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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砖是不是被淘汰了

抛光砖是不是被淘汰了，有关地砖的选择人们总是觉得非常的困惑，因为种类比较多，不同的种类发挥的特点不一样，适合的领域不一样，下面看看抛光砖是不是被淘汰了。

现在市场上的铺抛光砖已经很少了，关键是它花色少，看上去不上档次，很多都是工装在用，家装基本已经淘汰，所以建议朋友们就别选抛光砖了。而且抛光砖还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产品：同质化严重。行业缺少大类的创新，有的只是花色等小创新，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出现。一个产品的推出，短时间内市场就已经到处都是，这也是消费者改选仿古砖的一个重要原因。

2、价格：竞争惨烈。由于缺乏核心的竞争，品牌与品牌间只能进行价格肉搏战，导致利润空间渐微，而且还一直在不断的下滑。

虽然说抛光砖现在确实不是主流，毕竟纹理单一光泽差。不过大多数瓷砖店都还是会有备货的，价格便宜，工装和要求不高的家装用的还是挺多的。

抛光砖如何选购

1、看拼合是否整齐

将10块以上的抛光砖抛光砖拼合在一起，检查抛光砖抛光砖的对角能不能对齐，质量不好的抛光砖抛光砖对角是不齐整的。看看抛光砖抛光砖的表面是否有凹凸气孔，有的抛光砖抛光砖企业为了节约成本，故没有加膜，这种抛光砖抛光砖容易藏污纳垢，也不易于清洗。

2、用刀子刮是否有划痕

大家在选购抛光砖抛光砖时可以和商家说明一下，如果用刀子类似的锐器刮一下抛光砖抛光砖表面，看会不会留下划痕，如果有划痕，就说明抛光砖抛光砖的耐磨度不高。这个是因为地板会经过人们的踩踏，如果耐磨度不高，过几天家里的地板就变成大花脸了。

3、用自来水测试防滑性能

大家在选购抛光砖抛光砖的时候，可以跟商家要来一些水，检查抛光砖抛光砖的防滑度，一般情况下，洒完水后用手摸抛光砖抛光砖表面，发现太光滑了抛光砖抛光砖，质量肯定不怎么好，大家试想如果在家里拖完地，抛光砖抛光砖的防滑度不好，肯定一走就会摔跤。

通过以上所为您介绍的抛光砖是不是被淘汰了，以及抛光砖如何选购，看过介绍之后人们都是应该已经知道了吧，抛光砖其实并没有办法说是被淘汰，只不过是存在着一些弊端，但是只要能够了解弊端并且做出预防措施就可以了，在选购的时候也应该要选择一个好的牌子。

在对瓷砖市场2018年全面梳理时，“涨价”、“降价”无疑成为最受关注、最牵动人心的两组词汇。

由于全国产区大面积“煤改气”、“环保压力、采矿权限制”等政策性作用开始显现，陶瓷工业所需燃料、原材料、运输成本等价格呈现全面上涨态势。

产品方面，产品缺乏核心创新，面临巨大库存总量、银行到期贷款以及春节前结清农民工工资的需要，像抛光砖这种产品售价呈现小幅下挫形势。

2018年的瓷砖行业不仅承受着来自“市场低迷、环保从严、产能过剩”方面的巨大压力，持续上涨的生产及综合运营成本、踟蹰不前的售价更成为产区内各陶瓷生产企业难以承受之重。

政策影响大，成本压力重

对于工业而言，每一份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决定着成本的，对于瓷砖业来说更是如此。通过市场数据来看，国内瓷砖工业在2018年的表现并不优秀，甚至非常地低迷，归根究柢还是国内相关政策，间接让瓷砖的成本变得高昂，但年终时又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下调售价。

