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雅文化课题研究论文

中国的“和谐文化”及其现代启示文/王 杰 [摘要]“和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组成部分，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 征和基本精神之一，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力之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减少社会摩 擦和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 实意义的课题。 [关键词]和谐文化；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小康；大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非常丰富的“和谐文化”方面的思想资源，如《易经》提出的“阴阳 合德”，老子提出的“阴阳和谐”，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中庸》提出的“致中和”等。英 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我们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 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华文明的精髓 ——和谐。当前我们所要建构的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理念，就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资源的继承和弘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 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减少社会摩擦和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参考资料： 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生态伦理平衡的天人和谐之学 在传统文化看来，天、地、人之间并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立的，而是彼此有着不可分 割的内在联系，它们同处于一个充满生机的生命洪流之中、是生生不息、一气贯通的。因此， 中国传统哲学一开始就把认知的视角放在天人关系上，认为做学问如果不关注天人关系，就 不能称之为学问。因此。像西方社会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问在中国几乎不 曾出现过。为什么“天人合一”能够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因为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关 系为纽带、以农立国的农业国家，农业要靠天吃饭。要搞好农业生产，就要了解天文历法， 了解时令和季节的变化，所以，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正 是中国社会的这一基本特征，使得历代思想家都十分重视探讨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周易》 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天人和谐思想以及“观 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董仲舒提出了“天人相与”说； 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说；刘禹锡、柳宗元提出了“天人相交”说：程颢提出了“天 人同体”说；张载、王夫之提出了“天人一气”说；朱熹提出了“天人一理”说；陆象山、 王阳明提出了“天人一心”说，等等。可见，在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问题始终是被中国哲 学家看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 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传统文化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将人与万物视为一个和谐统 一的整体，主张人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反对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反对片 面地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提出了“取物限量，顺天择时”的生态伦理思想。儒 家主张要推己及人，要由人及物，把“仁爱”的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孔子要求人们以友善 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对待鸟、兽、草、木，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主张只用鱼竿钓 鱼，反对用大网拦河捕鱼，并反对射杀夜宿回巢的鸟。孟子也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就是说，不违背农时， 谷物就会多得吃不了；不随便到河沟湾池中去捕鱼，鱼鳖就会多得吃不完；砍伐工具按时进 山林砍伐，树木就会多得用不完。《中庸》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荀 子说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 命”；《淮南子》说的“故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都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甚至把是否保护生态环境与“孝”联系在一起，《礼记》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 时，非孝也。”宋代张载在《正蒙》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意即人类是我 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道家也是这样，老子 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 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的基本归宿。庄子也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大自 然和谐，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和谐境界。法家也是如此。秦朝的法 律《田律》明文规定，春天不得砍伐正在生长中的林木，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捕获 幼鸟幼兽，秋冬狩猎时不准打死已经怀孕的禽兽等，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相反，欧洲那种 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则很难找到。一百多年前，恩格斯警告我们：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 报复。”因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中国当代社会仍具 有巨大的思想价值。 二、从人与社会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群我和谐、人我和谐 的人际和谐之学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构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与世界其他文明相 比较，希腊文明更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希伯来文明、印度文明更侧重于人与神的关系， 而中国文明则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如何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 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传统文化主张群我和谐、人我和谐，并提出 了一整套规范人与人之间亲爱友善关系的伦理体系。