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哲学原理分析社会现象论文

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打造合格的市场主体，推进科技创新市场化，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环境，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推进： 一、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前提。一是加快政府投资体制改革。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职责和范围，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政府投资加快从竞争领域退出，转为主要用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创新政府投资运作机制，积极推广"代建制"等市场化运作模式，提高政府投资利用效率。二是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和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为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对企业投资项目政府一律不再审批，政府仅从外部性、公共性、合规性方面对企业投资项目予以核准或备案，履行好对重大项目规划协调、发布行业信息等服务职能。 二、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造合格的市场主体。只有理性、合格的市场主体，才能有降低成本、追求技术进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载体。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积极引入国内外有实力的战略投资者，形成多元投资主体，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推动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做好政策性关闭破产，国有经济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深化铁路、邮政等垄断行业改革，实行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进特许经营模式。加快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点，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体现政府的所有者权益。破除体制障碍，推进公平准入和改善融资条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三、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动力。有效的科技体制将为科技进步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体制保障。要大力推进科技体制市场化改革，统筹不同所有制单位的科研投入，改变长期存在的所有制歧视和部门壁垒问题，支持教育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教育事业真正面向世界、面向市场、面向现代化。要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实施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和科技支撑计划，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创新产业研发资金的投入机制，扩大创业风险投资试点范围，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四、加强环境资源制度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强节能环保，构建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约束机制，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取消垄断行业产品的行政定价机制，相应建立与完善价格调整听证制度。建立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加快淘汰高耗能行业落后产能。着力推进建筑节能、高效照明产品推广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增强节能能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资源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科技进步对节能减排的贡献。继续做好"三河三湖"和松花江等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和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扎实推进节能减排报告、审计和能效标识工作，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完善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奖惩机制。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新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比重。建立节能减排市场化运作机制，按照补偿治理成本的原则，提高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实现治污成本内部化。 五、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与政策环境。优化财税等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优良的政策环境。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积极推行"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等财政管理改革，完善地方税制，逐步建立财力向基层倾斜的机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引导地方政府由过于重视发展工业项目向重视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转变。继续运用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限制"两高一资"和相关资源性产品出口，推进资源税、燃油税改革，加快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研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方案，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良好税收环境。继续深化银行业改革，加快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完善银行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使其真正成为企业化运作的商业银行，切实提高银行自身经营效率，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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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有了新的调整。《意见》提出新的课程设置方案，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包含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两门课的内容，还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关内容。这种调整，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这样可以在本科教学中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的整个内涵，有利于让学生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全面性、综合性；能够为学生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综合能力，更好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学以致用，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目前，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刚刚出版，各高校正在陆续组织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因此，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如何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对于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的育人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是僵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的发展也是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应该反映最新的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而最新的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中也必然包含着当今学生的思想问题、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只有站在时代前沿，针对社会实践、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注重教学的当代性，才有它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中，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哲学部分时，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完善和发展都是在不断的批判和反思中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是指用一种辩证否定的态度来达到在实践中不断破旧立新、以新质代替旧质的勇气和行为，这是一个不断突破既定现实而不断创新、不断升华的过程。