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huan1988
唐代文献学家注释儒学经典一般不违背古注和旧注确立了什么原则第一节 “文献”与“古典文献学”文献的定义：“文献”最早见于《论语·八侑》，以郑玄、朱熹为代表将“文献”一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指的是书面材料，即文章和典籍；另一部分指口头材料，即贤人所讲述的材料。“文献的概念后来发生了变化，从指典籍和贤才的并列结构转向典籍的偏义结构，今天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文献学”的概念最早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最早名其书者的是1930年郑鹤春、郑鹤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第 2 页古典文献学一般指广义的校雠学，即有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开创的。“文献学”：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专门学科。在我国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指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或称古典文献学），一指现代文献学。我国古时从事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学者被称为校雠学家。传统文献学正是在综合校雠、目录、版本诸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指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用的一门学科。———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词典》古典文献：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以前的文献，基本上是以文言文第 3 页和繁体字书写的文献。第二节 古典文献学的知识范围与功用王欣夫把目录、版本、校勘视为“文献学的三位一体”。目录：指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文献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和检索等文献资料的工具。目录学：研究目录学得形成与发展，探讨目录工作的一般规律的专门学问。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最大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第 4 页版本：指同一种文献在编辑、传抄、刊刻、装订、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形态的文本。版本学：研究各种文献的版本源流，比较其优劣异同，鉴别各种版本的真伪高下德尔专门学问。校勘：改正文献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的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尽可能地恢复或接近文献的原来面目。校勘学：研究和总结校勘工作的一般性方法和规律的专门学问。第三节 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汉人整理和传授儒家经典文献主要通过两第 5 页种文本方式：一是口耳相传，靠背诵和记忆来流传的文本，记录所用的文字是当时的隶书，成为今文。二是从墙壁夹层或地下挖掘出来的文本，是用先秦六国的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熹平石经：东汉灵帝熹平四年，灵帝召诸儒正定经书文字，校书官和书法家蔡邕亲自书写与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供后儒晚学取正经文，史称“熹平石经”。郑玄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是两汉古典文献学得集大成者。魏晋南北朝，图书分类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第 6 页由《汉书·艺文志》确立的六分法转变为经史子集的四分法。三体石经：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又称三字石经。唐疏在注解上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即疏一般不违背所选定的古注或旧注的解说。宋代古典文献学成就：一史部书的编纂与整理，二集部书的编纂与整理，三金石考据学，四公司目录学：私家目录代表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茅《遂初堂书目》，高似孙《子略》。晁、陈书目都是提要式，继承第 7 页了刘向《别录》以来的优良的叙录传统。尤茅书目首开著录书籍版本的先例。高似孙书目，专就子部书所作的专科目录。明代私人编刻图书最为人称道的是毛晋，其藏书和刻书以汲古阁著称。《四库全书》乾隆年间编写，八部，分藏于北方四阁即北京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南方三阁即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翰林院。清代：整理和研究《说文解字》最为突出的“四第 8 页大家”，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释例》、《说文解字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光绪二十五年，为古文字学开辟了新的途径，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字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从我国古典文献发展的历史来看，先后出现的载体形式主要有：甲骨、金石、竹木、缣帛、纸张、电子等。