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殖民地政令法规研究论文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短命的大正文化 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编辑本段]日本文化特点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最后，这种矛盾统一又表现在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应该认为，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编辑本段]日本传统器皿日本的陶瓷器皿历史久远，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有了不同样式的土器，绳文土器、弥生土器等。日本陶瓷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趣味高雅的陶瓷，使日本陶瓷更加闻名于世。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陶艺历史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开始制作土器了，根据时代和式样的不同，起名为绳文土器、弥生土器。 其中绳文土器是低温下烧制的很厚的黑褐色的土器。弥生土器则是在高温下烧制的较薄的红褐色的 硬土器。 陶器的产生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一般认为，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 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奈良三彩以后，日本大约近500年没有再 制造陶器。这期间日本全国制造的是被称为须惠器的、坚硬、烧透的灰黑色土器，但这种土器到了 平安时代末期几乎也消失了。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 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其中伊万里瓷器在欧洲也享有盛誉。京烧：在京都制造的陶瓷器总称为京烧，又叫清水烧。京烧质地细腻，色彩和谐。盘子、花瓶、茶具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瓷器都是很好的旅游纪念品。有田烧：江户时代初期（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现在的佐贺县的有田陶土矿成功地烧制瓷器，便开始生产日 本最早的瓷器。这种日瓷立即受到欢迎，人们把这种陶器就叫有田烧。九谷烧：九谷烧的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据说九谷烧的窑在1700年左右被封锁过，在江户时代后期再次复兴。所以复兴前的陶器叫古九谷烧。乐烧（しがらきやき）：以烧茶器为主的乐烧在京都也发展起来了，本阿弥光悦制成了品味极高的茶碗。光悦被誉为是日本近世初期的代表文化人。他多才多艺，在绘画、书法、陶艺、著作、出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郝绘烧郝绘烧：在宽永时期（1624年——1644年）结束时，酒井田柿右卫门成功地制成了第一件涂釉瓷器，完成了赤绘烧。 之后肥前地区的瓷窑迅速发展提高。因而把它又命名为 伊万里瓷器。 这种瓷器不仅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而且在欧洲也享有盛誉。美浓烧进入江户时代，美浓烧作为平民的日常餐具广为需要，成为国内有数的陶瓷器生产地至今。日本歧阜县瑞浪市已有1300多年的美浓烧陶瓷制作历史。瑞浪市的陶瓷制作艺人们采用多种工艺和精细无机无毒釉彩，烧制窑温达到了1240-1260?C，而非通常的700-800?C，坯体所含金属经充分氧化，其中的金属含量远低于日本国家标准（铅，镉）和中国国家标准GB 13121-91（铅7mg/L，镉），生产出的陶瓷制品符合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倍受青睐。我们平时使用的洋式餐具、和式餐具的大约50%以上实际上是美浓烧。日本著名瓷器美浓烧，各色图按搭配，并配有精致木盒，不仅做为餐具十分实用，还具有收藏价值。玻璃器皿：冲绳所在的琉球群岛一向以玻琉制品而著称。二战后，人们从战争的废墟中拣出了玻璃碎片，以此为原料加工各式玻璃制品。它们大多具有鲜艳的色彩，十分抢眼。至今，冲绳的玻璃器皿的制造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手法。另外，北海道的玻璃器皿也相当出名。碧多萝器皿碧多萝器皿：日本的器皿向来以图案独特、做工精巧而闻名，“碧多萝”是器皿中的精品，自江户时代起它就是长崎独有的土特产品。“碧多萝”源于葡萄牙语“VIDRO”。这种器皿极为昂贵，色彩独特，充满了异国情调。传统的漆器餐具日本情况则不同。他们的生活文化自唐以来，即奈良时代开始，一直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日本是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也很高，但使用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并无多大变化，而且还特别珍惜和保护传统漆器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在日本的礼品展销会及各大商场中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比如端午节，就要用一套专门吃粽子的餐具。据介绍，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一般建筑物的正式进出口被称为「玄关」。在访问传统民宅时，客人先在稍带庄严感的「玄关」前止步并告知来意，然后拉开拉门，进入被称为「三和土」的平地。家人在面对平地的小房间迎接客人。相互寒暄后，客人这时才脱去鞋子，走上高一台阶的板地（日语称「式台」），并被带引进入里面的房间。「玄关」是区隔内部与外部的空间，同时，对于习惯于进门脱鞋的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空间。如今，即使是公寓等集合式住宅，也必然有「玄关」，虽然那已是一种简化了的「玄关」。「玄关」原是佛教用语，指的是禅宗寺庙的入口处，但是，据说这一词又有严格的禅道入门的含义，修行的僧侣们非常注重「玄关」，将其视作为是修道的第一步。到了17世纪左右，武士们开始在宅邸的进门处建造了一个带有「式台」的空间，并将其称为「玄关」。后来，一些富商的住宅中也开始建造「玄关」，渐渐地，「玄关」便普及到了一般民居。在现代，「玄关」被认为是家居中格调最高的「神圣场所」。作为区分「家内」与「家外」的界地，「玄关」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脸面」，因此，人们多用花或其它饰物来装点「玄关」。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所以，规矩也较多。例如，在访问他人家庭的时候，须在住宅外面脱去大衣和帽子，整衣后再进入「玄关」；参加葬礼回来，要在身上撒些用以洁身的盐，拂去污秽后再进入「玄关」；脱鞋也讲究礼节和规矩，脱下的鞋要鞋尖对齐并朝向门口，同时，鞋子须摆放在稍微靠近边上，不能放在中央。有80年历史的民宅的「玄关」。近些年，这种旧式的「玄关」已经几乎看不到了。来访者在「三和土」(1)等候主人。当主人来到「玄关」内侧的被称为「寄付」。(2)上脱去鞋子，上到「式台」。(3)进入「寄付」。也有的人家在「寄付」处放置屏风。(4)的房间迎客时，来访者在「脱鞋石」。

求人不如求己给你提供个线索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让我国的社会主义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