而陶瓷的成本上涨，也是因为国内相继出台的几项“煤改气”、“采矿权限制”以及“921高速限载”等政策，让陶瓷制造时所需要的一些原材料、染料、运输成本都上涨了不少。

成本上升，出厂价不升反降

按理说较高的成本应该会让商品的出厂单价进一步上涨，但事实并非如此，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陶瓷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本质不一样，国内的大部分陶瓷产业同质化都比较严重，处于一个产能绝对过剩的局面，对于大部分产业而言，涨价都是不能够轻易决定的事情。若是制造陶瓷的这些成本上来了，只能够让企业的利润变少一些，并不代表一定要给成品涨价。

而自从2018年以来，国内很多陶瓷产业的业绩的表现都不是很好，有部分企业目前已经是一个停产的状态，也有不少企业认为是时候提升价格了。但是按照如今的陶瓷市场状况来看，

利润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还不及现金流，企业最纠结的还是回笼资金以偿还银行贷款和结算工人工资。目前在山东的陶瓷市场上，一般的*规格的抛光砖价格在11~12元左右不等，而同质化较高的同规格金刚石产品价格要在15~19元左右。

2018国内陶瓷行业营收下滑

也许是家具市场审美的转变，也或许是政策的指标，相对于2017年而言，2018的国内陶瓷市场因为价格居高不下的生产运营成本、无法提高的售价等种种压力，销售额的表现不算优秀，加上临近过年，包括员工的变动也较大，这些陶瓷企业可谓是“愁云惨淡”。

不仅仅是在2018，有关业内人士认为，在2019年的国内陶瓷市场会更加低迷，不局限于如今的状况，以往畅销的抛光砖类产品不再受到人们的欢迎，也不再拥有“地砖之王”这样的称号。就从2018年开年以来，国内某一知名陶瓷生产园区内的抛光砖生产线仅仅保留了7条，其中有5家是生产800×800mm规格普拉提抛光砖，2条线是生产主要满足出口市场需求的600×600mm抛光砖，这7条抛光砖的日产量未达10万平方米。

基础产品——抛光砖前景堪忧

利润方面，在成本增加的基础下，按照普通的出厂价格，规模较大企业一块陶瓷抛光砖的利润仅仅在4毛钱左右，产量更小的抛光砖企业几乎就是在赔钱。加上整个国内市场对于抛光砖的需求越来越少，预计在2019年再无人气的话多家企业都会选择关闭生产线。

根据以上的信息我们不难看出，2018年国内的陶瓷产业大多数都很“难熬”，尤其以抛光砖生产线为例。虽然说能源成本不是让产业门支出最大的，但也是各项环节中不可缺少的支出。就比如法库陶瓷区最近的“煤改气”工程，在其园区内的40多家产业、200多家小配套产业，都在生产环节上形成了“煤改气”，煤炭价格较低，但天然气的价格却拥有九个月中40%左右的涨幅，虽然元/立方米的价格并非“天价”，但也足以让不少企业的压力变大。

原材料成本上涨

国内的相关杂志针对这一方面也进行了统计，在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2018年的陶瓷行业普遍是在全系统、全链条式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就拿其包装用的纸箱价格来说，2017年的成本价是元，如今是元，而必须的一些化学品，比如硅酸锆等，从2017年底每吨12800元的含税价格涨到如今的每吨14800元了。

在瓷砖行业2018年综合表现时，很多企业负责人不约而同用了“史上最差”一词，而其中，有着“地砖之王”之称的抛光砖类产品综合表现更是糟糕至极。

以山东为例，今春产区开复工以来，法库产区抛光砖生产线只剩余7条，其中5家企业的5条线生产800×800mm规格普拉提抛光砖，1家企业的2条线生产主要满足出口市场需求的600×600mm抛光砖。经统计，7条抛光砖生产线日产量不足10万平方米。

售价方面，园区某企业在对抛光砖目前利润情况测算数据表明，按照目前元/块的出厂价格，再考虑生产成本、财务成本、时间成本等综合因素，企业的实际利润已经不足4毛钱，而产量更小的抛光砖企业，按照这个价格销售已经赔钱。