一、 甲骨第 9 页龟甲和兽骨的合称。因其最初出土于殷墟，又称“殷墟书契”、“殷墟卜辞”。甲骨文由清末光绪年间由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偶然发现。刘鹗的《铁云藏龟》，是我国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综合各家之书，编了一部大型的甲骨文献图书《甲骨文合集》。二、 金石金文：金，指青铜器。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钟鼎文：三代时，钟、鼎为最重之器，铸第 10 页刻的金文器具以钟鼎居多故后世又称金文为钟鼎文。西周时钟鼎文最为盛行的年代。铭文：周代贵族选择一些既贵重又可长久保存的青铜器，在上面铸刻铭文，因此金文又被称为为铭文，铭辞。毛公鼎的铭文最长，共497字。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秦刻石鼓，即在十块鼓形石头上刻有十首四言诗。儒家经典刻石：蔡邕“熹平石经”，唐石经（开成石经），“乾隆石经（清石经）”。佛经刻石：房山石经宋代形成专门的“金石学”。第 11 页石刻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最完备）。北京图书馆《历代石刻史料汇编》。三、 竹木一封信的“封”,如何解释？竹，指竹简；木，指木牍。合称简牍。先把竹子剖成一片一片的，为防虫蛀，先作脱水处理，用火烤干竹子里的水分，像出汗一样，也称为“汗青”，这道工序叫做“杀青”。木牍指用来书写的木版或木片，一尺见方的牍叫做“方”。从汉代起，木牍的标准长第 12 页度为一尺，所以后来书信被称为“尺牍”。业，木板如果再做得大一些就叫业。肄业，指读大版子书，毕业则指大版子书读完了。四、 缣帛，丝织品五、 纸张东晋时纸基本上取代简牍。六、 电子特色：无形；存储量大。第三节、古典文献的类型中国古代文献学家根据他们对古典文献内第 13 页容及其学术性质的理解，进行了分类，形成了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六分法（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和以《隋书·经籍志》为代表的四分法（经史子集）。一、总集总集是汇集两人或两人以上的作品的合集，它可以包括一个朝代（断代）和多个朝代（通代）的作品，也可以包括一种体裁和多钟体裁的作品。古代的总集多为诗、文的总集。“总集”的名称起源于南朝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序目》。第 14 页中国古典文献中，早起影响最大的诗文总集是晋人挚虞编的《文章流别集》。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是萧统的《文选》。其重要意义在于编者有意识地将经史子与“文”区别开来，把经史子文献排除在文学文献之外，只保留了史书中有文采的史论和史述赞，为后世总集的编纂提供了一种范式。现存的古代史志书目中，《隋书·经籍志》最先立总集类。总集的分类（按编集的时段和体裁划分）：宋人吕祖谦编集的《宋文鉴》，沿用《文选》以来总集的旧例。第 15 页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南朝梁代徐陵《玉台新咏》《诗经》——不是诗歌总集，而是属于传统文献分类中的“经部”。《楚辞》——在传统主流文献分类中被单独作为一个类别列入集部之首，而不把它看作是总集。二、别集：相对总集而言，指搜集一个作家部分或全部作品的个人作品集。四、丛书：指搜集两种以上的文献，按照一定的理念和体例编校，冠以一个总的书名，用统一的版式和装帧印行的文献类型。最早用“第 16 页丛书”二字作为书名的是唐人陆龟蒙的《笠泽丛书》（只是个人的诗文集）。现在的一般看法是，南宋俞鼎孙、俞经编辑的《儒学警悟》是最早的丛书。南宋左圭《百川学海》为现存大规模综合性丛书的先声。丛书功用1、保存典籍，免于失传2、集中存放，便于查找五、工具书类书：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第 17 页类书采辑古典文献中有关典故史实、名物制度、诗文词语等方面的各种资料，分门别类编排，每一门类下又分若干子目，以供读者读书或写作时查阅、征引。作用：辑佚和校勘古典文献，查找资料、辞藻著名的类书：“宋代四大书”：《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骈字类编》。（《太平御览》是综合性类书，《太平广记》属于专科性类书，主要搜集小说方面资料。《文苑英华》是一部诗歌总集。）类书功用第 18 页1、查找资料2、查找辞藻3、校勘和考定图书4、辑佚第二章 古典文献的目录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一、 一书目录古时，目录位于全书之末是古书的通例。二、 群书目录第 19 页产生于我国图书、目录事业正式兴起的西汉时期。历来目录学家多以杨仆奉汉武帝之命整理的兵书目录《兵录》为现知最早的群书目录。西汉末年成帝时，刘向、刘歆在凤奉命校书的过程中，编制成综合性图书目录《别录》和《七略》，则树立了群书目录的典范。班固依《七略》“删其要以备典籍”而修成的《汉书·艺文志》是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图书目录。三、 目录一词的异名目录一词最早见于《别录》和《七略》第 20 页四、 目录学的名义刘向是我国目录学创始人校雠：“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五、 目录学的兴起与发展《兵录》是见于记载的我国第一部兵书专科目录。刘向所写的各书叙录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树立了叙录体目录的典型。刘向把所校各书的叙录汇集成编，成为《别录》，是一部汇集诸书叙录的提要目录学著作。第 21 页刘歆根据刘向的《别录》，“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最终完成了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国家图书分类目录。