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贸组织概论论文题目

提供一些国际贸易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供参考。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分析 欧盟对华皮鞋（或纺织品等）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分析 服务业跨国转移的趋势、影响及我国对策 香港服务业与内地制造业优势互补、合作互动研究 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发展前景探讨 国际交易中短期自然人流动及其走势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对外依存度的分析 WTO规范下非农产品出口授信补贴正当性的检验 允许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对我国的影响 发展加工贸易与产业技术升级探析 从历史视角看美国贸易政策的本质 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及美方利益集团分析 对中韩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由互补到竞争转变的分析 自愿出口限制的性质与成因分析 超额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策略 阿拉伯海湾国家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企业的机遇探讨 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评价及实证分析 我国切花出口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我国海运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解析日本的赶超经济 美国对华贸易技术壁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入世前后我国各地区FDI经济环境比较研究 我国贸易条件恶化与贫困化增长 我国农产品遭遇他国技术贸易壁垒的实证分析 我国小家电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国际贸易的政策选择 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欧盟食糖政策 WEEE和RoHS:欧盟“双绿”指令下我国相关行业的困境与对策 区域经贸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证研究 从前100位出口商品看中日韩出口结构竞争 义乌商圈国际化经营的基本态势与对策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关系中的国别差异 美国实施反倾销贸易政策的动因、绩效与启示 钢铁行业电子商务研究 论我国国际贸易的电子商务服务模式 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印度（或韩国、俄罗斯等）反倾销政策及其特点分析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选址问题研究 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新挑战 中日和谐与构建东亚区域合作平台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比较 国际文化贸易的内涵及其发展前景 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跨国公司环境效应的理论解析 美国、日本和欧盟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比较研究及启示 从美欧转基因案看转基因产品贸易的管理 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积极效应之剖析 全球化条件下的中欧贸易产品结构与贸易不平衡分析 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 加工贸易对XX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与升级研究 美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论我国能源产品的进出口管制——以石油和煤炭为例 我国外贸企业高坏账率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研究 第三方反倾销初探——基于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案的分析 我国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信息不对称下的技术贸易: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 国际贸易对一国研发投入及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贸易摩擦理论研究 我国蔬菜出口的增长效应分析 从物流外包到物流联盟:契约机制体系与模型 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政策倾向悖论及启示 “亚洲间贸易”论的局限性研究 技术引进模式与东亚经济的发展 闽台两地产业结构变迁与产业合作发展的空间和路径 农产品出口策略研究——以XX省（或市、县）农产品出口为研究样本 出口退税新机制的经济效应分析——以XX省出口企业为例 我国国际贸易中环境成本转移的实证分析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服务业对外开放与服务贸易政策体系构筑 我国服务业引资环境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 服务企业全球营销战略内部驱动因素研究 东亚汇率变动与我国出口贸易的竞争优势 我国科技兴贸战略的若干问题 我国装备制造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点思考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品牌”战略研究 相互依存的中美经贸关系 加工贸易管理制度改革方向探讨 中韩两国出口制成品的技术结构比较分析 五年来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其启示 外向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风险识别与防范 论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利益原则 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与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与技术溢出:经验研究的最新进展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企业国际化理论的新发展:国际新企业理论 多边投资体系对我国服务业企业发展的影响 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中国区位比较优势的实证 反倾销的滥用及其贸易保护主义效应 综合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进口增长——“减顺差”必要的选择 对我国外贸顺差的几点认识 “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思考 全球失衡格局中的国际经济分工与中国分工角色转换 我国贸易顺差的内部结构效应与外部预期非理错位 