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历史进程论文范文资料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必然会引起一系列历史上的蝴蝶效应你可以做一个假设,例如茶叶没有传入欧洲,后来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 波士顿茶港事件就不会发生,没有美国成立(当然这里存在一个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也许没有波士顿茶港事件,独立战争会借由其他的事件引发,也许美国晚独立),没有珍珠港事件,没有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日本鬼子晚投降等等..

世界历史中的近代社会形态变化研讨范文关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原因，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内因说”和“外因说”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世界历史的视野，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化需要遵循的根本方法。 近代西方的重大变化是了解近代中国重大变化的重要的外部条件。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历史开始成为世界历史，西方资本展开了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地处远东的中国成为西方资本青睐的重点对象。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东方是由西方‘发现’并带入历史的”［1］（P79）。与此同时，近代中国是在西方枪炮的胁逼下“被全球化”的。基于世界历史的视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是影响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主要原因。 一、鸦片战争前的西方 众所周知，中国曾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长时期领跑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15世纪以前，中国商品生产的发展程度远高于西欧，即使到了19世纪初，商品生产和流通仍然生气勃勃，非西方所能逾越。费正清是这样描述的，1800年的中国，庞大的中国航运船队来往于长江及其支流，而千百条大小船只航行于中国沿海，把南方的水果、糖和手工艺品运到满州，而将那里的大豆和毛皮运到南方。 早年一位英国观察家曾经计算过，19世纪40年代长江口上海港的货物吨数超过伦敦港，而当时伦敦已是西方贸易的中心。［2］（P59）根据麦迪森的考证，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经济构成的比例也从22．3％上升到32．9％。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总量从占世界总量的22．9％上升到36．6％。［3］可以说，直至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但这一切，毕竟只是最后的辉煌罢了。而此时的英国正在冉冉升起。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英国不仅迅速超过了远东的中国，也超过了欧洲大陆诸国，率先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虽然直到16－17世纪，英国还是一个封建农业国，但18世纪下半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在这个国家首先发生。 工业革命始于毛纺织业，进而扩及丝纺织业和棉纺织业，然后又迅速扩及交通、采矿、冶金、制造等各个工业部门，工业迅速超越了农业的经济地位，英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有资料表明：到1860年，英国的人口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2％，但英国钢铁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3％，煤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0％，棉产量占全球产量的近一半，贸易量占全球贸易量的20％，拥有全球1／3的船舶和40－45％的工业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4］（P16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亲眼目睹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跨越式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P277）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与工业化相伴相随的是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的全面替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时，深入分析了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的一种相当特殊的历史现象。这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是，西欧城市及其商业始终游离于封建体制之外，与封建体制相分离。具体表现为：在经济上，城市及其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之中，同时，城市自身还具有征税以及独立于封建领地之外的财政管理系统；在政治上，城市是一种相对自治的单位，具有自己独立的司法权和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并不存在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5］（P105）城市之间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5］（P108）马克思还观察到，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 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5］（P112）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对于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来说，正是与封建采邑的自给自足体系并存的城市自治体系及其发展，成为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成为孕育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母胎”。［6］（P310） 在生产关系的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关系上，是生产关系的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是相反。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构成工业革命发生的关键因素。换言之，没有生产关系领域这一重大变化，工业革命就是一种侈谈。马克思深入考察了人类社会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转变过程的具体机制，他指出：“仅仅有了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统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来结束自己的历史了…… 在那里，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也是与货币财富———商业———等的发展相联系的。但是，这种解体事实上不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7］（P509） 反过来，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消亡，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看，西欧工业革命的逻辑结果首先是西欧封建主义制度的彻底瓦解、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最终确立；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和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又是工业革命由以产生的‘世界历史条件’系统中的主导条件，也是贯穿其中的主线。”［6］（P308－309） 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资本主义 历史时代的来临加速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在空间上开创了世界历史。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东方和西方的交往程度也迅速提升，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马克思在两篇重要论著中描述了这一现象。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P114）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P276）全球交往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大，是资本向外拓展的特性作用下的结果，这一特性由资本追逐利润这一本性所决定。马克思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7］（P390，33）整个世界因由西方资本的全球扩张逐步联结成一个整体，这是人类发展史的一个崭新的现象。在全球整体视野中中审视此时的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已经明显处于了相对的弱势地位。 与挣脱封建藩篱后跃跃欲升的西方相比，中国这个曾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东方大国，在西欧各国相继向资本主义挺进时，放慢了前行的步伐，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对于这一问题，只有借助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遵循这一理论和方法，所有制因素应纳入分析的框架之中。 