东汉目录事业的成就，集中表现在班固依《七略》而编撰的《汉书·艺文志》上，并由此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魏晋南北朝：王俭《七志》和粱阮孝绪《七录》这两部私人编制的综合性系统目录，则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目录著作。第二节、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古代目录书的基本结构：书名、叙录、类序第 22 页一、 书名二、 叙录叙录或称书录解题、提要等，列于书名之后，是用以揭示图书的内容主旨、价值得失，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学术源流，以及该书的版本、校勘、流传情况等。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最重要的结构成分，是古代目录学具有学术性和指示读书治学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1传录体叙录，始于王俭《七志》，偏重于作者传记而不述内容主旨。第 23 页2辑录体叙录，是辑录诸家评述和其他书内有关资料而成的叙录。特点：不由叙录撰写者自己直接介绍评述，而是广泛汇集已有的相关资料。以元马端临《文献统考·经籍志》为代表。3除此之外，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以自注的形式，对所载某些图书的作者、内容、亡佚、残缺情况作简要说明，也可以看做一种不同的叙录方式。三、 类序是古代目录书中介绍某一部类图书的学术流变、特点、得失的说明性文字，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与叙录一起，体现了第 24 页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类序之体起源于《七略》中的《缉略》。古代目录因其结构不同而形成的三种体制：1、部类之后有类序，书名下面有解题，三项俱全。如晁公武《群斋读书志》2、有类序而无解题的，具有两项。如《汉书 艺文志》3、类序、解题皆无而只著录书名的，即只有一项。如《新唐书》第三节、五代目录的分类沿革（大题目）第 25 页我国是最早把分类思想应用到图书编排上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就产生了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分类图书目录——《七略》一、《七略》创始的“六分法”六分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始于《七略》。，包括“缉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缉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反映了当时学术和图书状况的实际二、《七志》与《七录》的“七分法”继承了《七略》传统，但有所创造，反映了当时佛、道书籍兴起的实际情况。第 26 页三、由《中经》到《隋书·经籍志》：“四分法”的确立四部分类法，起源于魏晋之际，成熟于东晋时的李充。四、经史子集四部概述。五、不守成规的其他分类法清光绪初年张之洞《书目答问》，采用了以“丛书”和经史子集四部并列的“五分法”，后来被实际运用到近代和现代的古籍编目工作中。第四节、古代目录书的类别一、国家图书目录（官修目录）第 27 页代表作：汉《七略》，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清《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达到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最高峰。二、史志目录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三、私家目录起自南朝宋齐时目录学家王俭的《七志》，稍后又有梁阮孝绪的《七录》。现存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录有以下三家晁公武《群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第 28 页尤袤《遂初堂书目》四、丛书目录专门性的丛书目录，以清嘉庆四年顾修所编录的《汇刻书目初编》为最早。规模及影响最大的事《中国丛书综录》。五、其他目录专科目录：高似孙《史略》、《子略》第五节、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目录学得最大功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 有利于掌握历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了解学术的盛衰第 29 页二、 有助于粗知学术源流，了解学术演变。三、 有助于文化学术的研究和古典文献的整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分析？（论述题）1、通过分类反映学术，以《七略》为例2、文字叙述。具体见群文件第三章、古典文献的版本第一节、版本的源流及名称一、版本，广义指一切形式的书本，狭义指与“写本”相对的雕刻木板印刷的书本。第 30 页二、现代版本概念：今人谈到版本，一般均采用广义的版本概念。现代人的版本意识很大程度上与知识产权相联系。 早在西汉末年，刘向等人在校理秘阁藏书时就非常注意版本问题，《别录》中谈到他们利用中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臣参书、大中大夫卜圭书、射声校尉立书等多种版本为其校书服务，整理出最完善最权威的版本。第二节、版本类别一、 写本因其性质及作用不同分为：1手稿本（作者亲笔书写）第 31 页2稿本（非作者亲笔所写 ，但经过作者校改，一般有作者印鉴）3抄本4影钞本：照底本影摩的本子→明毛晋汲古阁5抄稿本：一般据抄者跋者来定二、 刻本一般认为现存最早唐刻本为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刻印出版的《金刚经》三、 善本指珍贵难得的古籍刻本、写本，其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或某第 32 页一方面的特殊价值。