批判精神是浸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显着品质和精神精髓。 当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着特征。马克思在从事哲学研究之初，就对自己将要创立的哲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他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1）“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人类社会的实践和时代是具体的、开放的和发展的。把握时代、反映时代，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开放性和时代性，还使它具有了国际性，即“哲学对于其他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把自己看是终极的真理、不变的教条，而是承认自己是行动的指南、科学的方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与各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以自己理论的一般性与各民族实践和理论的民族性、特殊性相结合，在那里生根、结出丰硕成果。 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与时俱进。创新性要求必须紧密联系当代社会实践，解决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创新性就是用批判的、否定的眼光看待事物和现实，注重创造新的事物，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伴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提供了源泉和动力。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立场观点进行深刻把握。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是因为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的具体实践出发，与时俱进，提出社会实践中存在着的现实问题，并在探索、分析、认识、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理论上的聚焦；没有理论聚焦，就不可能形成对某些问题的深刻认识。强化问题意识，说到底就是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问题不是头脑中随意产生的，也不是少数人突发奇想煽动起来的，而是由现实生活实践唤起的。正是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与矛盾的凸现，使相关问题的意识日益强化。真正的问题意识总是关于时代发展重要问题的意识，是源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意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不能仅仅就书本而书本、就理论而理论，而是要在教学中深刻揭示理论问题研究与社会实践发展的内在联系。使学生认识到，近年来，正是由于当代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全球生态危机、社会主义发展命运以及知识经济等问题日益突出，使得人们对于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等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引导学生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最重要的是必须处理好“源”和“流”的关系。所谓“源”，就是现实的社会实践；所谓“流”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总是在已有的思想前提下进行的。这就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最终不是产生于“流”，而是产生与“源”，即产生于现实的社会发展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理论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次次创新，主要原因不在于创新者对原有理论作了何种新的解释，而在于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实践进行了新的探索、新的思考，提出了新的思想和观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这样。因此，正确处理“源”和“流”的关系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中，关注当今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突出教学的当代性、时代性，才能使学生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东西，不是他得出的某些具体的结论，而是那种把时代性问题真正引入理论研究的实践精神和探索精神。从而引导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关注时代特点，善于把所学的理论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增强理论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探索理论的自觉性，提高综合能力。 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必须突出马克思关注时代特征，立足社会现实，强调劳动者经济利益的精神特质。 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政治经济学部分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思维的方法，突出马克思关注时代特征，立足社会现实，强调劳动者经济利益的精神特质。 和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自己鲜明的阶级特点，那就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具体而言，就是为劳动者的经济利益辩护，说明和论证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合理性。马克思从来不讳言经济利益。他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他认为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有权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马克思从社会现实入手，把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他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资本论》的批判，从根本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深刻的高度，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繁荣并逐步衰亡的历史过程和规律。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凭借其资本，无偿地占有了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工人阶级为了扞卫和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只有****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能够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和********制度。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劳动者的经济利益，马克思认为，这一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建立********的经济制度才有可能实现。 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维护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也是这一学科的鲜明特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研究不是停留在社会表面现象，而是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社会深层结构，为彻底改变世界指明了方向。