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鸿零雁记论文参考文献

本事诗十首·选二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赏析：苏曼殊，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奇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三次剃度为僧，又三次还俗。尤其是第三次出家后不到一年，又匆匆还俗，甚至连僧衣僧鞋都来不及更换，又以一个和尚的身份与人的气质回到尘俗之中。作为对社会改良充满希望的热血青年，他时而激昂，西装革履，慷慨陈辞，为革命而振臂高呼；时而颓唐，身披僧衣，逃身禅坛，在青灯黄卷中寻找精神的安慰。这两首《本事诗》充分表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才情和内心矛盾。 柳无忌曾指出苏曼殊的《本事诗》十首都是他为其所钟爱的日本歌伎百助枫子所写，但苏曼殊的身世特别，又投身佛门，自知生死无常，不能给百助以家庭的安顿和幸福的保障，故始终未能与百助结婚。此处所选的第一首诗就道出他内心的这种矛盾。 “乌舍凌波肌似雪”是以印度传说中的神女乌舍来比喻百助，说她步履轻盈如凌波仙子，其肌肤又如雪似玉；“亲持红叶索题诗”是指百助对他诗才的爱戴和一片深情，此处用“红叶题诗”的典故也暗示了百助有向他求婚的经历。然而，诗人已经出家为僧了，心中苦衷不能尽道，虽然钟情百助，也只好对这美妙动人的少女加以婉拒了。诗的最后两句正透露出诗人的矛盾：泪本是有情之物，诗人偏把泪说成是无情；相逢是爱的开始，但却留下了恨的遗憾。诗人模仿唐人诗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改“未嫁”为“未剃”，一方面说明他内心深处真爱百助，另一方面又蕴含了无限的无奈与哀婉。 第二首诗则寄寓了诗人的凄凉身世以及对前程充满彷徨迷惘的孤独感。“春雨楼头尺八箫”首先创造了一种凄婉迷茫的雨中境界：迷蒙细雨中诗人倚靠在日本民居的小楼上，正听着百助用尺八箫吹奏着《春雨》曲，竟引出诗人无尽的乡思。“春雨”既指现实中的春景又指箫声所吹曲名，一语双关。“何时归看浙江潮？”既指箫声引起他对故国的思念，亦可指他挂念着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潮。“芒鞋破钵无人识”则点出诗人自身的僧家身份，又暗含有诗人的凄楚身世。“踏过樱花第几桥！”则道出了生命的伤感和人生似梦的感谓。日本的樱花绚丽而短暂，诗人在漫天的樱花飘洒中孤独前行，亦是一断鸿飘零，不知归往何处。苏曼殊以一种梦幻般的诗境表达了他于乡愁的惆怅和对生命的理解。

《红楼梦》《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史记，

《本事诗十首·选二》（清）苏曼殊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淀江道中口占》（清）苏曼殊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插田。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年代: 清 作者: 苏曼殊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本事诗》年代: 清 作者: 苏曼殊丈室番茶手自煎，语深香冷涕潸然。生身阿母无情甚，为向摩耶问夙缘。《本事诗》年代: 清 作者: 苏曼殊春水难量旧恨盈，桃腮檀口坐吹笙。华严瀑布高千尺，不及卿卿爱我情。

《七绝·本事诗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三百年来的诗人，最爱是曼殊。曼殊的作品，最爱是此篇。此篇于曼殊而言，正如《锦瑟》之于义山——都是压卷之作，都是身世之感，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此诗易解，四句不过是两层意思：前二句写思乡之情，后二句写身世之感。而故国之思与飘零之感，又浑然交织，全无半点隔断。起首一句，七个字是三种意象：春雨；楼头；尺八箫。三种意象，简简单单的陈列，譬如三面墙，围起一个空间，留给人无限的想象。这三种意象乃是最好的诗料——春雨朦胧，不知是谁家的楼头，吹起了一片箫声。春雨易让人惆怅，箫声入耳，撩拨起的便是无边的乡愁了。果不其然，接下来的一句，诗人便说起乡愁。当时，诗人流落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尺八是日本的箫，樱花是日本的国花，这两样都是对处境的点明。日本的箫，在式样上与中国的不尽相同，但一样是作诗的好材料。箫与笛，在中国诗歌里有着神奇的魔力，它们是乡愁的催生剂。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诗云：“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云：“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曼殊写此篇的时候，潜意识里或许受他们的影响。由箫声而及乡愁，是旧诗常见的模式,但本篇并不因此减色。玫瑰和玫瑰总是相类，我们并不因此减少一分爱。关于“春雨”、“尺八箫”和“浙江潮”，尚有几句可以交代。《燕子龛随笔》（二九则）云：“日本尺八，状类中土洞箫，闻传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阴深凄惘。余《春雨》绝句云：……”。