不仅原本和接近原本的可称为善本，大凡经过名家精校过的版本都可视为善本。1. 时代标准：时代早2. 文物价值：稀见（罕传本或孤本）；名家（手稿、手批手校、亲笔题跋）3. 学术价值：精注精校、不缺不讹孤本指现存唯一版本四、 活字本与影印本第三节、纸书的装式第 33 页第 34 页一卷轴装1. 一个完整的卷子包括轴、卷、褾（音表）、带四个部分2. 卷子都画有竖格，称“边准”3. 卷子摆在架上不易寻检，一般要在卷轴一端悬挂标签，称为“签”。标签一般用牙质的，故名“牙签”4. 人们用丝织品做成袋子来装卷子，这种装书的袋子叫做“帙”，也称“书衣”。一帙通常为十卷。由于卷帙关系密切，后人常常以“卷帙”指代书籍。二旋风装1. 又称“叶子”、“龙鳞装”第 35 页2. 故宫博物院保存有国内唯一一本旋风装图书，据说即吴彩鸾写本《唐韵》三梵夹装四经折装，成为中国佛、道二教经典的主要装帧形式，经折装之名也由此而来。五蝴蝶装，宋元时期书籍的主要装帧形式六包背装，是对蝴蝶装的改进，明代最为盛行七线装 蝴蝶装与包背装的优点与缺点（同与不同）第 36 页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第 37 页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第四节 版本鉴别与选择版本鉴别：对特定版本（包括刻本、写本）的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出版人、版次，以及内容是否完整，是否有其他版本，该版本在同书的各版本中处于什么地位等进行鉴别，从而确定其版本价值。刻本的鉴别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 38 页一是版本的形式，包括牌记、刻工、字体、版式、纸墨、讳字、装帧等二是书籍的内容。包括序跋、人名、地名、官名、年代、事件等三是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书的题记、藏印，各种图书目录对该版本的著录，以及有关该版本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一、 依据版本形式进行鉴别1.验牌记牌记：又名碑牌、木记、墨围，俗称书牌子，是刻书的一种版本记录，相当于今天的版权页，以其有墨栏围绕而得名。一般认为牌记兴起于宋。一般为长方形，也有第 39 页作钟形、鼎形、琴形等其他形状。在书中的位置不定。通常为一行或两行字，用以说明刻书的时间、地点或刻书人、刻书铺号等3. 考刻工宋、元刻本，除部分坊刻本外，一般都有刻工姓名，多刻于书口下端。真正对刻工进行系统研究的，当数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为最早。3.看版式，即书版的样式，包括版面、栏线、行款（以半页计算）、版心等部分第 40 页4．查讳字：改字、空字、缺笔、改音。第 41 页5．看字体宋刻本有肥瘦，肥者学颜，气魄宏伟，笔势生动，瘦者学欧，柳。地域上，浙本欧体、署本颜体、闽本柳体元代赵孟頫体，明代宋体，清代仿宋体和软体（楷体）6．看纸墨清人喜用开化纸，此纸因产于浙江开化而得名，南方也叫“桃花纸”乾隆以后印书常用连史纸——清代最贵的纸7．看装帧第 42 页8.审书名二、 依版本内容进行鉴别1， 读序跋。注意：一是要考察序跋是否完整，二是覆刻本是照原本覆刻，其序跋只能作为鉴别原刻本的依据，不能用来鉴别覆刻本，三是作伪本挖改原序跋，或编造假序跋，提供虚假信息，也会影响版本鉴别。2，审内容，判定该书版刻上限三、 依据前人研究成果1. 读题识。题识即藏书家或其他人在书上所留下的题跋识语。第 43 页2. 审藏印。古代藏书家有一个传统，喜欢在收藏的图书上铃上自己的藏书印，表明此书为其鉴定收藏。3. 查著录。第四章古典文献的校勘第一节 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校勘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恢复文献的原貌。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四种：一、讹—将原有的字写错了。二、脱—将原有的字弄丢了。三、衍—增加了原来没有的字。四、倒—将原有的字变换了位置。此外，还有多重错误。第 44 页校雠的内涵：狭义仅指校勘。广义——梳理群书，进行编目，除校勘之外，还把目录乃至版本等内容包括进来。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勘：删除错误，改正文本校对：比较书面材料的文字异同校勘者应有的态度：多闻阙疑第二节、校勘的资料第三节、校勘的主要方法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了《校法四例》：（记四种方法各自优点缺点）第 45 页一、 对校：就是将某一文献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并改正书面材料错误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先选择一种版本作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逐字逐句地比较，把各本的异同记录下来。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优点：便于发现文献中的错误和找到改正错误的依据。对校的前提在于广泛收集现存的各种版本，分析版本的源流，鉴别版本的优劣，确定底本和校本。二、 本校：将某种文献的上下文进行对比，找出其内容上与文字上的异同，从而确定与改正其错误的方法，称为本校。分为据相同词句、相同句式、对文、文义校勘。以本书校本书，在本书内部找依据，第 46 页要求熟读全书。前提是书籍必须出自一人之手，资料来源必须相同。特点是以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抉择异同而正误。优点在于无对校本和他校本可据的情况下，仍能校正错误。缺点是有一定局限性，一般不可妄改校出的误脱衍倒。三、 他校：用其他文献中的引文及相关文字来校勘某一文献称他校。以他书校本书。前提是必须弄清本书与他书的关系，对他书必须有所选择。特点是范围最广、用力最劳，非此法不能证明文字的讹误，不宜轻改原文。四、 理校：即推理的校勘，是校勘工作的补充方法。当我们发现了书面材料中的确第 47 页存在着错误，可是又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供比勘时，就不得不采用推理的方法来加以改正。通常需要从语言、体例、史实等方面寻找作为推理的依据。前提是必须精通古汉语知识，精通本专业知识。五、 综合考辨：在校勘实践中，这些方法往往都是综合地加以使用的——使人更加信服。六、 校勘的具体方法改写书面材料、撰写校勘记底本：底本是校勘时选用为主的本子，用种种方法对这个本子进行校勘处理，这个本子就是校勘用的底本。一般情况下也可叫“工作本”。 选择底本要尽量选用善本。