“抛光砖对不少来说，如鸡肋般存在，食之无味、去之可惜。整个东北市场民用尤其是农村抛光砖市场份额正在迅速萎缩，如果明年工程用抛光砖市场没有明显起色的话，那么企业自然不会再轻易开线，抛光砖或将进一步萎缩乃至彻底消亡。”园区某企业负责人对明年抛光砖市场给出了基本判断。

在产品周期越来越短的今天，抛光砖是所有的陶瓷产品品类中，寿命最长的一款，从1988年佛陶集团引进意大利生产线，开始生产国内的第一块抛光砖起，距今已近三十年。也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产品。不过，随着陶瓷喷墨印刷技术的兴起，抛光砖市场份额逐渐被釉面砖蚕食，“地砖之王”的地位岌岌可危。

据2014全国陶瓷砖产能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抛光砖生产线共837条，按每年生产330天计算，年产量约41亿平方米，2014年全国瓷砖的产能为亿平方米，抛光砖的产能占到了40%左右。不过，这一产能在后续的几年内迅速下滑。

据了解，山东淄博抛光砖生产线由高峰期的136条，减至约15条，广东产区经过2015年的危机后，不少抛光砖企业倒闭，恩平、肇庆等产区也有不少抛光砖企业改线生产釉面砖，据业内人士估计，广东有100多条生产线由抛光砖改成全抛釉。

其他产区的抛光砖生产形势也不容乐观，抛光砖产能下滑的势头仍在持续。据陶瓷信息报2017年第四次陶业长征调查不完全统计，相比2014年，2017年抛光砖生产线减少了59条，这还不包含江西、广东、山东等抛光砖主要产区。

2013年，喷墨技术在抛光砖上开始应用，淄博产区法尼那陶瓷首先推出“天山玉石”系列喷墨抛光砖（又称渗花抛光砖）。2014年，东鹏、诺贝尔亦相继推出了喷墨抛光砖产品。随后2016年，蒙娜丽莎、新明珠、天弼、嘉俊、宏宇、阳光等广东产区的企业，也纷纷宣布推出喷墨抛光砖，到2017年，喷墨抛光砖已经扩散到了江西、湖北等产区。

作为抛光砖的升级版，喷墨抛光砖的出现，引发了抛光砖的又一次革命。

喷墨抛光砖最大的意义在于取代石材

2017年10月12日，杭州G20峰会馆，诺贝尔大板瓷抛砖发布，被行业人士称为中国陶瓷走向高端制造的一个标志。

诺贝尔推出的瓷抛砖，行业俗称为喷墨抛光砖。自喷墨抛光砖问世以来，各大品牌为突出自己的新产品，方便推广，并没有采用行业约定俗成的喷墨抛光砖这一笼统的称呼，如新明珠命名为天然石，东鹏称之为原石，蒙娜丽莎则叫罗马宝石，嘉俊推出的则是瓷抛石。取名不同，但生产工艺却大同小异。

喷墨抛光砖的生产工艺主要在微粉层上下功夫，用喷墨技术喷印具有渗透功能的墨水，墨水渗透入微粉层在微粉层形成所需纹理图案，烧成后再进行表面的抛光处理。尽管通过渗透的方式来完成纹理的工艺，早在很久之前业内也曾出现过，

那时候生产的产品叫渗花砖。但喷墨渗花工艺与早期的渗花砖生产工艺相比，显然更具优势。喷墨抛光砖不仅实现了数字化的喷墨打印，令图案纹理更精准且随心所欲，亦实现了渗透墨水的渗透深度进一步提升的特点。据悉，目前业内的渗透墨水渗透深度可从不等。

据了解，目前业内生产喷墨抛光砖的工艺，在微粉层的布料方面主要分为干法和湿法两种布粉工艺。干法的工艺技术主要是，微粉层采用干粉粉料的方式进行布料完成；湿法工艺则是微粉层采用淋浆料的工艺完成。后续再在微粉层上进行喷墨打印渗透墨水，工艺基本相同。

