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作物价格干预研究论文

写作思路：可以从粮食储备问题、应对难题这几个角度出发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通顺等等。

正文：

“民以食为天”，粮价飙升涉及到千千万万人的利益。

从公众利益讲，粮价上涨将增加人们的生活成本，从而直接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油价高企的大背景下，粮价飙升还会增加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得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展委员会13日在其春季会议结束前发表公报说，粮价大幅攀升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到冲击。世行行长佐利克警告说，粮价飙升有可能导致全球贫穷国家中1亿人口陷入更贫困的状态，也可能使一些国家在过去几年通过艰苦努力所取得的减贫成果出现转折。

更严峻的是，在粮价上涨的同时，世界粮食储备正在减少，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据粮农组织估计，目前全球粮食储备已降至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本月9日在印度访问时说，一些非洲国家和海地因食品短缺和价格上涨出现骚乱，“我们已真的面临一个紧急状态”。

分析人士指出，国际粮价上扬已经影响到一些国家的粮食安全，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避免引发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目前，许多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都提出了应对粮价上涨的计划，这些计划可以分为短期措施和长期战略两大类。从短期看，世行等国际机构都提出，应采取紧急措施，加大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力度，以减轻粮食短缺对贫困人口的威胁。

世行呼吁国际社会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增加5亿美元援助，以满足低收入国家人群的紧急需要。此外，世行还计划在2009财政年度将其对非洲的农业援助贷款从4亿美元增加到8亿美元。粮农组织指出，在一些低收入国家，50%到60%的居民收入被用于支付食品开支，粮价飙升对这些国家的危害尤其严重。粮农组织呼吁发达国家加大援助力度，帮助这些国家应对目前的局面。

此外，一些国家还提出暂缓生物燃料产业发展和减少粮食浪费等措施，以确保食品粮供应。

根据世界银行本月9日发表的研究报告，在过去3年里，全球小麦价格上涨幅度高达181%，食品价格总体上涨83%。报告预计，2008年和2009年，粮价将继续居高不下。报告还预测，在2015年以前，大部分粮食价格都将保持在2004年的水平之上。

关于粮价上涨的原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拉美地区负责人若泽·格拉奇亚诺本月10日在巴西利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它们包括气候变化导致产量下降、世界粮食市场供需出现变化以及农产品期货市场投机活动增加等。

一些分析人士还指出，国际市场油价高企和生物燃料产业兴起也是造成粮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油价上涨不仅推高了化肥和农药等农资产品价格，而且导致运输等农业综合成本上升。正在兴起的生物燃料产业对粮食和土地资源的消耗正在加大。

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已经进入高粮价时代”。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和同一事物各要素之间存在普遍联系。国际粮价持续在高位运行，导致国际粮食储备降低，导致贫困国家贫困人口吃饭问题日益严重，这正式普遍联系的体现。

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弄清楚事物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地位，把事物的发展作为过程加以参考，把握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抓住关键部分，是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把握好事物的因果关系。许多国家针对粮价走高问题采取应急措施，正使用了唯物辩证法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具有客观性。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正确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又积极的促进作用。这要求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观。许多国家针对粮价走高问题采取应急措施，正体现了这一点。

矛盾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体现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具有矛盾，矛盾的特殊性体现在各种矛盾的侧面都存在不一样的矛盾，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要在矛盾的特殊性的指导下运用矛盾分析法观察分析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要把握好矛盾的主要发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可以相互转化。要用矛盾分析法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

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利用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我国粮食市场，配合使用国家宏观调控，运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发挥税收经济调节的杠杆作用，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保证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坚持对外开放战略，实施“走出去”、“引进来”战略。坚持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上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国内生产力，弥补国内市场资源不足。