具体说来，儒家传统的人际关系是靠五 伦、十义来维系的，或者说是三纲六纪来维系的。五伦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十义，是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 实、友信；三纲是君臣、父子、夫妇；六纪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无论 是五伦十义，还是三纲六纪，核心都是人伦。它们都从人伦关系的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 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传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就是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做到“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公认为是 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黄金律”；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到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 疾者皆有所养”，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就是儒家所描绘的 一幅讲诚信、讲友爱、关爱他人、关爱社会的美好蓝图，反映了儒家对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 态度，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其他各家各派也都是按照自己不同的方式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如以韩非 为代表的法家就强调通过“以法治国”的方式，建构一套适合战国末期统治者需要的“法治” 理论。以达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目的；道家则主张通过“无为而治”的方式，以达到“虽有 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 其俗”的理想社会状态；墨家则试图通过“兼爱”与“非攻”的方式，指出只要人人都懂得 兼相爱、交相利，天下就能太平安定，社会就能和谐稳定。中国古代先贤对美好社会理想的 追求，作为一种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境界，代表着中华民族对以人际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发 展目标的美好憧憬和不懈追求。 三、从人的身与心(形与神)之间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性命双修、形神俱养的 身心(形神)平衡之学 在传统文化看来，自然是个大宇宙。人是个小宇宙，人不但要与自然和谐、与他人和谐。 同时自身也要和谐，也就是一个人的身心平衡问题。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人的身心(包括心理、 生理、阴阳、脑体等)平衡是一切和谐平衡的基础。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着五大矛盾冲突，即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相应造成了生态、 社会、道德、精神以及价值的五大危机。这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时时刻刻在困扰着我们的社 会，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尽管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但有些人还是感到不满足，还是感到困惑和迷茫，焦躁和烦闷，压抑和忧虑，孤独和自卑， 感到精神空虚、心浮气躁，感到无所适从，社会上患有心理、精神疾病的人有增无减。解决 这些矛盾冲突和危机，很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到答案，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 些有价值的思想。 譬如在对待物质利益问题上，儒家不否定人都有欲望，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 但这种追求不是无限度的、无节制的，而是要符合道德原则，要做到“欲而不贪”。孔子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义以为上”。人在追求物质利益上，要掌握中 和适度的原则，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不能贪得无厌，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 更不能见利忘义、损人利已。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就会像孟子所说的那样， “宝珠玉者，殃必及身”、“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儒家这种“以义制利”的 价值观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再看道家，老子说，“甚 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就是说，过分地沉溺于名利，就必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过分地聚 敛财货，就必定会酿成惨重的损失，向我们昭示了一切祸患之源就在于贪图名利及贪婪财货。 老子还说：“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意思是说，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个人生存， 最大的祸害就是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有一首《不知足歌》，对那些贪得无厌 的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现代社会，人总有这样那样的欲求，结果是有太多的包袱，太 多的放不下，想得到的越多，反而失去的越多。在人短暂的一生中，比金钱、名声更重要的 还有健康、家庭、亲情、友情。有一种小动物。叫蝜蝂，唐柳宗元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蝜 蝂传》，这种小虫子可以说是最笨最傻最不知放下的小动物，它把遇到的任何东西都拿来背到 背上，直到背上的东西把它压趴到地上为止。人生在世，非常短暂，学会放下某些东西，这 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传统文化告诉我们，面对各种外在的诱惑，要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 不要过度地沉溺于对外物的追逐、金钱的诱惑和权力的纷争上。为人做事要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宠辱不惊，这样才可能心境平和、淡泊自然。佛教更是侧重于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 后世一直有“以儒治世，以道养身，以佛修心”以及“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 《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的说法。儒释道三家在对待人生问题上虽有差异，但 又各具特色。总的精神就是从自我的修炼和道德完善做起，使自己成为一个生活快乐的人， 充满人生智慧的人。 