相传，日本僧人乞食，常吹尺八箫。曼殊流宕异国，心境近于乞食之僧。乞食箫中，最凄惘者，莫过于《春雨》一曲，故曼殊于此曲最是萦怀。“春雨”固然是曲名，但在篇中，毋宁解作实景。若于篇中，拘泥“春雨”只是曲名，则神色顿减。读此诗，当知《春雨》是何种曲子，又不可拘泥其只是曲子。《断鸿零雁记》（第二十章）云：“……更二日，抵上海。余即入城，购僧衣一着易之，萧然向武林去，以余素慕圣湖之美，今应顺道酬吾夙愿也。既至西子湖边，盈眸寂乐，迥绝尘寰。余复泛瓜皮舟，之茅家埠。既至，余舍舟，肩挑被席数事，投灵隐寺，即宋之问‘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处也。”“浙江潮”，即自宋之问诗中来。《断鸿零雁记》是曼殊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写于日本归来之后。武林是自古灵秀地，更兼有宋之问佳句添采，曼殊何日能忘之？故自异国归来，第一站便奔此地。《断鸿零雁记》是记已归之事，《春雨》诗则写未归之思。总而言之，“浙江潮”于曼殊而言，是梦绕魂牵的埋骨地。“归看浙江潮”，正是狐死必首丘之意。而“浙江潮”者，乃名震天下的钱塘潮，是激情和力量的象征。故“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壮语，“归看浙江潮”亦是壮语。全诗之悲，不掩此句之壮；此句之壮，更增全诗之悲。三四句，则由故国之思转入身世之感。芒鞋破钵是点明自家的僧人身份。僧人自然只能是一双草鞋、一个破钵，走千村、求万户地讨生活。“踏过樱花第几桥？”究竟走过了多少桥梁道路，记不清了。当然，诗人未必如此凄惨，以至于要化缘乞讨。这两句只是极力渲染身世的凄楚而已。“芒鞋破钵”与漫天樱花之间又是何其的不相称！一片绚烂美丽的背景里，走来的便是这样一个地老天荒无人识的行脚僧。背景的绚烂，将主人公的潦倒反衬得异样的显目。“踏过樱花第几桥？”又似从小山词中来。小山《鹧鸪天》词云：“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杨花”换成了“樱花”，不变的是梦境和诗情。几百年前的词人小晏，是个多愁多病多情种；几百年后的诗人苏曼殊，亦复如是。小晏《临江仙》词又云：“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诗人总是敏感于飞雨落花交织成的梦境，该篇首句的“春雨”、末句的“落花”不正透漏出这一信息么？漫天花雨中，走来一个芒鞋破钵的诗僧，正是梦幻一般的意境呀！樱花是极美丽绚烂的一种花，但花期却太短暂，不消半个月的时间，便在风雨中凋零了。我们震惊于她的绚烂，痛心于她的凋零。她是美的极至，却不能永驻，一如我们美好的青春、美好的人生。生命一如飞雨落花的梦境，美丽，然而短暂。短得触目惊心。以至于让我们怀疑她的存在，以为她只是梦境，不曾真实。为我们留下这美丽篇章的诗人，也只在人间度过三十五个春秋，便在贫病之中永远的走了。曼殊是诗人中的诗人，他用诗篇来抒写生命，亦用生命来诠释诗篇。诗人的诗篇与生命，相互应证。记得曾问朋友：樱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朋友回答：繁花如梦缀浮生。真是感动极了。忽然想起北岛的两句诗：“路啊路，飘满红罂粟。”苏曼殊」这个名字，当今年轻一辈当有「天外来客」之感。不过粤曲爱好者或会对「情僧苏曼殊」为题之戏曲留有记忆，资深影迷也会对五十年代由吴楚帆、紫罗莲演的粤语片「断源零雁记」有多少印象，查此片便是改编来自苏曼的自传式同名小说。近日兴记了对苏曼殊其人其事其文的热潮，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用的搜索引擎以「苏曼殊」search一下，马上便找到几百个网页可供参考，整本的「断鸿零雁记」也可以逐章下载阅读。苏曼殊出生在清末，算起来是「上上个」世纪的人了，生平简述如下：苏曼殊，小名三廊，香山（广东中山）人，光绪十年（1884）年生於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五岁时苏曼殊随父亲回广东。苏曼殊十二岁时便在广州长寿寺出家，青年时代即学识渊博，灵慧敏捷。此后，苏曼殊到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利用假期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游历，学成后回国，在日本期间，参加国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倾向民主革命。苏曼殊没有受过长期的正规教育，但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多种文字，和陈独秀、柳亚子等文学泰斗交往甚密。苏曼殊英年早逝，於1918年病逝於上海，年仅34岁。上星期一，布市孙灵之女士的府上，几个学术界同好组成了小小的雅集，由恰巧莅临布市讲学的美国俄勒冈大学叶红玉教授带领，讨论苏曼殊这个传奇人物。参加者有昆大的叶富强和黎志刚两位教授，本报作者陈栋华、孙女士和笔者。苏曼殊是僧人；佛教要求人摒弃情欲，认为情欲带来人的苦楚，苏曼殊则是世间少有的多情之人，「情僧」的称号，道出了基本矛盾。他佛理深湛，但一生渴望被爱而不得、嗜吃未能持素而被逐出师门，他追求灵魂的清静却多与俗家人士为友，甚至支持革命运动。他并非圣贤，受的是凡人的矛盾和痛苦，这才是他可爱的地方。苏曼殊著作不多，除了几本薄书之外，未有巨著留传，但对当时的年轻人起了很大的影响。叶红玉教授分析他最近受到大陆读者重视的原因，主要是他追求个性解脱的经历使今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感到共鸣。