改善生活方式，树立全体公民节约意识，倡导“绿色消费”。

农户行为影响粮食生产的论文

1农户行为理论

针对我国农地经营的特点，有学者认为，不同于国外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我国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小、且土地细碎化严重，农户的生产很难如舒尔茨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以市场为导向，同时我国当前农产品商品化率2006年已达到65．6%，也并不完全符合恰亚诺夫的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有的学者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户行为目标的观点。如高帆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技术进步使农户具有一种“过渡”性质，农户的生产目标正从满足自身需要向利润追求演变，但仍有显著的“半自给，半交易”特征。孔祥斌等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同，农户种粮的机会成本不断升高，农户的目标和土地利用方式也会随之发生三个阶段的变化，分别为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产量与利润最佳化、利润最大化阶段，随发展阶段的提高，农户会更少追求粮食产量，更多追求经济收益。江永红等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角度出发，将农户行为的不同目标视为制度、市场化水平、收入水平不同发展阶段农户不同突出需求的产物。“过渡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近年来我国农户行为目标的变化，也可以从一些学者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李翠珍等发现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粮食生产可以分为1978－1990、1991－1998、1999－2005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最大，投入品持续增加，粮食单产逐渐提高，第二阶段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有所下降，粮食单产达到最高并保持稳定，第三阶段农户更加重视经济作物，粮食种植面积与单产均大幅下降。同时，学者发现尽管直接经济收益非常低，但是农户仍然重视粮食生产的原因在于种粮还有着某些间接受益，如对家庭基本生存的保障、较低的风险、以及粮食产品可以成为如畜牧业等其它较高收益生产的投入品。某些农户会优先种植作为主要口粮的粮食作物，之后再选择其它作物。

2农户行为对耕地质量影响

2．1农户行为对耕地利用质量影响

在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农用地分等定级规程》中，耕地质量评价指标由自然质量等、利用等和经济等别三者组成，当前的研究者也普遍认同耕地质量是耕地自然质量与利用质量的综合体，由土壤质量、地形坡度等自然因素与对耕地投入、管理水平、区位等社会经济因素共同构成。农户行为同时对耕地自然质量与利用质量产生影响。学者对农户行为对耕地利用质量影响的研究基本围绕耕地利用质量与耕地综合质量和粮食生产的关系上。例如徐梓津等根据贵州省关岭县的调查数据，提出了在确定耕地自然质量的基础上加入农户投入行为指标的耕地综合质量评价方法。张贞等提出了类似的加入农户投入行为的耕地质量修正方法，并且将农户收益看做耕地综合质量货币化的表现，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测算了不同农户投入行为对耕地产出的影响程度。石淑芹等应用GIS空间分析对东北地区耕地质量评价的研究中加入了对耕地利用质量的考量，将机械化程度、亩均化肥施用量、地膜施用量和农村用电量等农户技术选择、要素投入等行为作为耕地利用质量评价指标，并利用GIS软件计算了耕地利用质量、自然质量与粮食单产的相关系数。总体而言，目前的农户行为对耕地利用质量相关研究数量较少，角度较为单一，对耕地利用质量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反应耕地综合质量的耕地产出，或以耕地自然质量变化为归依，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对耕地利用质量的本质的认识比较含混。

2．2农户行为对耕地自然质量影响

在与农户行为相关的耕地质量问题中，现有研究普遍将土壤质量作为耕地自然质量的标准，研究表明土壤质量受农户土地利用方式、技术选择、化肥、有机肥施用、秸秆还田等多种因素影响，现阶段学者们广泛探讨了农户不同经营行为的影响。综合性研究如杨景成等发现保护性耕作、提高复种指数、合理的轮作换茬、有机肥料和化肥的施用以及弃耕农田还林还草等保护性管理措施则能够显著地影响土壤有机质动态，提高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丁忠义等使用GIS空间分析对曲周县的研究对比了1980年与2002年的土壤调查数据，发现盐碱地治理、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等农户土地改良活动使该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提高。土地利用方式方面，廖晓勇等对三峡库区万州地区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的通气、透水能力大小、人为扰动影响、表土覆盖程度各有不同，从各种理化标准看，耕地质量从优到劣的排序为林地＞柑橘园＞旱地。侯鹏程等比较了江苏省吴江市稻田、林地、桑园、菜地、果园、旱地六种常见土地利用方式，发现稻田的土壤质量显著高于其他利用方式。从培肥、耕作方式角度，学者们普遍认为长期投入有机肥、进行保护性耕作和秸秆还田有助于耕地质量的提高。如王鹏等在湖南省祁东县的研究认为，当地减少有机肥投入，增加化肥投入，导致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理化性状变差，土壤自然肥力降低。邓祥征等基于土地动态模拟系统，运用CENTURY模型对我国各主要农业生产区农田土壤有机碳贮量变化进行了模拟与预测，研究表明实施秸秆还田与保护性耕作能够有效促进农田土壤有机碳贮量的增加。不过这种也有学者举出反例，如Campbell等研究发现，保护性耕作对土壤有机质的汇集作用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壤肥力的影响，肥力贫瘠情况下免耕并不总能提高土壤有机质水平。