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生大智慧，其宗旨都是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 它为人们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寻找了一处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在功名利禄、熙 来攘往的世界中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孔颜乐处”。这难道不是一种人生大智慧吗?人生大智 慧，全在一个大字，一个小字。所谓“大”，就是说，凡事要从大事着眼，长远着想；所谓“小”， 就是说，凡事不要被眼前的既得利益、小恩小惠所蒙蔽。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有些官员就是处理不好这个“大”与“小”的关系，往往因小失大，沦为阶下囚。有位官员 东窗事发后，为自己算了一笔账：一是政治账，自毁前程；二是经济账，倾家荡产；三是名 誉账，身败名裂；四是家庭账，妻离子散；五是亲情账，众叛亲离；六是自由账，身陷囹圄； 七是健康账，身心交瘁；八是历史账，遗臭万年。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方面的例子从 古今历史上还可以列举很多。 在传统文化看来，只有寻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才能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 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不在于一种有限的、狭隘的功利之用，而是一种人生之妙用、人生 之大用，它对于慰藉人的心灵，改善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纯洁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 神，开阔人的视野，都有极大的帮助。四、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知行合一 之学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与外界对 象和事物的接触而获得的知识，是认识之知；一是作为道德行为的知识，是德性之知。这里 所说的知，主要是指德性之知；“行”，也不是社会实践，而主要是指个人的道德践履。因此， 知行主要是指人的德性之知和道德践履。是与内圣外王之道密切联系的一个问题。千百年来。 知行问题主要围绕知行的先后问题和难易问题而展开，主要有：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说，陆 王学派的知行合一说。王夫之、颜元等人的行先知后说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是知行合一学说。知行合一是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首先提 出来的。认为万事万物之理就存在于我的心中。不用向朱熹那样外求事物之理，只要向内心 求理就可以了。可以说，知行合一思想由天人合一观念推演而来，它阐明的是做人的学问， 把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转化成了道德问题，从道德的视角来看待知行问题。在王阳明看来，一 个人知了就要去行，不能知归知，行归行，把知行分作两截。在做人做事上，主张坐而论、 起而 行，他所说的“行”包含的内容很多，范围很广，如学、问、思、辩都包含在内。知行合一 学说，所追求的是通过反省自身，激励人们不断地追求完美的道德境界，从而达到圣人、理 想人格的境界。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 理和人生智慧，这一宝贵思想遗产在当今尤其值得借鉴。 知行问题一直是人们不断思索的问题。1937 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改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实践论》的副标题就 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科学地改造了传统的知行范畴，建构了认识和 实践、知与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现代知行合一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五、从价值目标和理想境界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大同是中国人永恒不懈的终 极追求 传统文化在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方面，设定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小康阶段，一个 是大同阶段。“小康”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 以绥四方。”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安无倾。”均、和、安的社会，就是小康社会，就是要争取实现人际关系比较合理、 社会环境比较安宁和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孔子眼里的小康标准是什么?就是庶、富、教的标准。 一个国家如果人口已经很多了。就要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以后，就要 用良好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来教育他们。孟子也主张富而后教。首先要保证衣食住行等最基本、 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在此基础上，营造社会和谐、百姓幸福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吸收和扬弃 中国传统文化“小康”思想的精华，创造性地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用“小 康”和“小康之家”来描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于1984 年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200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且将 建设小康和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完成了对传统“小康” 思想的现代性转换。 如果说小康社会是指一种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和讲究礼仪的社会状态，那么， 大同社会则是一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 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 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 户而不闭”的人间胜景。千百年来，追求和谐的大同世界一直都是中国人的梦想。无论是先 秦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还是清末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梁启超的“世界大同”、 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李大钊的“世界联邦”、陈独秀的“大同主义”，都是对传统“大同” 思想所作的新的阐释，都在致力于描述和讴歌以“和谐”为特质的理想社会。但真正把“大 同”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革命实践的则是毛泽东同志。他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 以及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大同思想发扬光大的基础上，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 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 灭和世界的大同”。