裂源于思想分歧，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思想分歧逐渐被掩盖起来，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行会主义和山头主义逐渐上升，旧的感情上的裂痕和新的摩擦、猜忌、怨憎结合在一起，引发出新的攻击。终于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们还特别指出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同盟会成员的不良影响。（注：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也有人认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是由于光复会个别领导人在某些问题上与孙中山等的意见分歧而进行激烈的指责造成的”。（注：戴学稷、徐如前引文。）对造成同盟会分裂负有直接责任的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学术界历来较为关注。有关评价也不尽相同。例如关于陶成章，有人说他是当时革命派中“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村小生产者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主张道出了小生产者的心声，他的斗争策略也是小生产者分散的生产和生活习性的一种反映。他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参加同盟会，进行反清革命的；他同样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和同盟会搞摩擦、闹矛盾。随着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他和同盟会的相一致的东西越来越少，矛盾也就越来越大，虽然有孙中山的极力调解，也毫无结果，致使陶成章自己成了这种矛盾的牺牲品”。（注：何泽福：《陶成章与同盟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也有人认为，陶成章虽然“囿于宗派主义观念和思想上的偏狭、片面，以不应有的派别活动干扰和影响了同盟会的团结，扩大了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裂痕”。但他并“没有背离同盟会的纲领，他与孙中山的矛盾，仍然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而且造成矛盾的责任也不应由他完全承担”。（注：《论陶成章与同盟会的关系》，〔长春〕《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还有人在评价章太炎与同盟会的分歧时，亦对学界关于其不顾革命全局利益“闹分裂”的传统提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和误解”，“将内部矛盾的政治责任推到一人身上，是不公正、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章太炎与同盟会内部分歧有关联，却并非一无是处，称之为分裂主义者，更是极不妥当的”。（注：《章太炎与同盟会的分歧》，《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有人从孙中山自身的性格特点方面，剖析了同盟会的几次大的风潮。指出如果用革命领袖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在所言所行方面“又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①军事策略上偏重两广和南方边地，相对忽略了内陆地区尤其是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②主观思想上疏远与内地志士、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联系，对同盟会的领导基本上局限于南方各支部。③实际行动上偏重于筹款、外交，相对来说从事艰苦细致的发动、组织工作较少。孙中山性格的“否定规定性”表现出来的“偏激固执、我行我素等特点”，与同盟会上层分歧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中部同盟会是1911年由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力主“长江革命”，对推动武昌起义和领导上海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同盟会与中部同盟会的关系，学术界亦有多种认识。有的论者认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同盟会自身分裂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是对同盟会的一个分裂行为”；是一部分革命党人“不依靠人民力量，看不清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在表面上似乎强大的反革命打击下，产生的悲观失望的思想潮流的必然发展”。（注：林增平等编：《辛亥革命》（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75页，第282页。）尤其是宋教仁等发起组织中部同盟会没有按组织原则办事，又擅自修改既定章程，“是背离盟章的，负有分裂党的责任”。（注：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9页。）对此渐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如有人在60年代就认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虽然内部含有分裂的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它是在“同盟会日趋涣散、无人领导”，而“广大中下层革命志士要求继续革命的情况下”成立的；也是“在宋教仁、谭人凤等总结了历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坚持把革命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敢于肩负起领导责任的情况下”成立的。（注：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第244页。）王学庄等人后来明确指出，那种把中部同盟会的成立说成“是自立门户，是一种分裂活动”的观点，“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他们认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谭人凤、宋教仁等革命党人为适应长江流域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所作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是一个革命的创举”；“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革命的产物，它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领导下的一个分部，它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注：王学庄、石芳勤：《略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和历史地位》，《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欧阳跃峰则进一步撰文指出，中部同盟会“既承认了它与同盟会的主从关系，又规定了它与南方支部的平等关系，这与同盟会的章程条例、组织原则并无悖谬之处”。虽然中部总会未向同盟会本部申请批准，在手续上显得很不健全，“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足为怪的”。他的理由是，“孙中山将美洲和南洋的同盟会会员改称‘中华革命党党员’及胡汉民等设立南方支部，都未经过健全的组织手续。这个问题反映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在建党问题上普遍水平不高，而不能说中部总会与同盟会本部关系不正常”。