3农户行为对粮食生产影响

关于农户的不同生产行为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学者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肥料施用上。如宇万太等对海伦、沈阳、桃园三地的研究表明，农户施肥对作物产量形成的贡献率随气候热量增长由北向南逐渐由0．31提高至0．42。徐卫涛等利用我国31个省级地区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当前粮食产量与化肥施用量关系，提出应当依靠科学施肥、增加替代要素投入等方式减少化肥投入，提高我国粮食生产效益。李忠芳对我国典型农田21个长期肥料试验的分析表明，在长期不施肥条件下玉米和小麦年平均产量表现为下降趋势，仅施用化肥时玉米、小麦和水稻的年产量同样呈、下降趋势，增施有机肥可提高作物产量。保护性耕作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如，黄国勤介绍了江西省稻田保护性耕作的12种常见模式及其效益。何进等根据1993－2000年在寿阳县和临汾市以及2002－2003年在定兴县的综合试验，发现采取深松与免耕耕作技术的试验地粮食产量均显著高于采取传统耕作技术的土地。刘立晶等对河北省的研究发现，当地保护性耕作使玉米和小麦产量提高分别达到11．8%和9．7%。

4农户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影响研究

当前学者们的研究热点是农户对各种内外因素的响应以及这些因素引起的农户行为变化产生的影响，许多关于农户行为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影响问题的研究也涵盖于该问题之中。

4．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对农户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种粮收益的提高会提高农户种粮收入，激励农户进行更多的粮食生产，并保护用于生产的耕地。粮食价格水平是受到较多学者讨论的因素。如王竹芹等对2003－2009年26个省面板数据的研究则认为，粮价提高对于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提高粮食产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罗峦认为，即使在粮食商品化率比较低的时期，预期粮食价格也是刺激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重要因素。Rosegrant等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粮食作物的动态供给反应函数，利用1969－1990年的国家数据，分别对总产出模型、播种面积模型和单位产出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价格支持政策对印度尼西亚的粮食产量具有重要影响。也有研究者认为粮食价格对农户无法产生有效激励。陈飞等基于适应性预期模型对我国29个省市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预期价格因素对小麦、水稻、玉米三种主要作物生产的影响，发现预期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并显著。张淑萍在河南省的调查发现，7成农户认为粮食价格不合理，8成农户认为种地不划算，表明当前粮食价格水平仍然偏低，一定程度的提高不足以对农户产生有效激励。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廖洪乐等、丁忠义等。农业收入比例的影响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谢蓉等通过对上海市郊本地与外来农户间的对比发现，农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外来农户，有着较高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肖建英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研究表明，农业收入比例与农户采取保护性耕作的意愿为正向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赵华甫等研究了北京市平谷区的农户，由于户均耕地面积小，更加以地块细碎化，当地农户农业收入比重很低，农户大多兼业，因此缺乏耕地保护意愿。陈美球等通过对江西省952个农户的农户调查也发现，农民耕地保护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生产收入过低。在当前阶段，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职业、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农户兼业化趋势加剧，除了粮食价格，农民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与耕地质量的影响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非农就业带来的首要影响是农民劳动力相对价格产生变化，农户行为也会发生相应变化。田玉军、李秀彬、辛良杰等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研究表明，在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引起的农业劳动力机会上升的影响下，农户倾向于选择水稻、玉米、马铃薯等劳动力要素边际收益更高的作物，种植结构也趋向于向这几种作物集中，一些质量较差的土地则被撂荒退出了生产。李德洗利用2010年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对河南省4200个农户调查的数据发现，在本地就业和外出务工的农户都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小麦玉米的种植比重，但粮食亩均产量下降了。陈风波等发现，江汉平原地区农民的外出务工引起当地水稻种植制度由种植两季转为种植一季。钱文荣等还讨论了非农就业带来的汇款收入的影响。研究认为农民外出务工的汇款收入同时产生了增加化肥农药投入的正面因素与减少劳动力投入的负面因素，但总体上仍会引起水稻产量下降。李谷成等的研究也认为在农户外务工成员汇款的增加会降低在家务农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4．2农地产权制度因素