大量社会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的经济利益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实现，仍然需要争取才能得到，因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把劳动者经济利益作为核心问题、重大问题加以深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为保护劳动者经济利益提供了可能性，但社会主义本身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影响甚至损害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多种因素，因此，要把实现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所以，关注社会现实，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并在教学中突出这一点，能够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一个学科，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取决于它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取决于它能否解决社会问题和发挥作用。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解决社会中最重大的现实问题，能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它的学术地位就高，作用就越大，影响也就越深远，也就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阐述时，既要坚持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同时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和新变化进行研究，力求提出新观点和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三、在科学社会主义教学中，必须突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以前本科生政治理论课中没有这部分内容。这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结论和落脚点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这部分内容，对于使学生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可缺少的，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但马克思主义阐明这么多道理究竟是要做什么呢？一句话，就是要搞社会主义，要追求********。这就是画龙点睛，点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 在教学中，要通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讲述，使学生深入了解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把握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认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合理性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艰巨性；进而进一步深刻理解********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树立和坚定********远大理想，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此同时，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紧密结合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使学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从当代社会的现实发展中去把握：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是在自我发展和完善中不断走向辉煌。 “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5）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不断地把自己的目的、内在需要对象化，表现人类活动的目的性和创造本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题，也是人类活动的动因和价值目标。我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个发展的重要阶段，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必须加快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展不够全面的问题，如生态环境、医疗、教育、卫生、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以人民利益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人在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历史活动中必须确立并坚持的价值目标。只有那些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价值目标的历史活动，才能真正把千百万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能动性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吸引到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历史活动中来。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党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进一步揭示了我们党在发展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 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在《******宣言》中展望未来********时，曾提出这样一种思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马克思强调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认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尺度。但是马克思主要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指出了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并没有具体论述发展的措施及方法。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同时又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思想，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对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发展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我们党发展观的本质性的跃进。 发展的实践丰富着发展的理论，发展的理论指导着发展的实践。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着新的实践、新的矛盾，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中一定要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要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我们学习马克思基本原理，就是要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及其趋势，坚定信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奋斗。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第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的；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是相互联结的，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又体现着普遍性；第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的哲学根据。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现了矛盾普遍推行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国特色”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个性，特殊性；“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不论多么特殊，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共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般只能在各国特色的个别中存在，我们要建设中国模式，中国就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又是个性。我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实际上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是正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了解本国的基本国情。