（注：欧阳跃峰前引文。）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中山注重西南边境，忽视长江流域，犯有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注：《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页。）有人则就选取起义突破口的是非曲直，提出不同见解。沈奕巨指出：“事实表明，1907年南方边省的革命形势的确比其他地区优越，孙中山选择在南部边疆发动武装起义是无可指责的。”（注：沈奕巨：《论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广西边境武装起义》，《学术论坛》1980年第4期，又见《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1984)》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页。）金冲及亦认为，综观同盟会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其领导人都“是经过苦心筹划的，并且在进行过程中不断在总结经验教训”。“在同盟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的客观条件要比长江流域好得多。同盟会当时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粤、桂、滇边境，应该说是正确的”；“甚至在1910年初发动广州新军起义时，还很难说同盟会这个决策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广东新军革命化的程度比湖北要高得多。”（注：金冲及：《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二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同盟会所依靠的武装力量，早期偏于会党，后期转向新军。有人认为：“大体说来，这个转折点是在1908年的夏秋之间。”（注：《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二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而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则提出，“虽然，由于武装起义的多次失败，有的革命党人把失败原因片面地归咎于会党散漫，不足于谋事，主张专力新军。但是，不能因此认为，同盟会自1908年后就放弃了会党，而‘目标专注于新军了’。应该看到，同盟会做新军工作并非自1908年，而这一年以后，不少过去与会党有联系的同盟会员，仍然坚持联络会党。”（注：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271-272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同盟会对会党虽有联络、运动，但并未对其进行教育与改造。（注：《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页。）而《辛亥革命史》的著者则指出，“不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只有联络利用而没有对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可以说，革命派同会党的联络利用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会党进行改造的过程。改造的基本内容则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把一部分会党置于革命党人的领导下，设法把会党的斗争，纳入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范围中来。”（注：《辛亥革命史》（中册），第271-272页。） 关于同盟会的学术分歧还有不少，例如在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方面，有的认为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有的认为两者之间是亲缘和离合的复杂关系，也有人认为共进会“独树一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盟会的分裂。还有人则说，共进会的成立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团结”，共进会领导的起义也是“在同盟会的指导下并按其部署进行的”。（注：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第329页；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第252页。）再如关于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演变，较早的看法多持批评态度，甚至认为“同盟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已经不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起领导作用”了；对于当时各省致力于革命斗争的“参加了或未参加同盟会的”积极力量，“同盟会本部却不能领导和组织起来”。（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6页，第888页。）尤其是对1912年3月改组后的同盟会，有人指摘其收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放弃了“平均地权”的主张，导致了同盟会在政治上的“蜕化”。（注：方志钦：《析同盟会的衰亡》，〔广州〕《学术研究》1980年第2期。）但也有人认为，对于同盟会的演变，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既要看到它的妥协性，又要看到它的斗争性。既不能笼统说它妥协和倒退，更不能以其失败的命运而抹杀其为‘争取自由和彻底民主的制度’所作的努力。”（注：徐辉琪：《论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仍旧是历史的积极推动者，它的主流是进步的，革命的”。（注：王来棣：《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有人对同盟会1912年改组后的政治纲领提出新的看法，认为改组后的同盟会提出的“力谋国际平等”的政纲，“与原来的单纯反满的民族主义相比，反对帝国主义的色彩应该说更明显、更直接一些”；改组后的同盟会“不仅把以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生主义作为宗旨，而且还试图将它付诸实践”。（注：《一九一二年三月同盟会改组再认识》，《史学月刊》1995年第5期。）此外，关于同盟会个别重要人物的一些细节亦有分歧。例如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有人认为是唐群英，（注：罗绍志等前引文。）也有人以为是何香凝。（注：吴恩壮：《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位女盟员——何香凝》，《羊城晚报》1981年10月7日。）关于蔡锷是否加入了同盟会，有不同说法。曾业英等通过缜密的考证，认为蔡锷早年加入的当是兴汉会，而非同盟会。（注：王学庄、曾业英：《蔡锷的同盟会会籍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关于秋瑾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有人说是1905年9月上旬，有人则认为应是同年8月。（注：郭长海：《秋瑾入同盟会时间考》，《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当事人留下了许多回忆录，这些资料因当事人记忆和感受的差异，对个别人物与事件出现不同的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术研究的辨析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