任何发展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条件直接决定了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如果把社会发展或现代化作为一种功能体现的话，那么，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有赖于能够产生这种功能的结构的确立。所谓发展的差异，不过是不同社会结构的具体表征或功能体现”［8］（P224）。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也认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其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无论是封建庄园制度的兴起和衰落，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与私人财产地位的变革有直接关系。私有权不确定，私人经营的产业及其收入没有合法保障，对个人经营的刺激没有制度上的保障，近代工业和近代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 这里所讲的财产关系和所有权关系，其基础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6］（P313－314） 生产关系变革的相对落后，是导致中国在同一时期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在西方和中国获得了不同的历史命运，主要是因为，繁育这一生产关系的社会土壤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西欧城市的特殊功能所不同的是，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始终保持着作为官僚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在经济上始终依赖于农村。这样，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不像西欧是相对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结的，城市从来未曾脱离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没有演化成一种体制外的存在，而始终是一种体制内的力量。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手工业和商业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分化不仅没有成长为变革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力量，反而成为自给自足经济的自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从而进一步稳固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没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传统的社会结构就能够始终保持再生的能力，近代工业文明就不可能产生和发展起来。 正如侯外庐在分析这一历史现象时所指出的：“从16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清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 为了维持固有的统治秩序，清朝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政策，在政治上，以天朝上国自居，将其他国家视为“朝贡”国，以“朝贡”仪式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经济上，将对外贸易的时间、地点和次数都做严格规定，力求将对外贸易纳入“朝贡”的框架之中。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扼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因此，虽然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随之资本主义萌芽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仍是难产的”。［9］这就是在西方与东方碰撞之前中国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 三、鸦片战争的特殊解读 东方和西方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碰撞就构成了对立的存在。近代中国史是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起点转自:的，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正如费正清所言，“无论在19世纪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思想中，还是在那场侵略的最后阶段出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思想中，中国近代史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2］（P58）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鸦片战争的意义被赋予了特殊的解读，并构成理解近代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线索。 卢森堡曾用战争对19世纪中国的近代史做了一个完整的勾勒。她指出：“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一个与不发达社会进行所谓‘温和的’，‘爱好和平的’商品交换的典型例子。中国近代史，从四十年代早期开始，在整个十九世纪内，是以战争来分段落的，而这些战争的目的就是用野蛮的武力来开辟通商关系。传教士激起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欧洲人挑拨了暴动，而在周期战争引起的血腥屠杀中，毫无准备的和平农民，被迫和欧洲列强最新式的战争技术相周旋。沉重的军费造成了国债，中国于是接受欧洲借款，结果欧洲人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占领了中国的要塞；自由港口被强制开放，修筑铁路权被破让渡给欧洲资本家们。通过这一切，商品交换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起到中国革命爆发为止，在中国得到了发展。”［10］（P307）在卢森堡看来，鸦片战争之所以作为中国历史划界的标尺，是因为它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本质上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对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的胜利。因此，这场真正的结果必然摧毁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商品经济和现代政治、文化。鸦片战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1］可见，鸦片战争并不构成中国近代史划界的内在根据，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尺。这是因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正是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第一次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强有力的冲击，并以此为起点，逐渐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① 鸦片战争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一方面，以此为起点，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伴随着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5］（P692）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也由此丧失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胡绳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酝酿着新的变化，即在经济上已经出现了以手工业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政治上也出现了对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怀疑和抗议。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恰恰也是这个因素造成了中国难以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并丧失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以炮舰政策为前驱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到来，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变化的方向。”［12］（P41）由此，两者的碰撞反映为毛泽东所概括描述的矛盾状况：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①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近代中国是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的扩张，终于导致了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卷入了该体系之中，确定了中国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弱小和不发达地位。”［13］ 中国之所以没有成长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主要出在西方资本主义身上。它们侵略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取得了特殊权利，剥削了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其实已经清楚地表明，不是内因而是外因构成影响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关键因素。