跟著我分发「断鸿零雁记」的一段给大家研究一下。这是苏曼殊自传性质甚强的爱情小说，内容描述他与日本少女静子的恋爱悲剧。当年被老一辈视为大胆至极的作品，但使千万的青年学子著迷，如饥似渴的狂读。请看以下一段（第十六章节录）……静子垂头弗余答。少选，复步近余胸前，双波略注余面。余在月色溟蒙之下，凝神静观其脸，横云斜月，殊胜端丽。此际万籁都寂，余心不自镇；既而昂首瞩天，则又乌云弥布，只馀残星数点，空摇明灭。余不觉自语曰：“吁！此非人间世耶？今夕吾何为置身如是景域中也？”余言甫竟，似有一缕吴绵，轻温而贴余掌。视之，则静子一手牵余，一手扶彼枯石而坐。余即立其膝畔，而不可自脱也。久之，静子发清响之音，如怨如诉曰：“我且问三郎，先是姨母，曾否有言关白三郎乎？”余此际神经已无所主，几於膝摇而牙齿相击，垂头不敢睇视，心中默念，情网已张，插翼难飞，此其时矣……余言甫发，忽觉静子筋脉跃动，骤松其柔荑之掌。余如其心固中吾言而愕然耳。余正思言以他事，忽尔悲风自海面吹来，乃至山岭，出林薄而去。余方凝伫间，静子四顾惶然，即襟间出一温香罗帕，填余掌中，立而言曰：“三郎，珍重。此中有绣负梨花笺，吾婴年随阿母挑绣而成，谨以奉赠，聊报今晨杰作。君其纳之。此闲花草，宁足云贡？三郎其亦知吾心耳！”余户闻是语，无以为计。自念拒之於心良弗忍；受之则睹物思人，宁可力行正照，直证无生耶？余反复思维，不知所可。静子故欲有言，余陡闻阴风怒号，声振十方，巨浪触石，惨然如破军之声。静子自将笺帕袭之，谨纳余胸间……我用文学的观点发表了几项意见：首先这段文字的描写方法在当时实在是很大的突破，比诸同期流行的爱情小说如玉梨魂（徐枕亚著）、社会小说如九命奇冤（吴趼人著的梁天来故事）、政治小说如官场现形记（李伯元著），在技巧上不知超越了多少。这段文字即有心理描写（情），又有环境描写（景），一时写情，一时写景，瞬息间情景交融；景随情移、情由景生。作者更用第一人的叙事观点，使读者代入了故事的主人翁去感受当时的情景。此外，他的描写时则用远观法，时则用近观法，当中又名有远近程度之分别。我们读这一段，有如在看电影中的远景、中景、近景、大特写镜头互相推拉、加上旁述及对白的烘托，令人拍案叫绝

历史上的科学名著 在人类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名著有着不可磨灭的光彩。 就自然科学的名著而言，毋庸置疑，许多名著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自然、对自身的看法；推动甚至加速了历史的进程；许多名著曾经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热爱科学，追求真知，探索奥秘，奉献终生。 历史上的科学名著，犹如一座座丰碑，所铭刻的深邃思想，精妙实验，睿智论证是今人获取智慧的不竭源泉，是激励探索发现的永久动力。历史上的科学名著，值得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去拜读。 名著为先辈科学大师写就。今天我们处在新的时代，科学知识不断创新，新出版的科学论文、著作目不暇接，难免会有人问：过去的知识多被更新，旧体系或被新体系包容，再去读这些科学名著有意义吗？对这样的问题，不妨听听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的回答：“现在阅读亚里斯多德、狄奥方塔斯、惠更斯和牛顿的著作仍然获益匪浅。这些著作中充满秘密财富。如果认为在这类著作里除了已被肯定被条理化的事实和思想之外一无所有，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些原著就没有参考意义，只消宣布那些事实和思想就足够了。但实际并非如此，我建议对此有所怀疑的人试试看。他们将会发现，回到这些原始资料所受的精神鼓舞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向科学家指出那些最能振奋精神使人开始新的冲刺的原著。”（见萨顿：《科学的生命》）萨顿的话出自上世纪50年代，但今天重温仍值得体味。 我们有阅读科学名著的理由，但不可否认，读科学名著并不同于读文史名著，如果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的背景，想必是困难多多。即便是有自然科学背景，由于知识门类的划分，也不见得就能通读顺畅。事实上，对从事科学史、科学文化或某些科学专业的人来说，尽可能多读一些科学名著理所当然，而对大部分专业相去甚远的人来说则视需要选择。 由于专业分化的原因，许多人确实不必细读深究科学名著，但是为了了解人类文明的成果，扩展自己的视野，却有必要了解迄今世界上有过什么科学名著。这个道理就如同没读过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却知道莎士比亚，知道其原著的精华一样。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试图通过目前这本书，对古今中外的重要科学名著、相关作者的生平、学术贡献和思想精髓做出基本的介绍和评价。 说到名著，易使人联想到厚重的书本，精美的装帧，烫金的书名等等。而本书论及的科学名著在当时并非都是如此，其中有小册子，有论文集，甚至还有散乱的手稿（只是后来整理成笔记形式）。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当时的科学家并非都有发表专著传世或以多少字算计稿酬的意识，事实上，以追求真知为人生目的的科学家，也从不把出版多少部专著置于首位。以法国科学家帕斯卡的《关于真空的新实验》为例，这本书包括致读者，实验，原则，命题，反驳等内容，加在一起总共不过20页，仅仅称得上是一部小册子。