这就需要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而不是片面零碎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概括。“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科学的命题，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的基本概括。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基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分析，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正确对待各国经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世界观）概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的普遍本质和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指南。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还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结合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事物论述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他们的著作是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因此，我们在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哪些是普遍的、共性的东西，哪些是特殊的、个性的东西，避免犯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市场经济机制确立以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发展过程，它给我国带来的活力、生机、社会进步是前所未有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惟利是图、商业诚信缺失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人们虽然都知道商业要有诚信，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诚信的美德和诚信的传统以及一些基本的诚信原则，并且都知道诚信的价值和没有诚信的严重后果，但由于利益的巨大诱惑以及没有商业诚信的有效控制机制，诚信原则得不到落实，商业中仍然存在大量假冒伪劣、合同违约、行贿受贿、虚假披露等现象，这些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败坏了商业信誉，造成了商业市场秩序的紊乱，商业诚信缺失的危机已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经济运行，影响大众的生活质量，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正是基于此种情况，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质量万里行”活动，针对商业部门进行了“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并提出了进行商业诚信建设的一些方案。 对以上问题各方面学者、研究人员也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但从总体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诚信原则的探讨、对诚信及诚信机制价值的认定、对市场秩序的关怀等方面，多数是从社会教育和道德的角度予以关注，但考虑如何从机制上克服市场“缺少诚信”的研究就比较少见，有关诚信机制的构建、运行的研究成果较少，而直接涉及商业诚信机制研究的内容就更少，因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很好地阐释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有关机理，也未能很好地研究出现代商业诚信机制建设的完整方案。 而事实上，只有认真研究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有关机理，迅速推出商业诚信机制建设的可行方案，从机制上入手，从根源上入手，保证商业诚信的实行，才是唯一科学的办法。而这也正是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迫切要求，是保障社会广大群众利益的根本要求。但商业作为经济流通的枢纽，是社会交流最大的窗口，涉及到生产、消费的各个方面，其中的关系非常复杂，因此，商业诚信机制的建立不是商业部门单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商业部门单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联系社会各部门，综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才能解决，这意味着健全我国商业诚信机制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投入巨大的努力。 法律方面的建设 要在我国社会培养和建立完善有效的诚信体系，必须跳出道德化诚信的传统框架，向制度化诚信迈进。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机制，仅仅依靠道德宣传和良心谴责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在客观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体系和科学的行政管理体系，对各种非诚信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限制和惩处措施，做到有法可依；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司法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只有当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任何不守诚信的行为都必然导致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时候，竭诚守信才会成为一种风尚，诚信原则才会逐渐深入人心，诚信机制才具有其基本功能。必须强化法律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最重要的是物权法与债权法、合同法与侵权法、企业破产法与个人破产法的制定和完善，特别是要制定一部完善的侵权法，以便在确定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损害赔偿与损失赔偿、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等方面能够有法可依，并且对失信和侵权行为起到有力的防范作用和震慑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商业信用的有关法律机制。完善信用管理的法律制度，把信用体系建设纳入立法规划，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修改完善与信用管理有关的《会计法》、《公司法》等法律；严惩中介机构的失信行为。应制定更明晰的法律细则，简化有关法律程序，使商业诚信问题的解决能在法律上找到依据，并找到解决的途径。加快对有关投诉、案件的处理，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政府方面的作用 政府在诚信机制建立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政府的诚信是建设诚信社会的基础；其次，政府是经济组织诚信工程的最有力的倡导者或推动者,政府是公众的机构，也只有政府更适合于作为诚信结果公正性的主要监督者；再者，政府及其相关执法、管理机关具有对假冒伪劣商品交易和欺诈性的交易行为及结果进行约束与惩罚的职能，对社会诚信的维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本身还存在各种职能不清的问题，因此未能很好地发挥在诚信机制建设方面的应有作用。如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还存在政企不分、缺乏服务意识等问题，信息数据开放度低，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本身不健全，缺乏失信处罚机制等。 因此，首先要分清和履行政府应尽的各项职能。要尽快地使政企分离，政府不能插手、干预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为商业提供服务上，把力量集中于市场环境的管理上，政府应增强服务意识，起好诚信的示范作用。要加强对个人特别是对公务员的信用教育，尽快建设出良好的信用政府形象。 国有银行应真正实现企业化，实现大中小银行并轨，完善国家信用体制和民间投融资机制，大力推进商业机制与国际接轨，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不管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自然人，在市场经济活动的关键就是能够独立分配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否则失信的问题难以解决。 在信用管理方面，政府应该有更多的介入，要尽快建立企业信用数据库，制定诚信机制管理办法，全面推行企业信用记录制度、信用监督制度、信用警示制度、信用激励制度等，要建立信用等级制度，让信用成为企业的通行证，如果等级不好就等于自杀，淘汰出局。要让有不良信用的企业自觉的弥补信用。从而把信用销售作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高形式加以推广和普及，引导企业树立信用是品牌、信用是财富、信用是生命的意识，从根本上缩短我国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有关部门应出台科学的管理办法，对商业市场进行科学的价格管理。