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投机资金流入——方式、影响和对策探讨 论贸易自由化——多边贸易体制及其法律制度的基石 中国贸易收支顺差调整的可能性探讨 能源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分析 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三步战略 论贸易摩擦的成因与影响 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分析——现状、原因及影响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大贸易救济措施比较分析 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新动向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银行业对外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 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现实选择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建立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 纺织品自愿出口限制的福利分析 国际投资中污染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规模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的国际贸易效应:基于我国行业数据的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渠道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我国食品产业的决定因素分析 我国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FDI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华FDI就业效应实证研究 FDI对环境福利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撤资问题研究——以韩（或美、德）资为例 中国FDI激增对东南亚FDI的影响 XX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研究 XX省利用外资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XX省吸引FDI经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对XX省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人力资本、出口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解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 全球化与区域集团化互动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钻石模型的区域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以XX省为例 外资企业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 我国外资适度规模的测算:基于“双缺口模型”的实证研究 员工海外培训: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培养国际工程管理人才:思路与途径 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与我国策略

东盟自由贸易区从1967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35年的发展历程，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之一。虽然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盟经济合作的评价不一，但东盟各国的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出台使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盟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多哈发展议程谈判的前景2001年11月9日至14日WTO在多哈召开了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因此本轮多边贸易谈判被称为“多哈回合”。多哈回合的谈判计划涉及农业、非农产品、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乌拉圭回合承诺实施等多个领域，其规模和难度都堪称迄今之最。遗憾的是，多哈回合自启动以来一直进展缓慢，比如原定于2002年底结束的公共健康问题、特殊和差别待遇(S&D)问题以及实施问题均未如期完成，农业谈判模式和非农产品谈判模式也未能在原定日期以前达成一致。2003年9月10日至14日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这次会议本来被各国寄予厚望，但却无果而终，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成为继西雅图会议之后第二次失败的WTO部长级会议。坎昆会议的失败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WTO体系中的利益冲突，也引起人们对贸易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今后，多哈回合谈判能否顺利进展、多边贸易体系的合法性能否提高，取决于WTO体制是否能够进行改革，以便使其更具有民主性。 多哈回合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利益冲突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自由贸易，但是自由贸易在带来交易双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会制造出赢家和输家。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基本立场乃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尽可能地减少国内居民和企业因为外部竞争所带来的损失。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各不相同，大国和小国在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时候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多边贸易体系通过创造出一个相互平等、重复博弈的平台，有助于减少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大国进行谈判中所遇到的不利局面。然而，由于WTO远非一个民主的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很难利用多边贸易谈判的这一便利，发展中国家仍然在WTO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具体议题上，各国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发达国家之间在很多问题上也有激烈的利益冲突，比如欧盟和美国之间关于农业补贴、转基因产品、钢铁等问题一直存在着矛盾，发展中国家阵营之中既有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大国，也有像马来西亚、泰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很多最不发达国家，其利益也经常互相冲突，但是，在多哈回合的进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化为主要的矛盾。 