“相比干法而言，湿法工艺生产的喷墨抛光砖成本相对要低一些。”深圳市润天智数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陶机事业部总经理钟声宏表示，湿法的好处主要是在成本上，因为表面淋一层浆的量很少，发色剂填在浆里，需要的量也很少。而干法需要将发色剂制成粉，为了保证发色需要填入几毫米厚，成本相对比较高。

“由于使用喷墨渗花技术生产的玻化砖产品具备性能与花色双重优势，既承袭了抛光砖高耐磨度、高硬度和防污耐腐蚀的优秀性能，又具备全抛釉的丰富花色纹理，故此被行业广泛关注。”

景德镇大学教授张柏清表示，相比抛光砖来说，喷墨抛光砖具备更逼真、更丰富的图案；相比抛釉砖来说，喷墨抛光砖的耐磨性能更好。据了解，在瓷砖表面硬度方面，喷墨抛光砖与抛光砖一致，相较抛釉砖更高。

杭州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兼总工程师余爱民认为，瓷抛砖将瓷砖表面使用的功能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大的意义在于取代珍稀石材，通过渗透喷墨，将石质材料功能发挥到了最佳。

在装饰效果上，相比石材瓷抛砖更耐久，石材每过几个月或者半年，就必须做维护，否则就很难看。而瓷抛砖不仅具有很好的耐磨性，而且还有很好的防污性，日常的维护、卫生清理到位以后，用十几二十年，也基本上跟新的一样。

中国建筑材料研究总院总工程师同继锋也认为，随着陶瓷生产技术的发展进步，人造材料取代天然材料将成为趋势。“现在很多自然材料会随着人类大量的消耗、枯竭或者变为稀有，政府会禁止开采，瓷抛砖替代石材，肯定成为一种潮流。”

同时，喷墨抛光砖的生产过程也相对环保，据余爱民介绍，诺贝尔瓷抛砖采用微米级表面处理的技术，传统的瓷砖的磨损量会达到毫米，但诺贝尔瓷抛砖的`磨损量，不会超过毫米，大大减少了生产过程废弃物排放量。

可以说，喷墨抛光砖是陶瓷行业一次革命性的产品。“喷墨抛光砖的出现，会激活抛光砖市场，因为它是抛光砖技术工艺的提升，是一种新的装饰材料在市场上的出现。”广东嘉俊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王常德认为。

热而不火，主要是因为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我们一期展厅的改造，主要以瓷抛石为重心，来展出去年推出以及今年主推的瓷抛石产品。”王常德表示，嘉俊的终端专卖店也将同步进行改造，今年大概要改造四百多家专卖店，在家装和工程渠道同步对瓷抛石进行推广。

不过，王常德认为，喷墨抛光砖不会形成像大理石产品那样的热潮，主要是因为喷墨抛光砖受限于工艺技术和生产成本。国瓷康立泰副总经理张天杰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表示，喷墨抛光砖热而不火，主要原因还是喷墨抛光砖生产的材料和工艺成本偏高，

产品真正的性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现在行业内主要是一些大品牌在做喷墨抛光砖的推广，依靠品牌导入市场，但是跟进的企业不多，对于一般的品牌而言，喷墨抛光砖无法产生足够的价值，因此对进入该市场持慎重态度。

“从去年到今年这一年来看，企业生产喷墨抛光砖的热情并不是很高。之前介入的一些大品牌企业，有的现在也没有做了。”张天杰透露，相比去年，国瓷康立泰在渗透墨水技术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主要表现在渗透深度和均匀性上，这对于喷墨抛光砖而言，可以抛得更平一点。不过，

现在行业内推广喷墨抛光砖的企业多，真正投入生产的企业并不多，已经在生产的企业，也没有形成规模，一般只有1到2条左右的生产线。就算是主推瓷抛砖的诺贝尔，目前也只有4条生产线，据余爱民介绍，诺贝尔大板瓷抛砖的日产能在8000平方米到10000平方米左右。