然而，就是这样的一部小册子，在当时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书中实验所提出的问题触及了千百年来人们思想深处的一个深信不疑的观念，“自然界畏惧真空并且厌恶真空”。帕斯卡在他的小册子中，却用巧妙的实验论证了真空的存在，并且明确地阐明了产生真空的方法。面对这样一本小册子，你能说它不是名著吗？ 名著一般都有明确的主题，而有的却难以命名。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达·芬奇，留传至今有5000多页的手稿（实际原稿多达13000页），后人整理成《列奥那多·达·芬奇的笔记》，就是从传世的手稿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文字涉及了文学、绘画、生理解剖、数学、力学、天文学和建筑学等广阔的领域，因而很难概括名之。过去我们多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认识达·芬奇，而随着近几十年来研究的深入，在达·芬奇身上，我们看到人类知识极致的结合，这就是艺术与科学互补，谐和共存。这甚至超越了我们用科学名著来评价的范围。

“狂歌走马遍天涯，斗酒黄鸡处世家。逢君别有伤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憩平原别邸赠玄玄》初衣解诗：在上篇文章里，我分析了苏曼殊为什么很少写梅花，因为苏曼殊的梅花，蕴含着一段伤心往事。在他的《断鸿零雁记里》，这本书几乎可以当作他的自传，里面有一个和他定有娃娃亲的女孩，叫做雪梅。当这个女孩子，在给了苏曼殊馈赠之后早夭。很难判断这个女孩死亡的原因，或者是因为病，或者是因为压力。但是，通过婢女的口，我们可以知道，苏曼殊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谴责和压力。这种压力在他的小说中只是通过婢女的口传打出来，但现实中也许更为的难堪。这大概也是苏曼殊不愿意再回到老家的缘故。柳亚子是苏曼殊生前最好的朋友，在苏曼殊死后考证苏曼殊的生平，也证实了苏曼殊混血儿，不受家族的待见，在父亲死亡之后，沦为了家族的弃儿。“狂歌走马遍天涯，斗酒黄鸡处世家。逢君别有伤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那么在这样一首给朋友的诗里，说他自己狂歌走马，来到了安定的处士家，但是在这样别人的安定里，绮窗寒梅，正在开放。那么他为什么会说别有伤心在呢？就是化用了王维的一首古诗，“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而此时的苏曼殊，并无有家乡可回，在别人的梅花窗户下，勾起了自己的伤心。爱他的和他所爱的，无论是父母还是爱人，都已经不在。“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似泪痕。日日思君令人老，孤窗无语正黄昏。”《水户观梅有寄》这首诗颇有李商隐的风味。在日本国看见了梅花，全诗将梅花比作一个思念的人，因为曾经获得天女一吻，而处在长久的相思寂寞中。往浅了说，这也许是说的一段恋情，无望而绝望。但是往深了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悼亡。如同李商隐的“日西春尽到来迟”。还有一首最著名的《住西湖白云禅寺》“白云深处拥雷锋，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在冬天的白云寺，苏曼殊因为僧人的身份，寺庙可以给他提供暂时的安定，包括精神的安宁。红尘之中无路可走，前途渺茫，回首都是伤心往事。但是寺庙可以给人刹那的禅定。冬天的和内心回归，瞬间的寂美，寒梅带雪，忽然给他了一种解脱的感觉。但很明显，他捕捉到了这种清寂之美。但我相信这只是短暂的。对于多情而敏感的苏曼殊来讲，什么都不想，只是短暂的，如果稍微想一下，梅花意味着他自己的伤痛。很奇怪的是，苏曼殊留下的作品里很少写梅花，也很少画梅花。实际在前朝李商隐的作品中，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梅花，对于极度寒苦的人来讲，在特殊的情景下，并非吉利的花朵，因为处在深冬的人，梅花之寒容易照见身世。渺小的人生，看不到春天，如何能敢寒梅自比？而和苏曼殊的梅花照应的是樱花。梅花不可写，而樱花可写。所谓能够写出来的，能够哭出来的，是可以治愈的伤心。“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这其实是用这样一种樱花壮丽的场景，来描写自己如水的春愁。这是可以写出来的伤怀。而樱花恰在梅花之后，如果说梅花的凋亡，是苏曼殊少年时所有亲眷的死亡或者离开，而樱花的死亡意向则是苏曼殊所要追求的。这是中日文化在他身上的具体体现。苏曼殊留下了横绝一时的作品，如樱花凋落。而梅花和樱花共同构筑了苏曼殊悲情的人生。至少在这世间，他绚烂的来过。梅是心痛，樱是死亡。苏曼殊的文字是中国的，他的死亡却是日本式的。他爱梅花，也爱樱花。​“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初衣胜雪为你解读古典诗中的爱和美。