WTO的发展中成员根据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果，进行了广泛的市场开放和国内体制改革，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发展中成员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由于发达国家的苛刻要价，发展中成员普遍反映，在履行乌拉圭回合协议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承担了超出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义务。发展中成员要求在多哈回合中，发达国家应该首先兑现其在乌拉圭回合中的承诺，并且要优先讨论发展中成员特殊差别待遇问题、公共健康问题等，在市场准入方面发达国家应充分照顾发展中成员具有出口利益的产品和服务。大多数发展中成员非常反对在老的问题没有解决之间匆匆忙忙地开辟新的议题，发达成员更注重的恰恰是在多哈回合中加入新的议题，如投资、竞争、政府采购和贸易便利化等，它们希望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市场开放，不希望对乌拉圭回合协议做过多的修改。以下将侧重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最大的两个问题，即农业谈判和新加坡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领域的分歧直接导致了坎昆会议的失败。 1. 农业谈判。 农业是多哈发展议程的核心问题，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农产品贸易是扭曲的。在现有WTO协议下，发达国家一方面劝诱甚至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其农产品的进口，声称这将带来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的改善，声称农产品进口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本国农民的失业和收入下降都将只是暂时性的，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在保护对国内农业部门的保护。发达国家仍然普遍实施对农业的各种补贴，以及对国外农产品进口的高关税保护。在发达国家，许多农产品的关税仍然很高，有的甚至超过200%和300%。1986-88年，OECD国家每年的农业补贴平均为2750亿美元，但是到了2001年则增加到3500亿美元，而该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仅为54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每头牛享受的补贴竟然是非洲国家穷人收入的三倍。这种不对称的保护，使得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进口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2002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就指出，像未加工食品这样的初级产品部门，本来应该是发展中国家最具出口优势，但是，这个行业的出口反而一直由发达国家垄断。 由于农业人口仍然在发展中国家占很大比重，因此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农业一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应该要求WTO改变这些不公平的农业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限制发达国家农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倾销。中国加入WTO之后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2002年的报告，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粮食的进口关税要从2001年的91%在10年之内下降到3%；饮料和烟草的进口关税要从2001年的58%在10年之内下降到10%。由于农产品进口关税大幅度降低，本国的农业生产可能会大幅度减少，例如中国的油菜籽生产可能会下降53%，饮料和烟草的生产可能会下降39%。 新一轮农业谈判必须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这要求发达国家能够在削减高关税和关税升级、取消出口补贴和削减并最终取消贸易扭曲性国内支持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谈判结果还要实质性地提高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战略性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是很好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谈判已经成为多哈回合的试金石，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农业谈判看到发达国家的诚意和远见。 2.新加坡议题。 所谓新加坡议题包括投资、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等四个议题。早在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发达国家就曾经建议把这四个议题纳入WTO的谈判。发展中国家普遍提出了抗议。于是，发达国家建议设立相关的工作组，讨论贸易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政府采购的透明度等问题。要不要在多哈回合中启动新加坡议题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些议题都不是贸易问题，WTO来关注这些问题只能分散其注意力。发达国家提出这些议题的真实动机是进一步获得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而且，这些新议题一旦进入WTO的框架之中，发展中国家必将进一步失去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陷入更大的困境。 第一个议题是投资议题。发达国家提出投资议题的用意就是要让外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充分自由的权利，无条件地进入各国市场，不受限制条款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行投资，享受国民待遇。发达国家鼓吹国民待遇原则的最终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拥有100％的所有权，外国公司只要想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进入，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干预外来投资的权利，并且也不能向当地企业和个人提供任何优惠政策和补贴。由于这项议题一面倒向发达国家而备受非议，目前其主要的建议者又提出了修正建议，即第一阶段主要注重透明化措施，接着是衔接步骤，展开连续为期两年的谈判，然后自动提升到另一项贸易协约的谈判。