张天杰推测，目前行业内喷墨抛光砖生产线大概在三十条左右。而如果要在行业里形成势头，可能需要一百条左右的生产线，一年产能达到百亿，占到3%左右的市场份额。据了解，目前生产喷墨抛光砖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广东产区，江西产区和湖北产区也有少数企业在生产，还没有到达全面开花的地步。

在喷墨抛光砖市场尚未培育成熟的同时，行业内很多企业还趁机混水摸鱼，用全抛釉当喷墨抛光砖卖。“一些小品牌企业拿普通的抛釉砖、金刚釉的产品，在市场上也打出喷墨抛光砖的概念，来冲击这个市场。而消费者是看不到区别的，

这样的话就混淆了概念，消费者会认为喷墨抛光砖到处都有，价格也很便宜。”钟立宏说，这对推广喷墨抛光砖的品牌企业来说，形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同时也阻碍了喷墨抛光砖的发展势头。

喷墨抛光砖的生产成本，相比抛光砖、全抛釉来说，都要高出不少。“喷墨抛光砖的生产成本，主要是助渗剂和着色剂占得成本比较高，坯体要求更白，粉料成本就相应会增加。”张天杰表示，相比其他墨水而言，渗透墨水的成本，也要高出很多。据了解，目前渗透墨水的市场，仍为意大利的美高所垄断，每吨价格在七位数左右，难以为大多数企业所接受。

另外，喷墨抛光砖在设备的投入成本也不少，作为一个系统技术，喷墨抛光砖不仅对墨水的要求高，在机器和坯料的控制方面也要复杂得多，如果采用湿法技术生产，原有的生产线需要进行釉线改造，采用干法技术，则要加布料机，喷墨机需要至少八通道以上，这些设备加起来可能要数百万，对一般的企业而言，很难做到。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行业内一些企业要用温法技术生产喷墨抛光砖，但推向市场的效果并不理想，“湿法生产的喷墨抛光砖，表面有一层釉料，跟全抛釉表面差不多，消费者根本识别不出来，但生产成本相比全抛釉却要高，

因此价格也相对要高很多。从市场接受度来看，湿法是很难得到客户认可的。”钟声宏透露，行业内某一线品牌企业也采用湿法和干法两种工艺生产喷墨抛光砖，虽然营销已经很强大，却仍然卖不动，而干法生产的却不够卖，只好再开第三条生产线。