如规定商家必须明码标价，标明主要产品的厂家或批发商、地址、电话等，以便进行价格查询。同时，政府应与各行业联系，对各类商店的价格进行监督检查。要监督推行理赔制度，各商店要有明确合理的理赔规章，对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或进行价格欺诈要有严格的理赔措施。要让商家自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商家没有这种措施或不采用这种措施，管理部门就应该采取取缔其营业资格之类的强硬措施，以便确保市场秩序。如果消费者发现这种情况，就可以对商家或有关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法律部门可以对他们绳之以法。如果这样，市场上的假冒伪劣肯定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价格欺诈也不会再有市场，谁愿意给自己找麻烦呢。当然，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是非常艰巨的，需要调动政府各部门来完成工作，因此，要有一个政府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这类有关问题，以保证市场的和谐有序。 商业行业方面的自律 要健全、完善商业自律的组织运行机制。要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打击不道德者的恶行，维护商业秩序，建设高度文明的商业环境，从建立、完善商业行业自律机构着手是很重要的，行业对自己的事情是最清楚的，也最有发言权，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的很多问题都是通过行业内部解决。我们的行业自律机构应建立业内资信系统，设立职业从业记录、经营档案，对业内企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提出警示或进行有关处理，并及时跟踪备案，这样在业内形成权威，发挥其应有的监督、管理作用。要让有德者得到荣誉，要让不道德者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让他们在商业行业没有容身之地。 就商业企业方面而言，目前大部分企业内部都还缺乏信用管理制度，因此，要加强企业内有关法律知识的教育，进行商业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自身认识水平，充分认识诚信资源的价值，正确选择竞争方式，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管理与监督，提升自身素质。要使商业企业自觉履行其社会职责，自觉建立商业企业的诚信自控机制，做到自觉地诚信经营，更好地服务社会。 社会方面监督管理 目前，在社会方面，一个总的形势是整个社会普遍缺乏信用意识，信用观念淡漠，因此，加强社会各方面的诚信意识也是商业诚信机制正常运行的关键条件，商业诚信是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完善商业信用信息网络体系并加强全社会的监督管理是必然的举措。各银行、社会中介机构应建立、完善商业信用信息网络体系，对商业企业进行全面的把握、控制，预防问题的发生。新闻媒介、消费者都应该加入到这个监督管理的行列中来，以完善商业诚信机制的运行。全社会对商业诚信的宣传引导应有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使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样也将使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好转。 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良好的诚信环境，主要应该归功于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制度规范的作用。有过西方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经济活动中，信用与每一个人须臾不能分离。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更要资信担保。而且，所有的信用表现都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底下。人的名字可以更改，但是，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却是从一而终的。一旦发现作假或欺，个人信用便会遭受怀疑，出现信用危机。到那时，个人的前途将会处处受阻，举步维艰。这就是说，让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共同维护诚信、建设诚信，才是商业诚信机制成功运行的关键。 诚信机制是个应用型的东西，关键是实际操作，而要使诚信机制具有实际价值，具有可操作性，并非某方面努力就可实现，而要靠多方合作，因此，我们说诚信机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商业诚信机制的运行需要一种联动机制，它需要有关法律机制、政府管理机制、行业自律机制、企业自控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等的共同作用、配合运行，才能真正有效。针对我国目前的商业诚信机制缺失情况，我们首先要从实际出发，要在深入调查我国目前的商业信用状况的基础上，仔细分析出目前商业诚信机制缺失的症结所在，然后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现存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体系和社会道德状况等，根据商业诚信机制运行的内在规律，提出相应对策，并着手构思商业诚信运行机制的模式，以使这种机制规范化运转，使之既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又具有实效、具有真正的可操作性和社会实用价值。本研究是针对我国的现实状况进行的，希望为我国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建设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意见，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很好地应用于社会实践，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对我国现代商业的繁荣发展产生有利的作用。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我国学术界也称为“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斯大林教条体系”或“传统体系”等, 从这些提法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该体系的反思和试图冲破它的理论努力。这一切当然是建立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到底指什么的理论思考基础上, 但同时, 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 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来源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样, 我们对苏联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的讨论作一梳理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了。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通常人们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原因是: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构造的理论体系, 影响了一整个历史时期。实际上, 斯大林的思想并不是理论的“空中楼阁”, 而是直接来源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普列汉诺夫这位被列宁称为“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 1 ] (P31) , 以其《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 年)“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2 ] (P67) [ 3 ] (P308) , 他的思想无疑会对后来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是较早的正式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术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他认为, 最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 因而是唯一彻底的和最先进的哲学体系。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 也包括历史。无论在自然界或是历史方面, 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辨证性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 而只是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 4 ] (P311) 普列汉诺夫在其他场合也用其它不同的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说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以“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学方面的应用。为此, 他强调说“存在的收稿日期: 2001—06—25·1·只是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政治经济学, 也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过程的科学解释, 还有别的许多东西”。