像这样一个接一个步骤的修正建议，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要成员国最终同意把发达国家关于投资条例的概念列入WTO授权的规范内。这必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领域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影响发展中国家工商企业发展的各方面条件，削弱政府相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谈判地位。 第二个议题是关于竞争的议题。在发展中国家看起来，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反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因为它们作为垄断的代表，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发达国家看来，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却是允许发达国家的企业能够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和当地企业“平等”竞争。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各国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研究贸易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按照当时的说法，这项协议并不是要成员国承诺将来谈判关于竞争的议题。但是，目前欧盟仍然不断催促落实关于竞争议题的谈判，并且建议把它列入多哈回合谈判。正如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代表所宣布的，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订立竞争条例，以方便外国企业机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行自由竞争。这对发达国家来讲是有利的，可对于发展中国家却是不公平的。一旦这项协议纳入WTO的框架之中，必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本地企业提供优惠的权利，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伸缩性地选择适合各自国家的竞争模式，以迎合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变迁。 第三个议题是政府采购。1996年新加坡WTO部长级会议上同意的议案是建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政府采购中的透明化问题。但是，到如今，欧盟等发达国家已经拟定了一份详细的要求将政府采购纳入WTO谈判的议案。直到目前为止，政府采购可以豁免贸易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采购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政府购买多少台电脑或多少套软件。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的时候，政府采购可以有助于扩大本国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复苏；当国内的幼稚产业处于发展初期的时候，政府采购有助于迅速地培育国内市场，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如果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或其他经济社会问题，政府也可以方便地用政府采购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一旦政府采购必须纳入WTO管制，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政策自主性，发展中国家政府不能再给给予本国公司任何提供公共用途商品、参与公共服务和承包政府工程的优先权。 第四个议题是贸易便利化。这个议题相对而言较少争议，但是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为了提高贸易便利化，发达国家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 假如这些新议题一旦进入WTO的框架，那么发达国家的企业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必将失去管制那些外国企业的自主权，也必将丧失制定相关的国内政策的自主权，难以有效运用宏观经济、金融、发展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满足国内政策目标。在发展中国家不断丧失自主权的同时，发达国家却试图将劳工标准和环境问题纳入WTO体系，以便在妨碍到其国内利益的时候，方便地祭起保护主义的大旗，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商品进入他们的市场。 坎昆会议的失败 2003年9月14日，随着墨西哥外交部长德韦斯（Derbez）宣布谈判破裂，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坎昆部长级会议无果而终。坎昆会议让WTO遭遇自1999年西雅图会议以来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坎昆会议上的围绕有关议题的争论都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日益白炽化。 1. 围绕农业问题的争议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农业问题是“多哈回合”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解决其他议题的关键。早在会议召开之前，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农业问题的前景很可能最终决定坎昆会议成败的命运。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农业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解决，发展中国家拒绝就新加坡议题进行谈判，谈判才最终宣告破裂。 农业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异常复杂。在农业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矛盾，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矛盾。就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农业生产和进出口情况不同，其利益和要求也各有不同。坎昆会议之前，农业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并非泾渭分明。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农业领域的阵营是这样划分的：一方是美国、加拿大和凯恩斯集团（其中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赞成开放农产品贸易市场；另一方是欧盟、日本和韩国，也包括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实施出口补贴，不愿意开放农产品市场。很明显，发展中国家不够团结，他们分属两大阵营。