王淦昌 王淦昌(1907—1998)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苏常熟支塘镇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4年4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淦昌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1941年，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实验所证实。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 王淦昌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 王淦昌非常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王淦昌于199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王淦昌 像老师那样 1982年的一天，在江苏省常熟县，一位派出所的同志领着几位外地来客，走街串巷，来到一座木板房前，来客中的一位老人，端详着这修缮过的房屋，激动地连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他来探望深深怀念的生他养他的故乡。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常熟县枫塘湾。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中医，他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13岁的时候，母亲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肺病，又故去了。只有外婆疼爱他，供他上学。 1920年，他随一位远房亲戚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他在小学的时候，对解趣味数学题着迷。在中学，他最感兴趣的课仍是数学。教数学的周培老师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鼓励学生自学，在课外组织开展数学自学小组活动，王淦昌是小组的活跃分子。在周培老师的指导下，他在中学里就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1925年，他考进了清华大学。 清华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从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招收一年级学生，王淦昌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学生。清华大学是用我国政府每年缴付美国的庚子赔款办校的，经费比较充裕，设备条件是国内其他大学不能比的。而化学系的实验条件在学校里又是佼佼者。王淦昌一进清华，就迷上了化学。他在中学时没有接触过多少化学实验，现在他一进实验室就显得异常活跃。石蕊试纸的颜色变化使他惊奇；关于元素和化合物性质的各种实验，他都认真去做；化学元素周期表，他背得烂熟，他觉得化学真是有意思。 可是，一年之后分系的时候，王淦昌既没有考虑从小就喜欢的数学，也没有进化学系，而是选择了物理系。 原来，清华大学物理系是由实验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 （1898～1977）创建的。他很重视为学生打下牢固的基础，亲自给学生讲普通物理课。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提了一个有关伯努力利方程的问题，王淦昌很快给出了答案，叶先生很高兴。下课后，他把王淦昌找去了，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并对他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叶先生引人入胜的讲课，对王淦昌的特殊关怀和鼓励，使王淦昌对实验物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爱上了实验物理，决心要打开实验物理的大门。 后来，我国另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吴有训从美国回来，叶企孙就请他到清华大学来主持近代物理课程。吴有训很注意培养提高学生进行实验物理研究的本领。他在教学中，注意到王淦昌对实验的特殊爱好和操作能力，他也喜欢上这个勤奋、好动的学生。他自己是通过实验工作接受近代物理学的，他也希望用同样的方法，来培养、帮助王淦昌。1929年6月，王淦昌大学毕业了，吴有训把他留下来当助教，并且给了他一个研究题目：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目的是要研究北京附近气象因素对大气放射性的影响。这项研究当时在国内还不曾有人做过。王淦昌在吴有训的指导下，查阅了大量资料，然后进行实验。每天从早晨9点到11点，重复着那一套繁琐、艰苦而又需要一定技巧的实验，同时记录下当天的温度、大气压、风速、风向、云的性质与分布等。从1929年11月到1930年4月，一共6个月。这真是对青年科学家的一次考验，王淦昌坚持下来了，得到了北京上空大气放射性与气象条件的相互关系的大量数据，写出了论文。 叶企孙、吴有训这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把王淦昌引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王淦昌对物理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他在浙江大学当物理系主任的时候，新生入学，他都要亲自去欢迎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他对新生们说：“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她研究的对象。她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十分有趣味的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多么使人鼓舞啊！他也像他尊敬的老师那样，把一批批学生，引上了物理学的征途。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50年4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1年被任命为副所长主要领导宇宙线的研究工作。1954年在云南落雪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很快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注意。 1956年秋天，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并且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 自从1930年英国科学家狄拉克首先从理论预言存在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逊利用云雾室从宇宙线中发现正电子以后，实验物理学家一直在寻找各种粒子的反粒子。如果所有的粒子都有反粒子，这将证明微观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对称性，粒子与反粒子——正与反——的对称。各种介子的反粒子已经确证了。1955年美国建成60亿电子伏质子加速器，用这台加速器很快就发现了反质子，接着又发现了反中子。到1957年，摆在实验物理学家面前的一个挑战性课题，就是寻找反超子。这时候，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一台能量更高的加速器还在建设中，而联合原子核所一台能量为10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就要建成了，在能量上可以占几年优势。王淦昌根据这个情况，果断地把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作为小组的主要研究课题。 联合所的加速器是建成了，但是配套的设备如探测器、测量仪、计算机等都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经过研究，王淦昌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首先，他考虑到反超子的寿命很短，要想比较可靠地捕捉到这类粒子，用能够显示粒子径迹的气泡室作为主要探测器比较理想。