[ 4 ] (P106) 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就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他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列宁。1909 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过程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尤其是它的认识论体系, 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 其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 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 5 ] (P332—335)。1913—1917 年, 列宁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卡尔- 马克思》中总结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几个组成部分: 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后来在《哲学笔记》中, 列宁提出了一些哲学体系的纲要, 其中《辩证法的要素》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雏形。[ 6 ] (P276) 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资本论》中, 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都应用于一门的科学”。[ 6 ] (P290)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可见,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强调了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不同的是,前者更强调唯物主义方面, 而后者更强调辩证法方面。此外, 列宁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并没有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而是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任务, 并为此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这些都为斯大林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提供了条件。20 世纪30 年代,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分为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唯物主义(归纳为三个方面) 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三个部分, 并采用单调的叙述方法: 一律先叙述基本原理, 然后用具体的事例对原理加以说明。这本书, 原是作为《苏联共产党(布) 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后来因加上上述书名, 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行, 而立即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 以后, 苏联大多数哲学教科书的编写都以此为蓝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此为标志正式形成。考察它形成的过程, 尤其是其理论来源——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不难发现:首先,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内容上划分为三大部分, 即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并不是斯大林的首创, 列宁在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卡尔- 马克思》等哲学专著时, 也明显地排列出了: 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次序, 后来的苏联哲学家基本上沿用了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法, 撰写了不少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专著。斯大林写于1906 年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就已经包括三个部分:“辩证方法”、“唯物主义理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从体系上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似的。其次, 斯大林在分别论述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联系、运动变化、发展和矛盾说) , 也是与列宁对辩证法的论述思想分不开的, 只是将列宁的“辩证法是核心”的思想片面地理解为“辩证法是方法”; 而将唯物主义概括为三个基本特征, 则直接来源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前三章, 在这里, 列宁分别讲了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 物质和意识何为第一性, 物质的可认识性, 世界的本源。这三个问题恰恰是斯大林概括的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的全部内容, 所不同的只是次序的改变。再次, 在具体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 斯大林下了一个定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 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与社会生活现象, 应用于社会, 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推广说”也是斯大林后来遭到批判的热点, 但是, 我们必须知道, 这种推广说是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应用说的。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论丛》等书中多次讲到应用说; 而列宁在1913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 就明明白白写道:“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 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 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5 ] (P443) 对照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及列宁的论述, 可见他们之间无多大原则差异, 可见斯大林对两位前人的继承性。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 斯大林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由“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演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也是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因为, 1906 年在写《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时, 斯大林还深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 认为:·2·“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哲学体系, ⋯⋯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呢? 因为它的方法是辨证的, 而理论是唯物的。”[ 7 ] (P274) (后面一句话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说法相同。) 又由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尤其后者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如前所述) , 作为学生辈的斯大林当然就会继承前人的思想甚至论述的方法, 于是就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模式: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地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 分成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几大块。在这样的“板块结构”中, 辩证法是方法, 唯物主义是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综上所述, 斯大林提供的体系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推广说”和“板块说”, 而这些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只不过, 其中有斯大林对他们的误读。