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小西
殷墟青铜器 三羊尊
殷墟青铜器 三羊尊
高、口径厘米。重11300克。大喇叭口，方唇，束颈，折肩，腹微弧下收，高圈足，圜底。底饰大方格纹，颈部饰蕉叶纹，下饰夔纹一周，雷纹衬底。肩饰对称的三组饕餮纹，各组饰一凸起的羊首，界以扉棱，雷纹衬底。腹饰鸟纹一周，其下饰三组饕餮纹，均以扉棱为鼻界，雷纹衬底。足部饰对称的饕餮三组，均以扉棱为鼻。出土时，器表粘有丝织品、残迹。
殷墟·出土青铜器
教学目标：
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本章的学习目标是了解殷墟出土的铜器的器物分类以及制作方式。
学习建议：
1.结合历代青铜器的形制规格研究安阳殷墟青铜器的形制。
2.结合安阳殷墟遗址的地层关系，分析殷墟青铜器的历史分期。
3.结合安阳殷墟青铜器的纹饰演变发展状况分析殷代青铜器的发展变化。
重点难点：
本章学习的重点是了解和认识安阳殷墟青铜器的主要形制和器形规格，难点在于通过历代青铜器规制比对了解安阳青铜器的重要性。
教学内容
安阳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并经甲骨文及考古发掘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以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更加有利于保护这一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以青铜礼器鼎、簋、觚、爵、斝，兵器戈、矛、钺、刀、镞，工具锛、凿、斧、锯、铲，乐器铙、铃、钲等为代表的殷墟青铜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
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采用极精细的几何纹和深浅凸凹的浮雕，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布局严谨，庄严凝重。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殷墟在青铜冶铸方面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世界古代青铜文明的中心之一。公元前16 世纪至前11 世纪为中国的青铜时代。也就是夏代的晚期至西周。商代的晚期，即殷商时期为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这里出土的许多青铜器都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之作。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以礼器为大宗，制器精美厚重，出现了象司母戊鼎、牛方鼎、鹿方鼎、司母辛鼎等一大批工艺高超的重器。在造型上常常以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动物形象作为原型，器面的花纹装饰崇尚繁缛，流行雷纹、饕餮纹、夔纹等为主的通体装饰，给人以稳重、庄严而神秘的视觉感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充分显示出那时的冶炼技术，已由矿石混合冶炼，发展到铜、锡、铅按比例混合冶炼的阶段，其独特的单、多块陶范铸造法、失蜡法等的铸造工艺，融合了上古的科技与艺术、雕塑与绘画的完美结合。例如：司母戊大方鼎。
殷商时代,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两件大事。祭祀用的礼器与战争用的兵器主要是用青铜铸造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研究青铜武器,多从形制、类型、分期等方面进行探讨。殷墟发掘迄今已经70多年了,70多年来,在殷墟发掘的殷代墓葬已有七八千座,其中大多数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掘的。
后母戊鼎，亦称司母戊鼎，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原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厘米，重达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发现于1939年，1959年开始作为镇馆之宝收藏于国家博物馆。通过研究考证，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重达公斤的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
三羊尊即商三羊尊。该尊为大口广肩型，厚唇外折，细颈上有三道凸弦纹。肩部等距离地装饰三只高浮雕形式的卷角羊头，间以回形纹为地的目形纹饰。腹部较肥硕，纹饰更为华丽，在回纹地上有三组兽面纹，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兽面上最能传神的眼睛，增加了肃穆庄重的气氛。圈足较高，上边有两条凸弦纹，中间有三个等距离的较大圆形孔，这是商代铜器的典型特征之一，圈足的下部在回纹地上饰有六组兽面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出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殷墟二期高等级墓葬随葬青铜器中高锡青铜的使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它可能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当时获得的锡矿资源,似乎比殷墟的其他阶段更为丰富。而青铜器中铁含量的差异可能代表原料来自不同地区的矿源,其冶炼水平也可能参差不齐。
迄今为止,安阳有大量的熔炼和铸造的遗迹发现,却从未有冶炼的迹象,因此殷墟青铜器矿料的来源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原青铜矿料是从南方盛产铜、锡的地区输入的。但他们的论证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商周时期铜料之大宗在北方是来自中条山矿区及其迤西地带,在南方则主要是产自荆州和扬州地区。
铜器纹饰的“方向性”,就是指青铜器上二、三或四组主题纹饰中,有一组或二组纹饰是正面纹饰,其余则为侧面纹饰。正面纹饰所在一面应是器物在当时商人极为重视的祭祀活动中向前放置的方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纹饰的方向性。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实际上就是青铜器的方向性,对青铜器纹饰方向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青铜器的方向性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出青铜礼器在使用过程中的部分祭礼信息,而且还涉及到青铜器的使用方式、铭文的铸作意图等问题。
殷墟青铜器纹饰,尤其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作为商和周初青铜器装饰纹饰之中心特征的动物纹样,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洋溢着一种原始质朴的美感和强烈的神秘性。学术界对青铜纹饰的代表意义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类,认为其代表一定的含义。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代表古代的图腾,或是代表自然界或神话传说中的神怪等神话动物;有人认为它们是萨满面具的再现,具有一种神圣的功能,是可与上天或神灵世界沟通的工具;也有学者通过对虎食人卤、饰双虎对食人头纹饰的大铜钱以及兽面纹头盔等器物纹饰的分析,认为这些图案代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力,暗示了死亡之途。