忘心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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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古籍校勘方法论
作者：王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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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19-1
页数：354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宋史专家、古文献学者王瑞来先生所写关于古籍校勘的方法论之作。本书分综论、方法、辅助知识和案例四部分，凡收文八十篇，以类相从。综论部分主要讲校勘底本的选择及校勘四法及其反思；方法部分主要讲校勘原则、校勘范围、出校等问题。辅助知识篇主要讲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年代、语言文字与校勘的关系。案例部分主要讲古籍中具体问题的校勘问题。
作者简介：
王瑞来，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工作。1990年东渡日本，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还担任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以宋代为主的历史学和文献学。自19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始，30多年来单独出版有近20部中、日文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刊发论文近200篇。在文献学与校勘学方面，整理出版有《鹤林玉露》《朝野类要》《宋宰辅编年录校补》《隆平集校证》《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季三朝政要笺证》《范仲淹集》等古籍，并刊发有不少相关论文。主要单篇论文，2015年分别以《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知人论世：宋代人物考述》《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文献可征：宋代史籍丛考》《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论述》为题，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总名为《王瑞来学术文丛》出版。
馋佬胚祖宗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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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与书林·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评述。【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108200516《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等多项文化工程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所注新版也有疏漏。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3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109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参考文献】[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与情报, 1999, (3) : 13.[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1982.[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5.[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01.[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12).[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书馆杂志, 2001, (11).[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2002.【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6).【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110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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