实际上, 综观20、30 年代苏联哲学界, 由于机械论和德波林学派的两次论战, 几乎所有的哲学专著和教科书都是专题性的, 此时的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分块论述就不足为奇。从最早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1921 年)、希洛可夫《辩证唯物主义》(1931 年) , 到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册, 1932 年)、罗森塔尔《唯物辩证法》(1936 年) , 这一时期的苏联哲学家的确都是把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成独立的研究课题而著书立说。斯大林1938 年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不受这些专著的影响。后者只不过把各个组成部分综合在一起, 以完成列宁所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块整钢”的理论体系建构任务, 并揭示“一块整钢”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只是, 现在看起来, 这个任务完成得并不圆满, 甚至可以说问题颇多。二、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我们常以斯大林的体系模式代称苏联体系模式, 是为了说明它的影响之巨大和深刻。尔后, 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是按斯大林体系的标准来编排的, 而且这种状况并不因为斯大林的逝世和后期对他的批判而终止。但这正如苏联哲学家叶夫格拉弗夫在他的《苏联哲学史》中所说,“不能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实际上, 在这期间和以后都有许多哲学家, 极具勇气地指出了斯大林体系的不足和缺陷, 并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建构新的他们认为更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他们的理论活动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空间, 如果我们把他们“排除在理论界限之外, 从历史角度看, 那将是不公正的”。[ 8 ] (P135)这一演化过程从20 世纪40 年代一直延续到70、80 年代, 其中能够突破斯大林体系的是以凯德洛夫和科普宁为代表的“认识论派”。前者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和具体论述内容出发反对斯大林的体系; 后者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而是认识论。早在1947 年, 凯德洛夫就开始反对斯大林的“原理加例子”式的体系论述方法。1955 年, 他在题为《论自然科学中的几个基本哲学问题》的报告中再次指出:“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的缺点, 在于没有深刻领会列宁⋯⋯的指示⋯⋯这种例子堆砌的错误做法不是别的, 正是对待问题的教条主义态度”。[ 9 ]1977 年, 在题为《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报告中, 他指出, 哲学体系(尤其是辩证法体系) 的学术方法应该是首先找出其“细胞”, 然后以这个“细胞”为起点, 研究其最高级、最发达的形式, 最后形成理论体系。他的这一思想当然遭到了苏联大部分哲学家的反对, 包括米丁、亚历山大洛夫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激烈反对, 他们编著的一系列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斯大林所提供的体系叙述方法, 即先叙述原理, 然后加上例子。但是在凯德洛夫看来, 这没有严格而彻底的遵循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所以也就无法完成列宁提出的将唯物辩证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任务。凯德洛夫还对斯大林体系的具体结构提出了批评。他说, 应该放弃斯大林的小册子结构, 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书,“绝不能按照先讲辨证方法的四个特征、后讲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的结构”来安排, 如果这样做, 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内容和范畴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长期被忽视)。他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应占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板块结构”的简单性提出了批评, 并试图冲破这种板块, 填补新的内容。在对斯大林体系的单调的叙述方法和简单的分块“体系”结构提出反对意见后, 凯德洛夫进一步指出, 斯大林体系的严重缺陷还在于: 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割裂开来、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和“过低估计列宁的哲学遗产”, 他认为, 按照列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就意味着: 不能撇开认识论问题而从纯方法论角度提出哲学问题, 也不能完全撇开认识方法问题而从认识论·3·上提出问题。这就提出了他一贯的观点: 不能否认辩证法是逻辑和认识论。凯德洛夫的这一思想得到了科普宁的支持和发展。1962 年, 科普宁就在一个哲学讨论会上批评了对科学认识论问题研究甚少的现状; 1971 年, 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现代科学》一文中, 提出必须把唯物辩证法看做开放的体系, 适应新的条件改变其形式。问题不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中做出个别改动, 而在于“对现代科学知识做出更基本、更全面的哲学综合, 其结果是发展和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全部规律和范畴”, 其中也包括提出新范畴。他在1973 年出版的《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辩证法、逻辑、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就是从分析现代自然科学认识的范畴结构方面着手, 制定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方法也是认识论。”“世界观作为方法和认识论而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规律和范畴都是如此, 它们具有客观的内容并作为认识现实的现象的方法和理论。”“作为世界观、方法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是认识论”[ 10 ] (P37—38)。科普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把自然界的规律搬到社会, 也不是相反的把社会的规律搬到自然界⋯⋯不是把社会规律搬到自然界而成为普遍规律, 而是社会规律的知识是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必要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直接地研究存在及其形式, 而是把它们看做人的感性的、物质的、革命批判的实践活动的客体, 所以它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 因此它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 它从理论上论证了作为社会思想的共产主义”。这样, 科普宁就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看成是同一的东西了, 它们本身是关于存在规律和形式的学说, 即“大写字母的逻辑”。这显然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推广说”的突破, 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重大突破。难怪他的反对者米丁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指责他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归结为逻辑和认识论; 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意义。但是科普宁并没有被他的反对者所吓倒, 他和凯德洛夫一样, 尽管遭到无情的批判(尤其是在早期) , 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共同理论旨趣,二人多次互相支持, 共同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观点: 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问题(是否是“整个世界”? 科普宁等持反对态度, 参见凯德洛夫《论“整个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这一提法》;莫斯科1979 年) 以及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科普宁等认为如果自然科学没有给哲学提供必要的材料, 那哲学只能用自己的手段即抽象的思维去臆造。