检点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小说的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无疑是文学史图像中最抢眼的景观。而八十年代以来，力求打通近、现、当代的时段划分，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新思路的建立，则使“回到晚清”成为具有合理性的历史叙述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热心穿越“五四”的边界，到受冷落多年的晚清寻找新文学的源头，并确实收获甚丰。研究者已经发现并论证，小说观念的改变、创作的繁荣，均始自晚清。这当然主要是以文学创作的主体文人社群为考察对象得出的结论。在这一场文学变革中，“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说法的流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忽而身价百倍，竟然在文学殿堂中高踞第一把交椅。小说写作也成了名利双收的事业，赢得众多知识者的青睐。 晚清小说的兴盛肇端于梁启超的倡导，是当事人提供的一个重要证词。而其描状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繁盛景况，虽穷形尽态，却无夸张失实。不过，那毕竟只是同时代人的感性记述，尚不足以作为精确研究的依据。小说林社的主将徐念慈倒是有心人，曾经调查一九○七年的小说出版情况，制成一表，统计所得，为一百二十二本。但此乃徐氏“以一人耳目所及”(《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不免漏略；且仅止一年，无法涵盖全体，晚清小说的总数仍不可知。最早致力于晚清小说研究的阿英，资料收集既富，并尝编纂《晚清戏曲小说目》，所言应最具权威。他对晚清小说的保守估计是，“到现在我们还能知道的印成单行本的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他很看重这个基数，认为：“这是我们研究晚清小说应有的一个基本概念。”(《略谈晚清小说》)这已经较其一九三七年刊行的《晚清小说史》估量的数字，“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高了许多。不消说，数目的增长标示着研究的深入。 作为文学史家，阿英自是言必有据。可惜，一九六三年，当他重新估计晚清小说单行本数量以后，未能有机会再次修订初版于一九五四年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假如根据一九五七年增订本计算，其中的《晚清小说目》所收录的创作与翻译作品，共有一千一百零七种，离两千种之数尚相距遥远。这不禁让我们慨叹，用心之专、用功之勤如阿英者，以一人之力，欲厘清晚清小说总量，亦有所不及，则此项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当然，由于“文革”这样的突发事件，打断了研究的进程，使阿英终于无法将原目增补完备，也令人备感遗憾。 正当国内研究中断之际，远在日本的樽本照雄先生却选定晚清小说研究作为毕生事业。不仅个人专心致志，而且有鉴于研究对象的庞杂、研究者的分散，立意创办专门的学术刊物，以集结力量，集中展示学界的最新成果。一九七七年十月，取名为《清末小说研究》(第八号起改名《清末小说》)的年刊创刊号出版。在《编者手记》中，樽本先生明确地界定了刊物的性质：“本刊发行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我们这些清末小说的研究者提供发表文章的园地；其二，是包括了基本资料的整理。”起初，杂志的作者尚限于日本一隅；而从第三号开始，中国学者亦加入其中，并且，撰稿人的范围不断扩大，以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稿件传来，使这本刊物真正具有了国际性。至今，《清末小说》已出满二十期。此外，与之相配套，《清末小说特别通讯》(《清末小说きまぐれ通信》，不定期)与《清末小说通讯》(《清末小说ガグ》，季刊)也先后面世。前者始行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共出五十期；后者接踵而至，改为定时出版，篇幅扩充，自一九八六年八月发刊，今年一月印行的已是第四十八期。与《清末小说》之刊载长篇论文、考证、辑佚及资料编目相区别，通讯类简报多半以短论、会议报导、资料发现及考证、书评、近期研究目录(包括大陆、港、台与日本、韩国)为主。这些刊物虽然均署作“清末小说研究会”的出版物，而实为樽本照雄先生一人包办，从约稿、编辑、排版一直到邮寄，无不如此。二十年来，一以贯之，尤为难能可贵。台湾学者魏仲佑评论樽本，称“其对清末小说之研究用心之苦，付出力量之多，研究之勤劳当今世上不做第二人想”(《清末小说的研究在日本》)，确为中肯之言。凡自认为有研究能力的学者，总愿意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个人的著述，而尽量减少分身之务。樽本照雄先生却不然，在频频发表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清末小说闲谈》(一九八三年)与《清末小说论集》(一九九二年)的同时，不但肯以一己之财力支撑两种刊物，而且乐意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一类的事务上大力投入，亦属难得。编杂志一节已见其精神，编资料在他也是当仁不让。 不言而喻，基本资料的掌握为任何研究的基础。在进入某一专题时，研究者总是希望有相关的工具书可以查阅，以发现线索，因为无论如何博览，一人所见终归有限。因而，工具书的相对齐备，也可视为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不过，编纂提供基本资料的工具书，费时费力，也不易讨好，遗漏、错讹在所难免。