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又选择了技术难度比较小，建造周期比较短的丙烷气泡室，他们自己动手，建造了气泡室，用π介子作为炮弹，在加速器上进行实验。王淦昌把握着研究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时地嘱咐组员们在观察气泡室拍摄到的照片时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1959年3月9日，终于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 王淦昌小组的工作，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1972年，杨振宁教授回国访问时对周恩来总理说：联合原子核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1982年，王淦昌和丁大利、王祝翔荣获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物理学家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以身许国 1960年底，王淦昌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任期满了，他就要回国了。 一天，他特地来到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慎重地把一个存折当面交给大使，说：“请你收下，转交给祖国人民吧！”这是他在联合所工作4年，节衣缩食积存下来的，共有14万卢布（旧币，折合新币14000卢布）。他想，祖国和人民正在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这笔钱虽然不算多，但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祖国的一份心意。 看了这个故事，读者可能会想，王淦昌是教授，工资高，一定有很多钱吧。他的学生曾经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师的薪水很低，王老师又在病中，生活艰苦，营养不足。有人私下议论：王老师是28岁当教授的，抗战前，应该拿高薪，那时候物价也比较低，发的是硬币银元，师母也善于节俭治家，估计会有积蓄，为什么生活这样艰苦呢？后来揭开了这个谜，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早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为了支援抗战，王老师和物理系仪器管理员任仲英一起，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捐废铜烂铁，给政府造抗日枪炮。而王老师是既出钱又出力，把他结婚时的金银首饰和家里积攒多年的银元都捐献了。王淦昌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的学生。 王淦昌的夫人是一位家庭妇女，子女又多，靠他一个人的收入，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有一颗非常可贵的赤子之心。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常常以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勉。总是想着国家，想着别人。他40年代的一个学生，在1957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有一段时间断了生活费的来源，王淦昌知道后，就给这个学生写信，要他安心做好《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生活费由他负责。以后，他每月按时给这个学生寄30元生活费，直到他知道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问题确实解决了，这才放心。在那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这样做是要冒受批挨斗的危险的。 1982年，因为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他们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王淦昌得了3000元奖金。他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原子能研究所职工子弟中学，作为奖学金。他说，他是想为娃娃们的父母减轻一点负担，使他们为原子能事业更好地工作。这也体现了老一代科学家对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寄予极大的期望。 1959年6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企图把我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建设核工作。 为了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技术难关，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有关部门，集中到了北京核武器研究所。 1961年3月的一天，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健步登上二机部大楼，在二楼的部长办公室里，刘杰、钱三强正在等着他哩。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他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这个决定对王淦昌来说，就是要他从熟悉的、并且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研究工作，改做他不熟悉的应用性工作。他脑子里一下就联想到40年代初期，国际上有一批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他，没有多想，没有犹豫，随即愉快地表示： “以身许国。” 汽车离开了二机部大楼。王淦昌陷入了沉思：“3天？”他想起了刚才刘杰同志向他转达的周总理的口信：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我们的祖国，需要更加强大。是啊，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并且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不就是祖国的强盛吗？他深深地感到，党和国家对自己是多么信任，寄托着多大的期望啊！第二天，他就到核武器研究所上班了。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地为这神圣的事业奋斗了16年。 王淦昌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领导工作。开始，爆轰物理实验是在离北京不太远的长城脚下进行的。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没有试验场地，是借用解放军的靶场。王淦昌和郭永怀来到了靶场，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指挥安装测试电缆、插雷管，直到最后参加实验。一阵阵“轰”、“轰”的爆破声，震撼着古老的长城，一年中，他们做了上千个实验元件的爆轰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获得内爆的重要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天，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去工作。那时候，基地刚刚开始建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喘气。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王淦昌仍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讨论问题，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一次实验都获得成功。 就在这一年中，王淦昌到广州开会，见到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副总理作了一个握紧拳头，然后猛地展开的手势，问王淦昌：“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王淦昌满有信心地答道：“再过一年。”