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莫斯科1974 年, 第387 页)、实践和认识的问题(科普宁认为实践与认识是统一的,实践本身是认识的要素, 而认识又是实践的活动的组成部分, 这就与把实践定义为人类改造周围世界的物质活动是很不相同的)、人的问题(科普宁是最早重视研究人的问题的苏联哲学家之一, 他说“世界观的对象是‘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 它力图解决处在周围自然界相互关系之中、处在同对自然界运动的普遍规律的理解的紧密联系中的人的问题”, 世界观包括哲学的基本问题、发展观和历史观, 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服从于人及其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第21、27 页)。由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回答,使得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被认定为“认识论派”的代表人物, 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在斯大林体系的演化过程中, 起着“突破”体系作用的哲学家不只是认识论派的人物, 如早在60 年代, 鲁特凯维奇就以自己的观点反对斯大林体系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仅仅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加, 而后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说,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做广义的解释, 即它是由各门哲学学科组成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逻辑、美学、伦理学、科学无神论和哲学史。到了70、80 年代, 阿列克谢耶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结构和职能》(1978 年) 和杰明娜主编的《作为体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1981 年) 等, 也都表达了同鲁特凯维奇相似的观点。哲学家麦柳欣直接说: 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可以看出他们对体系的理解既不同于斯大林体系, 也不同于认识论体系。就是那些坚决拥护斯大林体系的哲学家,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苏联后期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也开始认识到了斯大林体系的弊病, 并作出程度不同的反应, 如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1953 年出第二版的时候, 在内容和结构上已比过去有较大改动(如有关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 体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 ;1958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体系上的改动更大, 其中把意识论与认识论结合起来, 在辩证法部分采取先讲范畴、后讲规律, 而规律又分别各用一章加以论述, 这种结构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是不同的, 而且全书各章节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论·4·证, 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1971 年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仍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 , 则被公认是70 年代以后苏联的经典哲学教科书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最新理解, 因为它把现代资产阶级和社会批判作为单独的一大部分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论述, 还专门增加了“人的认识的性质”一章, 关于认识论部分, 开宗明义就提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可见, 苏联哲学界已经开始接受科普宁等人的体系思想。此外, 从40、50 年代以后, 尤其是60 年代以后,哲学界关于认识论问题、实践问题、人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异化问题、主体- 客体问题和价值问题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如系统论等)、全球性问题等等, 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中, 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 有人甚至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比如试图以人的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新的解释, 格里高扬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全部组成部分的统一中是彻底的和鲜明的人的哲学”。这显然是与科普宁关于人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苏联模式哲学体系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有许多的哲学家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斯大林体系提出了质疑和建构新体系的理论设想, 但由于现实的政治气候, 使得他们建构新体系的工作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是还是出现了像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这样的一贯坚持自己观点的理论家,他们对斯大林体系的突破是意义重大的: 它不仅告诉我们,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不仅仅指斯大林体系, 而是有更多的内容; 而且这种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苏联哲学以后的发展思路。三、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评价斯大林逝世后, 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 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从不同方面指出了斯大林模式的不足: 德国的哲学家利辛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之中的自我完善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叙述方法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所以他提出用“辨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一词代替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方法, 以便更确切地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性”; 柯尔施、卢卡奇、列非弗尔、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认定苏联哲学体系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形而上学, 进而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等各方面重新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实践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社会批判”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人学”体系。可见, 对苏联哲学体系的评价直接涉及到如何构建新体系的工作, 于是, 评价苏联哲学体系的问题, 成了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但它同时又是一个难点, 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共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哲学在70 余年间的发展时期里直接受到政治变动的冲击, 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主要就是斯大林体系; 这使得人们在评价苏联模式时, 长期习惯性地以为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只包括斯大林模式, 而无视苏联哲学家对这一体系的改良和突破, 仿佛整个苏联哲学体系是一贯一致, 毫无变化的; 或者即使承认有变化, 也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他们在评价苏联哲学模式时, 实际上就是在评价斯大林模式。这些, 给我们正确评价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带来了困难: 要么是一味的鼓吹它的“首创性”和“体系性”甚至“科学性”, 只是象征性地指出一些不足和缺陷; 要么彻底将之打翻在地, 甚至吐上唾沫, 骂得一无是处。这些失之偏颇的做法使得我们直至今天仍然没有给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个理性的认识。而要做到对它的正确而公允的评价, 就必须对它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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