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主题论文摘要怎么写

文明的曙光——论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有1000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怎样才能让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得到复兴。 文化撞击与文化自洽 要探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急剧衰落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国内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弄清楚何谓文化。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二是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三是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起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则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这样一个上层建筑或曰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以及克服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的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公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付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每个文化体应该都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并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才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在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比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私有制里每个人为自己负责，到底哪个比较好？确实很难说。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相对落后的，也正是由于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器物发明的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而当时中国经济基础的提升却滞后了。 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经济基础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作为经济学者，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当乐观的。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技术的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于西方那些技术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奇迹，其背后的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中国在 1979年改革前后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1979年之前，中国主张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此后的25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的成绩。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8年，用了28年的时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尽管我不会过分乐观地认为，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赶上美国，但是我完全相信，现在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的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可能达到美国的20％。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数量预计，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将是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会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那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就要靠改革开放，要靠维持政治稳定，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再造内部自洽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必须有和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中国现有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如伦理、价值等会不会变成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障碍，或者说如果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提高的话，中国的上层建筑会不会随之进行创新、调适，变成一个新的内部自洽的文化实体？ “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顽固。他们批判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孔子是顽固、保守、落后的，因为孔子讲“述而不作”，他不创新。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孔子主张的“仁”，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主张是与时俱进的，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不仅孔子是这样，儒家第二个代表人物孟子也是这样。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虽然判断的标准还在于人自己的心。所以，孟子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但是，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后来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面对印度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没有退缩，而是把佛教的思想消化、提升，扩大了中国儒家文化的范畴；儒家学者除了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外，还增加了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探索。宋朝武力虽不强，但是在经济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宋朝的儒家哲学被称为理学，理学大师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科举的标准教材，但是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在那里停止。到了明朝，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理学和心学的差异可以从对《大学》一书中“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找寻背后的道理。王阳明则认为 “格物致知”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王阳明的“心学”是适应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要求的。 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的，并不是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是顽固、保守和一成不变的。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在经过多次的艰难曲折和对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中实现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了艰辛探索，但由于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最终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指引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自诞生之日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8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峥嵘岁月和光辉业绩，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0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只有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华优秀儿女在创造辉煌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培育、积淀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近代以来，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生死存亡的考验，中华民族更加深入地思考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实现民族振兴的正确道路，以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投入英勇抗争。伟大的民族精神，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在和平年代的火热建设中、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正是依靠这种民族精神，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正是依靠这种民族精神，我们最终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经受各种严峻考验，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中国进入了百年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中华民族，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一个有着五千年生生不息历史的伟大民族。曾几何时，却开始迅速没落下去…… 衰败从清朝统治者入关开始，从这个注重骑射的游牧民统治中原开始，从清政府无心研制火炮开始，从清政府实行“封关闭国”政策开始。自那时起，中华民族的一段屈辱的历史便开始了，这也是中华民族一段充满血与泪的奋斗史！ 回望历史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国家危机存亡的关头，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在清朝命悬一线的时刻，仍有那爱国之士为国家，为人民而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的金玉良言；“我字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的悲壮抉择……只叹他们的忠肝义胆没能够唤醒清朝统治者早已蒙尘的心，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更是如摧枯拉朽般的顺利。火烧圆明园，掠夺了中国无数珍宝过后，强盗们心满意足地离去，只留下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伤痛。 终于，在清政府与欧洲列强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大清这条帆桅全无的孤舟在海上被暴风雨吞噬了。接下来的三十余年间，中华民族再一次接受了风雨的洗礼。这三十余年，中国政局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事实证明，中国人的脊梁是不会轻易弯曲的，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不会轻易弯曲的！ 面对着敌人用自己发明的火药欺负上门时，中华民族震怒了。英勇的战士们即使没有枪炮，拿着一把大刀也一样上战场。靠着缴获敌人的武器，中国的军队就这样白手起家了。八年抗战，无数中华儿女血染沙场。看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在那一刻，他心中想的就只有新中国。刘胡兰，多么英勇的女将！在被阎锡山军逮捕后，她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铡刀，她毫不畏惧，壮烈牺牲。毛主席后来曾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来纪念她。中华儿女们以他们的死诠释了“英雄”，换来了如今的幸福生活。 1949年10月1日，多么伟大的日子！在这一天，新中国诞生了！建国初期，经济萧条，在中央领导人与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日益复兴与繁荣。现在，改革开放也有30年了，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我，中华民族正在向世人宣示：中国已实现了伟大复兴！ 又是一年清明节，在缅怀先烈的同时，请默默立志：与中国同在！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