农地产权制度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是长期以来研究者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许多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农地产权制度是刺激农户行为进而影响耕地质量变化的根本因素。如谭淑豪等认为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如土地的频繁调整会降低了耕地产权的稳定性，将导致农户减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代之以不利于耕地可持续发展的短期行为。石志恒等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也发现，更长的承包期限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则有正面影响。高明的农户调查中，三分之二的被访农户愿意对其承包土地作长期性投资，其余的农户不愿对承包地长期投入的主要原因是认为30年的承包期难以真正实现。马贤磊对江西省丘陵地区的农户调查研究表明，农地产权稳定性因素对农户的耕地保护性投资行为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同时农户的风险厌恶倾向加大了农地产权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性投资的影响。张振环等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我国1952－2008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显示出产权制度稳定性对耕地单产和质量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

4．3耕地质量因素

由于更高质量的耕地给农户带来更高的预期收益和更低的生产成本与风险，因此研究者也将耕地质量本身作为刺激农户行为的重要因素进行了研究。如，石淑芹等应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东北地区的研究表明，因为中高产田的预期收益较高、由于灾害发生严重减产的风险较低，农户投入意愿较高。张衍毓等根据对陕西省横山县的'调查提出，农户对不同质量的土地有着不同的行为响应，因为对于较高质量土地有着更高的收益预期，因此对质量相对较高的土地倾向于投入更多的有机肥、化肥以及劳动，这使得不同质量土地之间的质量差异越来越大。孔祥斌等对北京市大兴区1982年、2000和2006年的农户土地利用和土壤肥力变化数据的研究表明，不同农户、不同地块利用投入的差异逐年增强，地块间肥力的空间差异性也显著提高。

4．4补贴政策因素

为实现粮食增收、耕地质量提高的目标，近年来我国农业补贴持续提高，许多学者认同通过补贴以及农业投资等方式引导农户。国外学者如Hellin和Schrader分析了瑞典农户秸秆还田的激励因素，提出了以政府为主体通过补贴来促进秸秆还田、减少直接焚烧的设想。国内的刘明月等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河南省宝丰县农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显示，政策的补贴力度和对农户焚烧秸秆的处罚对农户是否采取秸秆还田有显著影响。高明认为提高种粮补贴额度是促进粮食生产的有力措施。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并没有起到实效，如陈春生认为以政府为主体主导的粮食补贴与提高粮价本质上是短期性的，稳定粮食生产的重点还是在市场化改革之中培育出一个经营能力强、抗风险水平高的“主力农户”群体。张秀林等也不认同把提高收购价格作为促进生产的主要方式，而主张通过引入新技术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户自身竞争力。