何况，资料公开，方便了众人，个人便不再享有独得之秘的专利，或竟有益于人而不利于己，身在其中的研究者未必无所顾虑。辛辛苦苦得到的材料、考证的结果，别人随意引用，却连注释也不加一个，这在学界并非罕见。有此种种考虑，资料类工具书于是成为千呼万唤而少有作者的学术工程，我们毕竟还生活在需要计算投入与产出比值的经济社会里。晚清小说目录的长期无人续修，也可于此中得到解释。 因而，当我看到樽本照雄先生独力编成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一巨册时，既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汗颜，又为学界从此拥有了一本可资参考的工具书而庆幸。樽本作此书，可谓数十年磨一剑。初版刊行于一九八八年三月，经十年之积累，一九九七年十月，又出版了修订本《(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在该编新序中，樽本照雄先生明确地将一九○二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作为划时代的界标，因此，前后两本目录均以一九○二—一九一八年间发表的小说为主。把清末与民初小说视作一个整体，符合历史的实际，也反映了目前学界的体认。自从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号刊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倡“小说界革命”，众多文人学者跻身小说家之列，翻译、创作如火如荼，一如吴趼人所描述。而民初小说的日益商业化，看似与清末的政治化殊途，实则仍有内在联系。梁氏为论证小说有益于社会革新而提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在提升小说等级、用作启蒙工具的同时，也使小说的著译与出版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辛亥革命后，帝制推翻，民国建立，小说作者原有的政治激情消解，写作与翻译的娱乐性普遍加强，出版的商业色彩于是更加凸显。以致一九一五年，梁启超总结十余年来的创作历程时，竟厉斥“小说界革命”的产物“新小说”为害社会：“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此“新小说”并未达致梁氏当年的期望而走向堕落，虽令其痛心，而将“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这游戏文的“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指认为“新小说”之流亚(《告小说家》)，却并不含糊。据此，清末与民初小说原是一脉相承，在当事人已认作自然的事实，尽管评价可以有高低。而将民初纳入视野，则使《(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在小说类工具书中独树一帜，比之此前问世的《晚清小说目》(阿英)、《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之截止于一九一一年的时限，又加拓展，有补阙之功。 若就编辑体例而言，樽本照雄之小说目录与阿英的最大不同处，在于兼收杂志上发表的短篇。为适应社会的多样需求，近代报刊除连载情节曲折的长篇说部“放长线，钓大鱼”，以招徕读者、扩大销量外，也推出一次刊毕的短篇小说，慰藉急于知晓“后事如何”、不耐烦总是等待“下回分解”的看客。见于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申报》(该报创刊于同年四月三十日)上的《一睡七十年》，即属早期此类作品中的一例。短篇小说于是脱颖而出，在清末民初的报章中地位日形重要。阿英的《晚清小说目》虽也收录短篇小说集，毕竟数量微少，如初版《晚清小说目》收创作四百六十二部，其中注明为短篇集的不足十种，自不能反映其时小说写作的全貌。作为书籍流通的小说与报刊登载的作品原有不同的读者期待。近代短篇小说情节简单，多半经不起反复阅读，不能满足一卷在手、过瘾解闷的大众需要，短篇之不见好于小说书局，确有其特殊的理由。但如果据此得出短篇小说在近代创作萧条的结论，则是明显地以偏概全。有鉴于此，《(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主要借助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大量录入初次发表于杂志的短篇小说，便使此编资料更为齐备，利用价值更高。而编目数量之所以达到一万六千零一十四件之巨，也与此一编辑方法大有关系。在卷首《本书的使用方法》一文中，樽本照雄先生开列出的参考文献计达一百五十五种。在如此丰厚的基础上成书，因采集众长而一枝独秀，其优胜地位自是十分明显。而依靠广取博观，及时吸纳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是《(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得以处于学科前沿的保证。研究近代、尤其是晚清小说，最常发生的困惑，便是作者真实身份的确认。大部分作品在发表时，所署均为笔名，尤以创作为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沿袭旧习，仿古代文人“游戏笔墨”之意，以作小说为“小道”，不肯现出真身；或是抱深忧，怀大志，嘲讽世相，痛言改革，以致鼓吹革命，“笔无藏锋”，恐怕招来麻烦，落入牢狱，不得不隐去真名。