这一结论，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和方法指导下得出的。 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本性的显现，是资本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西方和东方的第一次遭遇，并不是西方以友好地传送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为根本目的的，而是以西方试图变东方为西方的殖民地以便构成“中心和外围”的版图为其根本目的的。殖民化与资本主义化“两者相较，无疑殖民化居于主要地位，而资本主义化居于次要地位。”［14］ 由资本主义的固有本性所决定，不可能所有民族都成为具有独立主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都必须以某些非资本主义落后民族的存在作为自己的国际生存条件，否则，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正是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堵死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15］ 四、“内因说”辨析然而，对于这一结论，争论旷日持久，延续至今。在构成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化的因素中，研究者们都承认西方侵略的外部因素和清王朝改革的内部因素的客观存在，根本的分歧并不在于此。根本的分歧在于这两个方面究竟哪一个因素为主要方面，哪一个因素为次要方面。 与外因说相对立的是“问题主要出在国内”的内因说。持内因说的学者认为，虽然外部因素发挥了作用，但问题主要出在了内部。在费正清看来，外因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的说法会逐渐失去凭借，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它在许多重要方面的说服力。”［2］（P130）费正清认为，1860年开始的40年里，中国耽误了时机，进步迟缓，最终变成了“一只在更大的外国侵略面前坐以待毙的鸭子”。在他看来，日本在终止了它的闭关锁国政策，巧妙地开始西化，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向一个世界强国努力的时候，中国并没有这样做。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耽误的时机不仅仅指费正清认为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40年，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有近20年的时间，这20年是中国学习外国、改革图强的一个机会，但清朝统治者没有抓住这个机遇，不思进取、无所作为，没有进行任何改革，白白浪费了20年时间。［16］美国学者M·B·詹森（Jansen）虽然指出“西方的侵扰构成了19世纪中国历史的最重要成分”［17］（P30），并也注意到了这种相互矛盾的状况：19世纪的国际环境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挑战、刺激和榜样，但也带来了劣势和屈辱。国际秩序为中国展示了诸种手段，却又阻止中国使用这些手段；它对中国提出了挑战，却又限制并破坏中国起来应对这种挑战。但是，他坚持认为，中国的国际体系和世界观就其本身的强度和耐力来说是无与伦比的，但其内部并不存在能使中国应付得了现代世纪挑战的重大力量源泉。问题的核心还在中国国内。［17］（P40） 在一些学者看来，无论对于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对于后来者而言，现代化过程实质上都是一种国内转变。在此过程中，殖民统治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但也是有限的。总的来说，它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认为“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的观点是内因说的正宗版本。对上述观点需要具体分析。费正清认为，“在中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没有兴起，本来是早在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很久的事了。”［2］（P60） 在他看来，一个原因是巨大的人力供应，使机器成为不必要；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几乎没有资本积累和信贷办法为投资之用。其言外之意在于，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兴起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这是一个首先需要加以辩驳的观点。中国确实有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资本主义也确实没有兴起，这已经是中国史学界基本认可的两个客观事实。费正清的这一论断虽然承认了后一个客观事实，但通过否定前一个事实作为论证后一个事实的根据，显然就有失公允了。问题出在内部的一个重要根据来源于中日之间的比较。 其实，将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以两国不同的历史命运论证内因说的正确性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 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殖民者看来，中国和日本的意义是不同的。M·B·詹森认识到，中日两国各自承受的外来影响之意向和强度有所区别。“ 西方在日本的冀望和意图始终是有限的，不像在中国。日本只是一个顺手牵羊的问题。对欧洲列强来说，日本地处中国的那边，是次要对象；对美国来说，日本也只是处在通向中国的道路上。没有人指望通过开放日本来取得什么了不起的金融或贸易利益。在那里能捞到的油水决不可以与中国通过鸦片交换茶叶或白银所形成的商业利润相比。”进一步而言，“对西方列强来说，它们在向中国进击时如能有一个东亚同谋者，那将是很有用处的，而对日本人来说，‘加入’西方行列则是十分可取的。”［17］（P36）可见，日本和中国各自所承受的西方殖民的压力和强度不可相提并论，仅仅强调日本主动变革的有效反应并不能作为支撑内因说的有力依据。 历史的事实是，西方的入侵严重抑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一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得到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所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18］（P394）。20世纪30年代，上海棉纺织业资本家等发出了这样的呼号：“究竟中国纱厂的致命伤是什么？”他们自己回答道：“痛痛快快地说，中国纱厂的唯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纱厂一业的复兴与繁荣，必然在现状变化以后”［19］。 据统计，中国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20年为4．9％，1936年为10．8％，1949年为17％。这个数字充分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艰难的、缓慢的。［20］ 当然，将外因视为中国资本主义难以兴起的关键因素，并不意味着为清朝统治者开脱责任。毫无疑问，清王朝的改革作为内因确实是一种影响中国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的资本主义命运坎坷，清朝的专制统治难辞其咎。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日本政府与清王朝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所创造的奇迹，日本政府的高层领导人表示“令我等吃惊”，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日本对西方制度几乎是采取了全面学习和借鉴的政策。 洋务运动虽然可以视为清王朝自强的一次努力，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表明封建统治阶级仍然缺乏彻底的革新意识和精神。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不是清王朝的所为构成中国屈辱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主要原因，这一认识是否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呢？ 回答恰恰相反，这是历史辩证法的正确运用必然得出的结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拉布里奥拉正确地指出：“整个历史，除了非常古老的和我们所不知道的时期的历史以外，是在不同部落和共同体之间，然后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冲突的基础上发展的；换言之，那些对某个社会内部矛盾起决定作用的原因，由于同外部世界的冲突而总是愈来愈复杂。……例如内部困难常常促使某个社会或国家参加外部冲突；有时则相反，外部冲突影响着内部关系的改变。”［21］（P111） 这一重要论述，为分析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化的关键因素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条件下，内部状况的变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条件的影响，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之间的联系增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说，在近代以前中国与世界基本隔绝的情况下，中国以外的世界历史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基本上是一种典型外因的话，那么，自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游离关系，而是一种渗透关系”［22］（P417）。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简单地搬用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关系原理，那么最终只能与真理失之交臂。参考资料:

没分啊亲谁给你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