5总结

保障粮食生产与改良耕地质量是我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两大问题，在我国以小农户为主，农户是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相关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学者们研究了不同类别的农户行为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的直接影响，也探讨了农户响应不同内外因素产生的间接影响。当前研究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深化和拓展。第一，学者们对耕地利用质量本质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在对其评价时所选取的指标各有不同，远不如对耕地自然质量标准的认同度之高，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明晰耕地利用质量的概念;第二，多数学者在分析农户决策时将农户视为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的理性人，但正如农户行为理论指出的，我国小农的行为处在“过渡状态”，其决策并非完全依据经济理性。因此，研究者可以尝试探索基于有限理性的农户行为影响。;第三，农户行为、耕地质量、粮食生产三者之间的影响相互交叉，而学者的研究往往仅针对其中两者，所以，对三者之间动态关系的分析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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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调研报告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按照国务院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工作小组的统一安排，由农业部、国家粮食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有关同志组成“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专题调研小组，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赴粮食主产省湖北省和粮食主销区浙江省进行实地调研，听取省、市、县农业、粮食、计划、农发行等部门的专题汇报，深入乡村，听取乡镇村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并安排四川、河北、吉林等7省进行调研并提供报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内涵和衡量指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一定时期的一定地区，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由各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可以稳定地达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由耕地、资本、劳力、科技、环境等要素的投入能力所决定，由年度的粮食总产量所表现。耕地、资本、劳力、科技、环境等要素每年能投入到粮食生产中去的质和量，就决定了粮食产出的质和量，即产出能力。粮食生产能力要变为实际产量，由国家政策和粮食供求关系等因素形成的粮食比较效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耕地保护能力。主要指能够保持有多少数量和质量的耕地用于粮食生产。二是政策支撑能力。包括政策措施的保障悄况，投入增加的状况，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等。三是科技服务能力。包括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技术推广体系状况。四是抗灾能力。包括排灌设施条什、物质装备状况和粮食种子储备情况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衡量指标：一是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农业部“十五”计划提出要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到2005年耕地面积不低于1．28亿公顷(19．2亿亩)。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考虑，“十五”期间，年度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7亿公顷(16亿亩)左右。二是粮食单产。可综合反映粮食的产：出水平。2000年我国粮食单产为4261公斤／公顷(568斤／亩)，“十五”时期的亩均单产应高于这个水平。三是抗灾水平。可反映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状况和粮食生产的稳定程度。可用受灾面积‘孙览灾而积之差占受灾面积的比重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抗灾率一直在50％左右。二、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农户对粮食生产的物质要素投人不断增加。化肥施用总量(按有效成分100％计算)由1978年的884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4146万1吨，有效灌溉面积由1978年的6．74亿亩增加到2000年的8．08亿亩。主要粮食品种良种种植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60—70％。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由1978年51亿元增加到1999年357亿元(同期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4．6％下降为2．67％)。由于投入增加，生产条件改善，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虽然粮食播种面积有所下降，但总产量由1978年的6000亿斤增长到1996年的10000亿斤。近几年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为稳定粮食生产，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1999年以来，粮食产量和面积出现连续下降。1999—2001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累计减少770．7万公顷(11561万亩)，年度分别比上年减少62．6万公顷(939万亩)、469．8万公顷(7047万亩)和238．3万公顷(3575万亩)。粮食总产量累计减少1193．2亿斤，年度分别比上年减少78．2亿斤、924．2亿斤和190．8亿斤。近几年粮食面积和产量下降，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一是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农民自主调减粮食面积。1996年以来，受粮价持续下跌和农资、机械和劳动力等粮食生产要素价格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实际出售粮食价格接近甚至低于成本，种粮效益明显下降。据湖北省农业部门测算，2000年粮食作物每亩成本纯收益率为1％，亩均税后收益为3．26元(其中水稻为0．