陈毅副总理高兴地说：“好，有了这个，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就更硬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轰轰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过了两年8个月，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这里面有王淦昌的心血，人们称他为核弹先驱。他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1969年，王淦昌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在这期间，他又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 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上级明确要求，务必在国庆20周年前打响。并且要求保证成功，保证安全。当时，王淦昌已经年逾花甲，又是处在动乱时期，要担负这样重要的任务，要促生产，可真不容易啊！ 他亲自深入车间，和工人同志们谈心，到职工宿舍，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的实干精神，支持着王淦昌满怀信心地去完成试验任务。 王淦昌在严重缺氧的高原上，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身体渐渐支持不住了。同志们要求他说：“王老，你歇歇，让我们去跑吧！”但是，有高度责任感的王老，仍坚持要亲自到科研生产第一线去。他说：“任务那么紧，项目那么多，有一项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试验。”后来。因为缺氧气喘，实在跑不动了，就在办公室接上氧气袋，坚持工作。 由于时间紧，工程量大，地下坑道里的通风设施比较简陋，氡气浓度不断增长。王淦昌听到这个情况，很为在地下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健康担心，立刻组织人员进一步监测，他分析原因，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仍有一些同志心里不安，几次找王淦昌反映。王淦昌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说明情况，并恳切地要求道：“希望大家发扬我院优良传统，加紧工作，缩短在洞内停留的时间。”最后，大家都提前完成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而王淦昌一直坚持在洞内，和大家一起工作，直到最后才撤离现场。 王淦昌领导同志们按期完成了国家试验任务。却因为他坚持科学态度，说了实话，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又因为同志们提出“对在洞内工作的同志保健应有所改善”的要求，王淦昌答应向党委建议解决，又被当成搞 “活命哲学”，怕苦怕死的典型。一顶顶帽子扣到他头上，他却泰然自若，用沉默予以抵制。开完批判会，一回到住地，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75年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前，同志们把准备工作做好了，满有把握地向王淦昌和其他领导作了汇报。王淦昌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坚持要进洞作一次最后的现场检查。当时，洞内回填工作已经进行，要进去比较困难，许多地方只能爬着进去，而且里面的光线很暗，大家一再说，可以保证工作的质量。他想到周总理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还是爬进洞内，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察看，仔细询问他不放心的问题，直到把每一个实验装置的结尾工作都看完了，才满意地说：“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永不知足的追求者 原子能研究所里静悄悄的。全所职工都在礼堂开会，王淦昌所长正在讲话。他，情绪微微有些激动。前不久，1979年12月1日，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跟着共产党走过了30年的历程，他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现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作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实现“四化”更有直接的责任，我们必定要尽一切力量，争分夺秒地努力去完成各项任务。这就是一个新党员老科学家在新的形势面前作出的答复，也是对他所领导的全所同志发出的号召。 王淦昌看到实现“四化”，能源是重要的物质基础，而开发利用核能（核电站）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1978年，他和二机部的几位专家，利用国庆休假，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发展核电。邓小平同志很重视，派人找写信人座谈，听取意见。从此，他对核电就抓住不放了。率领考察团出去考察，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作报告、给有关杂志写文章，广泛地宣传核电。 1980年，中央书记处邀请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开设“科学技术知识讲座”，为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课，其中第三讲的内容是安排能源问题。王淦昌听说后，主动找科学院联系，提出应增加核能的内容。核工业部推荐王淦昌去讲。王淦昌认真准备，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反复修改讲稿，制作幻灯片，还进行了几次预讲。充分体现了他对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的负责精神。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淦昌兼了10多个职务，经常出去开会，但是，他的主要阵地，还是在原子能研究所。他亲自抓一个研究组，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研究室，进行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1982年，他把核工业部副部长的职务辞掉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辞掉了，把核物理学会理事长的职务也辞掉了。他说：“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何必自己一直担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他是不会辞掉的，就是科研，就是惯性约束核聚变。有一次他看了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电影后，非常高兴地说： “巴甫洛夫活了90多岁还能坚持搞科研，实在太好了，我还可以搞好多年科研呀！” 聚变反应也是一种重要的核反应。海水里含有大量的氘，氘、锂等都是能进行聚变反应的核燃料。受控聚变一旦实现，将是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惯性约束是世界上公认很有希望的一种实现聚变的方法。早在1964年，他与苏联巴索夫几乎是同时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产生核聚变的设想，他向国务院写了一份建议书，很快上海光机所就开始从事强激光的研究。后来，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强流加速器产生的高能带电粒子束引发核聚变，花钱比较少，适合中国国情，有巨大的潜力，他就和科研组的同志一起，设计、建造这种类型的加速器，开展粒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工作。现在他又引导这个研究室把工作的重点转变到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上来，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王淦昌对科研上的成就就是这样永远不感到满足，对科学的探索永远不断地向新的高峰攀登。他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