更有一种特殊的情况，男性作者在涉及妇女题材的写作时，为酿造感同身受的亲切氛围，也乐于托名女士，令人不辨雄雌。而这些泛滥成灾的化名，无异为今日的研读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无法判定作者姓甚名谁，是男是女，缺乏最基本的相关资料，研究工作往往会陷入迷途。特别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盛行的时代，考证作者更成为立论的基础。因而，辨明作者作为晚清小说考证的要项，一向受到研究界重视。不过，由于线索散漫，资料湮没，考求需要耐心与敏感，有所发现实属不易。郭长海可谓此道中具备硬功夫的少数学者之一。他从报刊文献人手，仔细爬梳，屡有收获。如自《新闻报》、《申报》的广告与诗作中考察出，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译者“蠡勺居士”本名蒋子让，重译者“藜床卧读生”为管斯骏；晚清重要的“社会小说”《黄绣球》的作者“颐琐”真名为汤宝荣，评点者“二我”乃陈其渊。又如，供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泰来先生，以考证“林译小说”原本而见重于国内近代文学研究界。其所撰《林纾翻译作品原著补考》发表在《清末小说》第十六号，新勾稽出《天囚忏悔录》、《柔乡述险》、《怪董》、《俄宫秘史》、《九原可作》等六部林译原本。这些九十年代的考证成果，也很快纳入新编的小说目录中。 而我以为，《(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最可取处，在于其大量著录了翻译小说的日文原本情况。借途日本，学习西方，是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特殊之路。加之，中日两国有所谓“同文之便”，也加固了日本作为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小说翻译也不例外，晚清有中译本的日文小说数量空前绝后，译者争相角逐。即便是西方小说，此时也往往经由日本，转译为中文。已有的工具书，于注明译本源流上多有欠缺。在中国学界，为力所不及，情有可原。而唯一一本由香港与日本学者合作编纂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廉主编、小川博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年)，虽对此缺失有所弥补，但因两地资料有限，所录晚清著作，不少均未能标明具体出版年代，更大的遗憾，则是日文原作多半查无出处。应该说，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如在发刊之初的《清末小说研究》连载《清末侦探小说史稿》的中村忠行先生，即于此用力甚勤。身处当年文学传送站的日本，樽本照雄先生也自觉对澄清此段历史因缘责无旁贷。在占有地利优势之外，他更以自身坚实的研究功底，使这一工作日趋完善。由于汇聚了日本学者抉发考稽的大批日方原著版本，该编因而在资料翔实方面远远突过前人，领先学界。 不妨略举数例，以作说明。初刊于一九○二年《新小说》杂志的《二勇少年》，阿英《晚清小说目》列入“创作之部”；《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已知其误，改正为“(日)樱井彦一郎(译)；南野浣白子(重译述)”，所注刊本为上海广智书局一九○五年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则将杂志与单行本一并录入，又开列出日文译作的版本：樱井鸥村译《世界冒险谭》第三编所收同名小说。再如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的《(社会小说)巴黎繁华记》，《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失收，《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置于“国别不明的文学作品”之列，樽本所编目录则详注出：原作为法国Fortune Du Boisgobey所著“Porte Close”，英译本名“The ClosedDoor”，日本黑岩泪香译作《玉手箱》，三友社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出版发行。而有关吴趼人(我佛山人)译述之《电术奇谈》的考证，尤能显示樽本先生的功力。此作首刊于《新小说》，署名一项所记颇繁复：日本菊池幽芳氏元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吴氏自承：“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话，冀免翻译痕迹。”(《<电术奇谈>附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此断言：吴书“已非翻译性质”。樽本照雄先生经过仔细查考，发现了菊池幽芳的原作。这部发表于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大阪每日新闻》的报章连载小说，总共七十五回，原名《卖报人》(《新闻壳子》)；一九○○年，大阪堂又分前、后两编，刊行了该作单行本，而依照时间推算，方庆周应是据此本译出。经过认真比较，樽本判定，吴趼人之作虽有添改，但仍大体忠实于原著(见氏著《吴研人<电术奇谈>の方法》，《清末小说》第八号)。有此底蕴，目录中的相关注记自是确凿可信。