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小论文

★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纵观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经典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之所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完美的令人动容的艺术形式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但其艺术形式之所以“完美”，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容。那些思想内容不深刻、不正确的作品，那些只求艺术新、奇、怪的作品，都不能不说是忽略了这一点。文学大师鲁迅和茅盾的小说作品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鲁迅和茅盾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同，都是中国近代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怎样反映社会、激励民众成了萦绕在脑海的共同问题。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唤醒熟睡在“铁屋子”的人们（1）成了他改造国民性的首要任务。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对传统文学的瞒和深恶痛绝，而是要“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2）在鲁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麻木窘困的闰土，颠沛流离的孔乙己，街头求乞的祥林嫂和醒了无路可走的魏连殳等等可怜可悲的形象。从他们身上，我们深重地看到封建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是多么根深柢固，其对反抗者的迫害是多么毫不留情。为了表现这些主题，鲁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基础，同时还借用了一些现代主义的表现技法，如《狂人日记》采用日记体，通过“狂人”的大量的内心独白，为我们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还有《伤逝》采用回忆式的手记的形式，不无伤感地道出了封建社会末期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是多么不容易。最令人难忘的《阿Q正传》，鲁迅采用反讽式的《正传》的形式，喜中含悲地塑造了阿Q“妄自尊大而又自轻自贱，麻木健忘而又自安自足，目光短浅而又盲目排外，一无所有而又贪图富贵，奴性十足而又恃强凌弱，自欺而又欺人，诚实而又油滑，神往革命而又不知革命为何物，身为下层而又满脑子封建正统卫道思想”。（3）这些侧面连在一起，像一个三棱镜折射出阿Q种种“精神胜利法”，其既有辛亥革命的时代性，（农民尚不觉悟），又有整个封建社会中国人思想的共性，其深刻性、形象性、概括性可谓前无古人。也许是创作时代和作家自身阅历的差异，茅盾笔下的人物的思想面貌和鲁迅的已有所不同。他们虽然也生活、命运极为坎坷，但已表现出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在他们的身上闪出了几缕亮色。比如写农民，茅盾更注意写农民的勤劳、善良、贫困；比如写小知识分子，茅盾更注意写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和幻灭。《春蚕》中的老通宝虽然身上多少也有些封建迷信，但和鲁迅笔下的闰土已相去甚远。老通宝有笑容，有希望，后来虽然也“气得生病了”（4），但比闰土“石像一般”（5）的样子明显有所进步。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茅盾认为“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6）“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学生或女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7）茅盾笔下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了乐观、坚定、向上的人生态度，较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醒了无路可走的吕纬甫、魏连殳面貌明显改善。究其原因，主要人物所处时代的发展、政治气氛的影响，和作家个人的性格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所致。 与鲁迅相比，茅盾的艺术表现手法比较单一，不像“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如果打一个比方，茅盾擅长工笔细描，而鲁迅更凝神苦诣于各种类型的大写意。读茅盾作品使人觉得细腻逼真；读鲁迅的作品，使人感到生动传神。他们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尽管写作手法有些相异，但是殊途同归，都准确深刻地表达出思想内涵，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选材范围与时代特征。鲁迅和茅盾的小说作品，虽然不同程度地渗透着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史诗的性质，都可以作为生动形象的“历史教科书”。鲁迅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其中自然有着鲁迅先生伟大的启蒙思想。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勤劳的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敲诈、麻痹、压制下，变得麻木、迂腐。为了唤醒这些可怜的同胞，鲁迅先生不少小说作品把笔锋对准了农村这个大的“病态社会”：一无所有的阿Q，可怜可叹单四嫂，阴险狠毒的赵太爷和颐指气使的七大人，等等。在小说里，鲁迅先生不是像画家那样只是形象地描画了这些人的外貌，而是深入到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像高明的医师一样，把这些人身上的“病痛”解剖给读者看。除此之外，鲁迅先生还写了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这种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两类：觉醒的知识分子小说和下层旧知识分子小说。前者包括《狂人日记》、《长明灯》、《药》；后者包括《孔乙己》、和《白光》。在这两类小说中，鲁迅先生对新旧两类知识分子的出路作了探索。不改造社会制度，不提高人们的觉悟，即使这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知识分子，出路也是渺茫的。 与鲁迅相比，茅盾虽然没有过多关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但他认为作家应当反应“全般的社会现象和全般的社会机构。”（9）小说的选材范围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大革命为背景的《蚀》三部曲，又有描绘乡村、市镇经济破败景象的《春蚕》、《林家铺子》；既有叙述小市民、小职员窘迫人生的《过年》，又有诉说民族灾难中人们颠沛流离的《右第二章》；既有控诉女性悲惨遭遇的《小巫》，更有揭露国民党官僚腐败的《某一天》。等等。诚如叶圣陶所言：茅盾“在《幻灭》之后写《动摇》，《动摇》之后接写《追求》，不说他的精力弥满，单说他扩大写述的范围，也就可以大书特书。在他三部曲以前，小说那有写那样大场面，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