09元)，不足柑桔(712元)、绿茶(436元)的1％。湖北省京山县有关部门测算，2001年度种植水稻亩纯收入约200元，较1996年下降150元左右，比种植沙梨、蔬菜等经济作物少300元左右。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粮食主产区及60％左右的纯农户人均纯收入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二是政策引导结构调整，调减粮食种植面积。据统计，2000年全国因结构调整主动调减粮食面积333万公顷(4995万亩)，占粮食播面减少总数的70％。近两年粮食主销区省份大幅度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主产省份也调减了粮食面积。浙江省德清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由1997年的553，5万亩，调减到2001年的175．5万亩，减幅为68．4％，其中，2001年调整农田发展多种经营面积184．5万亩，占农田总面积的59．2％。浙江全省2001年粮食播种面积2812．5万亩，比1997年减少1396．5万亩，减少幅度为33％。今年一些省区开始取消或部分取消保护价，通过粮食购销公司补贴收购部分粮食，但补贴面小。如湖北省今年给17个粮食主产县按每公斤补贴6分钱汀购3()亿斤优质粮，对其他县区不下达订购补贴任务，这些地区就相应地自主调减丁粮食种植。三是实施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减少了耕地和粮食播种。近两年全国因生态建设退耕，调减部分粮食种植面积。湖北省粮食种植面积由80年代的7699，5万亩，减少刊现在的6000万亩，其中退耕399万亩(退耕还林还草319．5万亩，退耕还湖约79．5万亩)。据估计，全国因退耕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约100万公顷(1500万亩)。这项计划的实施，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是有利的。四是农田基础设施老化，粮食生产抗灾能力低，因灾降低·了粮食生产能力。90年代以来，国家预算内农业资金投入总量有所增加，但投资比重没有提高。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重点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直接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明显偏少，农业基础设施滞后，田间排灌设施陈旧老化，农业抗灾能力脆弱，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靠天吃饭”。1990—2000年间，全国平均每年受灾面积8。1亿亩，成灾面积3．9亿亩，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48％，抗灾率仅为52％，与80年代水平相比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如1978年的水平(57％)。2000年因灾损失粮食1300亿斤，比上年增加600亿斤。近几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水平趋于下降。全国年度粮食播种面积由多年稳定在1．10—1．13亿公顷(16．5—17亿亩)，减少到警戒线1．07亿公顷(16亿亩)以下。2001年为1．06亿公顷(15．9亿亩)，2002年预计为1．05亿公顷(15．7亿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降，有些因素是不可逆的，要恢复起来代价很大。例如耕地的减少，2000年耕地占用2349万亩(其中建设占用244．5万亩，生态退耕1144．5万亩，农业结构调整占用867万亩，灾毁耕地93万亩)，耕地补充436．5万亩(其中未利用土地开发276万亩，废弃地复垦99万亩，土地整理增加耕地63万亩)，占补相抵，2000年耕地实际减少1912．5万亩。从1999年以来的情况看，在粮食生产和流通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利润，粮农的生产积极性难以得到保护，投入粮食生产的各种要素会减少，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保持和提高将受到严重的挑战。三、粮食供求趋势预测(一)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由于我国人口继续增加和粮食转化与深加工的进一步发展，对粮食的需求将早刚性增长。近年来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对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的中长期预测很多，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2005年的粮食需求总量为10620亿斤，其中直接消费量为4985亿斤，人均直接消费原粮369斤；饲料粮需求量4108亿斤，占粮食需求量的38．7％；加上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及损耗，人均需求量为786斤。2、2015年的粮食需求量为11670亿斤，其中直接消费量为4503亿斤，人均直接消费原粮312斤；饲料粮需求量5545亿斤，占粮食需求量的47．5％；加上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和损耗等，人均需求量为804斤。3、2030年的粮食需求量为13195亿斤，其中直接消费量为4160亿斤，人均直接消费原粮260斤；饲料粮需求量7244亿斤，占粮食需求量的54．9％；加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和损耗等，人均需求量为824斤。分品种来看，今后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增长主要来自饲料粮增长。据预测，从目前到2030年，稻谷需求略有上升，小麦需求持续上升，玉米需求大幅增长。玉米2005年需求量占粮食总量的比重为28．4％；2015年需求快速上升至31．9％；2030年需求量进一步上升至35．2％。(二)未来粮食产需缺口较大从上述需求和目前10000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看，2005年、2015年、2030年我国粮食产需缺口分别为620亿斤、1671亿斤和3195亿斤。按照粮食最低自给率95％计算(粮食净进口控制在总产量的5％以内)，为实现产需基本平衡，粮食生产能力需要比目前分别提高约100亿斤、1100亿斤和2540亿斤，提高幅度分别为1％、11％和25％。这在目前的投入和科技水平下，困难和压力很大。从最近十几年的情况看，我国粮食单产提高幅度不大。1990—1994年5年粮食单产在533斤／亩左右，1995—2001年7年粮食单产在573斤／亩左右，1990—2001年12年单产提高幅度仅7．5％，年递增0．6％。在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粮食产需平衡，粮食单产必须有相应的提高。(三)影响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一是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目前国家资源未能有效的补贴到农民，在粮食流通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如无有力的保护措施，不解决粮食的比较效益问题，农民种粮积极性将进一步下降。二是耕地和水等资源紧张。我国耕地数量和水资源不足而且不断缩减，是阻碍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和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左右，人均占有耕地仅1．