具备如许优点，《(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之为研治中国近代文学者必须参考的工具书，已不待言。而既为研究者的必读书，便当以精益求精的标准衡量之，于是尚觉此编有若干可商榷处，一并提出讨论。 关于著录体例，该编尽量收集了截止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的各种清末民初小说版本，意在提供详备的资料；但由于除再版外，重排及影印本亦单独标目列出，便有眉目混淆之嫌，不利于准确把握此期小说生产的实况。如前些年使用一九八八年版《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时，虽知其收录近万件，却苦于统计确数之不易，曾发函求教于樽本先生本人，日后得其惠赐之《清末民初小说的种类》一文，已计算出一八四○—一九一八年的小说品种实收七千七百九十二，差额的数目，即大抵因重版而出。以新版为例，吴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屡经翻印，故著列有三十九条之多；苏曼殊行迹浪漫，多才多艺，二十年代以降，其书几度热销，《断鸿零雁记》因占四十一目。二种固为特例，却可见分列之病。窃以为，目录的编排可以采取同项合并的办法，而依发表顺序排列报刊及各单行本的版次，系于该书目之下。如此，则能令人一目了然(顺便提及，各种《苏曼殊全集》也可不必再单独列目)。自然，因书商的贪图赢利或作者的流亡身份、内容的涉及时忌，同书异名者亦时有发生，判定归属诚非易事。此则有待众多研究者的努力，而不能专责于樽本先生。 与体例相关的，还有对“小说”的定义。晚清的“小说”概念包含甚广，戏曲、弹词亦在其内，内涵大体与叙事类文学相等。梁启超等人作《小说丛话》，即起因于梁氏撰写的十余条读《桃花扇》笔记；李伯元编《庚子国变弹词》，也自称所用为“小说体裁”。(《庚子国变弹词·例言》)二者在分类日趋精细的今日，已剔除于小说之外。而《(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既著录了《庚子国变弹词》，也列载出赢宗季女的《六月霜》与觉佛的《女英雄传奇》(均见于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等，却又并未将其时行世的弹词与戏曲尽数收入，不免显得体例不一。 此外，也有个别非叙事类作品掺杂其中。如梁启超节录的《松阴文钞》，乃日本幕末时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汉文选；金一所著《女界钟》(目录中未注出作者及版本)，为晚清阐发女权理论的代表作；人尹郎编辑的《徐锡麟》，系汇集当年报纸刊载的徐锡麟一案有关报导、供词等而成。之所以误收小说目录中，推想缘由，或因沿袭前人之说，《徐锡麟》与《六月霜》二书，《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便已录入；或因其人也作过小说，李伯元、梁启超、金一即属此列，故牵连而及。又有传记杂人的情况，像武林印刷所印行、未题撰人的《女豪杰》，实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传记”栏发表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翻印本，似应除外。此目亦因《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收录在先而致误。 另有《女子救国美谈》一种也值得一说。此书在编目中分置两项，《女子救国美谈》项下注为“热诚爱国人编”，《贞德传》项下作者写明为“冯自由”，又有一参照目列出《女子救国美谈》一名《贞德传》，而前者标作翻译作品，后者则为创作，显然视为不相干的两本书。实则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所言，《贞德传》作者即冯氏本人，初刊于庚子即一九○○年。该书“又名《女子救国美谈》，系章回本小说，由《开智录》逐期登出。只刊全书四分之一，而《开智录》停刊，在上海有单行本”。因而，编目应将其合为一种，仍当归人创作类。 而以近代出版物数量之巨，凭个人之力，实难遍览无遗。间有差错，本可谅解；偶然漏失，也属正常。即如成都昌福公司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松岗小史》，便未见录载。此书为一长达三百七十页、四十回的创作小说，安素《读<松岗小史>所感》对其赞誉备至，许以“是最妙之政治小说”，“最妙之立志小说”，“最妙之家庭小说”，“最妙之军事小说”，“最妙之教育小说”，“最妙讽劝社会之小说”，“最妙之言情小说”，“最妙之实业小说”，“最妙之历史小说”。作者自署“觉奴”，据吴虞所撰序文，可知其本名刘长述。八十年代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一见。 目录书欲求完善，原赖众力，故亦奉献一得之见，以答谢樽本照雄先生求全责备之诚。 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于京北西三旗 (《(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樽本照雄编，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女生的话写《呼啸山庄》，男生的话就写有关于埃及长老拉美西斯的论文，素材多，而且都是很好的

《孙子兵法》多少字不知道，既然想看名著不必在乎字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