这里所说的“大同”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终生奋斗的伟大目标。 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小康和大同，都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追求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还蕴含着其他很多丰富的“和谐文化”思想，如：从处理不同国家和民族 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以邻为善、和平共处的仁政王道之学；从处理各种文明的关 系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兼收并蓄之学：从人的修身与平治天下 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道德修养与外在事功相统一的内圣外王之学。这里不再一一 赘述。最后想要强调的是，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作为龙的传人，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我们 一定要心存温情和敬意。

宋代文学的研究特色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京城的勾栏、瓦肆为宋代小说、戏剧的生成提供了广阔舞台。宋代文学的发展，表现在雅和俗两个方面，一是以话本、杂剧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学，另一是以诗、词、古文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文学，而前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在宋代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相继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级课题多项，研究范围涉及宋代语言、戏剧、小说、词、诗、文、出版印刷等领域。在宋代语言研究方面，杨永龙教授专门从事宋代语法研究，先后在《语言研究》、《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专著《〈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运用现代语言理论，从句法结构、事件类型、情状类型、时制结构等方面对《朱子语类》中表达完成体意义的若干副词、助词、语气词、完毕义动词予以描写和分析。目前，杨永龙还承担了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汉语虚词研究”。宋代杂剧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雏形，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钟彦先生即著有《戏曲丛谈》一书，讲述戏曲的渊源、体制、声韵、宫调、角色，以及南北曲的区分与作法、度曲法、流派等，开启了河南大学宋代戏剧研究的先河。到80—90年代，郭振勤发表了一系列宋代戏曲研究的文章。目前，张大新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国戏剧》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他还先后承担了2002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宋金时期中原俗文化的发展与古代戏曲的成熟”和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戏曲与民俗文化关系研究”。唐代传奇发展到宋代演绎成了古体小说，赵维国教授对宋代小说尤其是丽情小说的研究可谓情有独钟，他先后在《文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宋代小说研究的文章，其博士论文为《两宋古体小说历史轨迹》，并出版了专著《说部论稿》。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词学文献研究一向是河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词学家卢前和华钟彦等即进行词学文献的研究工作。1933年，卢前先生发现、复印了晚清端木垛的重要词文献《宋词赏心录》(又名《宋词十九首》)，在当时词学界引为盛事，吴梅、柳诒徵、陈匪石、唐圭璋等均有题跋。华钟彦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花间集注》是现代第一部《花间集》注本。佟培基先生出版了《辛弃疾选集》。邹同庆先生的专著《苏轼词编年校注》解决了苏轼词的校勘、编年、注释等诸多学术问题，被称为苏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孙克强教授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曾主持1998年度河南省教委项目“宋代词学”，最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文艺思想研究”，也把宋词文献的整理列为重要内容，其专著《唐宋人词话》将唐宋词人215家的历代总评整理汇编，以文献挖掘深细而受到学界好评，被收入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77—1999年》。此外，宋景昌、齐文榜等对苏轼的词也有一定的研究；刘军政的“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词坛研究”，被列为2003年度河南大学校内基金项目。河南大学的宋代诗歌研究比较集中于王安石、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高文先生常年从事王安石研究，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并出版了《王安石选集》。1986年，《河南大学学报》连续发表了华钟彦、李博、白本松的3篇文章，对苏轼的诗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王立群、李贤臣也对陆游、黄庭坚的诗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宋尔康对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进行了探究，另外，宋尔康还承担了河南省教委规划项目“宋代诗歌研究”。“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六个，宋文在唐宋文章学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刘溶从文章学的角度对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的文章理论进行探讨;张弛、杨国安则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了韩愈、欧阳修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立群的兴趣集中在以苏轼、陆游为核心的宋代游记文章；张弛、柯翔涌则对苏轼的宗教信仰、历史人物论的逻辑法则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谢桂荣、耿纪平对范仲淹的师承关系、王安石的先世及王安石与曾、谢两家的交往进行了考察，为范仲淹、王安石的早期学术生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另外，李贤臣主持了1999年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黄庭坚创造美学论笺”，耿纪平承担了200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宋新学与文学”。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宋代印刷业的发展和图书出版的繁荣，促进了各民族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围绕宋代的刻书、编书、图书流通等课题，王星麟、孔学、陈广胜、赵维国分别就宋代的刻书业、宋代书籍文章出版和传播禁令、宋代图书文献的搜集整理、吕祖谦与《宋文鉴》、《太平广记》传入韩国的时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