59亩，为世界人均数3．75亩的42％。即使现有耕地总是稳定，随着人口增加，到2010年和2030年，人均耕地也将降至1．43亩和1．34亩。农业用水也严重紧缺。现阶段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220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的25%。预计到2030年，人口达到16亿时，在降水不减少的情况下，人均水资源将下降到1760立方米，接近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警戒线。三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灾害的能力不强。我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小，干旱半干旱面积比重大。全国耕地中有灌溉设施水田和水浇地为7．91亿亩，仅占总耕地的39％。全国40％的耕地退化，30％左右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水土流失危害。每年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干旱、洪涝、低温冷害、台风、早霜、冻害等多种自然灾害的袭击，给粮食生产造成较大的损失。四是科技储备不足，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由于体制不顺、科技与生产、科研与推广脱节、经费不足、机构重叠、力量分散、人才流失等问题仍很突出，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各类试验、示范等科研推广工作难以很好地开展，粮食生产领域科技储备不足，技术推广队伍不稳，粮食生产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更新推广速度较慢，直接制约着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五是基本农田环境污染状况加剧，耕地的持续生产能力下降。由于工业和城市“三废”对基本农田的污染，造成耕地质量下降，直接影响粮食产量和质量。全国已有1000万公顷(1．5亿亩)农田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占灌溉总面积的7．3％，’且呈上升趋势。每年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数千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亿元。由于地力下降、环境污染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直接影响，难以估计。四、建议立足于人多地少的国情，要从长远战略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使藏粮于库与藏粮于地有机结合，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一)依法保护耕地和水资源，确保粮食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由于部门分割，制定的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相互脱节，造成破坏粮田、滥占耕地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耕地和水足粮食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要树立保护耕地和水资源就是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观念，建立健全耕地等农业资源保护法制体系，依照《土地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水资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和水资源，保持耕地数量的动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和水资源利用率。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减少国家对耕地的低价征用和高价出让，避免对农民利益的损害。(二)实施农业补贴，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国粮食产品成本高、品质较差，国际竞争力不强，逐步增加的粮食进口势必会冲击国内粮食市场，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粮食生产能力的稳定和提高。因此，我们应在WTO规则框架内，利用政府补贴弥补完全市场调节的缺陷，调节粮食风险基金的使用方向，实施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以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三)加大科研攻关和技术推广力度近些年来，粮食作物科研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薄弱，科技储备严重不足。种质资源创新与品种选育相对滞后，优质品种不多，专用品种不全。农民迫切需要的新品种、新技术、新器械仍比较缺乏。要树立储备科技就是储备生产能力的思想，加大粮食作物科技投资力度，集中资金，集中人才，大力开展粮食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新器械的研究，力争在短期内有所突破。建立对良种和适用新技术推广的补贴制度，加强技术推广力度，确保粮食单产水平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粮食市场竞争力。(四)加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水平要充分利用WTO有关规则，特别是国内支持保护的“绿箱”政策，借鉴国际经验，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资力度，加强基本农田没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抗灾能力和土地生产力，直接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粮食主产区选建500个优质商品粮基地县，加强农田灌排体系、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农机服务体系和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建设，在这些基地县，形成年产粮食5000—6000亿斤的生产能力，保证每年提供2000—2800亿斤商品粮。(五)建立国家粮食预警体系，及时调控粮食市场在粮食市场全面放开的情况下，为了防止粮食市场和价格大幅度波动，国家应建立粮食预警体系，确定粮食警戒线，进行指标监测。同时对粮食预警进行立法，确保粮食供应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发出警报，要求各级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供应。(六)重点支持粮食集中产区稳定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需要建设的地方很多，要把建设的重点集中到粮食集中产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的粮食主产区。通过集中建设，要使全国粮食主产区的基础设施和技术体系逐步建立健全起来，粮食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真正成为国家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