而在坎昆会议上，美国和欧盟开始联手，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试着用一个声音说话。美欧在8月中旬为弥和他们之间的差异，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提出了一个折衷建议。但在坎昆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结成三大集团来对抗发达国家的强大攻势，他们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21国集团（G21）；拥有77个成员的非加太集团、拥有52个成员的非洲联盟和以孟加拉为首的3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结成的联盟；由多米尼加、洪都拉斯、肯尼亚、尼加拉瓜、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等33个国家组成的“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联盟”，它们声称代表那些脆弱的、缺乏资源的小农户的利益。 2003年2月，WTO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香港贸易代表夏秉纯起草了农业谈判减让公式。这个方案提出，在未来9年内全面削减出口补贴，在5年内农业进口关税削减40-60%，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要宽松一些。当时，欧盟、日本、瑞士和韩国反对这个方案，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则赞成这个方案。 8月，欧盟、美国就农业问题联手提出新建议，提出以乌拉圭回合减让公式和瑞士公式结合的“混合公式”代替原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公式的内容，建议在农业市场准入、出口竞争、国内支持等三个领域均不包括具体的数字，只形成一个框架，试图取代含有具体数字的主席模式草案。“混合公式”一方面要求对部分农产品按照平均公式削减关税（幅度并不大），另一方面要求对大多数的农产品按照瑞士公式削减关税，其特点是“高税多减”，即关税水平越高，削减程度越高，这使关税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坎昆部长草案》就建立在欧美的草案文本上，它所讨论决定的农业谈判模式只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框架，大量的实质性内容，包括削减补贴的方式，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补充。 G21建议减除发达国家国内支持（包括蓝箱和绿箱）和出口补贴。而代表那些脆弱的、缺乏资源的小农户的利益的“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联盟”则强力要求推进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自主选择不必受关税削减约束的特殊产品，并且可以用特殊保障机制这样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进口激增的问题。但即使在修改过的部长草案中，这些要求也没有得到切实的体现。但是，在《坎昆部长草案》中，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战略产品只针对少数产品，而且在适用时还有附加条件。特殊保障机制更是附加有众多条件，这使得该机制的用处有限。坎昆会议上公布的《部长草案（修改版）》有关农业的部分与8月24日的版本并无二致，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批评性的意见完全被忽略了。 在讨论新加坡议题时，非洲产棉国以在棉花相关条款上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为由，拒绝就任何一项议题再继续进行谈判，阻止了新加坡议题进入多哈议程，这使得发达国家不敢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 2.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NAMA）。 关于“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着9月13日出台的《部长宣言草案（修改版）》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1）在关税削减方面，新草案依然采用欧美及加拿大的方案，提出要采用“非线性公式”法（“non-linear formula” approach），即关税越高，削减幅度越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接触过“公式法”，“非线性公式”则更是闻所未闻。在此以前，他们一直能自行选择约束的范围（比如，需要对哪些产品做出约束性承诺）和自由化的速度，国内政策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因此，发展中国家提出，应当考虑采纳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削减系数，或者在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基础上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纳另一个不同的系数，同时允许他们以较低的速度削减关税。 （2）在取消行业关税方面，原来的草案文本提出将电子、鱼类、鞋类、稀有金属、纺织成衣等八个行业的关税削减为零。新草案虽没有提及削减关税产品的名单，但是提出“所有成员的参与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指出，部分行业对他们意义重大，行业性关税削减应当本着“自愿”原则，强制执行新草案中的条款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3）为扩大适用“非线性公式”的产品范围，草案文本提出将不受约束的关税线按照“应用税率”（applied rate）乘以二，从而满足公式的适用范围。这样经过“非线性公式”的计算后，新的关税税率将低于现有的应用税率。这等于是变相地削减一些低关税产品的关税，扩大关税削减的范围。 很明显，多哈回合草案基本上就是照搬了美国-欧盟-加拿大在8月提交的立场文件，目标是迅速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关税。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接受宣言草案，将使得其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空间急剧缩小，甚至导致国内企业的破产和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受到危胁。草案中有关NAMA的内容完全忽略了多哈回合的原则：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磋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在削减承诺方面应以‘非互惠原则’为基础”。在8月份草案最早出台时，发展中国家就表示反对，它们提出要么去掉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么就将其变成“自愿性的”。但是，这些要求没有在修改过的草案文本中有任何体现。 3.新加坡议题 自从在1996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所谓的“新加坡议题”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多哈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过斗争和妥协，终于在《多哈宣言》中规定，关于四项新议题的磋商将在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后开展，但这一决定的前提条件是，各方必须就磋商的形式达成“一致意见”。 “新加坡议题”在坎昆会议的最后两天代替农业问题成为谈判场上针锋相对的焦点，关于这一议题的争执成为导致坎昆会议最终失败的导火线。 9月14日凌晨，九国部长在坎昆会议主席德韦斯先生的主持下就新加坡议题进行了讨论，各国坚持原有立场，互不相让。九国会议结束后不久，又召开了一场由大约30个国家组成的更大规模的会议，主要讨论坎昆会议上所有的重大议题，目标是弥和差异。为了推动谈判，德韦斯先生建议先开展关于贸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的磋商，另外两个议题先不放在日程上。尽管欧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一些国家如韩国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议题，而70国集团和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愿对任何议题进行磋商。会议不欢而散，Derbez先生宣布第五次部长级会议结束。 坎昆会议上，各方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认为，接受新的义务将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他们以还没作好准备为由，要求进一步“澄清”（clarify）议题，而不是开始“磋商”；以欧盟和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多哈会议上各方已做出要在坎昆会议后开始磋商的不可逆转的决定（irreversible decision），因此“磋商”应在坎昆会议后立刻开始。 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观点都在《坎昆部长草案》中有所体现，这一点与草案中有关农业和NAMA的内容相比是一种进步。但这种体现仍然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对磋商“形式” （Modalities）的建议被详尽地列入附录，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议却没有列入附录。 坎昆会议后就“新加坡议题”展开磋商的前提条件是，各方必须就磋商的“形式”达成“明确一致”（explicit consensus on modalities of negotiations）。各方主要的分歧集中在对modalities的理解上。欧盟和日本将它界定为程序性问题（比如磋商的最后期限、将要举行几次会议等等）和一系列的原则或议题。他们如此界定的目的是希望能比较容易地达成明确一致，从而开始磋商。但发展中国家强烈地谴责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modalities指的是每个议题的范围和定义，将要承担的义务和每个议题的实质性内容（不能只列一个清单）。发展中国家提出，只有新加坡议题modalities的实质（而不仅仅是程序和清单）为各国所了解和同意，发展中国家才能决定是否要在这四个新领域遵守新的规则。 由于有关“新加坡议题”的磋商久拖不决，欧盟同意做出让步，只启动两项谈判，但是发展中国家对此毫不动摇地表示“不买账”。印度是其中最强硬的反对者，理由是“未达到《多哈宣言》中就发起谈判所要求的明确一致”。马来西亚则表示，无法支持任何意味着发动谈判的文本，“这一领域毫无商量的余地”。再加上非洲产棉国在棉花相关条款上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拒绝就任何一项议题再继续进行谈判，各方相持不下，谈判宣告破裂。发展中国家这次如此坚决地拒绝妥协，除了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日益壮大，更加注重运用多边贸易机制为自己争取利益以外，也说明坎昆会议上农业问题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是发达国家未能如愿地引入新加坡议题的重要原因。 WTO的改革前景 坎昆会议的失败，直接原因是在农业谈判和新加坡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但是更深远的原因在于WTO决策机制中的不民主性。从坎昆会议上，暴露尤其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 谈判文本的起草。 从多哈会议开始，WTO理事会主席就“以自己的名义”起草部长宣言，比如多哈会议上的Harbinson草案和坎昆会议上Castillo草案，草案的内容也大多只反映发达国家的意见，发展中国家虽然多次表示反对，但草案的修改版也仍旧没有改观。作为参加谈判的代表，发展中国家却无法参与议题的准备和提出，而是只能被迫接受已有的文本，这将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2.“协调人”（facilitator）的任命。 坎昆会议上“协调人”的任命是由部长会议主席任命的，这种任命丝毫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比如坎昆会议上“新加坡议题”的协调人是加拿大部长Pierre Pettigrew，这引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因为此人也是多哈会议上新加坡议题的协调人，他极力倡导就新加坡议题进行磋商，由他来主持讨论，根本不能保证讨论结果的公平性。 3.绿屋会议。 坎昆会议上对新加坡议题的讨论是以“绿屋会议”的形式进行的，无论是9月14日凌晨的九国会议还是稍后的三十国会议都是如此。“绿屋会议”（ the Green Room Meeting）的说法始于乌拉圭回合，因为当时的GATT总理事的办公室是绿色的，而在那里举行的会议多是排外的、不公开的，所以人们就把这种排外的、不透明、不民主的决策方式称作“绿屋会议”。尽管在新加坡会议上WTO的总理事许诺这种排外性的会议将不会再发生，从而使得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不至于无果而终，但事实是，“绿屋会议”自新加坡会议以来就从未停止过。西雅图会议上，“绿屋会议”的形式贯穿于会议的始终，非加太集团和非洲国家集团对这种“闭门羹”极为愤怒，他们发表声明说，不会使任何宣言达到“完全一致”，于是谈判瓦解。也许是吸取了西雅图会议的教训，多哈会议举行了多次非正式磋商，各国部长有机会参与对议题的讨论，但部长宣言的各种文本的起草却是以一种不透明和排外式的方式进行的，总理事会主席“以自己的名义”提交了一份不受欢迎的草案（Harbinson草案），而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由于没有别的选择，各国只好接受了这份草案，当然，这也是出于维护WTO合法性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做出让步的结果。 多哈回合谈判的顺利进行将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尚不确定，目前还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多哈回合的成功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长期发展。目前，WTO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多哈回合谈判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WTO将何去何从。如果在未来几年内WTO的成员国能够吸取坎昆会议的教训，竭尽全力来纠正WTO规则和体系中的问题和不平等，将有助于推动WTO和全球贸易的顺利发展，否则，如果各国之间仍然无法达成妥协和合作，现有多边贸易体系的扭曲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程度也会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