殷商时代,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两件大事。祭祀用的礼器与战争用的兵器主要是用青铜铸造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青铜器的研究多集中在青铜礼器上,对青铜武器的研究较少,即使是研究青铜武器,也多从形制、类型、分期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青铜武器组合的论著很少。研究青铜武器的组合,对研究殷商时代武官和士兵的武器装备、军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殷墟文化第一期随葬青铜武器的墓共10座,6座属于一期早段，4座属于一期晚段,组合方式有三种。(1)铺、戈、嫉。(2)戈、矛。(3)戈。此期三种组合,每种组合内均含戈,单出铜戈的墓有8座,占全期总墓数的80%。
本章小结：
目前对殷墟为赌注商代青铜器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甲骨学一样，成为殷商文明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对殷墟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进一步推进三代文明研究，彰显三代青铜文明在世界四大文明中的独特地位。
思考练习：
1.殷墟铜器的分类有哪些。
2.殷墟铜器的纹饰的特点及意义。
3.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
拓展学习：
文献资料：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著《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刘一曼：《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武器的组合》，《考古》2002年03期，2002年3月。
康石磊：《殷墟仿铜陶礼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刘煜：《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华夏考古》2009年01期，2009年3月。
岳洪彬、苗霞：《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殷都学刊》2004年02期，2004年6月。
赵国燕、郭金福：《殷墟青铜器陶范材料的组成及结构研究》，《安阳工学院院报》2009年06期，2009年12月。
岳洪彬：《殷墟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研究》，《考古》2002年04期，2002年4月。
视频：
《青铜文化与殷墟青铜器》
眼角落下的泪
题外话，我也不想去关心，楼主是一篇论文还是真的有求知的精神。我这里只是把商鞅做出的伟大贡献告诉你，你自己再去总结。说起商鞅变法的影响，大部分人为认为当然是为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价值，是的，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先从变法对社会的贡献说起。彻底根除奴隶制。记住！这里用了“彻底”，其实在战国的其他列国也逐渐的会有个例废除奴隶制的事情，但那不是普遍现象，更多的是当时君王或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那么做的。跟商鞅的废除奴隶制不可同日而语，商鞅的废除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实施的，一来，缓和了社会阶层的矛盾，奴隶们有了出头之日。二来，国家的劳动积极性和战斗力得到了增强。而对后世的影响，当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人权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然后来谈商鞅最重要的“法治”，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壮举。“法”其实历来就有，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很粗略的“法”，来巩固当时的社会稳定。而商鞅所实行的“法”意识是很先进的，提出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商鞅变法以前，“法”的条款是只有君王、贵族知道的，平民根本不知道，犯不犯法，凭君王、贵族一句话。而商鞅就是公开宣布法律，让全国国民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就是公开原则！再来就是公平原则，太子犯法，依法处置，这在当时那种历史环境下，简直说耸人听闻，太子杀自己几个领地内的平民，也要受罚，正体现出了商鞅的法治原则就是要“服众”，让全国人都明白，“法”高于一切！最后就是公正原则，太子犯法，最终其实太子没被怎么大惩，而是惩罚了他的老师。这里有很多人就说，还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其实不然，商鞅是严格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处理的！根据当时的法律，未成年人触法，又直接监护人承担责任。当时的太子只不过是个10岁不到的孩子，完全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能是由于负责监管太子的老师来承担。有的人会说了，那也应该惩治太子的老爸，儿子犯错，老子有责任。是的，如果是现今，确实如此！但是在当时，作为国君，基本是不会去教导太子的，太子幼时接触最多的人就是他的老师，所以很多思想，是老师传给太子，国君只是偶尔有机会去考察一下。处理太子一案，体现了公正原则，按照法律条款执行。后世有人常用秦法过细，动辄触法，来指责秦政不好！更是大谬！举个例子，一个守军粮的官员，因当时下雨，粮食全部打湿。而他的上级知道了，肯定会斩首示众的。但是如果有条款规定，那么幸许会避免一死！所以说法律越粗，“人治”越多，因为上级不知道怎么处置，就只有靠自己的理解和当时的情况来了。所以这些思想，对人类文明的进步都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让人类进入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文明国家。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事实！纵观历朝历代变革，在秦帝国以后，人后变法其实都是以失败告终，而只有通过强行的武装夺权，才能实行朝代的更替，人民生活的一个解脱!而商鞅的变法成功了！为什么？有变法思想的人，为天下谋幸福的人，这部分只能占10%不到。而权贵者，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坚决反对变法的，是会镇压变法的。这部分也是少数的10%不到！而大部分80%的人确实安于现状的普通人，他们一面希望着救世主，但是一面又忍受着剥削，不愿意反抗，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变法很容易失败！变法绝不是空有满腔热血，有君王力挺，顺应历史需要，就能成功的。更多的是变法开始后的策略！商鞅运用了巧妙的政治策略，所以才赢得了变法胜利，这个影响被后人们忽视了。很多人都说是顺应历史潮流，所以成功了。那么多历史潮流需要变革，为什么失败了？这点影响很深，但是很少有人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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